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里·H.本特利 ：20世紀的世界史學史

傑里·H.本特利 ：20世紀的世界史學史譯者：許平 胡修雷 　　【內容提要】本文對20世紀出現的具有全球視野的各種世界史研究範式進行了綜合評述。真正的具 有全球意義的世界史研究在20世紀出現，它們可以分為歷史哲學、社會科學和專業歷史 研究三種。20世紀早期的歷史哲學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不同文化傳統之 間交流的有意義的問題。五六十年代流行於美國學術界的現代化分析理論關注於經濟發 展、城市化、工業化等理解現代社會的重要問題。堅持依附論和世界體系分析的學者認 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世界體系是理解現代世界的關鍵。工業歷史學者注重具體歷 史過程的分析。80年代後，全球史觀的世界歷史研究根據不同的生態史。這些研究各有 突破和不足，但都對全球視野的世界歷史研究做出貢獻。 　　【關 鍵 詞】世界史/歷史哲學/現代化/歷史學系 　　 　　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史在最早的歷史著作中就已經產生。在古代，世界上不同地區 的人們沒有機會得到遠方的可靠信息，但是他們仍對了解自身的經歷如何適應更大範圍 的事物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希羅多德就非常樂意記載他所遇到或聽到的人們的風俗，其 著作就是講述希臘和波斯文明之間衝突的史詩。司馬遷(Sima Qian)和班固(Ban Gu)， 這兩位中國傳統史學的奠基者，集中講述了漢代的中國史，但在他們的著作中也留出一 定篇幅描寫中亞的游牧民族及他們和中國的交往情況。同時，許多古代的宗教經文、神 話和傳說，儘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史學著作，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歷史的眼光： 它們解釋創世界的原因、人類本身的誕生以及人類共同體大背景中某個特殊文化或種群 的經歷。 　　　　 　　人們對這類問題的興趣沒有隨古代世界一起消逝。古代文化傳統持續的生命力和不同 文明之間的碰撞與交流，給後世留下一些全球的視點。例如，中世紀歐洲的編年史家們 就經常以《聖經》的歷史作為他們著作的開端，包括《創世論》以及古代猶太人、羅馬 人和基督徒的經歷等。中國的官修史書也遵循司馬遷和班固開創的慣例，他們的作品中 大都包含了游牧民族和其他外國人以及他們和中國人之間的交往。伊本·哈爾敦(Ibn Khaldun)，14世紀穆斯林世界的哲人，詳細闡述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運用通俗語言來解 釋人類的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動力。在歐洲的啟蒙時代，伏爾泰(Voltaire)、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萊布尼茲(Leibniz)都努力去學習了解波斯和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傳統， 並且嘗試著把它們融進更廣闊的世界史視野中。 　　　　 　　很多試圖理解世界上不同人群的早期努力，明顯暴露出一些區域性的偏見——這也是2 0世紀的史學家們應該全力避免的一個問題——因為作者們經常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出 他們自己社會和傳統的優越。即使他們沒有沉溺於明顯的自大與傲慢，他們也常常從區 域的視野出發去看外國的傳統。例如，伏爾泰當然不會自認為基督教歐洲強於儒家的中 國，但他仍然通過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比較，認為儒家中國比基督徒世界更世俗、具有理 性，試圖以此來批評歐洲人對待宗教的虔誠。然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伏爾泰是帶 著其頭腦中的歐洲問題來觀察中國的。 　　　　 　　只是到了20世紀，更具分析性和專業性的世界史學才出現。這裡有兩個特殊的因素有 助於解釋世界史的出現。一是在過去的世紀中，知識的爆炸極大地開闊了歷史學家的視 野。早期的學者們由於缺乏獲取信息的途徑，而不得不對材料豐富的世界歷史進行假設 。然而從19世紀開始，考古學家、古典主義者以及語言學家們的努力，大大拓展了學者 們對過去時代的認識，同時，人類學家、地理學家、歷史學家以及其他學者編寫了印象 深刻的信息目錄，這些著作都與全球人類活動的歷史和文化有關。到了20世紀中葉和後 半期，相關的知識和信息儘管不完善，卻足以支持進行全球性歷史分析的種種努力。另 一方面，專業的世界史學的出現也反映了一種新的國際關懷和責任。20世紀見證了人類 兩次破壞巨大的世界性戰爭，還不包括其他無數小規模的衝突。尋求國家間的理解，激 勵著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們去探詢外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同時，這也推動他們嘗試著 從總體的而不是局部的角度，去分析整個人類社會。 　　　　 　　然而，即使人們比前人更理性、更專業地研究世界史，這些努力還是存在一些問題的 。歐洲的以及歐美的學者總是帶著一種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眼光去看待其他國家和地 區，這或多或少地影響到他們對其他民族的描述。近期的一些學者明確表示，跨文化的 表述更多地體現了觀察者的利益，而不是被觀察者的本質。(註：To mention only a few items from a large body of postmodern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see two works of 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Random house,1978)an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Knopf,1993);James Clifford,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Bernard McGrane,Beyond Anthropol ogy:Society and the Oth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 ;Nicholas Thomas,Colonialism『s Culture:Anthropology,Travel and Governm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歐洲的和歐美社會的世界史學 者們，大多帶著西方的透鏡去觀察人類歷史。一些人甚至走得更遠，他們為自己的國家 辯解，因而他們在世界歷史研究上的成就，體現了一種知識的或者是學術的帝國主義。 　　　　 　　在認識到世界史研究中的這些問題的實質的同時，很多學者仍得出這樣的結論，不同 的世界史研究代表著20世紀的學者們對歷史的特別有意義的探討。學者們愈加認識到， 通過彼此間的交流和互動，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為歷史發展做出過貢獻，世界史學科就是 認識全部人類為世界歷史的發展所做貢獻的一種特別適合的手段。接著，新的問題出現 了：應當發展什麼樣的世界史?對不同的人來說，世界史含義不同，畢竟，單單20世紀 的歷史就存在很多不同形式的敘述。本文以三個不同的學派——歷史哲學、社會科學和 專業歷史研究的著作為依據，綜合考察20世紀出現的有關世界史的各種觀點。本文將以 近年來世界史研究中開始出現的各種新傾向作為結束。 　　 　　　　一、歷史哲學家 　　 　　20世紀最早的世界史觀與奧斯瓦德·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Toynbee)緊密相連，次要一些的人物還有H.G.韋爾斯(H.G.Wells)、皮提瑞姆 ·A.索羅金(Pitirim A.Sorokin)、F.S.C.諾斯若普(F.S.C.Northrop)、卡爾·雅斯貝 爾斯(Karl Jaspers)、阿爾弗雷德·L.柯柔波(Alfred L.Kroeber)、艾瑞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以及其他人(註：The most important scholarly literature on these figures includes H.Stuart Hughes,Oswald Spengle,A Critical Estimate(New York:Scribner,1952);Edward T.Gargan,ed.,The Intent of Toynbee『s History: A Cooperative Appraisal(Chicago: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61);William H.McNeill,Arnold Toynbee,A Life(New York:Oxford Unversity Press,1989);Paul Costello,World History and Their Goals:Twentieth-Century Answers to Modernism(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3);Pitirim A.Sorokin, Modern Historical and Social Philosophies(London:Constable,1963).)，這些人大 都生活在一戰或者二戰時期。與他們同時代的人一樣，他們思考著西方文明的過去和將 來。然而，和大部分同齡人不同的是，他們也對其他國家的社會經歷進行嚴肅思考，以 期能悟出推動世界歷史的更大動力。 　　　　 　　這些學者當中沒有一個是通常意義上的歷史學家。作為一位古典主義者，湯因比非常 熟悉歷史學知識，但是韋爾斯卻是一個小說家，索羅金是一個社會學家，諾斯若普是一 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是一個神學家，柯柔波是一個人類學家，沃格林是一個政治思想 家，斯本格勒是一個業餘的數學家和政治家。他們當中沒有人採用專業歷史學家在其研 究中所採用的傳統的研究方法。事實上，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對歷史事件及其進程本身不 感興趣，而寧願降低世界的複雜性去尋找一些哲學的或者系統的概念。 　　　　 　　儘管如此，這些哲學家和歷史系統論者在幾個方面深深影響了世界史的發展。這裡尤 其應該強調他們的兩點貢獻。第一，歷史哲學有助於詳細闡述一個大範圍的、複雜的社 會概念——通常是文明——為全球性的歷史分析確立一個恰當的范型(近來，很多學者 寧願用綜合社會這個辭彙而不願用文明，因為文明一詞有西方精英社會的含義，它不適 合於世界上許多大規模的社會群體)。第二，他們認識到不同社會群體和文化傳統之間 的交流進程具有巨大的歷史意義——甚至當歷史哲學家們還沒有證明跨文化交流的意義 時也是這樣——他們開始探索各種途徑，希望能夠發現跨文化交流的綜合動力。 　　　　 　　在20世紀之前，學院派歷史學家很少去研究社會共同體或文明這樣大的社會單位。在1 9世紀，當歷史作為一門專業學科出現的時候，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吸引了大多數現實 的歷史學家的注意力。因而，學者們專註於民族國家的運作，並對構成國際政治秩序的 各民族的結構做出自己的解釋。這種戰略產生一個積極的效果，它使得歷史學家能夠在 一個有意義的、恰當的背景中，探討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但同時，它對於 沒有國家界線的大範圍的歷史進程不能做出令人滿意的分析。哲學家們和歷史系統論者 不否認民族國家作為一種人類組織的重要性，他們也沒想取消在民族的框架內的歷史分 析。為了在可能的、最大的範圍內思考歷史的重要意義，他們認為有必要設想出一個比 民族國家更大的分析單位。 　　 　　　　奧斯瓦德·斯本格勒 　　 　　大範圍的綜合社會的概念，代表著人類社會中具有最大意義的分析單位。這個特殊的 辭彙所表示的概念，雖然因作者不同而不同，但是其潛在的內涵卻保持不變。例如，在 《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當中，斯本格勒集中分析了自己稱之為文化的 單位——賦予創造潛力的人類社會的能動的、有機的現象。斯本格勒認為，每一種歷史 文化都擁有自己的風格，它塑造了其意識生活的一切——藝術、音樂、哲學、宗教、科 學、政治和經濟。在早期，一個有活力的文化可以發展出豐富的知識遺產；隨後，當文 化耗盡其創造潛力並墮入獃滯時，它不斷重複，僵硬固定，斯本格勒稱之為文明。儘管 他採用了一個比較獨特的辭彙，很明顯斯本格勒把他的文化與文明當作一個政治、社會 、經濟和文化元素構成的大綜合體——大約相當於現代所理解的綜合社會或者文明。他 把人類社會看作這樣一個組織：它經歷誕生，有維持生命的發展系統，然後衰老，最後 直至消失。由於斯本格勒把他的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彼此相互獨立發展的實體，他堅持每 種文明都有自己鮮明的風格與特徵，這些特徵決定著文明從誕生到死亡。 　　　　 　　斯本格勒並沒有嘗試著把他的組織分析理論運用到世界上的每一個社會——事實上， 他對亞洲、非洲和美洲大陸知之甚少——但是他詳細地探討了三種個案，清晰表達他對 人類社會及其發展的理解。這三種個案他分別稱之為阿波羅人(他指的是古代希臘和羅 馬人)、祆教徒(建立在猶太教、早期基督教、伊斯蘭教和拜占庭東正教價值觀念之上的 社會)和浮士德人(現代西方文明)。他認為阿波羅人的社會基本是理性的，朝向現代社 會的；祆教徒誕生之初就很神秘，關注來世的存在；浮士德人則基本是實際的，企圖無 限延伸人類的控制能力。這些特性表達了三種社會的所有要素。例如，在建築方面，阿 波羅人喜歡結實、勻稱、整齊的建築物，就像古代雅典人和羅馬人的那樣；祆教徒傾向 於微暗的巨穴式結構，類似於東正教教堂和伊斯蘭教清真寺那樣的圓頂建築；浮士德人 喜歡的則是高聳的哥特式大教堂，容易讓人浮想聯翩。在數學方面，阿波羅人專註於幾 何，目的是為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間；祆教徒則發展代數，用以探索未定並未知的量；浮 士德人則發明了微積分，目的是獲取對無限智力的控制。斯本格勒研究了社會的基本特 征和文化的其他方面，並把它們的相似之處聯繫起來。 　　　　 　　不同社會在跨文化接觸中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不同社會的人群和文化傳統的相互作用 是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在世界歷史中，每一個清醒的眼光都必須解決跨文化 交流的問題。斯本格勒認為，每個社會都通過自己的透視鏡去觀察世界，這樣就不能夠 理解其他社會，其所理解的世界也截然不同。把社會影響擴大到自己邊界之外的努力， 不僅不能導致有生命力的傳統的擴散，反而阻礙了文化的傳播，這種沒有結果的文化擴 張被斯本格勒稱之為「虛假文化」(pseudomorphosis)。由於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能夠完 全照搬另外一個社會，社會文化傳統的擴展只能窒息其不幸的鄰居的創造潛力。斯本格 勒認為「虛假文化」是一種普遍的歷史準則，他援引這一準則來描述一些社會命運的特 性。然而，他關注最多的是俄國的「虛假文化」——用斯本格勒的話說，基本上是一個 祆教徒社會，一個近幾個世紀以來在西方浮士德文化擴展影響下搖擺的社會。斯本格勒 不知道這種文化傳統激烈碰撞的最終結果將是什麼，但他還是清楚地擔心，無論怎樣， 都不會好。 　　　　 　　斯本格勒的研究確實存在不足。批評者們經常抨擊他的教條主義和膚淺，而不提他的 自命不凡和偶爾的明顯愚笨。今天很少有學者會接受斯本格勒的文化決定論——一個根 本的特徵或準則就決定了一個社會的所有其他，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特徵。 很多人，不是全部，也不贊同他的這個論點，既不同社會的人不能成功地進行彼此間的 交流。從更基本的方面看，斯本格勒的觀點中存在這樣的問題：他沒有為他的文化和文 明提供一個準確的概念，也沒有對它們做充分的考察。 　　　　 　　然而，有幾個理由說明斯本格勒的工作對世界史的出現具有重大意義。首先，大範圍 的共同體概念(文化或文明)非常重要，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要素融合，組成或大 或小的被認同的歷史社會。此外，斯本格勒的工作具有很大的啟發性，因為他把大規模 的綜合體作為適合歷史研究的分析單位。最後，斯本格勒對不同社會的人群和文化傳統 之間的交流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很明顯，後來的學者在分析這些問題方面沒有 追隨斯本格勒，但在很多方面，他們抓住了斯本格勒以其獨特的方式提出的問題。 　　 　　　　生死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流年裡，期待你不變的笑容。http://blog.zmw.cn/user1/bear/index.html2007-1-26 19:38:00 bear 等級：版主文章：7089[查看]積分：41572註冊：2005年5月30日第 2 樓 --------------------------------------------------------------------------------阿諾德·湯因比 　　 　　斯本格勒的工作深深影響了他後來的歷史哲學家們的思想。第一次閱讀《西方的沒落 》的時候，阿諾德·湯因比甚至認為，斯本格勒的著作使他沒有必要再進行自己的歷史 分析了。然而，他堅持著，最後完成了一部巨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這部書12卷，總共6511頁。湯因比以比斯本格勒更直接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因而 ，他更清楚地闡述了大範圍綜合社會概念的含義——有時稱為社會，有時也稱作文明— —這使得歷史學家有可能在更大範圍內去開展有意義的分析研究。與斯本格勒不同，湯 因比清晰地解釋，對於有興趣於大規模歷史進程研究的學者來說，民族國家不是適合的 領域。只有研究更大一些的單位——如印度教的印度、儒家的中國或者西方的基督教世 界——才能理解社會產生、成長以及消亡的進程。 　　　　 　　這樣，湯因比從世界各地不同的社會中挖掘學術和資料來源。他考察了不同社會起源 、成長、中斷和瓦解的經歷，以期得出規律性，他這樣稱呼——尋求一致的法則，如挑 戰和回應，這些法則制約著社會的成長。與斯本格勒一樣，湯因比把歷史想像成一個循 環的過程，但他並沒有採納德國前輩的僵硬的文化決定論。儘管他發現社會在大部分情 況下遵循相似的歷史軌跡，但他仍然公開宣稱，個人的才能和意願能夠改變他們那個社 會的進程和命運。對所面對的至關緊要的挑戰做出創造性的回應，有才能的領導者能夠 引導他們的社會走出衰落，用一些新的價值觀念激勵民眾，率領人們走向和睦、高效和 繁榮的社會。湯因比認為，大部分歷史的社會要麼崩潰，要麼經歷變革。但是他並沒有 把誕生、成長和死亡的生物循環看作是理解人類社會的唯一恰當的模式。 　　　　 　　在很多方面，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比斯本格勒的工作有明顯的改進。湯因比對人類 的經歷進行了更系統和更綜合的分析。儘管他沒有談到美洲，也幾乎沒有提到非洲，但 他詳細思考了歐洲和亞洲的經歷。此外，他採用了合理的推測、通常意義上的解釋等研 究手段，而不是像斯本格勒那樣對社會的經歷採用扭曲的、教條的、推測的斷言。他經 常用有關歷史進程的討論去適應預定的意圖，但是他避免使用含混不清的和無法證明的 斷言，例如有關建築風格方面的結論，或者是用數學的偏愛去適應一個既定的社會。 　　　　 　　湯因比以比斯本格勒更令人滿意的方式，分析了不同社會的人群和文化傳統之間的交 流。在斯本格勒的設想中，不同社會之間沒有生產性交流的餘地；跨文化的交流只會導 致誤解和虛假文化，而不是具有積極意義或推動社會的進程。湯因比也對跨文化交流持 比較悲觀的態度。他把跨文化交流看成是瓦解社會的重要力量，因為這樣會鼓勵文化混 雜，還將削弱社會自身的傳統。湯因比對技術、政治和文化因素跨越社會邊境和文化區 域，人們遠離故土的進程也做了嚴肅的思考。很明顯，湯因比沒有高看跨文化交流的效 果，他也確實不認為跨文化交流能產生令人滿意的影響。例如他看不起爵士樂，認為這 是非洲、美洲和歐洲音樂傳統的混合物。但是湯因比比斯本格勒更清楚地認識到跨文化 交流的重要性，湯因比採用比前輩更直接的方式，去努力思考跨文化交流的進程。 　　　　 　　然而，湯因比所有的工作在專業歷史學者那裡遭到冷遇。這些專業學者稱讚湯因比的 博學和想像力，但是他們卻譴責其作品存在各種缺陷。他們指責湯因比在推理和證據的 使用上不合常規，主要是由於他試圖讓過去時代的豐富的多樣性去適應預定的歷史哲學 和歷史意義。畢竟，湯因比主要根據古希臘歷史的一套模式，試圖去解釋普遍人類社會 的發展歷程。專家們毫不困難地指出，湯因比按照他自己的外國人的設想，誤解或者是 歪曲了中國、美洲或者伊斯蘭世界的歷史。不幸的是，專業人士對湯因比工作的輕視， 阻止了其他歷史學者進行類似的努力，甚至試圖進一步證明湯因比思想的想法也因此受 挫。即使是湯因比有前途的特點——他淵博的知識、深邃的見解，尤其是他不帶偏見地 思考過去的願望——這些都沒有對專業的歷史學者產生大的影響。 　　　　 　　實際上，50年代以來人們明顯地著迷於哲學的歷史。現在這種情況也沒完全消失：艾 瑞克·沃格林新近獨自完成了他的哲學歷史著作，5卷本的《秩序與歷史》(Order and　History)。然而，總體上說來，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好像全都默認這樣一種觀點：即在 世界歷史中去發掘一些特殊意義，或者尋找特別的哲學教訓的努力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這樣，在過去幾十年間，當他們把注意力轉向具有全球歷史意義的問題時，學者們選擇 更多的是歷史過程分析而不是世界史意義的推論。他們當中大部分人的分析靈感來自社 會科學的不同學科，那些對現代或當代世界的全球性問題發表看法的社會科學家們。 　　 　　二、社會科學家 　　 　　二戰後美國取得了超級大國的地位，不再堅持孤立主義而無視更大的世界。隨著歐洲 各個帝國的瓦解，一批新獨立的國家開始尋求能夠領導國家擺脫貧困與悲慘、走向發展 與繁榮的社會政策。在促進發展的願望中——也是為了避免新獨立國家加入共產主義世 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學家們非常重視發展問題。這導致現代化分析在五六十 年代的美國學術圈內特別流行，在歷史學科內外產生巨大的影響。(註：On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ization analysis for historical scholarship,see Craig　A.Lockard,「Global history,Modernization,and the World-Systems Approach:A Critique」,The History Teacher 14(1981):489-515;and Alvin Y.So,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Modernization,Dependency,and World-System Theories(Newbury　Park,Calif.:Sage,1990).) 　　 　　　　現代化分析 　　 　　現代化分析在進化論和功能主義社會學的形式下經歷了很長的發展歷程，但是到了50 年代後期，它開始具有自己獨特的形式。為了找到一種發展模式，現代化分析家們研究 了西方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史。他們希望找到實現物質繁榮的發展政策，他 們設想欠發達國家能夠採納相似的政策並跟隨西方國家走向現代化。給現代化學派定義 的第一部著名作品是羅斯托(W.W.Rostow)的《經濟增長的階段性：非共產主義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最早60年代出版。根 據羅斯托的分析，從傳統社會到現代工業化大眾消費社會的發展，從根本上說是一個經 濟問題。他把這個發展中最重要的階段稱為進入經濟高速度持續增長時代的「起飛」(take off)，羅斯托認為，實現起飛的主要要求是高水平的生產投資，相當於國家收入 的10%左右。一旦擁有這種投資，任何社會都可以實現經濟起飛，發展與現代國家有密 切聯繫的繁榮的工業經濟。 　　　　 　　儘管使用了大量經濟辭彙，羅斯托的分析對歷史研究仍然具有巨大的潛在價值；事實 上，羅斯托和其他學者通過對經濟增長的解釋，為現代世界歷史提供了新的歷史解釋， 如羅斯托的著作《如何開始的：現代經濟的起源》(How It All Began: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但是，只有當學者們把這套理論推廣到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事 物方面的時候，現代化理論才更深刻地影響了歷史分析。 　　　　 　　這個過程中的一個關鍵人物就是布萊克(Cyril E.Black)。在他的早期名著《現代化的 動力：比較歷史研究》(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中，布萊克想像了一個傳統社會到現代化的大範圍演變進程。布萊克認為，在 穿越現代化門檻的時候，社會經歷了幾種轉變。一是知識的轉變，它能夠幫助人們增加 控制外部環境的能力，尤其是科學和技術對人類的問題影響巨大。再有是政治的轉變， 它能夠促使領導者採取有效的方法，把人類資源動員起來，在現代化進程中使用它們。 節約和投資增加了經濟轉變的動力，這在工業化進程中非常顯著，同時也增加了社會財 富、提高了生產力。隨之而來的社會轉變造成幾方面影響，包括快速的城鎮化、勞動專 業化的增加以及兩性關係的變化等。最後，心理上的轉變也鼓勵了個人主義、競爭和獨 立等觀念的興起，而不是和傳統準則相符合的保守性。 　　　　 　　布萊克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歷史研究能夠追溯那些已經實現現代化轉變的地區的現代 化進程，也能夠根據這些現代化的進程去分析傳統地區的發展經歷。實際上，布萊克簡 單勾畫了他認為已經發生的七種現代化模式。其他人則更多地對個別地區的現代化進程 進行專門研究。這樣就出現了應用現代化理論並在個別地區檢驗這些理論的真正的學術 高潮。最時髦的分析課題是，西方國家和諸如俄國、日本與土耳其，西方的影響促進了 這些國家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巨大改變。 　　　　 　　現代化理論中隱含了豐富的歷史分析的線索，這在邦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著作 中表現得最清楚。在他的一系列研究中——最著名的是《國家的建立與公民權和國王或 人民：權力和統治的授權》(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and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邦迪克斯對西方和亞洲的現代化進程做了比較 分析。他的興趣集中在一體化的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過程中，政治權威的合法化並制度化 是怎樣出現的，政治權威如何代表社會不同階層並利用他們的活力。根據邦迪克斯的理 解，在西歐，民主革命和工業化有助於建立自由國家和資本主義社會。同時，在俄國， 專制傳統為獨裁和極權社會鋪平了道路。在德國和日本，從上而下的貴族革命反倒奠定 了更具侵略性的威權統治的基礎。在印度，村民社會的強大力量和固執不變，使一體化 國家很難出現，儘管最終不是不可能出現。 　　　　 　　從某種程度上看，邦迪克斯的比較方法使他對現代化進程做出這樣的理解：用單一的 西方的發展模式，去解釋不同地區的發展歷程，沒有意義，甚至不可能。他的精當的見 解來源於對原來不同社會類型的重新思考——傳統和現代——現代化分析所認識的。19 67年，在一篇有影響的、名為《對傳統和現代的再認識》(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Reconsidered)的文章中，邦迪克斯指出，現代化分析有時認為傳統和 現代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事實並非如此。相反，西歐的現代性顯然是由傳統社會發展出 來的。如現代性的主要動力——民主革命和工業化——代表著西方傳統的頂峰，同時也 是與傳統相隔離的標誌。因而，邦迪克斯認為，在西方獨特的發展過程中，民主化和工 業化的現代性是多元的。在其他國家，現代化不可避免地要走不同的道路，現代性也會 表現出不同的特徵。 　　　　 　　生死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流年裡，期待你不變的笑容。http://blog.zmw.cn/user1/bear/index.html2007-1-26 19:39:00 bear 等級：版主文章：7089[查看]積分：41572註冊：2005年5月30日第 3 樓 --------------------------------------------------------------------------------羅斯托、布萊克、邦迪克斯以及其他的現代化分析家們，對理解現代世界歷史的發展 動力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關注那些對理解現代社會絕對重要的問題——城市化、工業 化、科學、技術、交通、大眾教育以及其他相關的東西。他們尤其成功地分析了在一個 特定社會內的發展——如資本投資、運輸和通訊基礎設施的建設、職業道德的發展和公 共教育的組織——這些都促成現代化。出於對比較研究的愛好，激勵著人們不帶偏見地 去進行現代歷史研究。由於他們工作的這些特點，現代化分析者們用實例表明，他們是 如何採用有效的方法去思考全球歷史的進程。事實上，他們研究的這段進程深刻地改變 了西方社會的特徵，他們也為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留下了共同的標記。 　　　　然而，現代化學派幾乎不能從70年代的困境中走出，至少這個學派本身做了重大的修 正和重組。樂觀主義者認為，當暴動與革命在第三世界蔓延的時候，在世界範圍內推廣 西方式民主、促進進步與繁榮的前景變得暗淡。同時，學者們開始清醒，不再相信很多 (儘管不是全部)現代化分析家們所持有的帶有種族優越感的設想，這些設想認為西方人 發現了通往現代化的莊嚴道路，其他社會都應該遵循西方的範例；他們還認為西方國家 可以運用軍事的強制手段去推動世界上欠發達地區的現代化進程。最後，由於一些人支 持美國的越南政策而不得人心，現代化學派因此受到嚴重影響。 　　　　 　　現代化分析理論絕不會徹底消失。儘管它在一些地區變得不受歡迎，很多學者繼續從 現代化分析中得到靈感。事實上，一種翻新的、重構的現代化分析理論最近開始在一些 學者的著作中成型，如瓊斯(E.L.Jones)。在瓊斯的著作《歐洲的奇蹟：歐亞歷史中的 環境、經濟和地緣政治》(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es,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中，作者根據其他社會的歷程，對 歐洲經濟史做了深奧的比較研究。他闡明經濟的快速增長是由於一個自由的政治環境： 與中國、印度和伊斯蘭世界的帝制國家不同，近代早期歐洲國家不能吸吮工廠主和商人 手中的財富。歐洲國家沒有強制地加快資本和經濟的增長，但他們至少避免了經濟停滯 。在《重新增長：世界歷史上的經濟變化》(Growth Recurring: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中，瓊斯擴大了他的分析範圍，考察了中國宋朝、日本德川時期和工業 化歐洲的經濟快速增長的案例。與獨一無二的歐洲情況完全不同，當政治權威沒有窒息 經濟的時候，經濟快速增長是完美的自然發展。與早先的現代化分析一樣，瓊斯強調指 出，社會的內部條件是決定其經濟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瓊斯把歐洲的經歷公平地放 到了全球背景中，與其他社會相對比進行研究。同時，他把經濟增長看作一種歷史現象 ，而不是把西方的經歷當作其他地區發展經濟必須遵循的一種範式，這就避免了早期現 代化研究者的那種種族優越感。 　　 　　 依附論和世界體系分析 　　 　　然而，在70—80年代的時候，現代化分析理論面臨著一個持續的挑戰，批評者關注現 代世界的動力並且構建了替換現代化分析的觀點。(註：For Studies of these schools,see Lockard,「Global History,Modernization,and the World-System Approach」；So,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Charles Ragin and Daniel Chirot ,「The World System of Immanuel Wallerstein」,in Theda Skocpol,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276-3 12;Thomas Richard Shann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Boulder,CoLo.:Westview,1989).)最持續的批評來自於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學派，他們 共同代表著社會科學界探討當代世界史的另外一種途徑。這些學派的理論來源是拉美經 濟學家的思想，他們在60年代明確表達了有關現代化理論的一個選擇和一個挑戰的觀點 。他們認為美國和聯合國的發展政策已經把拉美的經濟和政治推向了毀滅的深淵，它們 事實上導致的是新形式的剝削而不是真正的發展。在60年代晚期，安德烈·貢德·弗蘭 克(Andre Gunder Frank)這樣持贊同態度的學者，開始在英語世界中傳播這樣的思想， 很快在那些不接受世界現代化分析理論的學者中流行起來。 　　　　 　　弗蘭克的研究無疑對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的流行非常重要，因為他不僅把依附論觀點 介紹到了英語國家，而且用依附論理論詳細闡述和解釋了現代世界歷史。在他的著作《 世界的積累，1492—1789》(World Accumulation，1482—1789)、《依附積累和欠發達 》(Dep 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中，弗蘭克認為帝國主義和殖民 主義是理解現代世界發展動力的關鍵。從16世紀到20世紀早期，西方國家逐漸地建立他 們在世界上的霸權，並強迫不同地區服從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需要。中心城市和衛星 城的概念有助於他去解釋這種發展的運作。中心城市的力量——那就是帝國主義和殖民 國家——在從屬國的土地上建立起衛星城和官僚政治中心，通過它們，帝國主義和殖民 主義就能夠無情地榨取剩餘財富，扼制順從中心城市權力的落後地區的任何經濟發展潛 力。同時，從殖民世界榨取來的剩餘財富就是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需的財富積累。這樣， 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掠奪導致了兩個結果，即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和第三世界的 欠發達。弗蘭克的觀點明顯對現代化分析學者們的假設提出挑戰，他們認為內在因素如 投資和教育才是發展的主要動力。面對西方國家的暴力入侵和掠奪開發，在第三世界進 行投資和教育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前景也變得非常暗淡，並且可能毫無希望。 　　　　 　　70年代，弗蘭克的研究就在年青的社會學家和政治思想家中間產生廣泛的共鳴。這種 影響在伊馬紐·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著作中得到最深刻並富有成效的體 現，他詳盡闡發了著名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現代世界體系》 (The Modern World-System)明顯地反映了依附論學派的影響。例如，與弗蘭克一樣， 沃勒斯坦認為現代世界歷史只有在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霸權的背景下理解才具有意 義。資本主義的掠奪再次解釋了西方世界的發展和其他地區欠發展的原因。沃勒斯坦還 從幾個方面拓寬並修正了弗蘭克的觀點。首先，他提出了一個更加詳細的有關現代世界 秩序的解釋，一種用文獻證明的、比早先的解釋更加系統化的解釋。更有實質意義的是 ，沃勒斯坦提出了比依附論學派更具流動性的世界體系。這樣，取代弗蘭克的中心城市 與衛星城市的理論，沃勒斯坦認為有三種層次：中心、邊緣和半邊緣。中心與邊緣的作 用分別類似於弗蘭克的中心城市和衛星城。半邊緣概念的提出使沃勒斯坦能夠分析和解 釋那些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變化不定的地區的經歷。最後，沃勒斯坦還特彆強調了大範圍 、長期的經濟周期，是它主導著世界體系作為一個整體的運作節奏。 　　　　 　　依附論和世界體系分析成功地指出，現代世界歷史的發展動力遠比現代化理論所提出 的更加複雜。關於現代世界的令人滿意的、詳細的解釋，不僅要包含推動發展的內部因 素，還要包含世界經濟的大背景，因為它經常通過某種方式阻礙著殖民地區的發展。接 受依附論或者世界體系的視點，區域研究經常能夠找到尖銳的焦點。這裡僅舉兩個例子 ，沃爾特·婁德尼(Walter Rodney)的《歐洲如何導致非洲的欠發達》(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還有阿勒文·Y.叟(Alvin Y.So)和斯戴芬·W.K.屈(Stephen W.K.Chiu)的《東亞和世界經濟》(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儘管是由社會學家首先倡導，世界體系論仍然深深影響了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其他 學者們，促使他們採用這種方法去研究現代世界的發展動力問題。在這些歷史學家中有 費爾南德·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斯塔夫里阿諾斯(L.S.Stavrianos)、托馬斯 ·J.麥克米柯(Thomas J.McCormick)和約翰·奧波特·沃爾(John Obert Voll)，他們 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從世界體系論中獲取靈感。布羅代爾在《世界的透視》(Perspective　of the World)(他的三部曲《文明和資本主義》(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中的 第三卷)中，分析了近代早期世界一個全球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在《全球分裂：第三世 界時代的到來》(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中，斯塔夫里阿諾斯提 出了第三世界的歷史來自於一個世界體系的觀點。在麥克米柯的著作《美國50年：冷戰 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America『s Half-Centur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中，他根據世界體系研究解釋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史。在一篇名為《伊斯 蘭世界：一個獨特的世界體系》(Islam as a Special World-System)的文章中，沃爾 認為在公元1000到1800年間，伊斯蘭世界是一個建立在伊斯蘭教義基礎之上的文化共同 體。同時，在《歐洲和沒有歷史的民族》(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中，社會學家艾瑞克·沃爾夫(Eric Wolf)分析了西方人到來對現代世界各地的影響， 表明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技術掠奪和政治組織徹底改變了亞洲、非洲和美洲的政治、社會 和經濟秩序。 　　　　 　　除了影響歷史學家對現代世界的理解之外，世界體系分析還對前現代的世界提出了新 的觀點。在《歐洲霸權之前的世界體系：A.D.1250—1350》(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A.D.1250—1350)中，詹尼特·L.阿布-盧格侯德(Janet L .AbuLughod)試圖延伸世界體系論的基本前提——設想只有一個寬泛的體系分析才能夠 充分理解世界歷史的發展動力——推到蒙古帝國時代，也就是在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 系之前。通過一系列的論文和一本合著《世界體系：五百年或五千年?》(The World System: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阿德諾·貢德·弗蘭克和柏利·K. 吉爾斯(Barry K.Gills)假定了一個延伸到公元前3000年的世界體系。 生死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流年裡，期待你不變的笑容。http://blog.zmw.cn/user1/bear/index.html2007-1-26 19:39:00 bear 等級：版主文章：7089[查看]積分：41572註冊：2005年5月30日第 4 樓 --------------------------------------------------------------------------------依附論和世界體系分析確實推動了對現代世界的理解，但是它們也許並不是研究世界 歷史的最有效方法。對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的批評至少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依據。首先， 依附論和世界體系分析只是狹隘地關注經濟和政治關係，導致對歷史的理解不完整甚至 是不充分，因為它排除了真實的有意識的歷史角色、文化、宗教甚至是思想，本質上它 們都屬於意識形態的層面——具有某些經濟的或者政治利益的功能。科學、技術、教育 、宗教規則、政治信仰、道德觀和文化思想都具有各自的功能，不僅對於個人的社會和 經濟的發展，而且對於不同人群和各自的社會之間關係的演變都會產生影響。把意識和 文化簡單地當作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一種功能，這種分析丟掉了理解世界歷史發展動力的 重要內容。 　　　　 　　其次，儘管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學派沒有接受現代化學者們的西方民族的優越感，但 是他們對西方因果關係的偏見使他們不能公正地看待世界歷史的複雜性。依附論和世界 體系論者一直宣稱，國家內部自己做的決議本身不一定就能導致發展。他們堅持認為國 際上的資本主義決定著現代世界的歷程，這就無法解釋殖民現象，否則掠奪他人就被看 作是歷史上的一種積極因素，如同人類的代理者可以認識和利用機遇，決定他們自己的 歷史進程一樣。當遭遇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時，衛星城或者邊緣地區的人們以不同的方 式做出反應，從合作到聯合抵制和叛亂。再有，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者過於關注西方資 本主義的利益和活動，忽視了衛星城或邊緣地區的居民在創造世界歷史過程中發揮的作 用。因而，儘管非常流行，並且跨越了幾個學科的界限，但是要想成功地解釋整個人類 共同體的歷史進程，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的學者們還需要更多的方法。 　三、專業歷史學家 　　 　　當歷史哲學家尋求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去理解世界歷史的時候，當社會科學家努力探索 現代世界的發展動力的時候，大多數專業的歷史學者仍然專心於民族共同體的研究。只 有少數人嘗試著比較研究或跨文化研究，並且他們幾乎從來沒有去探索影響全球的發展 動力問題。 　　　　 　　然而，從60年代以來，歷史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們提出的問題逐漸地，但是日益增長 地引起了專業歷史學家的關注。到了80年代，對比較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興趣迅速增長 ，人們開始把世界史看作歷史大學科下面的一門可以認知的子學科。1982年，世界歷史 協會成立，成為世界歷史學家們的一個組織機構。1990年，世界歷史協會和夏威夷大學 出版社聯合出版了《世界史雜誌》(Journal of World History)——與早期的一種出版 物不同，那叫做《世界史雜誌》(Cahier d『histoire mondiale，其副題為Journal of　World History)，是在1953年到1972年間出版的。幾家大的出版社——包括劍橋大學出 版社、M.E.夏普(M.E.Sharpe)和西方視野(Westview)出版社——都推出了以世界、比較 研究或全球史為主題的系列書籍。人們對世界史的興趣日益增長，與此相呼應，90年代 的專業歷史學者們開展了全球歷史的研究。 　　　　 　　根據不同歷史學家的興趣和研究領域，這種全球歷史分析主要有三種派別。一是關注 傳播現象——特別是技術的傳播——對社會的影響。另一個是分析學派考察經濟和社會 史的大規模發展模式，尤其關注長途貿易和大範圍的經濟融合。第三種是探索環境和生 態發展在大範圍，有時是全球範圍內產生的影響。這三種全球歷史分析方法之間沒有嚴 格的界限，彼此間也互不排斥，保守競爭。事實上，每個歷史學家都不僅對某一派研究 做出過貢獻，每個研究也經常受到多種分析方法的影響。然而，這三種派別代表著相對 分明的歷史觀點和學術追求。各學派間每個簡單的爭論都有助於澄清專業歷史學者對全 球歷史研究做出的貢獻。 　　 　　　　跨文化交流與傳播研究 　　 　　一部單行本著作——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McNeill)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 體史》(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為專業歷史 學者進行全球歷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靈感。最初是湯因比的著作引起了麥克尼爾對世界 史的興趣：在本科學習期間，麥克尼爾偶然碰到了較早卷本的《歷史研究》，湯因比寬 廣的想像力和大範圍研究歷史的意願激發了他的興趣。後來，當年邁的湯因比準備出版 他巨著中的最後一卷時，麥克尼爾曾經與他密切合作。然而麥克尼爾並不認可湯因比的 一些主張，如湯因比希望明確世界歷史的規則，希望從他對歷史的研究中得出終極的宗 教和哲學的意義。與此相反，從最初的學術生涯開始，麥克尼爾就關注歷史過程對大范 圍區域、洲甚至整個世界的影響。 　　　　 　　《西方的興起》一個顯著的主題是傳播。麥克尼爾把不同社會群體和文化傳統的接觸 看作是改變人類歷史的主要力量。與外來人口的持續接觸難得是一種完全快樂的經歷， 由於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政治上關係緊張甚至是激烈衝突的時期，而在任何情況下，同 不熟悉的外來文化傳統的接觸都捲入一個漫長的暴露過程。世界上不同地區的人對不同 的思想、技能、技術都會做出自己的詳盡闡釋，他們經常能從外國人的倉庫中找出一些 有用的東西佔為己有，或改編、提煉出其他東西。因而在《西方的興起》中，麥克尼爾 考察了個人社會和文化傳統的發展，尤其關注技術和工藝從一個地方傳播到另一個地方 的過程，由此導致那些地方權力和社會組織的構成發生變化。 　　　　 　　在《西方的興起》之後，麥克尼爾把他的傳播研究轉向在大範圍區域內產生過影響的 特殊事件過程。例如在《瘟疫與人類》(Plagues and People)當中，麥克尼爾考察了地 方病和流行病在世界歷史上的影響。不同社會的人群之間的接觸不僅會推動技能和工藝 的傳播，也會把外來的疾病傳播到毫無防備的人群中。在任何情況下，流行性疾病都會 對原有的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例如黑死病不僅奪去大量生命，也對14—17世紀大部 分歐亞地區的貿易、工業、金融和社會造成破壞。在一些地區，人口統計的問題如此嚴 重以至於足以威脅到國家和帝國的生存，如歐亞大陸一種不知名的瘟疫就破壞了古代絲 綢之路的交往和貿易，加速了羅馬和漢帝國的滅亡。在少數非常特殊的情況下，人口暴 跌徹底毀壞了當地的傳統文化和政治體制，為劇烈的變化開闢了道路：如在16到19世紀 ，天花和其他外來疾病毀滅了美洲和太平洋島嶼上的土著居民，為歐洲人提供了一個建 立殖民地和在遙遠的陸地上建立歐洲式社會的機會。在所有這些例子中，人類活動都加 速了疾病的傳播，對已經建立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秩序造成深深的影響。 　　　　 　　在《追逐權力：公元1000年以來的技術、武力和社會》(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and Society since A.D.1000)一書中，麥克尼爾研究的重點 從微觀轉向宏觀——人類代理人和組織機構從民眾中榨取剩餘財富並用來維持和鞏固他 們掌有的權力。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軍事與工業技術的傳播，它們被提高或改造用於新目 的，它們具有改變現存政治和軍事秩序的潛力。在解釋力量變化的時候，麥克尼爾排出 這樣一個順序，先是銅和鐵金屬的傳播、戰車、先進的騎馬技術、黑色火藥、大炮、火 器、軍事組織模式、戰爭與武器生產的商業化。在每個階段，每一項技術或技能的發明 ，都增強了統治者控制社會的權力。同樣，在每一個階段，鄰近人群也發現相對容易獲 得這些發明、技術或技能，結果，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迅速地獲得了這些技術。因而 ，一次又一次的傳播有助於理解世界政治與軍事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發展。 　　　　 　　沒有必要認同麥克尼爾所有的思想和解釋，其他幾位歷史學家也發表了有關技術發展 和傳播主題的著作，這些著作對於理解全球歷史發展動力非常重要。在《中世紀的技術 與社會變革》(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中，林恩·懷特(Lynn White )認為，亞洲的技術在傳進西歐的時候，其發展水平遠遠超過了政治和社會的變革。林 達·沙佛爾(Lynda Shaffer)的論文《南方化》(Southernization)認為，從公元前5世 紀開始，起源於印度和東南亞的技術傳播並影響到了中國、西南亞和地中海盆地。在《 世界文明中的技術：一千年史》(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A Thousand-Year History)中，阿諾德·佩西(Arnold Pacey)闡述了從公元700年到20世 紀的技術傳播史。他認為通常意義的傳播並不是簡單的技術轉移，而是一種對話：從國 外社會引進的技術發明經常按照接納社會的傳統加以提煉和改進，結果經常是推動了這 些技術在其他地區的進一步改進。 　　　　 　　其他研究技術傳播的著作都集中在影響全球化進程的一些確定的問題和主題上。丹尼 爾·漢德里克(Daniel Headrick)的研究——《帝國的工具：19世紀的技術和歐洲帝國 主義》(The Tools 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進步的觸角：帝國主義時代的技術轉移，1850—1940》(The　Tentacles of Progress: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1851—19 40)、《無形的武器》(The Invisible Weapon)、《無線通訊與國際政治，1851—1949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terrnational Politics,1851—1945)——研究了歐洲帝 國主義的技術層面。它們不僅有助於解釋在新帝國主義時代，歐洲人是如何迅速地把他 們的影響擴展到全世界，而且有助於理解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西方人是如何享有超過 其他人群的技術優勢的。大衛·B.拉爾斯通(David B.Ralston)的著作《輸入歐洲軍隊 ：歐洲軍事技術和體制進入歐洲之外世界的導言，1600—1914》(Importing the European Army: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Military Techniques and In stitutions into the Extra-European World,1600—1914)，作者考察了俄國、奧斯曼 帝國、埃及、中國和日本等國，按照西方軍隊的模式重組本國軍隊以及由此帶來的在政 治、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反響。理查德·W.布勒耶特(Richard W.Bulliet)的吸引人的著 作《駱駝和輪子》(The Camel and the Wheel)，考察了運輸和軍事技術，認為技術的 發展和傳播對歷史周期產生了深刻影響，大大早於新帝國主義時代。 　　　　 　　生死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流年裡，期待你不變的笑容。http://blog.zmw.cn/user1/bear/index.html2007-1-26 19:39:00 bear 等級：版主文章：7089[查看]積分：41572註冊：2005年5月30日第 5 樓 --------------------------------------------------------------------------------麥克尼爾本人的著作遇到了批評，這些批評大多源自作者本人。麥克尼爾曾經指出， 《西方的興起》沒有把非洲的歷史經歷納入到世界歷史的大模式中去；它主要探討精英 人物和權力階層的活動而不是失敗者和被剝奪的階層；它沒有認識到公元1000到1500年 間中國經濟增長和技術發明的意義；高層次的跨文化輸送和交流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他 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前現代世界存在幾個相互隔絕並且獨特的文明。同時，馬歇爾· G.S.侯德森(Marshall G.S.Hodgson)和埃德蒙·伯克第三(Edmund Burke Ⅲ)認為，《 西方的興起》具有殘餘的歐洲中心論色彩，這本書也沒有充分討論不同社會之間的交流 。(註：William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1990):1-21;Marshall G.S.Hodgson,Rethinking World　History:Essays on Europe,Islam,and World History,ed.By Edmund Burke Ⅲ(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ix-x,92-94,309;Edmund Burke Ⅲ,「Marshall G.S.Hodgson and the Hemispheric,Inter-Regional Approach to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6(1995).) 　　　　 　　然而，麥克尼爾的著作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勾勒了歷史發展的景象，它強烈地感染了 專業歷史學者。在探討全球主題的同時，它避免了漫無邊際的推測和歷史哲學家著作中 那種受先定知識影響的弊端。在討論鍛造現代世界的動力的時候，它也避免過多地陷入 社會理論，這些理論帶有社會科學家研究的特點。麥克尼爾的著作比大多數專業歷史學 者更多地分析了歷史進程，對過程的分析運用了歷史學者能夠理解和賞識的習慣用語。 事實上，專業歷史學者並沒有追隨麥克尼爾的模式去進行分析研究。但是他們卻對全球 分析的挑戰做出了認真的回應：有時候在一個大的跨地區或者是全球範圍內研究歷史進 程的影響；其他時間則按照不同學科的觀點和方法去進行全球研究，因而為世界史的學 術發展指出了新的趨向。甚至當全球論歷史學者還沒有轉變成文化傳播論者的時候，他 們就認識到並開始研究不同社會和文化區域之間人群的碰撞過程。事實上，特別是在過 去十年間，他們在跨越國家和文化疆界的研究過程中，顯示了很大的獨創性。 　　 　　 大範圍的經濟和社會史 　　 　　與此同時，全球歷史分析中一個次重要的學派正在關注世界經濟和社會史中的大範圍 模式研究。這個學派主要研究大區域內貿易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如世界上主要的海洋 盆地。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者們從人類地理學、特別是從中心區理論或區域理論中得到大 量啟發，這些理論主要解釋中心城市的興起、發展、繁榮和衰落的原因。對中心地區的 研究繼續以前對環境、氣候和地理條件的分析，但是也關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 其他一些相關的因素。靈活的方法必然隨時變化，中心區理論求助於歷史學家，歷史學 家使用這一理論效果很好，特別是在遠距離貿易與交換網的研究中。 　　　　 　　K.N.朝德哈利(K.N.Chaudhuri)的著作——特別是《印度洋的貿易與文明：從伊斯蘭教 的興起到1750年的經濟史》(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和《歐洲之前的亞洲：從伊斯蘭 教的興起到1750年印度洋的經濟和文明》(Asia before Europe: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強調了貿 易的顯著影響，在現代世界之前它促進了印度洋沿海地區的經濟融合。在《貿易與文明 》(Trade and Civilisation)和《歐洲之前的亞洲》(Asia before Europe)兩本書中， 朝德哈利從費爾南德·布羅代爾有關地中海的研究中受到啟發，這個研究把地中海看作 促進歐洲、北非和西南亞人民和社會融合的紐帶。朝德哈利還運用中心區理論解釋印度 洋作為貿易和商業中心的命運：它連接了原料產地、市場和商路。因此他認為，印度洋 作為一個大經濟帶，從7世紀以來就具有聯接商路、形成貿易網的特徵。大宗日用品和 奢侈品貿易使生產者有利可圖，最終圍繞著絲綢、鐵和陶器的生產形成了具有市場傾向 的工業。這樣，朝德哈利描繪出一個經濟帶動力，它在世界史上的1000年或更長的時期 內，對東半球的大部分地區產生深刻影響。 　　　　 　　在朝德哈利研究印度洋盆地一體化的同時，腓力普·D.科汀(Philip D.Curtin)考察了 晚些時候大西洋沿岸的一體化過程。科汀著作的一個主題就是，在近代早期大約1500到 1800年間，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聯合作用，把來自四大洲的人們拖入了融合了的大西洋 世界。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一次人口統計》(The Atlantic Slave Trade:A Census )中，科汀對非洲的奴隸貿易進行了一次徹底的人口統計分析，奴隸貿易是近代大西洋 世界一體化進程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作者調查了非洲奴隸的起源、運輸途徑和運往美 洲的地區，特別是非洲人被賣做奴隸的數量。在《種植園經濟的興起和衰落：大西洋歷 史論文集》(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中，科汀提出了關於大西洋沿岸地區一體化的最大膽的分析。在這本著作中， 奴隸交易是伴隨著蔗糖和其他日用品的貿易、交通運輸技術的發展而進行的，資本主義 的出現是一個動力，把大西洋世界的所有人群的生活複雜地纏繞連接起來。這樣，科汀 的比較經濟和社會史研究有助於對大西洋沿岸地區一體化的認識，它是早期現代世界發 展的一個突出歷程。 　　　　 　　在《世界歷史中的跨文化貿易》(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一書中， 科汀進行了一次比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範圍更大的經濟與社會研究，並且勾畫出更寬泛 的人類發展模式。《跨文化貿易》分析了散居的猶太人貿易的現象——商人(代理商、 經紀人和其他為了遠距離貿易的利益而跨越文化邊界的人的社會——像朝德哈利的著作 一樣，科汀運用中心區理論解釋世界主要貿易中心的命運。這樣，科汀的著作清楚地表 明，遠距離貿易的結構和商人的作用是世界歷史中最有效的跨文化的經紀人。 　　　　 　　這裡提到科汀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其根據不僅來自他自己的著作，可能還包括他的學 生的著作。約翰·萊迪·芬蘭(John Leddy Phelan)、約翰·F.里查德(John F.Richard )、約翰·斯麥爾(John Smail)、簡·宛西拿(Jan Vansina)以及其他在威斯康辛大學的 同事，在60年代的時候，科汀就倡導全球史的教學和研究。追隨科汀的學生組成了被稱 作「威斯康學派」的全球史觀歷史學者，其中包括麥克·P.阿達斯(Michael P.Adas)、 羅斯·E.杜恩(Ross E.Dunn)、里查德·M.依通(Richard M.Eaton)、富蘭克林·W.奈特 (Franklin W.Knight)、克雷格·A.洛克哈德(Craig A.Lockard)、帕特里克·A.曼寧(Patrick A.Manning)、約瑟夫·E.米勒(Joseph E.Miller)、克林·A.帕爾默(Colin A. Palmer)和大衛·W.斯維特(David W.Sweet)，這些研究全球史問題的學者大多使用大范 圍經濟和社會分析的研究方法。(註：See Craig A.Lockard，「The Contributions of　Philip Curtin and the Wisconsin School『to the Study and Promotion of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11(1994):180-223. ) 　　　　 　　與朝德哈利和科汀同時，其他學者也通過對大範圍經濟和社會模式的研究而對全球歷 史分析做出貢獻。在《歐洲霸權之前的世界體系：A.D.1250—1350》一書中，詹尼特· L.阿布-盧格侯德勾勒了伸及東半球大部分地區的貿易圈內部的商業網路，並寫出它在1 3到14世紀時期的命運。約翰·托恩通(John Thornton)的《組成大西洋世界的非洲和非 洲人：1400—1680》(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1 400—1680)一書，通過研究近代早期大西洋沿岸地區一體化過程中非洲人與非洲傳統的 作用，補充科汀和其他人的研究。在《17世紀的亞洲貿易革命：東印度公司和商旅貿易 的衰落》(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中，尼爾斯·斯第恩斯尕 德(Niels Steensgaard)研究了印度洋的海上貿易對穿過中亞的陸路貿易的影響。他的 研究有助於解釋歐洲人在近代早期是如何控制全球貿易的。詹姆斯·D.崔西(James D.Tracy)編輯的兩本著作——《商業帝國的興起：近代早期的長途貿易，1350—1750》(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 350—1750)和《商業帝國的政治經濟：國家權力和世界貿易，1350—1750》(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tate Power and World Trade,1350—1750) ——搜集了很多與近代早期世界貿易密切相關的論文。研究稍晚的時段，皮特·N.斯迪 姆斯(Peter N.Stearns)發表了一篇敏銳的有關工業化全球意義的文章，名為《世界歷 史中的工業革命》(The Industral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斯迪姆斯不僅討 論了工業化向全球的擴展，還考察了它對發達與不發達地區、全球移民和世界自然環境 的影響。最後，儘管太平洋沿岸地區走向經濟一體化要晚於印度洋和大西洋沿岸，學者 們也開始關注太平洋地區的大範圍的經濟與社會史。在《完整周期的到來：太平洋周邊 的經濟史》(In Coming Full Circl: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acific Rim)中， 艾瑞克·瓊斯(Eric Jones)、里昂奈爾·弗羅斯特(Lionel Frost)和克林·懷特(Colin　White)大膽地提出了一種解釋，認為太平洋周邊地區長期受到了中國巨大的政治與經濟力量的控制，然後服從於中國，超越歐洲和美國社會的影響，儘管可能只是暫時的。 　　 生死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流年裡，期待你不變的笑容。http://blog.zmw.cn/user1/bear/index.html2007-1-26 19:40:00 bear 等級：版主文章：7089[查看]積分：41572註冊：2005年5月30日第 6 樓 --------------------------------------------------------------------------------大範圍的環境與生態史 　　 　　全球歷史分析的第三個學派研究的是環境、生態和生物進程對跨越區域、跨越大洲甚 至是全球的影響。從最早的歷史開始，人類群體就經常展開大範圍的遷徙和移動。在這 個過程中，他們攜帶著不同種類的植物、動物、農作物、微生物、疾病和其他有生命的 東西，從最初居住的地區引到新的地區和新的人群。生物學家依照科學觀點長期研究了 這些進程，最終形成了固定的生態分析的傳統。最近，歷史學家開始研究這些相同進程 中人類活動的意義。他們考察了導致生物流動的動機和壓力，控制著生物流動過程的動 力，以及這些生物流動對人類和自然環境的影響。研究的結果，生態史研究的學派出現 了，為全球歷史的主題研究增加了很重要的光彩。 　　　　 　　阿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Alfred W.Crosby)的著作詳細地解釋了環境與生態研究的世 界史意義。在《哥倫布的交流：1492年的生態和文化結果》(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中，克羅斯比研究了尾隨克里斯多 佛·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他的隨員而來的毫無限制的生物流通對全球帶來 的影響。美洲的玉米、土豆、可可豆和煙草傳到世界各地，同時歐洲的小麥、葡萄、牛 和豬被送往在西半球的新家。最可悲的是，國外的疾病殘酷地攻擊了事先毫無防備的當 地居民並形成了致命的發病機理：美洲的梅毒迅速傳到歐亞大陸，同時歐洲和亞洲人的 天花和其他疾病毀滅了美洲的土著居民，後來還蔓延到了太平洋島嶼。在所有這些例子 中，遠距離遷徙和跨文化交往伴隨著對人類產生深遠影響的生態和生物交流——在歐洲 人到達美洲和太平洋沿岸地區的幾百年間，這些過程經常決定著人類社會的存亡。 　　　　 　　在《生態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Ecological Imperialism: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中，克羅斯比試圖完成這樣一項更大膽 的工作，他企圖解釋為什麼歐洲的植物、動物和人類社會能夠在世界不同的廣大的地區 建立並發展起來，而其他地方的物種則不能傳播得如此廣泛和成功。他認為，歐洲的物 種得益於一個複雜的相互增強的結合過程。歐亞大陸的疾病給美洲和太平洋島嶼的土著 居民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當本地人口衰落的時候，歐洲人發現大片的土地向他們、庄 稼、牲畜以及非洲黑奴開放。同時，大量歐亞的動物如牛、豬、馬在美洲或太平洋島嶼 上沒有天敵或競爭者，它們大量繁殖開來。它們貪婪地吞噬著當地的植物，打破了脆弱 的環境平衡，並促使外來的植物和雜草在被破壞了的生態環境中尋求立足點。在1500到 1900年間，這些彼此依賴相互推動的過程導致被克羅斯比稱作的「新歐洲」(neo-Europes)在遍及世界的溫和地帶建立起來。因而，歷史和生態分析有助於解釋在全 球歷史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個過程——現代世界歐洲霸權的建立。 　　　　 　　除了克羅斯比，其他學者也對生態史分析學派做出了特別重要的貢獻。前面提到過的 著作《瘟疫和人類》，它的作者威廉·H.麥克尼爾(William H.McNeill)研究了傳染性 疾病穿越生物邊界線的時候造成的影響。在《早期伊斯蘭世界的農業創新：農作物和種 植技術的傳播，700—1100》(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The Diffusion of Crops and Farming Techniques,700—1100)中，安德魯·M.沃特 森(Andrew M.Watson)揭示了近代之前，多種農業作物——其中包括日常主食、蔬菜、 水果和加工農作物——跨越遍及歐亞和北非大部分地區的生物界限，改變飲食和農業操 作的歷程。威廉·克柔農(William Cronon)在他的著作《陸地上的變化：印第安人、殖 民者和新英格蘭的生態》(Changes in the Land:Indian,Colonists,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中，混合了文化的和生物的分析，把殖民地時期新英格蘭的環境史放 到英國殖民者和美洲土著居民相遇的背景中，特別關注不同經濟體系和土地使用方式之 間的緊張關係。在一篇名為《老鼠和人：太平洋島嶼上的環境簡史》(Of Rats and Men :ASynoptic Enviromental History of the Island Pacific)的詳細文章中，約翰·R. 麥克尼爾(John R.McNeill)研究了從人類的到來至20世紀引進物種在太平洋島嶼上的影 響。在《遷徙之死：19世紀歐洲人在熱帶地區的遭遇》(Death by Migration: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腓力普·D. 科汀(Philip D.Curtin)考察了歐洲帝國主義者冒險進入熱帶地區後所面對的疾病和其 他自然環境方面的危險。他的研究表明，熱帶地區的歐洲人的死亡率遠高於歐洲本土的 居民，但是那些限制環境危害的努力最終使帝國主義者能夠在熱帶地區堅持了下來。在 《綠色世界史》(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中，克里烏(Clive)簡單描繪出了一 幅智人(現代人的學名)出現以來的簡明的世界環境史。在所有提到的這些著作中，還有 其他的著作，歷史學家反覆證明了：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為不同社會人群之 間的交往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前途的視角。 　　 　　【作者簡介】傑里·H.本特利(Jerry H.Bentley)，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教授，《世界歷史雜誌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主編。 　　【本文譯者】許平，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修雷，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郵編：100871 　　【原載《史學理論研究》2004年第4期，第119-136頁。】 20世紀中國歷史學研究概貌黃敏蘭 世紀之交，20世紀中國學術史研究成為學界的熱點，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史的論著也層出不窮。除論文外，迄今為止已有10餘種、共20餘卷著作問世。這些著作形態迥異，各有千秋：有多卷本的，有單卷本的；有集體撰寫的，也由個人撰寫的；有的以資料見長，有的以方法及結構取勝。就論述對象來說，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專題討論、史學流派、史學觀點、史學發展進程、史學學科體系、史學學科分類成果等。即使是對同一個研究對象，不同的研究者也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史學史的這種多樣化形式也許正表明了學者們的探索過程。從目前的狀況來看，20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方興未艾。取長補短、綜合利用已有的成果，對於今後的研究無疑具有借鑒作用。為此，下面簡單介紹幾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 姜義華、武克全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歷史學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最新的一部，也是內容最全面的一部此類著作。全書分為四編：第一編「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史學的形成與發展」，詳細論述了從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轉型，直到當代史學這百年史學的發展過程。第二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各學科的發展及其主要成就」，介紹了史學理論、史學史、考古學、中國史（包括通史、專史、斷代史）、世界史、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等方面的情況。第三編「二十世紀史學領域重大論爭」，總結了幾大專題討論的情況，例如「中國古史分期」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第四編「二十世紀歷史教育與研究機構、史學社團和報刊、中外史學交流」，主要介紹史學發展的外部條件和各項機制。內容翔實，結構合理。 李文海、龔書鐸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論辯書系·歷史卷》（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年），是一套由多位作者編著的多卷本著作。全書按題目的分類分為11個書系：《關於歷史學理論的學術論辯》、《五四時期中國史壇的學術論辯》、《80年代以來的文化論爭》、《中國歷史人物研究論辯》、《關於中國本位文化問題的討論》、《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論辯》、《中華文明起源和民族問題的論辯》、《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術研究與論爭》、《中國農民戰爭史論辯》、《20世紀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論辯》。這套「學術論辯」實際上主要是關於歷史學專題討論的學術綜述，它包括了著名的「五朵金花」中的主要四朵（「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問題」沒有列入該書系，「漢民族形成問題」包括在《中華文明起源和民族問題的論辯》中）以及其他幾項重大論戰的內容。該書以介紹、綜述歷次論戰的各種觀點為特徵，同時適當的加以評論。在各卷的緒論中作各項專題之史學史的概括，在書後有詳盡的「參考文獻目錄」。有些卷的參考文獻佔據全書的27%之多。該書的史料價值較為突出，但「學術史」的意義略顯不足。 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上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一部由海內外學者共同撰寫的著作，該書的特點是注重學科的發展及其與社會的互動，考察史學的內（史學界）、外（社會）認知的同與不同。第一編《引論：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指出，以往人們多從史學內部的觀點談梁啟超的《中國史敘倫》和《新史學》兩部著作，本文則是從晚清以來政治概念與政治辭彙的角度來談它們，強調的是晚清的政治思想如何促動這場史學的革命。 劉新城主編《中國學術百年·歷史學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主要以中國史、世界史兩大學科為框架介紹史學發展狀況。在兩大學科內都是從古到今按斷代的形式論述。 盛邦和主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人文學科·史學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按照史學進程和史學流派論述20世紀史學。全書共有七章，前四章闡釋史學現代化的四段行程，後三章介紹文化批判主義史學、民族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 許冠三著《新史學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嶽麓書社2003年重印）第一卷論述「新史學」開山樑啟超的史學思想以及張蔭麟的史學思想，以下各章是以學派為對象，重點介紹各學派主要人物的觀點和成就。有考證學派（王國維、陳垣）、方法學派（胡適、顧頡剛）、史料學派（傅斯年、陳寅恪）、史觀學派（李大釗、朱謙之、常乃德、雷海宗、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史建學派（殷海光、許冠三）。該書的特點是注重多種學派的成就，並且是唯一一部關注海峽兩岸史學狀況的著作。書後面的附錄一是「三十五年（1950~1985）年來的台灣史界變遷」；附錄二是「正在尋求自我的本土史學」，介紹改革開放以來內地史學的情況。 王學典著《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是一部有關20世紀史學的論文集。書中論文大體分為四組：「典範」組是對20世紀中國史學演化大勢的整體掃描，主要是強調史觀派（其實是唯物史觀派）與史料派的對抗。正如書中所說：「百年的中國史學史，可以說是史料考訂派與史觀派的對抗史。」史料考訂派在1949年前特別是二三十年代，居於正統地位，主流地位，史觀派則邊緣化。1949年後，史觀派從邊緣進入中心，史料派則被放逐到邊緣。該篇除論述兩派的對抗外，還分別介紹了兩派各自的研究方法和史學觀念。「思潮」組清理若干史學思潮的流變。「動向」組是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史學界「熱點」問題的跟蹤評點，例如「史學危機」問題、唯物史觀史學的合法性危機問題等。「人論」組重點介紹代表不同階段史學的幾位史學家：顧頡剛、童書業、翦伯贊、黎澍。 黃敏蘭著《20世紀百年學案：歷史學卷》（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從史學學科體系的角度總結20世紀史學。史學的主體方面以學派為主，在介紹了多種歷史觀之後，重點介紹唯物史觀派與史料學派的對抗、共存與互補。史學的客體方面按學科結構分為「史學編纂與研究」（介紹中國通史和專史）、「專題研究與討論」和「史學理論」三大部分。既有縱向的聯繫，也有橫向的比較。 此外，還有幾部總結20世紀後半期歷史學的著作，如王學典《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張劍平《新中國史學五十年》（學苑出版社2003年）等。 以上論著基本上概括了20世紀史學的方方面面，但是，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一是較少關注世界史學科的發展狀況。除姜義華、羅志田、劉新城三人主編的著作外，其他幾部都未涉及世界史學科。也許是因為中國的世界史學科與中國史學科有某種疏離，以往的史學史，基本上只是中國史學史，目前還未見有論述世界史學科發展的專著。第一部世界史學科的史學史著作據說要到2006年才能問世。二是這些著作都沒有關於通俗史學的內容，這表明學界對史學面向社會的問題缺乏關注。三是從綜合的觀點來看，對20世紀史學已有較全面的認識，但是在深度上尚待挖掘。目前為止的成果偏重於綜述和概括，在研究方面略顯不足。對於一些事關史學發展的重要理論問題，如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學術與社會的互動等問題，還需要更進一步探討。馬克垚：農業社會的世界史體系 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識。大都從自己的國家、民族開始，以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而在自己國家、民族以外的就是蠻夷。後來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逐漸擴大，但真正研究世界史的體系也是從２０世紀開始的。 世界史的體系可以有多種模式，例如西歐中心的模式，以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為代表；文化形態學的模式，以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為代表；世界體系的模式，以沃倫斯坦和佛蘭克為代表；還有就是全球史的模式，可以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為代表。但我以為，文明史仍然是一個寫作世界史的好模式。文明是人類創造的全部物質和精神成果。世界上存在著眾多的文明，每一種文明都有其內在的發展動力，都在不斷地發展變化。當然發展的速度有快有慢，成就有大有小。世界的歷史就是世界文明發展變化的歷史。而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從發展階段上看，仍然是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兩大階段。 亞歐大陸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源地，兩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傳播到希臘以至羅馬，經過波斯文明和希臘文明的碰撞和融合，到羅馬征服地中海，形成了古代的地中海文明區域。在東亞，中國的多個文明，經過不斷的碰撞與融合，形成了華夏文明（中華文明）。這是古代世界的兩大文明區。 從公元１世紀匈奴西遷開始，亞歐大陸上發生了游牧、半游牧民族的遷徙，一直到７世紀阿拉伯人的擴張為止。之後中華文明區內形成了唐宋大帝國，唐帝國融合了許多民族的文化，把疆土開拓到今阿姆、錫爾河流域，文化影響遍及今中亞、東南亞、東北亞各地。宋代中國的經濟特別發達，已經達到了現代化的邊緣。阿拉伯人在吸收、消化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文明的基礎上，創造出伊斯蘭文明，它把希臘羅馬文化傳播於西歐，並且溝通了當時亞歐大陸東方和西方諸文明的交流，在歷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是中古時代的兩大文明區。 １４９２年哥倫布的航行，是西歐的擴張，但當時世界上的擴張還有俄羅斯越烏拉爾而侵佔西伯利亞，東向波羅的海尋找出海口；奧斯曼人向西歐挺進，莫卧爾人直下南亞，伊斯蘭形成了包括中亞、西亞、南亞、北非、中歐、東南歐在內的巨大體系。中國則雖然鄭和的航行於１４３３年截止，但商人依然向東北亞、東南亞、西太平洋發展，並非完全的閉關鎖國。 １６－１８世紀，幾個主要的文明、如中國、印度、西歐，都在探索工業化的途徑。這是一個長期的艱苦鬥爭，它們在生態、人口、資金積累等方面，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雖然最後取得勝利的是英國，但直到１８００年，人均國民收入的比較，整個亞洲雖略落後於西歐，可是仍然高於全歐洲，而中國甚至高於西歐，並不落後。 工業文明的時代到現在不過兩個世紀，歐美文明在科學、技術、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果。其他文明雖然也在努力向歐美學習，可是似乎一天比一天落後。因為文明的傳播和交流固然在世界進步中起了巨大作用，但在交流過程中，經常發生先進的不願傳授自己的先進經驗，而後進囿於傳統學習緩慢。所以人類文明的進步沒有我們所期望的那麼快。每個國家、民族，必須尋找適合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現在，雖然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十分巨大，但各文明仍保持其固有的傳統。在可預見的將來，全球依然是各文明共處的世界。 （北京大學歷史系 馬克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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