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眼中的明朝與清朝之比較

我們有著一個固有的觀念，那便是歷史是向前發展的，後來的總是比以前的要好。拿明朝和清朝來說，我們感到明朝太專制，一想到明朝就想到錦衣衛、東廠、西廠黑暗的特務統治，而清朝在這方面似乎要寬鬆得多。再說明朝有「洪武之治」，時間最多三十來年，而清朝「康乾盛世」卻整整多出一百年。那是不是說清朝就比明朝繁榮發達呢？其實不然。下面我們來看看明清時期來華的西方國家人是怎麼描述明清兩個朝代的情況的。 先看明朝的情況： 曾德昭是耶穌會士，1613年到達中國南京，1636年返回歐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國志》。記載「中國人爽快的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歎。……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葡萄牙傳教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於1548年從歐洲來到印度果阿，開始了他的東方傳教生涯。1556年他曾造訪中國。在他的《中國志》中，關於中國的造船水平，克魯斯著重介紹了中國船隊的龐大規模，甚至比喻說，中國皇帝能夠用船在中國與馬六甲之間搭起一座橋樑，並對中國船隻的類型以及龍骨水車的應用做了說明。這有力的反駁了許多大肆宣揚明朝禁海對貿易的影響，而即便在禁海期間，中國的大航海時代也蓬勃發展，和清朝「禁海、毀船、禁船、遷界」完全扼殺航海是兩個概念。 明朝的禁海於1567年解除了，可在此之前，私掠貿易船隊規模不小。嘉靖年間的王直、徐海、吳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鳳等人的艦隊，是具有「商業―艦隊」複合體的特徵的。克魯斯於1556年訪問中國時留下的記錄充分的說明明朝海禁的力度遠沒有清朝「禁海、毀船、禁船、遷界」完全扼殺航海的程度，明朝的禁海只是針對海盜的戒備。 1585年門多薩所著《中華大帝國史》出版，該書是16世紀有關中國自然環境、歷史、文化風俗、禮儀、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經濟等概況最全面、最詳盡的一部著述，也是《利瑪竇中國札記》發表以前，在歐洲最有影響的一部專論中國的百科全書。書中記錄了中國幅員遼闊，有15個省（南、北二直隸，13承宣布政使司），每省的大小都相當於一個歐洲國家，道路系統完備，官道可容15匹馬並行，如羅馬大道，路邊商鋪林立，還有類似威尼斯的水城，北京則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國住宅猶如莊園，長城雄偉，建築水平高超。農業發達，盛產絲綢、天鵝絨，紡織水平精湛。1582年西班牙國王喜獲中國床單，織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驚嘆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來觀賞、借鑒。瓷器很便宜。歐洲人原來以為瓷器是用粉碎的貝殼做的。最精緻的瓷器是貢品，薄如玻璃。商業發達，而且同行的手工業作坊集中於一個街區。軍隊有步兵，有騎兵，也有戰艦，4天內可徵集600艘。門多薩還進一步闡述了中國造船的艌縫技術，由於填縫使用的添加劑十分合理，不但防水還可防蟲，使中國船隻使用壽命比歐洲長兩倍。中國士兵在數量上多於歐洲，在器械上處於均勢地位。中國有獨特的教育體系。各類圖書十分豐富。中國人富於文明和教養。門多薩特別指出，在中國人所有的發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驚的是中國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歐洲人之前已經使用火炮了。 歐洲人一向以印刷術的應用而自豪，「然而中國人早在德國人谷騰堡（Joan Gutenbergo）發明印刷術500年前已經用印刷術印製圖書了。」門多薩認為印刷術是經俄羅斯莫斯科大公國傳入德國的。但他也不否認另一種可能性，即中國圖書經海路（紅海）傳到歐洲，從而啟發了谷騰堡。 歐洲人對明朝那個時期火炮技術認識極不相同，拉達認為中國火炮陳舊，製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長阿爾蒂埃達（Artieda）在致西班牙國王書中卻寫道：「……中國人使用著與我們同樣的武器。他們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們鑄造的更精緻，更堅固。」關於明朝那個時期的火炮，我們可以用鄭成功曾在泉洲發現一門明朝嘉靖年間（1521年—1567年）製造的「發熕」來作參考，其「重千斤，彈重二十四斤，遠至四五里」，嘉靖年間正是《中華大帝國史》所描述的中國明朝時期，從「發熕」的射程和彈丸重量來看，絕不亞於同期的西方火炮。以1815年英國海軍的24磅炮或32磅炮為例，射角4度時，射程為1350米，射角抬高到8度，射程為2250米。這種射程並不算遠，1350米僅有2.7里，2250米也不過4.5里，「發熕」的「彈重二十四斤」，相當於26.45磅，從威力上來看比24磅炮的彈丸厲害。雖然所謂「發熕」「遠至四五里」的射程不見得是發射的「彈重二十四斤」的炮彈（古書記載習慣語言精鍊，多取最大值，所以24斤是最大的彈丸，但「遠至四五里」卻並非一定是24斤彈丸的射程），但是這個水平已經很不錯了，畢竟英國海軍的24磅炮或32磅炮是1815年的水平，比明朝嘉靖年間已經遲了整整248年！曾德昭是耶穌會士，1613年到達中國南京，1636年返回歐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國志》。他在中國呆了22年之多，跨越了萬曆，天啟，崇禎三個時代，基本已經屬於明朝滅亡的前夜，但他所記載的中國絕不是清朝御用文人筆下，在明廷極端黑暗腐敗的高壓統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極端痛苦的場景。相反，那時候的明朝依然是相當的富裕繁榮，在各方面都令人讚歎。如果把他筆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國和1793年英國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馬嘎爾尼記載下滿清統治的中國對比，我們可以發現明朝末期的中國居然遠比那個所謂康乾盛世的中國富裕文明得多，各方面都優越得多！他寫道： 「他們的住房因設計良好而便於住宿，整潔舒適」。 「他們種植許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們在各地，即使小村鎮，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豬肉，牛肉去骨售賣。他們的鹿肉很少，也不怎麼愛吃」。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指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浙江）論富庶它超過許多其他省，可以稱作中國商品潮流的最佳源頭。它的特產是絲綢，無論生絲還是成品，也不管是繭還是原料，都運往各地。總之，中國輸出的絲綢，都產自該省」。 「南方九省的最後一省是南京，……是中國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國的精華。……其西部地區最富庶，盛產棉紗，……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屬廣大地區，就有20萬台織布機。……由於織布機小巧，一間屋子內常常安放許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婦女都從事這種行業」。 「南京城……我認為它是全國最大最好的城市，優良的建築，寬大的街道，風度優雅的百姓，以及豐富優良的種種物品。它有令人驚羨的遊樂場所，境內人口眾多，……各處能遇到擁擠的人群，街道難以通行。此外，無數的宮殿、廟宇、樓塔以及橋樑，使城市顯得非常壯麗。」 「中國人天生好經商，不僅從一省到另一省做買賣，獲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裡有的東西，街上幾乎都有售賣。……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時（葡人多年的經驗證明了這點）」。 「中國人爽快的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歎。……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再看清朝的情況： 本來16、17世紀時，中國與西方國家是各有所長，一方對另一方並沒有形成一種優勢。而18世紀，當歐洲已經走出「17世紀危機」的低谷，經濟全面復甦，海外殖民擴張取得輝煌的「戰績」時，中國卻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大倒退。此時，「歐洲中心論」瀰漫在整個西方世界，後來西方產業革命以後，「中華帝國」的光環在歐洲人眼中已經失去了往昔的光輝。儘管在18世紀的歐洲一度掀起「中國熱」，但同時對中國的批評已經開始。後來，有了中國社會「停滯」論的一片喧囂…… 這是為什麼呢？簡單地說，因為明朝已經於1644年滅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朝。這個時期外國人的記錄，有力地駁斥了虛假的所謂「康乾盛世」。經過「康乾盛世」的「勵精圖治、文治武功」，中國最終落後貧窮到什麼程度，引用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話來看便一目了然：「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詩人唐甄在山西做過知縣，親眼目睹了清朝統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潛書》，裡面提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他親眼看到，山西婦女多無褲可穿，而「吳中之民多鬻子女於北方」。可見所謂的「康雍乾」，其實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滿族的統治下，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是相當痛苦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所謂「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的描述與唐甄的記載完全吻合，可見確實是實情。 1793年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訪問清朝，此時距離鄭和寶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離萬曆年間明軍500艘艦艇殲滅日本海軍450艘戰船於露梁海戰195年，距離明朝水師五度擊敗荷蘭海上馬車夫確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東亞制海權154年，中國航海已經衰落到被人看不起，並加以恥笑的地步了…… 《愛丁堡評論》文章提到，雖然「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