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另一種解讀2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另一種解讀子 明2009年第9期 炎黃春秋雜誌3665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昨天有一位俄國人說，列寧為什麼受世界列強的攻擊呢？因為他敢說一句話，他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列強因為恐怕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似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說世界的文明要進步，人類的眼光要遠大，民族主義過於狹隘，太不適宜，所以應該提倡世界主義。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孫中山牌號的「新」文化運動，是沿著德日學者、辜鴻銘、杜亞泉、一戰後的梁啟超、梁漱溟這條線索而來，是從「世界主義」、「歐化」向「中體西用」的回歸。他說：「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這番話明顯是受到梁啟超和梁漱溟言論的影響。晚年孫中山，愈來愈肯定中國的舊傳統、舊道德，同時明確否定《新青年》所鼓吹的「新文化」——自由主義、世界主義。他的「新」文化運動，一方面與德日、中東、南亞的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復興運動合拍，另一方面又登上了第三國際「反對帝國主義」的戰車。胡適回憶1920年代歷史時說：「孫中山先生屢次說起鮑洛庭同志勸他特別注重民族主義的策略，……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國民革命大勝利，不能不說是民族主義的旗幟的大勝利」。所以戴季陶在輓聯中如此評價孫中山：「繼往開來，道統直承孔子；弔民伐罪，功業並美列寧。」這種「戴季陶主義」（「列寧—孔子主義」），可以說是幾十年後的「毛澤東主義」（「斯大林—秦始皇主義」）的先聲。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路線上，陳獨秀與孫中山是盟友，同為列寧的門徒；在對「新文化運動」的詮釋上，二者則是「針尖對麥芒」，一個是向後退縮的文化運動，一個是向前躍進的文化運動。在筆者看來，陳獨秀牌號「新文化」運動中的「新」，不是形容詞，而是動詞。當陳獨秀提出「新文化運動」這個新名詞的時候，他已經與曾經共同鼓吹「新思潮」的《新青年》夥伴分道揚鑣。他自己在幾年前熱情讚美的「人權論」等「新文明」，此時已經成為不屑一顧的「舊文化」。不斷革新，追求最新，這是一種「文化革命」的姿態。當時胡適、梁啟超、蔡元培等人，按照英美學者（主要是人類學家）的慣習，將文化與文明這兩個概念的用法，逐漸混同起來。但是這不符合「文化革命」論者的需要。陳獨秀反對「幾位頂呱呱的中國頭等學者」「這樣說」，「把政治、實業、交通，都拉到文化裡面了。我不知道他們因為何種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廣泛至於無所不包？」「文化是對軍事、政治（是指實際政治而言，至於政治哲學仍應該歸到文化）、產業而言，……文化底內容，是包含著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大文化」概念利於守成，「小文化」概念利於革新。「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造的精神。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我們不但對於舊文化不滿足，對於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於東方文化不滿足，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餘地，我們盡可前無古人，卻不可後無來者；我們固然希望我們勝過我們的父親，我們更希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在陳獨秀看來，倫理道德和文化的覺悟是最後的覺悟。這種覺悟可以脫離政治、經濟、社會的羈絆而獨立發生，而且能夠反過來影響和改造前者。他說：「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新文化運動影響到軍事上，最好能令戰爭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運動底朋友，不是敵人。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業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實政治底羈絆。譬如中國底現實政治，什麼護法，什麼統一，都是一班沒有飯吃的無聊政客在那裡造謠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無關係，不過是各派的政客擁著各派的軍人爭權奪利，好像狗爭骨頭一般罷了。他們的爭奪是狗的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我們只應該拿人的運動來轟散那狗的運動，不應該拋棄我們人的運動去加入他們狗的運動！」這種文化、意識形態能動性和創造性的理念，在尼采那裡達到一個高峰，在列寧那裡達到一個新高峰，後來又被葛蘭西發揚光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的「精神原子彈」，這是文革期間的流行話語。幾年前還被陳獨秀高度重視的東西文明（文化）比較，現在已經被「新文化」運動拋在腦後。「新」的崇拜追求的就是日新月異、「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自認為掌握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進化論這一最新武器的陳獨秀說了，對於新舊文化、東西文化都要「不滿足」。瞿秋白說得更明白：「東西文化的差異，其實不過是時間上的」，「西方文化，現已經資本主義而至帝國主義，而東方文化還停滯於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之間。」二者均已過時，「新文化」運動的新偶像是當時尚未最終成型（因而對於全球知識分子保有一種令人興奮的「神秘感」的）「無產階級文化」、「社會主義文化」、「蘇維埃文化」。在充分了解孫中山的「新」文化運動和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之後，才可能擺正魯迅和胡適在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位置。毛澤東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在1980年代，頗有一些人想要摘掉魯迅這個「主將」的帽子。現在看來，毛澤東對於魯迅的評價並沒有錯。孫中山也好，陳獨秀也好，在鼓吹「新文化運動」之前，都曾經是「西洋文明」的崇拜者，魯迅則否。他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論》中寫道：「彼所謂新文明者，舉而納之中國，而此遷流偏至之物，已陳舊於殊方者，馨香頂禮，吾又何為若是其芒芒哉！是何也？曰物質也，眾數也，其道偏至。」筆者在《中國沉思——魯迅讀本》（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的「老愚評註」中指出：「對於民主，魯迅則畢生沒有講過一句好話。《文化偏至論》稱：『必借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究何與焉』。民主制度的建立，在西方是有其『不得已』，若『橫取而施之中國則非也』；更何況即使成功引進，在西方卻已成過時之物，『使中國之人，由舊夢而入於新夢，衝決囂叫，狀猶狂酲。夫方賤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偽，且復橫決，浩乎難收，則一國之悲哀亦大矣。』」魯迅力主以「二十世紀之新精神」來「立人」，必「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以反動破壞充其精神，以獲新生為其希望，專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掊擊掃蕩焉」，「其將來之結果若何，蓋未可以率測」。從尼採的「超人」到魯迅的「立人」再到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新人」，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鏈條。陳獨秀是「十九世紀之文明（或舊有之文明）」營壘的一員叛將，在同樣從早年就推崇德意志文化的毛澤東看來，自然沒有資格與魯迅爭奪「文化革命」的「主將」位置。在1920年代，胡適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顯然是要與孫中山的「新」文化運動和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劃清界限。胡適多次強調「新思潮（或稱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四重意義：「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他說：「通過嚴肅分析我們所面臨的活生生問題，通過由輸入的新學理、新觀念、新思想來幫助我們了解和解決這些問題，同時通過以相同的批判的態度對我國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們這一運動的結果，就會產生一個新的文明來。」「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都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當時胡適是兩面作戰，他既反對以「文化復興」的名義來為專制獨裁尋找新的借口，也反對以「文化革命」的心態來一古腦地「砸爛舊文明，創建新世界」。事實上，直到1930年代國民黨當權者公開批判「新文化運動」之後，他才認領了已經被孫中山和陳獨秀的政治繼承人所拋棄的思想「棄兒」。此時的胡適說：「無疑的，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從抗拒文明到回歸主流文明胡適在1930年代的一篇日記中提出了一種現代思想的分期法：「(一)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從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側重個人的解放。(二)集體主義時代，1923年以後，其淪為民族主義運動，共產革命運動，皆屬於這個反個人主義的傾向。」前一個思想時代的代表是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後一個思想時代的代表是孫中山、戴季陶、蔣介石、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五四以後梁啟超本人的思想轉變，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胡適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張『維新』的人，即是當日主張現代化的人，對於所謂『新』，決沒有我們今日這樣的遲疑與矛盾。當日雖然也有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的爭論，但在他們的想像中的西洋文明，卻沒有多大的疑義。試讀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說》，他那樣熱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獨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險、進步、尚武、愛國、權利思想，……無一項不是那十九世紀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最自誇的德性。那時代的中國知識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歐文明；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當時的知識領袖對於西洋文明的認識本來還沒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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