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好作家應該是孤獨的

　　提到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Kubin），人們總是想起他曾經對部分當代中國作家的嚴厲批評。在莫言摘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時代周報記者第一時間聯繫上了顧彬，他很坦誠地說，莫言的獲獎讓他開始思考自己對文學的要求。

　　時代周報：莫言摘得諾獎，你有什麼評價？

　　顧彬：因為我過去老批評莫言的作品，我從昨天（10月11日公布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天）開始應該多思考我對文學的要求。我主張的精英的、現代性的文學，好像是少數人會同意的。因此我的標準也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無論如何，莫言是一個嚴肅的、認真的、謙虛的、寬容的作家。跟不少當代作家不一樣，他有歷史感，他有記憶。記憶是好寫作的開頭，也是它非常重要的基礎。

　　時代周報：每年諾獎前夕，總有一些中文媒體對中國作家的猜想，甚至有個別作家以此為噱頭放「煙霧彈」，炒作自己。你怎麼看待中國人這種「獎項情結」？

　　顧彬：諾獎不是重要的，好的作家應該是孤獨的。他們不要為某一個獎而寫作。不少第一流的作者得不到什麼大的獎。諾獎好像已經是商業界的一部分。

　　時代周報：很多中文讀者對中文寫作的悲觀源自他們對整個文化環境的悲觀：書店裡售賣的都是功利主義書籍，作家急於名利。你怎麼看這種觀點？

　　顧彬：德國有的時候也會這樣，美國更會。

　　不過，優秀的作家對名利無所謂。寫是最重要的，能寫什麼不一定是一種matterofcourse（理所當然的）。我認識了一些作家，十幾年來什麼都寫不出來。一個不再寫的作家還算是作家嗎？

　　時代周報：人們在提到你的時候，都會想到你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之詞。你是否會因為某些當代文學作品讓你失望而減少這方面的關注？

　　顧彬：請別忘，我的研究對象不光是現當代文學。我的心在古代中國。目前我在德國一個古老的出版社出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叢書，已經出版了關於孔子、老子、孟子的書。目前我在介紹莊子。同時我也每天翻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基本上是詩歌與散文。我在波恩大學培養了譯者翻譯小說，所以我自己不再翻譯小說。我不想跟我的學生們進行什麼競爭。

　　因為我還有很多其他工作，不能看太多當代文學的作品。我看的基本上是別人給我介紹的。中國當代作家太多了，我來不及都看，只能看他們一部分。

　　時代周報：你曾經說過，1949年之後的作品只有《茶館》和《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可以稱為文學。你到現在還是這樣看嗎？

　　顧彬：我說的是1949年與1979年之間的階段。1979年以後當然有不錯的作品。陸文夫的《美食家》、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王安憶的《冷土》、多多與于堅的詩歌等。

　　時代周報：有一種說法是，翻譯不夠，才導致中國作家不被西方所認知，你是否知道，當代中國的作家在西方被翻譯了多少？在德國的情況呢？

　　顧彬：你用西方這個詞來問我。如果美國是西方的話，德國不是西方。美國是大國，大國不翻譯。德國是小國，小國老翻譯。美國出的書，5%才是譯本。德國呢，70%是譯本！對我們來說美國根本不是什麼標準。我們翻譯中文作品都比他們早好幾年。

　　如果你說美國的話，「翻譯得不夠多」很可能是對的。德國不一樣。我們的譯者不少，他們基本上翻譯過中國古代、現代、當代所有重要的著作。德語國家的讀者喜歡看中國當代的詩歌，也喜歡看女作家的小說。因此丁玲、蕭紅等賣得很好。

　　時代周報：你以前說，中國的小說在德國是通俗文學。是因為它們仍然著力於敘事？還是因為它們的情懷有限？

　　顧彬：我談的是長篇小說，不是短篇或中篇小說。中國小說的問題在於長篇，不在於短篇、中篇那裡。如果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能代表現代性的敘述方式的話，恐怕中國1979年後寫的長篇基本上不是現代的（modern）。不過，德國讀者不太喜歡看真正的現代性的長篇。他們還是寧願讀講故事的讀物。

　　時代周報：你覺得「能否輸出文化」是否真的是文化強大的一個標誌？中國人是不是需要執著於想輸出精神產品？

　　顧彬：有必要再輸出精神產品，因為德國翻譯家已經做過這類的工作。

　　時代周報：根據你之前的很多訪問，你覺得中國的當代詩人是否當代中文寫作的一個希望？

　　顧彬：是，基本上當代詩歌是中國文學最大的希望，也包括香港、台灣在內。

　　時代周報：如果讓你給中文讀者提一個建議，會是什麼？

　　顧彬：學外語，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