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曉：中國模式與「中國模式論」

2011年09月17日 05:26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秦曉

在當下「中國模式」的討論中有兩個相互關聯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一個是「中國模式」，一個是「中國模式論」。我認為區分這兩個概念有助於釐清研究的對象和自身的邏輯。所謂「中國模式」，作為一個研究課題，需要做的是對中國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之路的實證研究和經驗總結；而「中國模式論」則是一些「新左派」學者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結構的理論範式，它試圖說明中國不是一個普世價值觀念維繫的現代化國家形態。對之，所需要做的是回應和批判。

回到「中國模式」這概念上，我不贊同這個提法。首先，中國發展方式的可持續性和普遍性尚不具備實踐和歷史的驗證；其次，從本質上講中國仍處於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每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之路都會有自己的特徵和元素，這是由它的文化歷史傳統及外部環境約束決定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的選擇可以背離現代社會的普遍性。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還是稱「中國道路」或「中國經驗」更為準確。

中國的轉型就其路徑而言，有兩個主要特徵：第一是漸進式的。這個漸進的過程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互動，包括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前者稱為「摸著石頭過河」，後者表現為在基本保持原有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下優先實施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稱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漸進式改革的核心是對內放鬆管制，對外實施開放。說鄧小平是改革的總設計師，我覺得這個說法不太準確，因為鄧小平更多的是強調社會主義不是什麼，我們應該拋棄什麼，而沒有具體地描述未來的目標模式及其實現的路徑。他把這個問題交給社會，交給民眾，讓他們在實踐中去探索。因此他的偉大貢獻不是設計藍圖，而是「拆除」體制和意識形態的障礙。

第二個特徵是在漸進轉型過程中必然會有很多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比如政府主導，在當時是有合理性的，市場不發育、法治不健全，無論從發展還是改革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一個強勢政府恐怕很難避免，這在當時也容易形成共識。但過渡性的制度、政策可能因觀念的影響和利益集團的摯肘被固化和變形，成為轉型的障礙甚至導致轉型目標的偏離，這就是今天我們對所謂「中國模式」爭論的實質。

在價值觀上，中國人的價值偏好與普世價值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係。兩者的通約是本質的，差異是形態上的。否定價值觀的普遍性，將不同特色的價值取向歸屬為相互對抗的階級屬性是僵化的意識形態表現，這樣一種價值觀和歷史觀只會導致對抗而不可能構建和諧。

在對「中國模式」評估的同時，我們還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模式論」的興起。「中國模式論」是經過包裝之後的一個理論範式，它同樣是基於對中國三十多年經濟增長和政治、社會制度變遷的實證分析，但其範式卻導致了不同的結論。簡而言之，它將中國轉型過程中被固化和變形的過渡性制度安排視為制度的創新，而不是需要進一步改革的問題。這種觀點最早是由雷莫在「北京共識」這篇非學術性的文章中提出，經過一些「新左派」學者的理論包裝後開始流行，在全球金融海嘯暴發後更是膨脹起來。對這套觀點我也大體看了，比如「社稷理論」、「黨國理論」、「通三統」、「縣級競爭理論」等，我覺得這裡有三個問題：一是價值取向。經濟增長能否構成評價社會進步最重要的指標？且不說增長的代價、增長的可持續性和財富分配的公平、公正性，更為重要的是增長後面的價值正當性是什麼？是為了「富國強兵」，還是為了使每個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得到更好的保障？對此，「中國模式論」的表述是蒼白的，拿不出有說服力的回答。我認為，現代價值是構建現代社會的出發點和歸宿。經濟如同一部火車頭，它可以提供動力，價值則是火車的軌道，軌道偏了，火車頭的力量愈大，離現代社會的目的地就愈遠。

第二個問題是分析框架或稱範式。「中國模式論」宣稱在他們的範式中沒有政府與市場、專制與民主、自由與秩序、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這些基本的政治、經濟、社會要素，代之的是主權、社稷、穩定、經濟增長等。庫恩認為範式是指一個具有內在邏輯自洽的穩定性的解釋模式，是科學方法論的高級形態，是有普遍性的，即為同代學者共同體所認同或分享的方法論。「中國模式論」在宣揚其觀點之前首先要論證其自創的範式的科學性、普遍性及內在邏輯的一致性。第三，「中國模式論」發散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味道，對其可能產生的社會和國際影響應當保持警惕。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招商局集團原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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