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感論儒家與政治（《瞭望東方周刊》文章）

06-03

作者：蘭溪/整理轉自《瞭望東方周刊》

孔子秉承周公彙集教化的宗旨，只是「陶鑄堯舜」，教導人們如何塑造聖君和賢相的典型。

常有人問南懷瑾先生，「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中堅代表嗎」？他常不知所對。

他以莊子的「大椿之樹，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為喻，說：「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化，因時代久遠，自然會形成龐雜而高深的特點，枝條茂密，干葉繽紛，又加上攀附干葉之外的藤蘿茂草，縱使是專家學者也難一一剖析精詳，又豈能隨便即加定論？」

但南懷瑾先生仍然以他畢生所累積的知識，對中國的儒家文化的流變做論述，微言大義，是非評價皆在行文之間。

（以下根據南懷瑾先生文稿整理）

儒學的誤會

要講中國文化，實在不能以一概萬，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強地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本質影響民間社會的是雜家、陰陽家和道家之學，並非純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歷史政治學術思想的運用，實質上，也摻雜了法家、道家、兵、農、儒、墨等諸家之學，並非完全屬儒家學說。

講到文化，首先應該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更要精細讀我們先民的歷史。對於有堂皇尊號三皇五帝等，暫且不論，只要從眾所周知我們的共祖軒轅黃帝所建立的文明開始，大家就會了解，我們的文化是有上古原始自然科學的天文、星象、曆數，以及人群生活技術的農業、畜牧、兵器等的開發所形成的；然後根據自然規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務的政體官制。但是這一切的上古傳統學術，後來卻被漢代的歷史學者們，統統將之歸納到道家、陰陽家、雜家的範圍里，因而形成漢代以後的中國文化，似乎只有讀書的儒生們所代表的儒學，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這個現象完全是由誤解產生的結果。

如果說自周公制定禮樂，再經六百年後孔子刪詩書、訂禮樂，形成的孔孟、儒學，就是中國歷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盡然。須知周公、孔子著書立說的目的，只是彙集先民對於人道文化的精華，傳之後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個「人之謂人」。萬一出而為政，為社會人群來做大事，必須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個聖君賢相。換言之，孔子秉承周公彙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莊子所說的只是「陶鑄堯舜」，教導人們如何塑造聖君和賢相的典型，使他為人群服務而不負平生所學。

但遺憾的是，自秦漢以後，所謂的儒生們，為了謀求榮耀的職業，而出仕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權力的帝王陛下，臣伏稱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不是號稱有「致君堯舜」之道的臣子，豈非春秋大夢。由此而使負有師儒之道的儒家學說，以及「五經」「四書」等儒學內涵，反而變成千古蒙塵的迂疏之學了。雖然如此，但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上，歷代的儒生們，總算還保留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學發揮了經絡作用，成為周延貫穿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了。等於人體血肉之軀的生命，如果沒有經絡的作用，就會斷絕生命而無生機了。

師儒之道

從周武王奮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紂王的暴政，建立諸侯分封，中央集權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於歐洲歷史上的聯邦政體。但周朝封建制度，並非類如歐洲中古時代奴隸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政體，由周公姬旦制定禮、樂、刑、政制度，並以師儒之道為最高導向，所謂：「師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為基礎；「儒以六藝教民」，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產技術相結合為根本。但時勢的驅使，任何一種體制，始終難逃盛極必衰的自然規律，所以周初封建體制雖然是以師儒之道精神為基礎，但是經過幾百年，也便趨向衰落而變質了。

到了春秋時期，所謂師儒之道的禮、樂遺風，只有周公後嗣的魯國，大體上還保有周禮文化儒術的規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魯國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遺志的精神，「刪詩書，訂禮樂」，傳述德行之道和「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相結合，保留兼備師儒為一的教化，作為後世的準則。孔門弟子如顏淵、曾參，傳承了孔門以道兼藝的精神；至於子游、子夏等人，稍有不同，是以文藝兼道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魯定公、哀公、（公元前509 ~ 468）時期的魯國，還保留儒術最為純樸的風氣，這也就是後世至今所說，魯國這個時期，為儒家學術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時期。

秦漢儒術

戰國開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術，便大有不同於曾子、子思傳承的道貫。而且由孔子訂定的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傳說，也各自主守師承，顯現了分歧。秦始皇統一天下，由荀子的弟子李斯為相，建立以法治為主的政權，完全捨棄周魯儒家的典範。因此，在秦漢交替的七十年間，所謂儒家經世之學，幾乎命如懸絲，雖不絕，但如縷。

劉漢興起的初期，舊史所稱譽的文（漢文帝）景（漢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體上是以黃（黃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摻雜為主體。再傳到漢武帝時代，才有所謂「罷黜百家、一尊於儒」的時勢出現。如果站在現代思維法則，評論漢武帝時代的文化歷史衍變，對於「罷黜百家」之學的得失成敗，實在難下定論。但自漢武帝到漢宣帝以後，漢朝政權政府中的人才，如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階層，大致來講，確實是彬彬多文學之士，蔚成一代風規。

東漢以後，號稱儒生數萬人，對五經章句訓詁的學問，反而越來越疏懶，一般所謂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學致君於堯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後的一群太監。在朝廷中的有學之士，厭惡太監們的擅權與專橫，一般自命為君子的儒生，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入小人們比而不周的黨派，因此與太監們競鬥權力，在歷史上首先出現東漢特殊的黨禍，終使劉漢政權，陷於衰落敗亡了事。但我們在前後《漢書》中，如能注意儒林的傳記，便可知道兩漢經師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對於周禮師儒之道的精義，雖然並未達到最高領域，但在當時的名儒大臣們的章疏文辭中，祖述周、空法言，對於輔助當時的政治和教化，仍屬相當有力。所以歷史學家們認為漢儒：「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生之效也」。這些評語雖是秉筆寫歷史的儒家們的主觀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實，不能完全厚非。

佛儒摻雜

到了魏晉時期，因受漢末儒學空疏迂闊的刺激，學術思想一變，偏向《老子》《莊子》《周易》，三玄之學崛然盛行，儒家經學幾乎有衰歇停頓之趨勢。尤其自東晉以後，政局演變成南北分治的割據局面，師儒之道的傳承，也就漸漸發生異同的見解，北魏和南朝的蕭梁時期，對於儒家經學的義理註疏，文辭更臻縝密。南方的學者，喜新而厭舊；但北方的學者，守舊而疑新，甚之，譏誚南朝的學者標新而多偽。在此時期，印度進入中國的大小乘佛教，布譯新知，與三玄之學互相合拍，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化吸收並融匯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論。

隋、唐之際，承接魏晉南北朝兩百餘年儒、佛、道三家之學的互相摻雜之後，思想開放，從儒學的六藝變成以文藝為勝場。文章詩賦，別開生面，除了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匯成巨著之外，師儒之道的精義，專家傳經的風氣，幾乎絕響。李唐三百餘年間的文運，雄渾瀟洒，風流倜儻的別緻，其實，都是禪道與文藝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後，名臣學士，為了政見的異同而興意氣之爭，師儒之道的經義，在學術上並無特別的創見，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黨派之爭，無非是文人學士在意氣上的用事，以致禍延朝野。直至唐末五代八十年間，高明之士，厭倦時勢，大多不逃於禪，即歸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