東方藝術-書法|典藏·楊建虎/儀鳳元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文書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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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統一刊號CN41-1206/J

主編：譚振飛

副主編：王客龍友

原載《東方藝術-書法》2017.8下半月

獨家授權發布

儀鳳元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首次完整正式出版，刊於《東方藝術·書法》2017.8下半月

典藏

儀鳳元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文書學研究

楊建虎

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中曾講:「一時代之學術，必有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①學術的預流，需具備新方法，或有新材料。敦煌藏經洞的出土文書作為一種新材料，其學術研究則成為這個時代學者的新潮流。自20世紀初，隨著敦煌遺書不斷的被世人所知，圍繞敦煌遺書，逐漸興起「敦煌學」。敦煌學是指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學理論為主，兼及敦煌歷史地理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是研究、發掘、整理和保護中國敦煌地區文物、文獻的綜合性學科。

一個世紀以來，敦煌學一躍而成為世界學林中的一門顯學，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藝術、敦煌遺書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是對儀鳳元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文書學作一些理論方面的探討。

儀鳳元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900年發現於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藏經洞（今第十七號窟），編號為北0690，現藏於國家圖書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早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簡稱《金剛經》。

一、儀鳳元年《金剛波若波羅蜜經》的背景

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歷了百年的發展、融合，到唐朝逐漸由異域化轉變為中國化，進入鼎盛時期。唐代帝王多崇佛敬僧，弘法利生，並推恩孝之道。高祖、太宗、高宗基本上執行既定的「先老次孔末後釋，凡有功德僉向釋」，按道教、儒教、佛教的序列排序。

武則天的母親楊氏，自幼篤信佛教，笄年受戒，又出身名門，其父親為開國元勛，為李淵所恩寵，這些為武則天崇佛和發跡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武則天利用佛教經典《大雲經》的「即以女身，當王國土」等經文附會女身稱帝，於載初元年（690），武則天改李唐王朝為周。此後武氏改變了老、孔、釋的位置關係，將佛教置於道教之上，利用佛教維護其統治，但是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主張不敬王者，不拜父母，與儒家提倡的忠孝產生了矛盾。佛教與儒教的矛盾在多方的爭辯下未果，後武則天和唐高宗召集千官詳議，使佛教逐漸中國化，發展為僧道可跪拜父母、不拜君王的禮儀，這樣就在佛教傳統的「不拜」與儒教的「忠孝」之間尋求了一個平衡點，所以忠孝、佛教與武則天稱帝都有至關重要的關係。

武則天非常重視佛教的教化力量和儒教的忠孝觀念，將其作為維護皇權的一種手段，儘力為世人樹立自己的忠孝形象。在忠君方面，唐高宗染疾時，武則天竭力侍奉夫君，協助其處理朝政達23年之久，掌握著天下大權，史稱「二聖」。在孝道方面，武則天尤其重視父母的喪葬禮儀，尤其對其母親楊氏追福活動更顯隆重。咸亨元年（670），武則天生母楊氏去世。武氏一方面為了紀念自己的母親過世，另一方面為了提升婦女的地位，她為母親按照王禮建成順陵，葬在咸陽塬上為其造佛像追福，請少林寺僧為其父母做功德，並且下詔在長安太原寺廟抄寫《金剛經》、《妙法蓮華經》各三千部。經過群書手三校和高僧詳閱，並將校訂的標準經文頒賜天下州郡大寺，其抄寫時間起自咸亨二年（671），止於儀鳳二年（677）②。《金剛經》為一卷本，《妙法蓮華經》為七卷本。若全部完成，則《金剛經》總數為3000卷，《妙法蓮華經》總數為21000卷，現存《妙法蓮華經》34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0卷③。公元676年，改元儀鳳，直至高宗駕崩，武則天全面掌控朝政。時值武后之母逝世的第二個「服三」，皇室敕造《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本文研究的儀鳳元年《金剛波若波羅蜜經》，便是武則天為其母楊氏追福的其中一卷。這一萃聚了當時名書手、詳閱者、裝潢人等的宮廷寫經，與其說是佛教盛世下的宮廷寫本，毋寧說是樹立忠孝形象和維護皇權權威性的產物。

二、儀鳳元年《金剛波若波羅蜜經》的譯本

《金剛經》是大乘佛教宣揚般若理論的經典。它在思想上宣揚「無相」，強調「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應該「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意即不論處於何境，心不能執著世俗物質，才能隨時任運自在，才有可能領悟佛理禪意。

《金剛經》的譯本經六位高僧翻譯，共九個譯本，由於部分譯本失傳或者不完整，目前傳世的漢文譯本完整的共有六種，分別由六位高僧翻譯的。譯本為：1、後秦鳩摩羅什譯本（簡稱羅什本），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弘始四年（401)，前秦苻堅與後秦姚興先後迎請和護持鳩摩羅什譯於長安，為流傳最廣的譯本；2、元魏菩提流支譯本（簡稱流支本），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永平二年（509)，北魏宣武帝禮請和護持菩提流支菩提流支譯於洛陽。該譯本比羅什本字數多；3、梁陳真諦譯本（簡稱真諦本），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南朝陳天嘉三年（562) ，南梁武帝與南陳梁安太守迎請和護持真諦於譯於梁安郡；4、隋笈多譯本（簡稱笈多本），全稱《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隋開皇十年（590)，隋文帝、隋煬帝父子禮請和護持笈多於譯於洛陽，該譯本是中文與梵文對應著翻譯，安裝原梵文排列，所以又稱為「直譯本」；5、唐玄奘譯本（簡稱玄奘本），全稱《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唐龍朔三年（663)，唐太宗禮請和護持玄奘譯翻譯出此本； 6、唐義凈譯本（簡稱義凈本），全稱《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長安三年（703)。唐武則天迎請和護持義凈翻譯出此本。

從譯本的內容來看，基本大同小異，但偈言也有不同者，如：

(1)羅什本：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2)流支本：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3)真諦本：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

(4)笈多本：若我色見，若我聲求，邪解脫行，不我見彼人。

(5)玄奘本：諸以色觀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能當見我。

(6)義凈本：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起邪觀,不能當見我。

我們翻檢儀鳳元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偈言作「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見圖一）其與真諦本、笈多本、玄奘本、義凈本皆不同。羅什本與流支本為同一偈言，又儀鳳元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有偈言作「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見圖二）與羅什本同，而流支本作「一切有為法，如星翳燈幻, 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故儀鳳元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鳩摩羅什譯本。此譯本的流行既與其所宣揚的佛教義理相關，也與羅什高超的譯經水平有關，其文簡潔明快，義理貫通，故在敦煌地區廣為流布。

圖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偈言

圖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偈言

三、儀鳳元年《金剛波若波羅蜜經》的用紙

1、寫經用紙的材料

關於「紙」的記載，雖然在西漢就有了，但是自戰國到西漢普遍流行以絹本作畫，主要是由於當時流行的麻紙由於質地粗疏且尺寸較小，不適合表達特殊的藝術效果。晉六朝還是以麻紙為主，但是紙質已經潔白堅韌，適合書寫及繪畫。到了隋唐，紙張的質量和加工技術方面大大超越了前代，尤其宮廷及內府的用紙，質量要求極高。

該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唐代宮廷寫經。這種紙張的加工工藝極其考究，先將麻紙用含有黃色色素的黃檗來浸染，這樣紙張就由白麻紙變為黃麻紙，所以該紙又名「染潢紙」。其間黃檗樹皮主要含有小檗鹼，具有殺蟲防蛀之功效，從而能延長紙張的壽命。麻紙未加工時為生紙，由於紙面毛細孔較粗，紙質不夠緊緻，容易出現洇墨現象，所以要經過施膠，主要是將澱粉劑或者動物膠塗於麻紙表面或者參入紙漿的方式，使麻紙由生變熟。這樣處理完的紙張，紙質緊緻，不易洇墨。之後還要把紙放於熱熨鬥上，並於其表面均勻地塗一層黃蠟，這種工藝紙名曰「硬黃」，主要流行於唐代。宋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翰墨真跡辨》載：「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檗，取其辟蠹。」又載：「今世所有二王真跡，或用硬黃紙，皆唐人仿書，非真跡。」④最後要在紙面上用粗布或石塊等予以砑光，這樣，既可以明顯增加紙張的精密度、平滑度，又不易透光。這種由麻紙經過染色、施膠、塗蠟、砑光後製成的硬黃紙，質地硬密光亮、瑩澈透明，從而易於表現寫經細膩的筆致。

2、寫經用紙的尺寸與數量

隨著抄寫內容增多，寫經用紙在長寬幅度上，東晉、隋唐不斷地增大。前期寫經用紙主要有兩種尺寸。兩晉的小紙尺寸為：高23.5—24厘米、寬40.7—44.5厘米；大紙尺寸為：高26—27厘米、寬42—52厘米。南北朝的小紙尺寸為高24—24.5厘米、寬36.3—55厘米；大紙尺寸為：高25.5—26.5厘米、寬54.7—55厘米。⑤隋唐代用紙主要有三種尺寸：高分別為： 25—26厘米、27—29厘米、30—31厘米，寬一般為36—55厘米。寬一般都在36—55厘米。⑥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用紙張為唐代的較小的紙張，尺寸為高25.7厘米、寬47厘米。天頭空0.9厘米，地腳留2.3厘米。劃烏絲欄，該欄均勻細密，首尾如一，應該為金屬錫一類礦物所劃。欄高22.5厘米，每字約1厘米見方，每行抄17字，欄寬1.5厘米，每紙31行。這種規定行數和每行的字數，方便寫完以後校勘，也容易計算出一部經卷的字數和用紙量。每紙書寫完成後，裝潢手按順序粘貼起來，再用軸桿把它捲起來，形成一個以「卷」為單位的經卷。該卷全文本應為5189字，用紙12張。現卷首有殘損，脫去兩紙多，存438.4厘米，餘4500字。

唐代寫經用紙，因其加工過程繁複，又抄經的用紙量較大，僅按武后為母親追福繕寫三千卷《金剛經》來算，就需要用紙36000張，故官方抄經用紙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僧人根據所寫經捲來計算用紙量，然後一次性領取完畢，如遇抄錯則要在紙張管理者處兌換新紙，換取的紙張數亦須登記在冊，遇到私吞紙張的情況還要受到懲罰。

四、儀鳳元年《金剛波若波羅蜜經》的題記

題記是該敦煌遺書的各項內容標識。包括了標題、寫經人、裝潢人、校勘人、紙張數量等，對於研究該敦煌遺書的性質及其功用具有及其重要的意義。

1、首題殘缺，尾題完整。

敦煌遺書為捲軸裝，佛經是按順序一張一張的抄寫，等全部抄完後，再把寫經紙張整齊劃一的按順序粘起來，加上護首和拖尾。紙壽千年，加之經卷常常打開，卷首容易脫落及殘損。儀鳳元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首殘損八百多字，缺「首題」，由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單卷裝，大部分「首題」與「尾題」一樣，所以「首題」也應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但是單卷也有「首題」與「尾題」不一樣者，如S.5446《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尾題作「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首題則題作「金剛經法會因由分第一」，把「序品」也寫出來了（圖三）。再有一帙十卷者，則「尾題」為「首題」之簡稱，稱呼該經卷時，一般使用全稱。

圖三：S.5446《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首題

S.5446《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尾題

2、題記的內容

題記一般書寫該經卷的書手、裝潢、校勘者等，往往詳略不一。簡單者，或者只寫書寫者姓名，如北圖28號《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尾題「慈音書記」；或者只記用紙數量，如上圖812545號《佛說首愣嚴三昧經上卷》末題「用紙十九張半」儀鳳元年《金剛波若波羅蜜經》作為宮廷寫經，則經過了嚴格的「三校四審」。茲錄題記（圖四）如下：

儀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書手劉弘珪寫

用紙十二張

裝潢手解集

初校秘書省書手蕭元信

再校秘書省書手蕭元信

三校秘書省書手蕭元信

詳閱太原寺大德神符

詳閱太原寺大德嘉尚

詳閱太原寺寺主慧立

詳閱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司農寺上林署令李善德

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閻玄道監

圖四：儀鳳元年《金剛波若波羅蜜經》題記

唐代的書寫官署是一個分工明確、組織嚴密的機構，人員主要有書寫人員、裝潢人員、編校人員、主持人員等構成。

書手，又名楷書手、御書手、群書手，指唐代官署的專職書手，品階多在九品以下。書手均調撥自門下省、秘書省、左春坊、弘文館，或來源於散官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等。唐代是楷書發展的高峰時期，書判取仕成為書法繁盛的重要因素，設立的書學為朝廷培養了一批書家官員，故繕寫人「劉弘珪」當為唐代為皇室擔任抄寫工作的小吏。

裝潢手，又名裝潢匠、裝潢經手。唐代專門從事裝潢工作的匠人。《舊唐書·秘書省》：「楷書手八十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十人，筆匠六人。」⑦記載了唐代的名裝潢手有十人。值得一提的是，咸亨二年（671）至儀鳳二年（677），保留下來的四十餘件宮廷寫本中，除了s.5319《妙法蓮華經第三》的裝潢手為「王恭」之外，其餘都為「解集」或「解善集」，如S.4168《妙法蓮華經卷第三》的題記（圖五）。「解集」、「解善集」當為一人，「解集」為「解善集」之省稱，可見解集為當時之名裝潢手。

圖五：S.4168《妙法蓮華經卷第三》題記

三校，分為初校、再校、三校。校對者有三種方式：一、大部分由書手先自校，然後再由僧人校勘，如s.84《妙法蓮華經第五》：「初校經生郭徳，再校西明寺僧法顯，三校西明寺僧普定。」二、校勘全為書手自校，如本卷儀鳳元年《金剛波若波羅蜜經》。三、校勘全為僧人，如s.2573《妙法蓮華經卷二》：「初校大莊嚴寺僧懷福，再校西明寺僧玄真，三校西明寺僧玄真」

詳閱，是為了保證經書抄寫準確性的程序，經卷經過三校以後，由熟悉佛經的高僧負責審查批閱。本卷詳閱者一共有四人，分別為太原寺大德神符，太原寺大德嘉尚，太原寺寺主慧立，太原寺上座道成，其中除了慧立以外，均是玄奘法師的弟子，這些高僧參與了咸亨二年（671）至儀鳳二年（677）宮廷寫本的大部分詳閱。宮廷寫本中，s.5319《妙法蓮花經卷第三》是個特例，此卷詳閱者分別為：詳閱大德靈辯、詳閱大德嘉尚、詳閱大德玄則、詳閱大德持世、詳閱大德薄塵、詳閱大德德愻。尾題沒有三校，直接為六遍詳閱。

判官、使，主要負責統籌和監護宮廷寫經事宜。《唐六典》卷二載：「凡別敕差使，事務繁劇要重者，給判官二人，每判官並使及副使各給典二人。非繁劇者，判官一人，典二人，使及副使各給典一人。」⑧皇帝差遣的寫經使為總領，判官為寫經使的副手，典為胥吏。咸亨二年（671）至儀鳳二年（677）的四十餘件宮廷寫經中，「使」有虞昶（s.5319《妙法蓮華經第三》）、閻玄道（北0690《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倆人擔任，大部分為虞昶擔任，只有兩卷為閻玄道擔任。「判官」有向義感（s.3079《妙法蓮華經第四》）、李德（s.2573《妙法蓮華經第二》）倆人擔任。儀鳳元年《金剛波若波羅蜜經》的「判官」為李善德、「使」為閻玄道。「李德」為「李善德」之省稱，在傳世的四十餘件宮廷寫經中，多署「李德」，署「李善德」的經卷只有三卷。寫經使閻玄道，或為閻立德第三子，閻立本之侄。⑨閻玄道，名泰，字玄道，以字行，河南洛陽人，生於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卒於武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

宮廷寫經文書與一般文書有不盡相同的程式，了解和認清寫本文獻的特點和程式，掌握寫本的文書學，是校理寫本文獻的最基礎環節。我們通過對儀鳳元年《金剛波若波羅蜜經》的譯本、用紙、題記方面作了較為細緻的考述，闡明了宮廷寫本的用紙、書手、以及校勘、詳閱、監管等組織嚴密的官署寫經的運行方式，是唐代寫經研究乃至相應時代歷史及文獻研究的基礎。

①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笫266頁，

②（日）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版，第211—231頁。

③同注②

④明陶宗儀：《說郛卷十二》，中國書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頁。

⑤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頁。

⑥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頁。

⑦（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第1265頁。

⑧（唐）李林甫等修：《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 294頁。

⑨（日）藤枝晃：《敦煌出土の長安宮廷寫經》，《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京都：塚本博士頌壽紀念會，1961年版，第647—6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