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背後的大國博弈
【編者按】 烏克蘭危機的直接導火索是大國博弈，最後的解決也必然要依靠大國的妥協。烏克蘭問題上的大國博弈，不但對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而且對整個世界格局都會產生深遠影響。美國試圖利用烏克蘭危機削弱俄羅斯和歐洲，以便全力對付迅速崛起的中國;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得手，得益於美國的戰略重心東移;俄羅斯與西方的博弈加劇，助推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進入新階段。萬里之遙的烏克蘭正在牽動著中國的重大戰略利益，中國已難以超然於局外。《經濟導刊》編輯部特邀請五位專家，對烏克蘭危機背後的大國博弈進行分析，探尋各國棋路，預見局勢發展，為我國妥善應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並進而贏得戰略主動出謀劃策。
大國對「中間地帶」的爭奪加劇田文林[1]
烏克蘭危機實際是新形勢下大國矛盾激化的體現和縮影。近些年，中國、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復興步伐加快，而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則日漸走下坡路，國際權力轉移「南升北降」加快，2012年新興經濟體GDP總量超過西方，極具標誌意義。西方國家與中俄等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
一般來說，國際權力的轉型期往往也是大國矛盾的激化期。在「核恐怖平衡」和經濟相互依賴背景下，兩大陣營間直接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其他領域的圍堵與反圍堵、遏制與反遏制鬥爭不可避免且日趨激烈。這尤其體現為對中間地帶的爭奪。《五角大樓的新地圖》一書的作者，將世界分為「核心國家」和「斷層國家」兩類，並認為「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規則」。在核心國家內部，美國不需要任何軍備控制，因為相互確保摧毀和「威懾戰略」在「核心國家」有效。「先發制人的戰爭不是用來重新安排核心國家安全結構的一個工具，它是『核心國家』集體尋求將其安全規則推廣到那些基本上無法無天的『斷層國家』的工具。「我們永遠不離開『斷層國家』，……沒有所謂撤出『斷層國家』，只有縮小『斷層國家』。」正是沿襲這一戰略思想，美國和西方為爭奪「中間地帶」無所不用其極，從利益拉攏到外交孤立，從網路攻擊到經濟制裁，從顏色革命到分裂國家，直至發動戰爭。
西方如此看重「中間地帶」爭奪，主要是因為大國強盛程度很大程度取決於掌控的中間地帶範圍大小。從安全上看，外圍地帶越大，威脅源越遠，本國就越安全;從經濟上看，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市場規模和原料產地越大，大國經濟規模就越大。因此，大國崛起的重要標誌，就是「安全邊界」同步擴大，從本土擴大到地區，乃至全球範圍。相反，大國衰落大都是從丟失勢力範圍開始。當年英帝國維繫有賴于海軍(前提)、殖民地(來源)、自由貿易(方式)，當英國喪失了軍事優勢，繼而喪失了殖民地之後，自然就走向衰落。前蘇聯的崩潰同樣是從丟掉東歐這一「外圍地帶」開始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就是歐、亞、非三大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上進攻蘇聯的。」這段話即使在今天也是適用的。
中間地帶國家的諸多國內問題，如政治制度轉型、經濟發展、階級矛盾、民族宗教問題等，很容易被外部勢力利用，藉以實現有利於己的戰略目的。當這些國家出現問題後，西方大國就像鯊魚聞到血腥味一樣聚攏過來，不斷推波助瀾。蘇丹、敘利亞、伊朗、緬甸等國政局動蕩，均能發現西方勢力插手的身影。而且，越是處在大國勢力範圍分界線的國家和地區，越容易成為爭奪對象。目前，兩大集群間的權力分界線，在歐洲是烏克蘭，在中東是敘利亞與伊朗，在亞洲則是圍繞釣魚島問題的中日紛爭，這看似是爭奪某一「據點」，實則關係到戰線向哪邊推進的戰略態勢問題。
烏克蘭地處歐亞非三大洲的「心臟地帶」，也是美歐東擴的「下一個目標」。美歐在烏苦心經營，兩次發動「顏色革命」，為的就是將其拉入西方陣營。然而，對俄羅斯來說，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俄將失去抵禦北約的最後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軍區將成為邊疆軍區。被逼到牆角的俄羅斯別無選擇，只能奮起反擊，針鋒相對，由此使烏克蘭危機不斷升溫。
中國同樣面臨類似俄羅斯的處境。近些年，隨著中國崛起步伐加快，美國等西方國家戰略焦慮感加劇，在「中間地帶」對我圍堵力度加大。近些年，西方在蘇丹、利比亞、緬甸、泰國等國的幕後插手，使中國的海外利益和戰略空間不斷遭受壓縮。對西方這種「地緣蠶食」對抗方式，我們既缺乏足夠的地緣政治觀念，也受束縛於「不干涉內政」的傳統原則，結果屢屢吃虧。俄羅斯這次應對烏克蘭「顏色革命」的獨特做法，為中國處理類似問題提供了有益啟示。中國要和平崛起，但並不等於一味迴避矛盾，息事寧人。世界的本質是矛盾的，正視矛盾、克服矛盾才是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態度。因此，面對西方勢力頻頻的小動作，中國不妨學會「合理衝撞」，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唯有如此，中國外部環境才能更加優化，中國和平崛起才真正有可能。
冷戰後歐亞大陸首次出現地緣戰略逆襲彭光謙[2]
當前的烏克蘭危機，至少有三重含義：
一是東西方博弈的繼續。蘇聯解體，美國並沒有因為「歷史的終結」而善罷甘休，而是變本加厲，對蘇聯遺產的主要繼承者俄羅斯窮追猛打，進一步榨取冷戰紅利。2003年11月以來，美歐在獨聯體國家加緊政治滲透，培育政治精英，扶持「反對派」，以「街頭政治」的形式，推行「民主化」戰略，不斷策動「顏色革命」，在後蘇聯空間建立親西方聯盟，最近又在烏克蘭再次發動以制俄、反俄為目的的政變，引起俄羅斯的強烈反彈。
二是歐亞大陸地緣政治較量的繼續。歐亞大陸是美國全球地緣戰略中的「世界島」。烏克蘭地處歐洲大陸地緣爭奪的戰略要點和風暴眼，也是俄羅斯的「命門」。基輔羅斯一直被奉為俄羅斯歷史的發端,基輔城被稱為「俄羅斯諸城之母」。克里米亞則是俄羅斯面向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克里米亞南端的深水不凍港塞瓦斯托波爾，東鄰亞速海，扼制刻赤海峽，是俄羅斯的軟腹部和南大門。一旦烏克蘭與喬治亞加入北約，美國地中海艦隊就會長驅直入，黑海就成了北約的內湖，俄羅斯的「軟腹部」就暴露在北約之下，對俄羅斯西南部安全形成巨大威脅。被逼到牆角的柔道高手普京反手一擊，閃電般地將克里米亞收入囊中。俄羅斯拿下這一戰略要點，其重要戰略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特別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是，冷戰後，歷來都是西方由西向東擠壓，這次風向變了。歐亞大陸第一次出現由東向西的戰略逆向運動。克里米亞易幟，飄下了美國霸權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第一片秋葉。
三是石油美元與石油盧布博弈的繼續。美國霸權有三大支柱：一是無人匹敵的美軍，二是橫行霸道的美元，三是「常有理」的話語權。核心是美元霸權。維持美元的霸主地位，盤剝全世界，保障美國金融大亨大發橫財，這是美國霸權的極終目的。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俄羅斯的最大優勢是能源，在巨額的油氣交易過程中，俄力求用盧布而不是美元結算。這無疑觸動了美元霸權敏感的神經。20世紀80年代，美國為了解除日元對美元的威脅，就曾痛下殺手，迫使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今天，美俄在烏克蘭的較量，實質上也是石油美元與石油盧布的博弈。
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烏克蘭危機將是持久的、深刻的。對美國實施全球戰略重心東移是一個重大牽制。這是中國難得的戰略機遇，應當牢牢把握。天予不取，必受其咎。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會重新將其全球戰略重心撤回歐洲。這是因為，世界政治經濟重心正無可挽回地由西向東轉移，在美國看來，俄羅斯代表著過去，而中國則代表著未來，是美國需要認真對付的最大對手。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東移或「亞太再平衡」戰略已經成為美兩黨基本共識和美國國策，無論美國政府如何更迭，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隨著情況的變化，在執行力度、執行節奏以及具體內容上會有所變化，但總的方向不會根本改變。
從歷史上來看，大國相爭，矛盾的解決幾乎沒有逃過戰爭的宿命。在世界近現代史上，老大和平禪讓的先例還沒有出現過。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必然激化地區矛盾與衝突。但由於中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中國戰略反擊能力對美形成的不對稱性戰略平衡與等效威懾，中美攤牌的可能性較小。而中小規模的軍事衝突或摩擦則難以完全排除。特別是美對中國經濟滲透與政治顛覆的軟戰爭以及唆使與中國有歷史爭端的周邊國家對中國的代理人戰爭，將會呈升溫之勢。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斷壯大國力與軍力，堅持自主、自強、自衛，始終把中國的命運牢牢掌握在中國自己手裡。
美國巧設地緣政治陷阱
盧麒元[3]
對美國而言，結束冷戰，短期利好，長期利空。結束冷戰，解放了兩個巨人，中國和德國。美國老戰略對手蘇聯解體了，美國新戰略對手在靜悄悄地成長。中國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德意志第四帝國」(歐元區)正在完成歐洲板塊整合。圍堵中國，分化歐洲，是美國的長期戰略。圍堵中國，綱在日本。分化歐洲，縫隙在烏克蘭。日本問題，當然不是歷史問題。冷戰結束了，雅爾塔協議在東方沒有成為歷史。請注意基辛格博士關於釣魚島的描述，美國僅僅是將釣魚島行政管轄權「移交」日本(而非主權)。很精彩，一桃殺二士。歐洲的雅爾塔協議結束了，但歷史的傷疤很難癒合，前蘇聯的舊疾再次複發。當然，此絕非偶然，美國人挑開了傷口，並且撒了一把鹽。烏克蘭是歐洲大陸的縫隙，也是歐亞大陸板塊的縫隙。裂縫可以無限擴大，大到成為地緣政治陷阱。歐盟和俄國，就站在陷阱的兩邊。
無論是對俄羅斯還是對歐盟，烏克蘭危機都是一次嚴峻的考驗。普京如果懂得適可而止，吞掉克里米亞立刻收手，幾乎就是一次完美的戰略偷襲。默克爾如果懂得色厲內荏，在烏克蘭玩弄綏靖政策，則歐盟可以成功躲過一劫。美國的女發言人有些沉不住氣，一句針對歐盟的國罵泄露了天機。美國人太渴望新冷戰了，問題是陷阱兩邊的人不笨，他們連擺出冷戰的姿勢都不願意。俄羅斯人無心西向，歐盟也無力東擴。非但如此，俄羅斯和歐盟在經濟上千絲萬縷，已經形成互利共贏的格局，新冷戰思維基本沒戲。可憐了烏克蘭，作為新的歷史悲劇，向世人訴說著國際政治的無恥。
中俄共同體：起點與未來王湘穗[4]
以2014年4月的亞信會議為標誌，中俄已經形成了對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響的利益共同體。在短短几天時間裡，兩國領導人、官員和企業家們簽署了幾十項合同，以此奠定了未來中俄戰略合作的新基礎。
通過一系列合同協議的簽署，中俄利益共同體已悄然成形。天然氣「世紀大單」的簽署，意味在全球能源市場中最大需求方與最大供應者之間締結了「相互保證」的關係，中俄事實上的能源同盟必然會改變世界能源和地緣政治格局;而中俄聯合生產寬體客機和重載直升機的合同，把原本主要以能源合作為紐帶的中俄合作提升到高科技研發和生產領域，將會推動兩國產業鏈的深度整合，這如同當年歐洲從煤鋼聯盟向組建空中客車公司的發展過渡，可以讓人產生無盡的遐想;另一件意義重大的合同發生在金融與貨幣領域，俄羅斯第二大銀行俄羅斯聯邦對外貿易銀行(VTB)與中國銀行簽署了一組包括以各國本幣向對方付款的清算協議在內的協議。VTB在官方聲明中說，「根據這一協議，雙方銀行計劃在多個領域發展合作夥伴關係，包括了盧布和人民幣清算，投資銀行業務，銀行間貸款，貿易金融和資本市場交易上的合作。」這一組包括能源、製造和貨幣在內的合作協議，全方位的涵蓋了對中俄共同發展最重要的領域，對兩國、對東亞乃至世界力量格局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中俄兩國結成利益共同體的時代背景，是兩國在目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處於邊緣地位。儘管這些年俄羅斯已經成為G8的正式成員，中國領導人也曾應邀作為觀察員國參加過峰會。但在西方發達國傢俱樂部中，無論是俄羅斯還是中國都沒有真正的地位。烏克蘭事件後，西方國家立即清理門戶，把俄羅斯請出了「富國俱樂部」。在當今世界體系的核心-邊緣結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著難以彌合的矛盾，在西方世界的眼裡「我們」和「你們」之間有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無論中、俄如何努力，都不可能獲得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平等地位。
中俄共同體之所以會在今年的成形，這與烏克蘭事件和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直接相關。普京總統在克里米亞的講話中指出，烏克蘭局勢就像一面鏡子，折射出近幾十年來在實際政治運作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傾向於推行強權主義。俄羅斯真心希望能與西方的盟友展開對話，希望保持平等、開放且誠實的關係。但俄羅斯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騙。凡事都有個極限，在烏克蘭事件上西方玩過火了。俄羅斯和其他國家一樣，有自己的國家利益，需要得到理解和尊重。所以，俄羅斯要明確的對西方說不。在中國領導人看來，「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因此，中美兩國可以建立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而事實是，太平洋的99%被劃入美國的勢力範圍，剩下的1%，包括國際法中規定應該屬於中國的部分，如台灣、中國的東海、南海，美國也要染指，今年以來更明確鼓動日、菲、越等國挑戰中國的領土、領海主權。美國為擴張霸權、打壓中俄的舉動，理所當然的引起中俄兩國的強烈反對，這導致了兩國的戰略接近。
美國所採取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戰略，肯定是錯誤的戰略。何況，所驅之者是鯤鵬。在今天的世界上，以其博大、以志高遠，中國和俄羅斯都當得起鯤鵬之喻。而如今，他們都被美國視為需要遏制的對象。中俄的國家生存與發展都受到美國霸權的侵害，這促使中俄兩國成為了利益共同體。鯤鵬擊浪從茲始，滄海橫流何足慮?毫無疑問，中俄共同體將是全球霸權主義難以擺脫的夢魘。
作為相鄰的兩個國家，中俄兩國有友好合作的歷史，也有相互對立敵視的年代。然而，與沙俄與滿清的殖民地時期不同，與蘇聯與新中國早期的冷戰背景也不同，今天的中俄是在新時代、新基礎之上建立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時移勢易，如今兩國地位平等，在經濟、政治、安全領域高度互補，並願意分享利益，在國際政治中兩國都反對霸權，以推進世界多極化為目標，領導人之間高度信任，因此能夠讓兩國共同體走的更遠。
目前，全球危機遠未過去，美式全球化體系走向式微，曾經狂飆突進的全球化開始退潮。在危機的冬天，各國開始抱團取暖，組成共同體有可能成為取代全球化和平面地理性區域化的新趨勢，中俄共同體的成形不僅符合時代變化，而且正在引領新的歷史潮流。
面對殘存的全球霸權，中俄形成利益共同體，可以在國家利益博弈中佔據主動。更重要的是，面對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俄等邊緣國家要真正改變中心-邊緣的傳統結構，就需要相互扶持、共同發展。可以預期，在中俄之間共同利益的長期互動中，將塑造出「親、誠、惠、容」的命運共同體，而這將是中俄共同體的美好未來。平等相處、合作發展、分享利益、休戚與共的中俄命運共同體，一定會成為未來多極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極。
烏克蘭的兩難抉擇與「民主」悲劇江涌[5]
選舉不一定能提高福利，民主不必然就是好東西，民主選擇往往以治始而以亂終，西式民主不是「善治」之端，而是「惡治」之源!
東漢應劭著《風俗通義》中有這麼一個故事：齊國有人家有一女，年大當嫁，有兩家差人前來說親。東臨的男子長相醜陋但家境富裕，西鄰的男子儀錶堂堂卻家境貧寒。父母猶豫不決，就詢問女兒，想嫁哪戶人家，「你要是不好意思說，就露出胳膊示意，願去東家，就露出左臂，願往西家，就露出右臂。」女兒聽罷，竟然袖出兩隻胳膊。父母驚訝地問她原因，女兒說：東家食，西家宿。即在東家吃飯，到西家睡覺。
「齊女兩袒」的故事，在文學中，笑話一則;然而，在現實中，則是悲劇一幕。這個悲劇的主人翁就是烏克蘭。多年來，在自由化與民主化等內部持續鬆散化的張力下，在俄羅斯與歐盟兩大外在分離力量的強大牽引下，原本於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有著明顯差別的烏克蘭的東西部正漸行漸遠，共同基礎越來越薄弱，共同利益越來越稀少，國家戰略共識也就越來越難以達成，諸多確保「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取向，越來越多地嬗變為非黑即白的「兩難選擇」。
齊女在東西鄰之間可自己選擇，自己做主，但是她的「東食西宿」選擇是無效的，甚或是荒唐的。烏克蘭何嘗不是如此?烏克蘭處在地緣政治與戰略狹縫間，不能道路自信以獨立自主，也無法搞機會主義而左右逢源，不得不在大國操縱、進而又在本國寡頭的操縱下，作出「選邊站」的抉擇。然而，綁定俄羅斯，親歐派不答應;投靠歐盟，親俄派不同意。烏克蘭的寡頭們不是發揮政治智慧以消除分歧解決爭議，而是藉助街頭運動與外部力量，努力去實現做附庸、當棋子的國家目標。大國強權用利益操縱烏克蘭寡頭，寡頭用民粹主義操縱烏克蘭民眾，民眾則在所謂民主自由的口號下淪為玩偶。你唱罷來我登場，烏克蘭之水顯然被西式民主攪渾了。
其實，民主的理論與概念很簡單。封建主義制度，是君主，國王一人說了算;資本主義制度，是錢主，少數巨富寡頭說了算;今天，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保留的君主立憲政體，本質乃是君主與錢主的分贓制度。只有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人民作為社會進而作為國家的主人，自己做主，才有真正的民主。今天，民主問題越來越複雜，多半是給西方民主騙子、本國民主販子給搞亂了。騙子們輸出經過包裝的民主以欺世盜名，販子們販售騙子批發的民主好從中漁利。然而，那些不明就裡欣然接受「民主=現代化」的國家，無不以治始而以亂終，人民水深火熱，騙子與販子則賺得盆滿缽滿。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剛果等非洲國家，一個個在海妖的民主歌聲引誘下，前赴後繼駕船撞上礁石。烏克蘭不甘落後，上演了以西式民主而禍國殃民的新悲劇。
民主實質是人民的統治，其形式則是尊重並服從多數人的選擇。就今天的西式民主而言，中產階級是民主制度最忠實的擁躉，是最有力的社會支撐。「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早已成為西方學界的共識。然而，任由市場調節的自由經濟既廣且深的發展，令中產階級地位每況愈下，如此西方世界多年來引以為傲的「橄欖型」或「紡錘狀」的社會結構，因中產階級坍塌，而淪落為「M型」，形成了1%與99%的對立。民主的堅強與厚重的社會基礎不復存在，人民對民主的熱情與日俱下，西方各國大選投票率不斷創下歷史新低，越來越多的選民選擇了不合作，選擇了沉默。5月25日，烏克蘭民主遊戲又熱鬧開演，中央選舉委員會宣布，總統選舉投票率為40%，其中基輔地區以22.5%的投票率領先，而頓涅茨克地區僅有5.5%。如此低的投票率，選出來的政要能代表誰?這樣的民主實際上又有什麼意義?而意義早就蛻變到「為民主而民主」。昔日，自由派的口號：不自由，毋寧死;今天，民主派的箴言：不民主，毋寧亂。
民主是一種治理方式，也是一門行為藝術。民主需要和氣，和諧，烏克蘭對立雙方錙銖必較，睚眥必報，咬牙切齒欲置對手於死地，如何民主?民主需要包容，實現相對的利益共享，但是烏克蘭在朝的或在野的寡頭都想自己通吃獨佔，把國家人民的油水吃盡榨乾。烏克蘭式的「民主」給人民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政局的混亂、社會的撕裂和經濟的衰敗。2008年的金融大危機，以及緊隨其後的社會與政治危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士認識到，民主不再無條件地「是一個好東西」，它越來越多地被政客玩弄，被經濟寡頭操縱，成為國家對抗、利益集團博弈、政黨惡鬥的工具。西式民主原本被用以實現「善治」，而今在各類被輸出「民主化」的國家，經濟動蕩常態化，社會矛盾尖銳化，政治僵化極化，西式民主儼然成為「惡治」之源!
中國破解圍堵的出路在西面。中國經濟的生命線不能全部依賴海上通道。中國當然要確保海上通道，但也必須打通陸路通道，做到兩翼齊飛。當然，中國不能只講地緣政治，也應該講幣緣政治。上合組織經濟帶相對封閉，可以形成上合組織自由貿易區。有貿易，就有結算，就有人民幣的流通空間。同時，西亞和中近東的廣闊區域，可能迎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時期，此區域也將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中國有條件整合此區域的經濟布局，形成除東亞和南亞以外的泛亞洲經濟合作區。如此，中國在進一步發展之後，為重新整合東亞和南亞就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和德國東西對進，歐亞大陸板塊的整合就開始了。歐亞大陸一體化，誰會被邊緣化呢?那樣，海權將被重新定義，金融霸權將逐漸轉移。
自古以來，王中國者，向西北取勢，向東南牟利。向西去，應成為既定國策。西北得勢，東南唾手可得矣。
[1] 田文林，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2] 彭光謙，中國國家安全論壇副秘書長，少將。
[3] 盧麒元，香港沃德國際資產管理顧問公司董事局主席。
[4]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5] 江涌，北京理工大學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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