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靂火

一

歷史學家羅布代爾曾說，從13世紀起，歐洲開始終結中世紀前半期的停頓狀態而向前慢慢移動，而中國也恰恰是同時停止了發展。13世紀的中國正值宋元之交。

在中國傳統特色的腐官酷吏體制下，作為世界第一個火器帝國，南宋最後還是沒能避免覆滅的厄運。歷經2000年文化傳承的文明中國從此落入蒙古人統治。大汗孛兒只斤?忽必烈將蒙古帝國首都從哈拉和林遷往汗八里（即「大汗之城」，元稱大都，今為北京），歐洲人隨著蒙古人首次進入中國，他們是兩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兄弟。很多年以後，尼科拉·波羅的兒子馬可?波羅寫出了一本風靡歐洲的《中國遊記》，書中寫道：忽必烈大汗是「從我們的祖先亞當到現在，人世間前所未有的最強大的統治者，他擁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廣闊，財富最充裕」，但是，「所有中國人都憎恨大汗的統治，因為他將所有權力交給韃靼人」。

在蒙古人的元朝，中國人被列為韃靼人和色目人之後的低等賤民，而長江以南的南宋遺民則是賤民中的賤民。與中國傳統的皇權體制類似，蒙古人對中國的極權暴政首先就是暴力統治和暴力壟斷。雖然蒙古人刀不離身，但他們卻對南方賤民連菜刀都禁止其擁有，以至於數十戶人家才有一把菜刀，做飯時向蒙古「百戶長」（類似當今「村官」）登記借用，以此開創了中國菜刀實名制之先河。作為統治者，蒙古人不僅壟斷了火器和刀具，也壟斷了中國女人的初夜權，以至於中國人不得不將第一胎嬰兒殺死。為了使自己的女人免遭蹂躪，中國人不得不傾家蕩產向官方購買「門檻」——門檻與處女膜一樣成為貞操的象徵。「捐門檻」的習俗與「月圓殺韃」的傳說都反映了元帝國社會的深刻斷裂。

對民間嚴厲鎮壓的同時，蒙古統治政府不遺餘力地發展軍事力量，對周邊國家展開屢敗屢戰的征服。在征服日本、緬甸和印尼的戰爭中，火藥和火炮都被作為尖端武器大量使用，這完全得益於對重視技術的蒙古帝國對宋金時代兵器製造系統的全盤繼承。元至和十七年（1280年），揚州的官方兵工廠發生大爆炸，史稱「揚州炮禍」。南宋遺民周密在《癸辛雜識》中記載了當時火藥爆炸的駭人場面：「火槍奮起，訊如驚蛇……諸炮並發，大聲如山崩海嘯……遠至百里外，屋瓦皆震……事定按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為炮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餘家，悉罹奇禍。」這固然是一場不幸的人禍，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揚州炮禍極其慘重的破壞也反映了當時火藥性能和製造規模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保留至今的元至順三年（1332年）製造的一支銅火銃是已發現的世界最古老的火炮，這是中國軍火技術巔峰時代的偉大見證。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制天下也。」做過乞丐和和尚的流民領袖朱元璋統一中國南方後，於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發起北伐。自晉惠帝永興元年（304年）匈奴人劉淵建立漢國起，漢人已經失去華北統治權達1064年之久，朱元璋的檄文又一次張揚起「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大旗，「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治哉」。

《尚書》說：「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元至正二十八年也是明洪武元年，即公元1368年，元朝末代皇帝元惠宗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放棄了中國人為他修建的宮殿和孔廟，在深夜出健德門逃離大都，回到100年前成吉思汗出發的沙漠深處。因他「順應天意」主動滾蛋，故又被稱為元順帝。在蒙古人被趕出中國之後，曾經籠罩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全面崩潰，遼闊多事的中亞地區再度分崩離析，導致歐亞大陸間的世界貿易徹底瓦解。一個改變世界的海洋時代就這樣被迫到來。

二

如果說100年前蒙古人用騎射征服了火器時代的中國，那麼100年後，中國人最終又用火器將他們趕出了中國，這與其說是騎射的失敗，不如說是火器的勝利。元末之際，無論是蒙古政府軍還是反政府的農民義軍，雙方均已裝備了大量火器，每場戰爭都是炮火連天槍聲隆隆晝夜不絕，乃至每支軍隊都配備有專習火器的特種部隊。1355年，朱元璋駐軍和州（今和縣）期間，民間火器專家焦玉獻給朱元璋幾十支火龍槍，大將軍徐達試放「火龍槍」，「勢若飛龍，洞透層革」。朱重八驚嘆道說：「此槍取天下如反掌，功成當封大將軍。」焦玉此後被留在朱軍中監造火器，以至明朝初期政府軍的各種制式火器均由出自焦玉創製。

「中國也許是第一個發明真正火藥的國家，而且在14世紀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統治。」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長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的開篇中說：「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發達，更先進。它有眾多的人口（在15世紀有1億～1.3億人口，而歐洲當時只有5000萬～5500萬人），有燦爛的文化，有特別肥沃的土壤，以及從11世紀起就由一個傑出的運河系統連結起來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並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統一的、等級制的行政機構，這些使中國社會富於經驗，具有一種凝聚力，使外國來訪者羨慕不已。的確，這個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嚴重破壞，並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後被蒙古人統治著。但是，中國慣於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後者同化，當1368年出現的明朝重新統一帝國並最後打敗蒙古人的時候，許多舊的制度和知識都保留下來。」

有明一代，火器的使用已經極其普遍。《大明會典》記載：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政府規定，「每一百戶，銃手十名，刀牌手二十名，弓箭手三十名，槍手四十名。」可見當時火銃兵已經佔到步兵兵種的1/10，而整個大明軍隊裝備火銃可能最高達18萬支。如此規模的火器部隊在當時的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明永樂時代又創建「神機營」，「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廷，廷置神機諸營，專習槍炮」（趙士楨《進神器疏》）。神機營下分為神槍、快槍、單眼銃、手把銃、盞口炮、碗口炮、將軍炮、單飛神火炮、神機箭等。根據史載，永樂七年（1409年）九月的單月火銃生產量就達到8387支，年產量達到上萬支，這絕不是一個小數字。成化（1466）時期，明軍的火器兵種已經達到步兵總編製的1/3強。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帝國軍隊的神機營比16世紀初西班牙創建火槍兵要早一個世紀左右。

美國歷史學家戴蒙德說：「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國在技術上比歐洲更富於革新精神，也先進得多，甚至也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明朝罷官鐵冶，開放民營，這使明帝國的鐵產量達到宋帝國時期的兩倍半，永樂年間的鐵產量高達9700噸。但明朝時期的中國與400年前的宋朝比起來，其活力和進取精神都遜色很多。這與帝國的政治環境密不可分，宋朝始終面臨著北方民族的軍事威脅，因此不得不發展軍事工業。明朝永樂之後承平日久，帝國暫時消除了外患，對內而言，帝國政府壟斷了所有的火器和暴力，因此它唯一要做的繼續加強這種壟斷。從洪武年間開始，火器研製就開始由帝國統一嚴密監視，從火藥配方到火銃的製造技術和工藝流程，一概藏於宮廷密室，即使今天人們也無法得知這些歷史細節。

三

《世界火器史》一書中說：「從14世紀80年代到17世紀初，世界上出現了兩個軍事變革中心：一個是以中國明朝為中心的東方軍事變革中心；另一個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軍事變革中心。」與同一時期歐洲諸國傾家蕩產的火器競賽相比，大明帝國為了極權暫時的穩定大大限制了火器技術創新。這不僅使中國火器在明代200多年間幾乎沒有多大改進，也使火器技術人才出現了嚴重斷檔。直到明朝中後期，對外戰爭日漸頻繁，帝國才不得不重啟火器戰備，但這一時期中國火器已經遠遠落後於自己的「學生」歐洲。

成化以後，中國社會逐漸重現了宋帝國時代的「寬容」精神，火器和戰車技術開始興盛，並推動了軍事領域的變革。嘉靖年間，佛郎機和火繩槍從歐洲傳到中國，中國人發現這種舶來品的性能和威力都要優於中國火器，深以為奇，開始通過大量仿製來追趕這種因為政治體制弊端所造成的技術差距。但如果就東方世界而言，作為火藥原創地的中國其火器水平一直保持著無人挑戰的技術優勢。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發生土木之變，50萬帝國軍隊全軍覆沒，皇帝朱祁鎮被蒙古瓦剌部落生擒。瓦剌統帥也先挾朱祁鎮以10蒙古軍圍攻北京。兵部尚書于謙在德勝門神機營以火器大敗蒙古騎兵，也先的弟弟孛羅也被火炮打死。大明帝國因火器和于謙而轉危為安。

歷史總是充滿著無數錯誤，哥倫布雖然帶著中國指南針，但卻未能到達中國，他至死都認為他腳下的新大陸就是日本和印度。哥倫布沒有找到中國，中國皇帝並沒有收到伊莎貝拉的信，但半年之後（1493年），葡萄牙人就從地球的另一個方向來到了中國。中國人將這群完全不同於日本倭寇的歐洲白人斥為「番夷」。帝國的東莞守御千所千戶袁光被「番夷」火器擊斃，這是第一次中國與歐洲的戰爭，也是一場火器對抗，以中國失敗而告終。

葡萄牙發現通往東方的新航路之後，印度洋就失去了持續千年的和平。商人兼海盜的葡萄牙人於1511年用火炮征服了明帝國的藩屬滿剌加（今馬來西亞馬六甲），建立了遠東第一個商業據點。從此以後，葡萄牙人與中國互不友好的接觸越來越頻繁。正德年，葡萄牙甚至派人假冒滿刺加使臣前往北京。明帝國因此以為佛郎機為「海南番國」，並不知道它來自遙遠的歐洲。《明史列傳》記載：「佛郎機，近滿剌加。正德中，據滿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始知其名。詔給方物之直，遣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為食。」

廣州從漢唐時代就是中國與西方世界進行貿易往來的重要商業港口。1000多年來，依靠發達的航運技術，阿拉伯人不僅用伊斯蘭教征服了東南亞，而且幾乎壟斷了中國與歐洲的海陸貿易。遠在羅馬帝國的凱撒時代，日耳曼族的法蘭克（Frank）部落就稱雄於歐洲大陸，直到後來建立了打敗阿拉伯人入侵的查理曼帝國，阿拉伯人將法蘭西（法蘭克）稱為Firangi，後來也用來統稱歐洲白人和基督徒。經阿拉伯商人之口，中國人也將罕見的歐洲白人叫做「佛郎機人」。佛郎機人不僅包括最早到來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還包括整個歐洲基督徒，甚至連歐洲大炮也叫佛郎機。明末耶穌會士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中說：「回回遂概稱西土人為佛郎機，而銃亦沿襲此名。」18世紀法國崛起，中國仍然將法國人叫佛郎機人。在明清時期，中國並不像歐洲了解中國那樣了解歐洲，人們堅信爪哇附近有個佛郎機國，這裡有很多野蠻的佛郎機人，帶著威力巨大的佛郎機經常襲擾帝國南海。因為佛郎機聲名不佳，明末利瑪竇來到中國，就自稱「大西洋人」，以示與野蠻的「佛郎機人」不同。在清朝《皇清職貢圖》中，很多歐洲國家都變成了東南亞國家，如「荷蘭地近佛郎機」。在天圓地方的地理觀和內夏外夷的文化觀影響下，「佛郎機」堪稱帝國時代中國中心觀的最典型腳註。

四

從明正德12年（1517年）開始，葡萄牙人為了與明帝國建立商貿關係，開始了一場歷時數年的艱辛的外交和軍事接觸。若熱·德·阿爾布克爾克的葡萄牙船隊甚至不得不裝扮成向中國進貢的阿拉伯人，這樣才從滿剌加溯珠江抵達廣州。為了完成使命，這些葡萄牙野蠻人很快就學會了中國規矩，通過賄賂帝國官吏，終於獲得了「進京證」。1520年（明正德15年），佩雷斯跋山涉水4個月，從廣州趕到南京，然而正德皇帝卻已經返回北京。佩雷斯第二年到達北京，用大量的金錢打通了從太監到皇帝的道路，甚至他帶來的翻譯火者亞三成為帝國皇帝的葡萄牙語老師。正當一切進展都似乎幸福得令人暈厥時，正德卻駕崩了，新皇帝嘉靖帶給葡萄牙人的是一紙毫不留情的逐客令。

中央帝國就這樣將一場貿易談判變成了屯門海戰。1521年（明正德16年），廣東海道副使汪鋐奉命驅逐滯留在屯門和葵涌（今香港）的葡萄牙船隊。葡萄牙人對這份義正辭嚴的皇帝詔書並不以為然。隨即帝國軍隊就被排上了用場，但在佛郎機人的佛郎機攻擊下，帝國軍隊一敗塗地。老道的汪鋐以火燒赤壁的戰法最終反敗為勝，將佛郎機人趕出了帝國的視野。在中國人將葡萄牙人趕出屯門的4個月前，不遠的呂宋島上，一群土著也趕走了一群葡萄牙人，而且還殺死了他們的船長，這個船長叫費爾南多·麥哲倫。屯門海戰之後32年，葡萄牙人——「佛郎機人」通過重金賄賂廣東海道副使汪柏，終於獲得了槍炮無法得到的澳門半島，「踞香山澳壕鏡為市」（《明史?佛郎機傳》）。直到446年後，這個已經徹底沒落的昔日世界霸主才放棄了這個東方的據點。明帝國之所以容忍「澳門」，有一點原因是因為佛郎機炮，葡萄牙人在澳門設立了鑄炮廠。天啟二年（1622年），北京派遣耶穌會士羅如望、陽瑪諾、龍華氏等赴澳門學習鑄炮，次年又召艾儒略、畢方濟等教士和澳門的葡萄牙技師北上赴京，擔任帝國軍事顧問。

與屯門的勝利相比，汪鋐兩年後在新會西草灣的勝利更具歷史意義，此戰中他從葡萄牙艦隊繳獲了傳說中的「佛郎機」火炮。葡萄牙人如同一位暴力時代的聖誕老人，如果說日本人從葡萄牙手中得到的禮物是火繩槍，那麼中國人得到的禮物就是佛郎機炮。汪鋐將這份厚禮進獻北京後，帝國上下如獲至寶，這種鐵制後裝滑膛炮是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武器，大大優越於帝國火炮水平。嘉靖三年（1524年），明帝國已經成功仿製了32門佛朗機，每門重約300斤，母銃長2.85尺，配有4個子銃。從此以後，已經完成系列化和規模化生產的佛朗機成為帝國軍隊的制式武器。佛郎機不僅使中國的火器技術重新趕上了世界水平，並完全改變了帝國軍隊的作戰模式。大軍事家戚繼光稱佛朗機「乃為精器也」。戚繼光的車營有炮車128輛，佛郎機256門，平均12人一門佛郎機，火力堪稱當時第一。直到天啟年間紅夷大炮傳入之前，佛郎機一直是明軍主力火器。佛郎機射程比帝國原來的火銃更遠，威力更大。佛郎機使原先的冷兵器作戰徹底向熱兵器時代轉變。

五

曾是帝國最重要的軍馬產地的河套地區失陷以後，帝國在戰爭中基本喪失了主動性，這成為帝國永遠的痛。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曾銑由山東調任三邊總督，為收復河套地區摩拳擦掌「規畫措置」，並親自主持火器研製，「其所制火車地炮等攻具數萬，皆可用」。可惜如此大智大勇之人傑竟屈死於嘉靖嚴嵩之手。曾銑還是地雷的發明者，據《兵略篡聞》記載：「曾銑在邊，又制地雷。穴地丈許，間葯於中。以石滿覆，更覆以沙，令於地平，伏於地下，可以經月。系其發機於地面，過者蹴機，則火墜葯發，石飛墜殺人。」史稱「銑廉，既歿，家無餘資。天下聞而冤之」。

中國歷史中不乏岳飛王堅于謙曾銑這樣的正人君子，但更多的是秦檜趙構賈似道朱厚熜嚴嵩這樣的流氓惡棍，歷史就這樣充斥著罪惡，而且每每被邪惡所改寫。「識時務者為俊傑」，對典型的功利主義中國來說，後者無疑是成功的，因為他們生前享盡了榮華富貴，並將善良智慧和美好一概踩在腳下。對渾身充滿罪惡的暴力流氓來說，真相和正義無不意味著「反動」，因為他們只能擁有當下，並且只活在當下。

被滿清列為禁書的《皇明經世文編》中，收錄了兩份曾銑寫給嘉靖皇帝的奏章，其對明軍火器的分析幾乎達到了一個火器專家那樣的專業程度，令人簡直不能想像這是寫給皇帝的一份報告：

中國長技，火器為最。造之不盡其法，教之不盡其妙。火要鉛子，儲之不豫，與無火器等耳。訪得往昔陝西邊鎮各營止有佛郎機等器，每營不上四五十件，……其會打放者百無一二。……中國雖有長技而用之不善，真可惜也。……欲為復套之舉，大約用人馬十萬，該二十營，……其每一營共用霹靂炮三千六百杵，合用藥九千斤；重八錢鉛子九十萬個，共重四萬五千斤。大連珠炮二百杵，合用藥六百七十五斤；重一兩八錢鉛子四萬個，共重四千五百斤。二連珠炮二百杵，合用藥六百七十五斤；重一兩八錢鉛子三萬個，共重三千三百七十五斤。手把銃四百杵，合用藥一千斤；重一兩鉛子四萬個，共重二千五百斤。盞口將軍一百六十位，合用藥裝就小炮三千二百個，共重四千八百斤；火炮該葯一千六百斤，已上一營通共用藥一萬二千九百五十斤；用鉛子一百一萬個，重五萬五千三百七十斤。二十營共該用火藥二十五萬九千斤。該用焰硝一十八萬八千七百四十六斤，每斤大約值銀二分，共銀三千七百七十四兩九錢二分；硫黃四萬八千七十六斤，每斤大約值銀三分，共銀一千四百四十二兩三錢；該用鉛子二千二十萬個，重一百一十萬七千五百斤，每斤大約值銀二分，共銀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兩。通共用銀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三分。……鉛子數多，火要足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摧鋒陷陣，勢如破竹，虜賊救死扶傷之不暇，河套可以復之而無難矣。

火器之利，臣前疏言之詳矣。查得近制隨營霹靂戰車，每一輛上用霹靂炮一十八桿，每桿重八錢；鉛子五十齣，每出五個，共四千五百個，重二百二十五斤，合用火藥五十斤。大連珠炮一桿，重一兩八錢；鉛子二十齣，每出十個，共二百個，重二十二斤八兩，合用火藥三斤零六兩。二連珠炮一桿，重一兩八錢；鉛子三十齣，每出五個，共一百五十個，重一十六斤零一十四兩，合用火藥三斤零六兩。手把銃二桿，每桿重一兩。鉛子五十齣，每出二個，共二百個，重一十二斤零八兩，合用火藥五斤。火箭二百枝，一營戰車二百輛，每輛所用火器火藥火箭之數俱如前。

黃仁宇認為明朝衰落的轉折點為萬曆十五年（1587年），其實明帝國從嘉靖時代就已經開始腐爛，而嘉靖皇帝朱厚熜本身就是潰爛的主要根源。黃仁宇認為明帝國衰落的原因是不懂「數目字管理」，或許是他沒有找到曾銑這兩份火器「數目字管理」報告，或者是他沒有看到曾銑的「數目字管理」得到實施。

事實上，軍事家戚繼光就是一個精於算計的「數目字管理」大師，因此創造了戰無不勝的戚家軍神話。「當時雖然沒有鐘錶，但他用一串740個珠子的念珠作為代用品，按標準步伐的時間一步移動一珠，作為計算時間的根據」。作為算盤的故鄉，中國絕非「數盲」，更何況所謂「數目字管理」這種簡單的技術。只是中國根深葉茂逆向淘汰的權力文化足有消磨任何智慧和才能，使任何優秀技術最後都歸零。在權力文化的語境中，所謂的科學和技術不過都是些「雕蟲小技」和「奇技淫巧」。

六

1505年，西班牙的貢薩羅·德·科爾多瓦創製了由火繩槍和長矛組成的西班牙方陣，從此西班牙步兵縱橫世界一個多世紀。雖然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並且忽必烈的蒙古軍曾經渡海以火器屠戮日本，但火器在日本一直遭到武士階層的嚴厲抵制。與歐洲騎士對十字弓的仇視類似，一旦擁有火器，一個愚蠢的農民也可以輕易地幹掉一個畢生苦修刀法純熟的武士。直到1544年，一艘葡萄牙商船遭遇颱風，漂落到日本種子島。「日本人驚訝於那些長著紅鬍子藍眼睛的怪人，但隨後便被他們的洋槍和火藥的魔力驚呆了。」日本人用2000兩黃金的天價從這些葡萄牙人手裡買了2支火繩槍。這2支火繩槍就這樣成為東方火繩槍的「種子」，日本人把它叫做「鐵炮」。在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日本人通過仿製和改進，實現了火繩槍的批量生產，日本從冷兵器一躍迅速成為當時一流的火器帝國。不過有一點，因為鐵礦資源的限制使日本未能發展出更具殺傷力的火炮。

再過一段時期，明朝軍隊又從侵略中國的倭寇手中得到了火繩槍，雖然省了不少黃金，但也是如獲至寶——「比西蕃尤為精絕」。經過10年研究改進後，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明朝軍器局和兵仗局製成第一批1萬支火繩槍，取名鳥嘴銃，隨即裝備抗倭明軍，用來對付日本武士。因其不俗的命中率，火繩槍常被叫為「鳥銃」——「十發有八九中，即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武備志》）。

對大明帝國來說，鳥銃的制式化裝備是一項革命性的軍力提升，火繩槍時代的明軍又一次從兵器技術上超越了東方其他勢力。明代中後期軍隊的步兵營編製中，火繩槍手占作戰人員的50%，佔全營編製的40%，如果加上火箭，火器的使用比例超過50%。車營的火器手佔全營編製的41%。輜重營的火器手佔全營編製的58%。這個比例幾乎超過了同時期的西方軍隊。

作為抗倭主力的戚家軍很快將鳥銃納入了他們對付日本武士的「鴛鴦陣」。「諸器之中鳥銃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則大炮、火箭、鳥銃皆為利器。」戚繼光在《練兵實紀》和《紀效新書》等中都對鳥銃的使用、戰術以及鳥銃手的訓練等作了嚴格要求。對佛朗機、虎蹲炮、鳥銃、快槍、火箭等這些新式火器，戚繼光還規定了嚴格的保險係數，即有多少不能著火，又有多少雖能著火卻不能擊傷敵人。因為各地生產水平參差不齊，致使火炮口徑與鉛彈尺寸嚴重不統一，更存在大量無法點火甚至炸膛的不合格品。這使得戚繼光不得不對火器的使用略顯保守，「火器為接敵之前用，不能倚為主要戰具。」

戚繼光到北方主持對蒙古防務後，繼續創造著戚家軍戰無不勝的神話，這中間火器扮演了重要角色。隆慶二年（1568年），戚家軍以火器車陣大破蒙古兀良哈朵顏部。蒙古騎兵不同於刀法精湛的日本武士，戚繼光因此加大了對火器的使用，「鳥銃之技乃戰虜長器」，並與俞大猷一起改進了傳統戰車陣法。早在一個世紀前的景泰年間，吏部郎中李賢就提出戰車戰術：「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槍是也。論中國之長無出於火槍，前代未嘗有也。若用之得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現代軍人出身的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這樣介紹戰車陣法：

一輛戰車裝載「佛朗機」輕炮兩門。士兵20人配屬於戰車一輛。其中10人直接附屬於戰車，任務為施放佛朗機。……一混成旅有騎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戰車128輛，輕戰車216輛。迎敵時騎兵在前阻擋敵人，使戰車得以有充裕的時間構成戰鬥隊形。當敵軍逼近，騎兵就退入戰車陣內。敵騎數在一百以下，混成旅拒不接戰，只有來犯的大批敵騎進入火器的射程中約250尺時，佛朗機、鳥銃和火箭等才同時施放。

戚家軍到達北方後竟10多年再不見烽煙。和平對於帝國來說當然是好事，但對於以戰爭為職業的軍人來講絕對不是什麼好事。「口雞三號，將星殞矣」，萬曆十六年，被罷官的戚繼光在貧病交迫中死去。4年之後，朝鮮戰爭爆發，這場持續7年的戰爭，明帝國「幾舉海內之全力」，前後用兵數十萬，費銀近800萬兩，最終異常艱辛的贏得了這場對外戰爭的勝利。朝鮮戰爭無疑是一場「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生的錯誤的戰爭」。此戰使明帝國破財損將，一時無力進剿女真叛亂，女真部落因此坐大；此戰使朝鮮軍民傷亡慘重，國力衰敗，30餘年後被女真輕易征服。

（節選自《歷史的細節Ⅱ》，杜君立著，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