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新論

白壽彝文集（第4卷）中國史學史校本初稿、《史記》新論、中國史學史（第一冊） 豪門驚情:辛夷塢蝕心者首頁.書架.歷史.目錄下章|上章|加書籤|回簡介夜市:都市熱賣《超級兵王》0元　　第七章 《史記》新論（上）　　原為白壽彝先生於1963年5月14日、28日和6月6日給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理論班學員講課的記錄稿，後經整理命名《史記新論》（1981年），由求實出版社出版。本書原附收論文《司馬遷寓論斷於序事》，現編入第五卷，此處不收。　　一、《史記》寫作的歷史背景　　司馬遷的《史記》，是大家熟知的歷史名著。他在《報任安書》《報任安書》是司馬遷給他的朋友任安（即任少卿）的一封信。在信中，司馬遷以激憤的心情敘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蒙受宮刑的冤屈，同時說明自己之所以忍辱負重地活下來，是為了完成《史記》的編著，「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是一篇感人很深的著名佳作。中說，他寫《史記》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這三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史記》的寫作目的是研究「天」和「人」之間的關係，把從古到今歷史上的發展變化大勢搞清楚，成為司馬遷一家之言。現在看來，司馬遷自我評價的這十五個字還是比較全面的，它既表達了司馬遷寫《史記》時的目的要求，也概括了《史記》這部書在史學上的貢獻，是對《史記》這部書的最好評價。　　司馬遷為什麼提出這十五個字？這是有一定的歷史條件、歷史背景的。　　《史記》寫作的歷史背景，可以從西周末年共和執政時說起，一直講到司馬遷寫《史記》時為止。平常講歷史背景，一般只講當時幾年或幾十年的事情，為什麼這裡要講幾百年呢？因為這幾百年，無論從社會歷史的發展或從歷史研究的發展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史記》的作者一方面接受了當時經濟、政治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又繼承了過去幾百年來史學思想和歷史研究成就的傳統。　　《史記》的寫作開始於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91年前後才寫完。從西周共和執政（公元前841年）到司馬遷開始寫《史記》，共有737年。在這個時期，社會發生了大變動。　　西周和西周以前的歷史，所記錄的都是王朝的事情。儘管殷商、西周都有許多藩國，但從甲骨文來看，記載的都是王朝的活動。從《兩周金文辭大系》中也可以看出，西周的作品也都是王朝的作品，沒有記載諸侯的作品。《尚書》里的《商書》、《周書》也是講王朝的活動。《詩經》里的《周頌》、《大雅》還是王朝的東西。王朝以外的歷史記載很少。　　從西周末年開始，王朝以外的歷史記載才多起來。諸侯之國的活動，從魯國、齊國、晉國、衛國開始，有了記載。有紀年可考的以魯國為最早，其他國家大多從共和執政（公元前841年）以後的歷史記載才有年代可考。從這裡可以看出，西周末年是個變化開始的時期。武王滅紂以後，大規模封侯建國，山東東海，黃河中下游，到處都是它的侯國，同時，把周人的農業技術也帶出去了。他們利用被征服的當地人民作為勞動力來開發土地，這在《詩經》、《左傳》里都有記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王朝與侯國之間、侯國相互之間往來逐漸增多，矛盾也逐漸多起來了，有階級矛盾，也有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王朝與侯國之間、侯國與侯國之間的相互聯繫和彼此的衝突都隨著往來的頻繁而增加，因而歷史的記載也多起來了。從現在留下來的史書看，如《春秋》、《左傳》、《國語》，早從西周末年，晚到周平王末年，記載的都是有關征伐、會盟、朝聘、往來的事情。這些歷史記載反映了在當時社會經濟相當發展的條件下，彼此關係的複雜化。所以，從西周末年起，特別是從東周平王起，諸侯各國的歷史也開始發展起來。這個時期正像通常歷史學家說的那樣：周天子權威旁落，諸侯掌權了。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秦統一了全國。秦統治的時間很短，但戰爭卻很多。秦漢之際，鬥爭也很激烈，發生了陳勝、吳廣起義，楚漢爭霸。結果，由漢高祖稱帝。此後，又從漢高祖傳到漢武帝。《史記》的主要內容就是反映這些歷史過程、事件和人物的。五帝和夏、商、周的事情講得很少。　　從西周末年到漢武帝統治的七百多年間，歷史的變化很大，一個變動接著一個變動。從一個王國分封出好多侯國，其後又相互兼并，出現了戰國七雄，隨後秦又吞併六國，統一全中國。這是個什麼性質的變化呢？對於這個問題，史學界目前還沒有定論。如果說西周是封建社會，那末這七百多年的變化，就是從地方割據的封建社會發展到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如果說西周是奴隸社會，那末最晚到春秋末年，社會性質就開始發生變化，到漢武帝時，封建社會形成了，各種制度基本上都建立起來了。漢武帝的活動，給以後很長一個時期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因此，不管從哪一種分期的觀點來看，這個時期都是一個大變動的時期。　　《史記》寫作的歷史背景，就是這樣一個漫長的、不斷變化的歷史時期，也就是中國形成統一的封建大國的時期。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帶階段性的時期。在司馬遷以前，《春秋》、《左傳》、《國語》曾將春秋時期的歷史作過總結，但它們包括的時期很短，只有二百四十多年，寫得也不夠完整。司馬遷的《史記》發揚了《春秋》、《國語》的傳統，綜合了他所見到的歷史記載，對這個變動時期的歷史作了總結。從此以後，每當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有歷史著作出現，為前代作總結。比如魏、晉、南北朝的歷史，隋修過一次，唐初又修過一次；唐中葉時，杜佑著《通典》，把唐中葉以前的歷史作了總結；北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又把五代以前的歷史作了總結。可以說，這個傳統在《春秋》、《左傳》、《國語》里已經有了，司馬遷的《史記》則進一步發揚了這個傳統，並為它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從歷史觀的變化來看。在西周末年以前，人們的歷史觀，主要是宗教的歷史觀，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對至上神——即最高的、主宰自然的神的看法；一是對祖先神的看法。這種對神的看法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充分反映了出來。據郭沫若同志研究，殷商的祖先神與至上神是合二為一的。王室的祖先死了以後就成了最高的神，殷王都可以成為「示」，「示」就是神。甲骨文有「六示」、「十示」的字樣，也就是六代、十代的祖先，在世為王，死後為神。地上的王權反映到天上就是神權，這就是祖先神和至上神統一的觀念。　　西周時期，對神的觀念有了變化，至上神被叫做上帝，同祖先神分了家。上帝是周人的神，也是各諸侯國家的神。這就把殷人的神世界化了，凡周人的勢力達到的地方，都信奉同一的神，把信仰統一起來了。同時，各國又各有自己的祖先神，周人最大的祖先神是文王。《詩經·大雅》說：「文王在上，於昭於天。」《詩經·大雅·文王》，《十三經註疏》本。這就是說文王老是在上帝的左右，影響、傳達上帝的旨意，要子孫都跟著文王學，其他祖先神的位置都不能和文王相比。周人這種宗教觀念是適應當時封侯建國的形勢需要的。　　儘管周人同殷人對神的觀念有這樣的不同，但都還是宗教的歷史觀。就是說，他們都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由神支配的，是按照神的意志發展的。到了兩周之際，社會起了變化，宗教的歷史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社會矛盾增加了，有許多現象是宗教的歷史觀所不能解釋的。隨著各地侯國的發展，王權開始動搖，人們對神也產生了懷疑。雖然還不敢說沒有天，沒有上帝，沒有祖先神，但上帝、祖先神究竟管不管事，人們有了疑問。《詩經·大雅》是西周晚年的作品，裡面表現的懷疑色彩相當濃厚，不大相信上帝、祖先神能管事。這實際上是王權動搖的反映，在歷史思想的發展上是一件大事。隨著春秋時期社會情況的變化，懷疑思想也有了發展，但還是不能說不要天了，只是採取了保留的形式，表現為「天道遠，人道邇」的思想，本質上是要把天道束之高閣，轉而注意人道的問題了。這也反映了人們對至上神的看法有了變化。當然，這種思想並不是完全不信神了，它是同許多迷信的東西夾雜在一起的。但在當時，這就是新思想，是進步的。　　另外，春秋時期對祖先神的看法也有了變化。不過這個變化比較保守一點，就是《國語》所說的：「凡有大功於民者，子孫必昌。」意思是說，當代貴族就是夏禹、后稷等人的子孫，他們將來一定要昌盛。這是貴族「輪流坐莊」的思想，已經同過去成湯或文王之子孫永遠保持王權的思想不一樣了。還有一種更為進步的思想認為，雖然是「有大功於民者」的子孫後代，當他做了壞事，不為人民所擁戴的時候，也一樣要下台；祖先雖然沒有地位，但其子孫立了大功，受到人民擁戴的，也可以昌盛。這個思想已經把祖先神推開了，認為主要要看本人的功業和威信。這比兩周之際僅僅懷疑祖先神管不管事的思想又有了進步。　　到了戰國時代，產生了變法思想，最突出的是法家思想。從商鞅起，就不管什麼上帝、先王那一套，而講「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後來韓非、李斯都主張變法。戰國末年，秦要統一全國，就大力提倡變法思想，不承認至上神和祖先神，否定舊秩序。所以，法家思想當中最突出的就是變的思想。　　上述情況說明，從兩周之際到秦的統一，在歷史思想上有兩個大問題：一個是「天人之際」的問題；另一個是「古今之變」的問題。天人關係的實質是階級關係，也就是社會關係在人們思想上的一種反映。當階級關係發生變化時，人們對天與人的關係的看法也就隨之變化。從統治階級來看，天代表獨斷的、不可動搖的、永恆的統治階級；從被統治階級來看，天的統治是可以變的，是可以懷疑的，甚至也是可以用人來代替的。當商王或周天子的統治比較鞏固的時候，人們對「天」的統治是沒有懷疑的，天是高高在上具有無上尊嚴和威力的主宰；當人們對「天」的統治產生懷疑、動搖的時候，實際上反映了某個階級或某個集團的統治在動搖，或者要滅亡。在「古今之變」的問題上也是一樣，主張政權統治不變的總是快要下台的統治階級，主張變的則是要求當權的階級或集團。　　秦統一以後，情況就和統一前不同了，它要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要把上帝復活起來。不過秦始皇的經驗不多，這方面做得還不到家，他只是封禪名山大川，祭祀天神，表示他的土地、人民受之於天，可以傳之萬代，而他自己的統治就是萬古不變的神的統治。這實際上還是祖先神的思想。他好大喜功，窮奢極欲，引起了階級矛盾的尖銳化。不僅人民反對他，貴族也反對他，都要起來推翻他的統治。於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又出現一種新的觀念，這就是項羽所說的「彼可取而代也」《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劉邦所說的「大丈夫當如此也」《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陳涉所說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這些說法和秦始皇的「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是針鋒相對的。　　陳涉起義也還利用了一下宗教迷信思想，搞了一個「魚腹獲綾」，號召大家起來反抗秦的統治。司馬遷寫這個事件的始末過程很有意思，這對當時的宗教迷信思想是個諷刺，是反對天命思想的。當然，陳涉利用宗教號召人民起義，和秦始皇利用宗教統治人民有本質的區別。　　陳涉起義和劉邦做皇帝是兩個性質不同的歷史事件，但時代很相近。秦末農民起義一發動，就有很多人起來，很快便把秦朝滅亡了。劉邦出身不過是一個小亭長，後來居然做了皇帝，這在當時中國的歷史上還沒有過，可以說是震動人心的大事，在人們的思想中印象很深。　　漢初，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一些，階級矛盾不那麼尖銳。由於劉邦殺了一些大臣，同姓諸侯又圖謀叛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尖銳起來。漢文帝設法把大的封國分成小的封國，漢景帝又進一步削弱諸侯王的力量，並在七國之亂平定後，取消了王國的獨立地位，封建專制主義的制度，才奠定下來。直到漢武帝時，專制主義的制度才鞏固下來。　　漢武帝為了鞏固專制主義的制度，從各方面採取了一些措施，作了一番建樹的工作。經濟方面實行鹽鐵官賣，這是一種很重的封建剝削。因為人不吃鹽不行，生產沒有鐵不行。鹽鐵官賣，就是由國家壟斷鹽鐵的經營。鹽價、鐵價不斷提高，簡直是對人民的一種掠奪。同時，他還用均輸、平準的名義，把大量財富集中到中央，又讓商人登記財產，向他們徵收財產稅，隱瞞不實報的沒收財產，沒收商人的土地等。這些措施實際上是用專制主義的辦法，大量進行封建性的掠奪。政治方面的控制也很緊，任用了不少酷吏，囚禁對他不滿的官吏。在《史記·酷吏列傳》裡面反映了不少由於實行嚴刑峻法而引起武裝暴動的材料。文化方面，他也沒有放過。《史記·儒林列傳》講公孫弘向漢武帝上書，說漢武帝給臣下的詔書、律令都是「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可見漢武帝很重視這兩條。所謂「天人分際」、「古今之義」是什麼東西呢？漢武帝所提倡的，並不是從秦以前就不斷發展起來的進步思想。「明天人分際」實際上是提倡陰陽災異的學說，也就是用「天意」來解釋一切自然災害和奇奇怪怪的事情，通過這種學說，給皇權罩上一層神秘的外衣，使它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通古今之義」就是在儒家定於一尊的形式上，利用儒家經典，宣揚封建制度是永恆的，封建統治的秩序是不可變易的。他們為了尊崇儒家，有時甚至在判決案件的時候，也引證《春秋》作為斷獄的標準。　　由此可見，秦始皇統一以後，對於在新形勢下如何看待「古今」、「天人」的關係問題，僅僅有個苗頭，到漢武帝時才逐漸明確起來。這時候的「天人分際」、「古今之義」顯然和秦統一以前不同了。漢武帝時期，在歷史觀上出現了兩種思想：一種是適應王朝統治要求的正統思想，以董仲舒為代表。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這個意思就是天人合一，古今永恆。儒家一尊，也是董仲舒的建議。他說，現在有各種學派和議論，妨礙統一，所以要發揚《春秋》的大一統思想，取消各家學說，定儒家於一尊。這是典型的正統思想。和董仲舒的正統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馬遷繼承了秦統一以前歷史觀的優良傳統，並有所發展。他在《報任少卿書》中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正是和董仲舒的思想針鋒相對的。董仲舒是他的老師，他跟董仲舒學過公羊學，不過他不屬於公羊學派。他主張「究天人之際」，而不同意「道之大原出於天」；他要「通古今之變」，首先肯定有變，不是「天不變，道亦不變」；他要「成一家之言」，就是要自成一家，而不是儒家獨尊。所以說司馬遷的思想是進步的，道理就在這裡。司馬遷不反對統一，但反對暴虐專制；他不主張農民起義，但認為搞政治要得人心，應該對人民有好處，否則，你的統治就不能鞏固。有人把司馬遷抬得太高，說他歌頌陳勝等農民領袖，歌頌農民起義。實際上沒有這種事情。但他的思想，在當時來說，的確反映了人民群眾的一些願望。　　從歷史編纂學的源流發展來看。《史記》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紀傳體的書。說它是紀傳體，還不能算是一個很完備的說法。二十四史中《史記》以外的書，有的沒有表或志，但各書都有紀和傳，所以統稱為紀傳體。《史記》不但有本紀、列傳，還有世家、表、書。諸侯之國，或者某方面有成就的、影響大的人物都有「世家」，如《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等。說《史記》是紀傳表志體的書，更合適些。　　從歷史編纂學的發展來看，《史記》應該說是綜合體。它把過去記載歷史的各種體裁都綜合起來了。雖然其中任何一種歷史體裁都不是獨創，但經過綜合提煉，使它們相互配合成為一種完整的形式，卻又是新的東西。司馬遷搞出這種體裁很不簡單，不是單憑他的能力就能辦到的，這同長期以來的歷史淵源有關。　　司馬遷以前，沒有一部具有完整規模的歷史記載。據現在掌握的文字資料和考古材料來看，最早的記載是甲骨文。甲骨文以前有沒有記載？不敢說沒有。現在考古發掘出來的東西，也有些比較早的、類似文字的東西，但材料比較少，而且不能斷定它就是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算不算歷史記載？從原來刻甲骨文的主觀意圖來看，不好說是歷史記載。它的內容約有這樣四部分：一部分是占卜的日子；一部分是為什麼事占卜；又一部分是占卜的結果；還有一部分是關於占卜以後的實際效驗的記錄。如某一天要到某地去打獵，事先佔卜是「吉」，結果打獵得到了鹿、雞、兔等，這就是占卜以後的實際效驗。這一部分不是每片甲骨文都有，許多甲骨文只有前三部分。就是有實際效驗部分的，當時的主觀意圖也不是為了載入史冊或流傳後世。總之，甲骨文很簡單，由時間、地點、人物、活動四個部分構成。反映在甲骨文中的時間觀念是很貧乏的，一般只有干支計日，後來才慢慢有了月，很少紀年。記時間的次序是日、月、年，有點像現在西歐人的記法。甲骨文是最簡單的文字記錄，它初步具備了歷史記載的最簡單的形式，同後來的歷史體裁有關係，可以說是後來編年體記載的始祖。　　甲骨文的字數不多，少者幾個字、十幾個字，多者也不過幾十個字、百把字。郭沫若同志的《卜辭通纂》中，有一片甲骨文有63個字；現在還發現有一百多字的，不過60個字以上的甲骨文不多，一般只有二三十字。但金文就不同了，一方面是時間比較長，從殷商末年到秦的統一都有，而主要是在西周；另一方面字數也比甲骨文有所增加。西周時期的金文，字數在100字到500字左右的已有相當數量。它記載的內容比甲骨文豐富了，對事情的發展過程有了記述，還有記言的。金文在時間觀念上也比甲骨文有所發展，表述時間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日、月、年，另一種是年、月、日，這是後來通用的辦法。　　與甲骨文、金文同時並行的還有《書經》。《商書》的著作年代問題較大，其中《盤庚》篇很古奧，不好懂，一般認為可能是殷代的東西，但也經過了後人的加工。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估計不會是盤庚時的著作，但保存有殷代的東西。《周書》比較可靠一些，它的內容和《商書》一樣，主要都是帝王、貴族的語錄，但也有新的東西。其中《金縢》、《顧命——康王之誥》兩篇，從歷史編纂學來說，就包含有新的因素。金縢是西周王家收藏重要文件的金屬器具。《金縢》就是以它為線索，敘述武王生病的時候，周公祈禱上天和祖先保佑武王，不要讓他死去，並願以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祈禱以後，他就把祝文藏於金縢中。後來成王即位，三叔叛亂，造謠說周公要取成王而代之。成王聽到謠言後，對周公的信任有所動搖。當時周公到東方去了，周朝發生了大風災。成王想知道為什麼出現這種現象，於是打開金縢看看先王留下了什麼東西，不意卻發現了周公的祝文。於是成王大為感動，連忙把周公迎接回來，天氣又變好了，被風吹倒的樹又復活了。這個記載是紀事本末體，以金縢為線索，從周公藏書到成王發書，把好多年的事情寫成一篇東西，這是《尚書》中的一種特殊體裁，也是一個新的發展。　　《顧命——康王之誥》，現在的本子《古文尚書》是兩篇。《今文尚書》有爭論，有人說是兩篇，有人說是一篇。不管兩篇還是一篇，文章卻是連續的。《顧命》是成王臨死前對大臣的遺囑。《康王之誥》是寫大臣受遺命之後，迎康王即位時，康王講的一番話。這兩篇東西內容都是成康之際的記載，但有兩種性質：一種是紀事本末體，寫的是成王去世、康王繼位的經過；另一種是記述成王留遺囑和康王即位時的典禮，寫得相當具體，文章很好，把繁瑣的事情寫得很有趣。這也是紀事本末體，是記述典禮最早的一篇東西。《尚書》里的這兩篇文章是紀事本末體的始祖。不過，《尚書》有個大缺點，一般不紀年、月、日，因為它是官方文書，不是為了寫歷史而保存下來的。　　《詩經》裡面也有新的東西。現在文學家講《詩經》，一般認為《國風》最好，價值最高，雅、頌要不得，是廟堂文學。從歷史家的角度來看，則恰恰相反，雅、頌最有歷史價值。《國風》多是講男女愛情的故事，歷史價值不及雅、頌，而且記載也沒有雅、頌具體。我們講的雅、頌就是《大雅》、《周頌》。《大雅》里的《生民》、《公劉》都是好材料，值得注意。《生民》是講后稷一生的主要事情。后稷的母親沒有結婚，在走路時踏上了巨人的腳印就懷了孕，後來生了后稷。產後，她以為不祥，把后稷扔到偏僻的地方，但牛羊都不肯踐踏他；後來又把他扔到冰上，鳥兒又飛來用自己的羽翼保護他。於是，她看出孩子是個不平凡的人，才把他抱回養大。后稷很小就會種地、選種，有一套辦法把莊稼種得很好。豐收以後，他又把糧食磨了，作為食物，並釀酒、燒肉，祭祀上帝，上帝很高興。《公劉》是講公劉建立國家的過程。這兩篇是歌頌古代英雄的傳說，是傳記體。這種體裁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尚書》中是沒有的，它在歷史編纂學上又是一個發展。雅、頌是史詩，它的價值不能小看，有很多有關周代社會的生產關係、勞動情況等重要記載，在別處找不到的，在《周頌》里卻有一些。把《大雅》的詩歌按歌詠對象的時代排列一下，就成了一部西周興衰史。　　總之，殷商時期的歷史記載已有編年、紀事本末、記述典禮、傳記等多種體裁。記述典禮就是後來的「志」，亦即《史記》的「書」。同時，甲骨文、金文、《尚書》、《詩經》所記的都是王朝的事情。從西周末年開始，各國都有了歷史記載，主要是編年史。春秋時期，歷史記載最發達的國家第一是魯國，第二是晉國，第三是楚國。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離婁下》，《十三經註疏》本。孟子特別提出這三部書，就因為這些是當時有名的書，它們都是編年史。春秋時期的這些歷史著作，現在已經看不到了。相傳孔子所寫的《春秋》，大約是在春秋末年寫的，也有較晚寫出的部分。春秋時期編年史的發展，可以從《韓非子》、《呂氏春秋》、《墨子》所引證當時的記載中看出來。當時的編年史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按年把一些大事記下來，但比較簡單；另一種形式也是編年的，但把事情的過程記載得很細緻。有人認為《春秋》是當時史書的唯一形式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春秋時期的歷史記載最大的發展有兩點：第一，歷史記載不僅限於王朝的活動，對諸侯之邦的歷史也加以記載。第二，各國的歷史書不光記載自己國家的事情，還記兩類事情：一類是記會盟的情況，包括參加會盟的各個國家的歷史；另一類是記「告」，即記述別國來告知本國的事情。　　戰國時期，歷史記載又有了進步。《左傳》、《國語》都是戰國初年重要的史書。特別是《左傳》，從歷史編纂學上看，這部書有了很大的發展：第一，《左傳》不是一國的史書，它把當時主要國家的歷史都記載在一起，帶有綜合性，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第二，《左傳》採用了許多不同的歷史體裁。應該說，綜合體不是從司馬遷開始的，《左傳》已經開始了，不過，一般講《左傳》是編年體，因為編年體是它的主要體裁。此外，也有紀事本末體，如把晉文公重耳出亡和周遊列國十八年的歷史記在一起，這就是紀事本末體。第三，記言和記事糅合得很好。總的講是按年記事，但對事情發展過程中的一些議論，也有較詳細的記載。　　另外，還有一本書叫《世本》，記載王、侯、卿、大夫的世系。這本書是戰國時期寫成的，漢朝時又增加了一些內容。　　到此為止，歷史編纂學上已出現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等三種體裁。《四庫全書》把歷史書主要分成這三大類。編年體以年為主；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紀傳體以人為主。　　《史記》以前的歷史記載有些什麼共同的特點呢？甲骨文就不必說了，這條和那條不相干，各自獨立。《詩經》、《書經》每篇也是各自獨立的。《春秋》是按年編的，但在《春秋》中看不出歷史發展的內在聯繫。《左傳》通過研究可以看出事物之間的聯繫，事情的記載始末有些照應，但從全書看，記載也是比較雜亂的。所以，《史記》以前歷史著作的形式，雖然具備了各種歷史記載形式的萌芽或幼稚狀態，但不完備，記載歷史事件缺乏內在聯繫，甚至外部的、表面的聯繫也不多，而彼此孤立的、片斷的記載比較多。　　戰國時期，還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況，這就是歷史知識和爭鳴的各學派有了很密切的關係。當時，各派思想家運用歷史知識作為思想資料，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如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運用西周的歷史資料，把西周初期的制度理想化，提出復古的主張。道家的始祖老子就是歷史家，是柱下史，他對社會歷史也有自己獨特的觀點。墨家講三表，以「本」、「原」、「用」為判斷事情的三個標準。「本」作為其中的一個標準，就是講辦事要上考歷史，要合乎詩書上記載的古聖先王的行為，否則就不大可靠。法家韓非子的著作，有好多篇就是把歷史故事分門別類地排列起來，如《說難》就是用歷史故事說明他的論點。先秦諸子的著作，無論哪一部書都是言行錄，主要記載這個學派奠基人的主要言論、主要事迹，還記載了他的學生和學生的學生的議論。比如《論語》，主要是孔子的學生記孔子的言行，但其中也有孔子學生的學生記孔子學生的言行。《韓非子》有一篇《初見秦》，有人考據說這一篇不是韓非子所作。但這裡面記載的也都是韓非子的言論。《莊子》外篇記載莊子的事情很多。　　戰國晚期史學的發展表現在雜家的著作《呂氏春秋》上。《呂氏春秋》在史學上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它的記載大部分像歷史故事類編，就是像《韓非子》那樣，用歷史故事來闡明自己的論點。二是《呂氏春秋》主要反映道家的思想，也有儒家、墨家、陰陽家的思想。雖然它的思想很雜，但雜而成家，有自己的主張，對各家有自己的取捨標準，打破了門戶之見，有歷史家的風度。漢朝的《淮南子》也是雜家，它主要也是道家的思想，但各家學說及各種歷史傳說都兼收並蓄。這種作法對司馬遷也是有影響的。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論六家要旨，對儒、墨、道、法、陰陽、名各家都有評價，而且相當公道。一方面司馬談是歷史家，有歷史家的風度；另一方面從源流來講，他來自雜家，但比雜家更進了一步。司馬遷要「成一家之言」，在政治上是針對漢武帝的儒家獨尊而發的，但也繼承了戰國以來的歷史傳統。《史記》不僅是歷史事件的記述，也表明了司馬遷的政治主張。　　雜家把各方面的記載都融合起來，不限於某一家和某種形式的記載。司馬遷在這一點上近似他們，但超過了他們。司馬遷綜合了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各種歷史體裁，寫成《史記》，在書中又繼承了戰國以來的傳統，通過歷史事件發揮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從體裁上說，「本紀」是從編年體來的，「世家」是記各國諸侯的歷史，是從各國史來的。《史記》有很多學術方面的傳記，這是獨到的，後來的《漢書》在這方面不及它。以前《詩經》的《生民》、《公劉》以及戰國時期史家所纂言行錄之類，都是傳記。《史記》的「列傳」繼承了這種體裁。「表」就是根據戰國時期的譜牒而來的。「書」是綜合論述的形式，也有一些紀事本末的形式，記述典章制度。《顧命——康王之誥》記典禮。《周禮》也是一部記載西周典章制度的書。這些都是《史記》中「書」體的來源。　　《史記》對長期的歷史記載，從編纂學上、歷史學上作了總結，把秦始皇到漢武帝的全國大一統局面反映到歷史領域裡面來了。雖然董仲舒也在學術思想上作了一番大綜合的工作，但他是正統思想的代表，而司馬遷的指導思想則是和他針鋒相對的。司馬遷的貢獻是帶總結性的，是突出的，是長期的歷史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　　二、「究天人之際」　　《史記》在史學上的貢獻，我們前面已說過，也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這十五個字。現在先說「究天人之際」。　　「究天人之際」，主要是指他的世界觀而言，其中也包括歷史觀。根據《史記》的內容，這個問題可以分幾點談。　　1.司馬遷把對於自然現象的研究和陰陽五行的迷信說法加以區別。　　陰陽五行的說法，有一個發展變化過程。在陰陽五行之說剛剛興起的時候，它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但到後來，它變成了唯心主義的東西，變成了宗教迷信。無論什麼事物，它都企圖用這五樣東西去說明，對任何天地自然現象都加以牽強附會，甚至用天象去解釋社會現象，占卜吉凶。漢武帝時，董仲舒講《春秋》，就專講陰陽和禁忌。當時，董仲舒思想已成為儒學的正宗，是漢武帝為首的漢皇朝所大力支持的。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實際上是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陰陽五行禁忌學說、正統儒學相對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結合起來，標榜「天人感應」，司馬遷卻要把它們分開。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引用了他父親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司馬談概括了陰陽五行學說的要點，說：「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但下面還有一句：「未必然也」，——不一定是這樣。緊接著，他又說這「使人拘而多畏」，好像一舉一動都有陰陽管著，什麼事情都叫人害怕。這個批評，今天看來也還是正確的。再往下，他又說：「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認為陰陽家的可取之處就在於提出按照四季運行的規律從事生產活動。司馬遷既肯定了陰陽五行學說中論述自然現象的部分，又批判了「使人拘而多畏」的陰陽禁忌學說。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里還批評了陰陽五行家的「星氣之書」。所謂星就是占星，氣就是望氣。陰陽五行家認為天上的星象決定著人間的禍福，所以有所謂「占星術」。望氣則是通過對氣象的觀察，以推斷人的吉凶。例如，呂后就曾說，漢高祖外出，無論走到哪裡，她都能找到，因為漢高祖頭上有雲氣。司馬遷不贊成這類胡說，他認為「星氣之書，多雜祥，不經」。意思是，這些談吉凶禍福的都是一些不經之談，不足為法，不可相信。　　從《太史公自序》中表現出來的思想，我們能看出司馬遷對天人關係持有明確的態度：天是天，人是人；天屬於自然現象，和人事沒有什麼必然聯繫；人們必須按照自然規律去辦事，但不存在什麼所謂預兆和吉凶禍福的問題。這種觀點是同當時從皇帝以下廣泛提倡陰陽五行的迷信風氣針鋒相對的。　　《史記》八書中有《天官書》。「天官」原是個官名，掌管看天象，訂曆法。《天官書》原書失落不少，現在所見的有好多是後人補入的，但也還有司馬遷原來寫的東西。在《天官書》裡面，司馬遷記載了各種異常的天象變化，如什麼時候出現過什麼特別的星象，而當時的人們對這種天象變化又有什麼附會的說法等。司馬遷既然不贊成這些東西，為什麼又要加以記載呢？這是因為當時規定了史官應該記載些什麼，史官這個職務與天象曆法都有聯繫。司馬遷也學過星象學，但《天官書》中所記的各種說法不見得代表他自己的觀點，我們讀的時候應加以分析。　　在《天官書》里，司馬遷曾明確指出周幽王、周厲王以前的天象變化已不可考。他主要記述了春秋以來的天變。同時他又說，對於春秋以後的天變，各家說法不一。所以，他認為這些說法不可信，稱之為「祥不法」。他還說：「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這裡所說的六經，主要指《春秋》。他是說，《春秋》對天象變異是記載的，但並不加解釋。也就是說，《春秋》對這類問題採取了保留的態度。這說明，在對於天象變異的態度上，司馬遷和陰陽五行家有區別：陰陽五行家是加以附會，他則保留；陰陽五行家認為日、月蝕與人事有關係，他則認為日、月蝕的出現有一定的時間。這是科學的見解。他認為天象有五宮，每宮都有它所屬的星宿。五宮也就是五個部位，是固定不變的，但有大小廣狹的不同。還有所謂「五星」，即金、木、水、火、土，它們「見伏有時」，到一定時候就能看見，而且經過的地方，運行軌道的長短，都有一定的度數。陰陽家則不然，他們只強調五星的出沒隱現各主什麼吉凶禍福。司馬遷懂得曆法，用當時所能掌握的科學知識，否定了陰陽家的牽強附會的說法。　　2.通過對人事的分析，說明天道不可信。　　在《伯夷列傳》中，對天道的否定表現得特彆強烈。在這篇傳記中，司馬遷舉出了不少事例，有力地駁斥了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他說，有很多壞人，專幹壞事，但過得很舒服，子孫後代也累世富貴；另一種人小心謹慎，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錯走一步路，但他們卻多災多難。所以他提出了質問：「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項羽本紀》記項羽在失敗之後曾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司馬遷對項羽是有感情的，認為他是一個英雄，但卻不贊成他這話。他批評項羽「難矣」、「過矣」、「豈不謬哉」。所謂「難矣」用了三件事加以說明：一是「背約」。他同劉邦曾約定：誰先進入關中，誰就可以稱王。後來，劉邦先進入關中，項羽卻背棄了關中之約。二是「懷楚」。項羽鄉土觀念太重，老想回江東。當時，劉邦鬥志昂揚，他卻想回家鄉，無意西征。三是殺義帝自立。義帝是反秦的旗幟，項羽卻把義帝殺了，自立為王。司馬遷根據這三件事，評論項羽要抱怨諸侯和自己不一心便「難矣」。至於「過矣」，主要是指項羽自高自大，自認為了不起，不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想靠武力征服全中國，結果弄得稱王五年以後身敗名裂。但他至死還不覺悟，不僅不責備自己，卻反說什麼「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事實上，並不是天亡項羽，而是他自己在政治上、軍事上都犯了錯誤，思想也不對頭，他的失敗與天無關。因而司馬遷批評他「豈不謬哉」。這是司馬遷認為天道不可信的很典型的例子。　　有時，司馬遷也用「天」字，也講「天命」、「受命」。但是，我們看古書不能光看字面，要看它的含義。古人常用現成的字表達新的意思。在《秦楚之際月表》中，他說漢高祖能稱帝「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從字面上看來，這是在稱頌天，認為漢的天下是天命。但具體分析起來，這和舊觀點不同。他所說的「受命」、「天命」是指歷史條件。司馬遷首先交代了秦代禁令繁多，嚴重地束縛了人民的手腳，為農民大起義提供了歷史條件。然後寫了秦亡漢興的發展過程：第一個階段是陳涉發難；第二個階段是項羽推翻秦朝，即「虐戾滅秦，自項氏」。但項羽不得人心，滅了秦也不能建立他的統治；劉邦正是在這種條件下，才得「撥亂誅暴，平定海內」，作了皇帝。司馬遷把這個歷史條件敘述了以後，才說：「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可見，「天哉」就是歷史條件的配合。沒有這樣的歷史條件，漢高祖是不能成功的。當然，漢高祖也有他的一套辦法。　　總之，對重大的歷史事件，如項羽、劉邦的成敗，司馬遷不是宿命論者。他是從歷史條件、從人事上講「天命」、「受命」的，他認為一定的歷史條件加上領袖人物的作用，才能成功。他通過對史實、對人事的分析，說明天道之不可信。　　3.用宗教的歷史揭露宗教迷信的虛妄。　　司馬遷在《史記》中，並不針對某種迷信說法進行批評，一般都是對迷信活動加以揭露，把事情擺清楚。這種做法很有力量。當時盛行一種陰陽學說，是戰國的鄒衍創始的。司馬遷在《孟子荀卿列傳》中說，鄒衍「其語閎大不經」。鄒衍講宇宙開闢的來源，司馬遷說，「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對鄒衍所講海外，司馬遷說這是「人之所不能睹」。就這麼輕描淡寫的幾句話，便揭露了陰陽學說的實質。但他還肯定了鄒衍的用意是好的，只是這種學說在以後發展起來就不好了。司馬遷在《封禪書》里說，後來的方士沒弄懂鄒衍的學說，於是「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這十六個字很厲害，它說明陰陽五行學說當初就不可信，後繼者又出來這麼一幫子人。他對這種迷信的虛妄，作了很好的揭露。　　司馬遷還把五行學說結合歷史來研究。鄒衍講宇宙起源是從黃帝開始的，《史記》有兩個地方加以駁斥。一是《五帝本紀》中的「太史公曰」：「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他認為五行之說荒唐得很，老先生都說不出口。另一處是在《三代世表》里，司馬遷說，他讀了一些關於世系的記載，從黃帝以來都有年數可考，並且都按照五德始終來排隊（黃帝是土德，下面依次是金、木、水、火德）。可是，「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意思是說，仔細核對一下，古文記載都不一樣，互相矛盾，不可信。接著他又讚揚孔子不講黃帝以來的年月和五德始終，認為有道理，「豈虛哉！」這就從歷史上說明五行學說出於捏造，不可信。　　此外，還應當談一下《封禪書》。封禪書主要記載帝王的宗教活動。這是司馬遷講「天人之際」很重要的篇章。主要有兩個內容：一個是講這些帝王有好多宗教建築（神祠），並列舉了好多神的名字，而這些神都是歷代帝王造出來的。另一個是講由於帝王怕死而追求長生不老，訪仙求葯。通過這兩個內容，司馬遷一方面揭露出宗教是統治者捏造出來的東西，不是客觀存在的；另一方面指出，既然是他們捏造的，而他們又去追求長生不死之葯，真是荒唐之至。《封禪書》還講秦始皇晚年統一六國以後，到沿海各地巡行，到泰山刻石頌揚功德。對此，司馬遷加了個註解：「明其得封也。」說秦始皇為了表明自己做皇帝是上帝所封的，因而要上高山，到離天近的地方，好去承受天命。「明其得封也」，這五個字很有挖苦意味。寫到漢武帝時，司馬遷用了很大篇幅寫他找了許多人間「神仙」——方士。寫起初他怎樣崇拜他們，後來又怎樣發現他們說謊欺騙，最後把他們一個一個殺掉。司馬遷在《封禪書》里最後下了結論，說天子對這些方士的怪誕話越來越討厭，但還是不斷地找他們，希望能碰上一個真神仙，因而訪仙談道、修建神祠的事越來越多，「然其效可睹矣」。司馬遷用這一句話點破了漢武帝這種痴心妄想是多麼荒誕可笑，徒勞無功。　　在長達幾千字的《封禪書》里，司馬遷用客觀的筆調，描寫了這些荒唐怪誕的活動，有時既不肯定其有，又不明言其無，很俏皮地用「若」什麼、「若」什麼的寫法來表現。最後，他說自己參加過封禪的活動，也到神祠里去過，了解過方士祠官的意圖，研究過這方面的問題，他把自古以來侍奉鬼神的活動集中起來，「具見其表裡」。「具見其表裡」這五個字很厲害，說明他是洞悉這些活動真相的。他還特地指出，他這樣寫是為了要讓後世的君子，看出一個究竟來，「後有君子，得以覽焉」。從這裡，可以看出他的「究天人之際」是針對陰陽五行之說開展的一場鬥爭。　　4.司馬遷論天的自然觀的進步意義和局限性。　　司馬遷從幾個方面論天，講得很清楚。它的進步意義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是有明確的唯物主義觀點。他把自然現象和人事分開，不牽強附會，用科學知識剝掉陰陽五行家強加於人事的神秘外衣，並揭露使這些現象神秘化的各種說法的由來。這種思想，在當時是很可貴的。在司馬遷以前的歷史著作里，對待天的問題就不像他這麼明朗。在這一點上，司馬遷很有貢獻。第二是在現實政治上，司馬遷的天論也很有進步意義。　　毛主席說，中國封建社會有四條束縛人民的極大的繩索：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政權和族權不分，皇帝是上帝的兒子，不是凡人；他又是神聖皇族的族長；對老百姓來說，他是民之父母。在封建制度下，在家庭里就培養人們的忠君思想。父親就是「家君」，既是一家之長，也是一家之君。把範圍擴大一些，統治者既是政權的代表，又稱為「民之父母」。政權和族權就是這樣緊密地結合起來的。夫權實質上是族權的一部分。女子在封建家族和封建社會裡是沒有地位的。雖然，也出過女皇帝，但那是極個別的。至於神權，更不用說，沒有一個皇帝不掌握神權。他當皇帝是受神的委託，神要保護他，他本身也是神。這樣一來，他既是最高統治者，又是全國老百姓的大家長，也是大宗教主，把封建社會束縛人民的四股繩索集中體現於一身，成為維持和鞏固統治的命脈。　　漢武帝的時候，正是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完成的時候。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宗教理論也需要統一起來，需要有一套東西用來進行精神的統治，這就是陰陽五行學說，它是宗教的另一種形式。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說過，羅馬帝國採用了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來適應它作為世界帝國的需要。漢武帝時期的中國，比起夏、商、周、春秋、戰國來，帶有一定意義的世界性質，因而也需要有世界性的宗教。但這種需要並不是由皇帝下一道命令就能得到滿足的。要建立這種宗教必須有一套理論。董仲舒的作用，就是適應了這一要求。他們用他們的公羊學說，製造出一種符合皇家利益的統一的宗教。司馬遷「究天人之際」，把自然現象的天和陰陽五行的迷信說法分開，並把迷信學說的歷史來源、迷信活動的歷史過程加以揭露，是對漢武帝封建專制主義政權的一個打擊，本質上是和正統的統治階級思想對立的。　　那麼，司馬遷的思想究竟屬於哪個階級呢？我認為，司馬遷的思想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但和封建地主階級的當權派有所不同。司馬遷贊成漢武帝的統一事業，對秦始皇的統一也贊成。但是，對封建統治者無窮無盡的橫徵暴斂，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他都反對。封建制度這時還處在上升時期。司馬遷並不反對封建制度，而反對橫徵暴斂，嚴刑峻法。他成了封建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他要求減輕剝削，要求較好的統治，而不是打倒封建制度和封建統治階級。他認為橫徵暴斂、嚴刑峻法會使社會動蕩不安。因此，他在某些方面，對人民群眾的要求寄予同情。從這個角度看，他在政治思想上是進步的。　　司馬遷對天的論述也有其局限性。不必諱言，《史記》並沒有擺脫神秘思想的影響。它相信氣數，相信祖先的善惡對後代的遭遇起作用。氣數這個東西似乎有科學根據，其實，也是一種附會。他在《天官書》中曾說：「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這裡面有天文科學，可能是他從日月五星的運行中得出來的。但下面又說：「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還是把它附會到人事上去了。這還是天人感應的說法。不過，這對司馬遷的歷史觀影響不大，在研究具體歷史問題上不起什麼作用。按照他的說法，天運與人事發生關係，要在很長時間內才有所表現，少則1500年，多則4500年。這和陰陽五行之學所說的人們的一言一行都要上應天象不可同日而語。　　5.注重人事在歷史上的作用。　　既然天是天，人是人，天象和人事沒有必然聯繫，那末，在歷史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什麼呢？司馬遷首先注意人謀。比如，歷史上的一些戰爭，作戰的雙方歷史條件一樣，具體情況也差不多，但勝敗不一，甚至有時強者敗，弱者勝。道理在哪裡？司馬遷認為取決於人謀。前面講過，司馬遷不同意項羽所說的「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他舉了好多事實說明項羽的失敗不是天意，而是人謀上出了問題。我們試把《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對照著閱讀，就可得到很大啟發。項羽一開始就氣勢凌人，直到他臨死還是轟轟烈烈，像個英雄好漢。劉邦就不是這樣。在司馬遷筆下，劉邦就顯得有些賴皮。起兵前，他好酒色，不事生產；起兵後，老毛病還是常犯。儘管司馬遷在情感上喜歡項羽，討厭劉邦，但寫的時候還是按照歷史真實情況的。他筆下的項羽，有兩件大事不如劉邦。一是項羽雖然戰無不勝，但到處燒殺。他在寫項羽作戰時，不斷用「屠」、「坑」字樣。如寫：「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寫他坑殺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寫他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寫他「坑田榮降卒，系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在《高祖本紀》里，這類事情就很少，並著重寫劉邦到處安民，入關中，約法三章。這個「民」不一定是勞動人民，劉邦主要是收羅地方豪傑、統治階級中的人物。但這麼一來，老百姓也沾了光。一個到處安民，很得民心；一個到處燒殺，令人失望。這是劉邦、項羽兩人在政治上的很大區別，也是他們之間決定勝負的關鍵問題。項羽不如劉邦的另一點，是項羽不相信人，不會用人，即使是對自己忠心耿耿的部下，也團結不住。而劉邦卻善於用人，必要時甚至敢於把大權交給自己並不完全相信的人，先把這個人籠絡住，然後再想辦法收拾他。以上兩點區別，在這兩篇本紀中很突出。司馬遷通過對楚、漢之爭的敘述，說明戰爭的勝敗不取決於兵力強弱，主要的是看雙方領袖人物的政治眼光和所採取的措施如何。劉、項之爭是很典型的，劉邦弱，項羽強，但最後劉勝項敗，主要在於人謀。　　《史記》很多地方都講人謀的問題。《廉頗藺相如列傳》講秦王強索趙璧，趙王在兩難之下派藺相如奉璧使秦。形勢很險惡，但藺相如無所畏懼，拚死捍衛了國家的利益。回國以後，他又能顧全大局，對廉頗表示退讓，以求團結。司馬遷稱讚藺相如，說他「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這裡的「智勇雙全」，是從人事上予以褒揚。《春申君列傳》寫黃歇由於沒有聽從門客朱英的規勸，後來遭到李園的暗算。司馬遷分析他之所以失敗，是由於「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陳丞相世家》寫陳平幾度處境危急，差一點丟掉性命，但他能善始善終，這是由於有智有謀的緣故。這些都是人事的作用。可以看出，司馬遷首先注意的是人謀，看你怎麼努力，怎麼策劃。　　其次，司馬遷講「時」、「勢」。「時」是時代條件，「勢」是形勢，兩者指的都是歷史條件。一般說，「時」的含義比「勢」更具體點。司馬遷雖然注重人謀，但並不認為光有人謀就能百戰百勝，還要有一定的歷史條件，也就是要有「時」、有「勢」。《伯夷列傳》說得很清楚：「『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風雲還需有龍虎相隨，萬物的作用得以發揚還要有聖人的興起。《管晏列傳》引管子敘述他和鮑叔的交情的話說：我曾經替鮑叔出主意，結果是情況更壞了，但鮑叔不以我為愚。為什麼呢？「知時有利不利也。」在《老子韓非列傳》中，司馬遷引老子的話說：「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這裡，司馬遷頗有個人遭遇的感慨。　　司馬遷這種重視歷史條件的思想也表現在《外戚世家》中。他在《外戚世家》中說：「人能弘道，無如命何。」這裡我們看到司馬遷雖然強調人的力量，認為人能把道恢弘光大，但對「命」卻沒辦法，受到「命」的限制。這裡的「命」就是指歷史條件。歷史條件配合得好，加上人的努力，就能有所成就；歷史條件不好，人縱然作了種種努力，仍可能失敗。　　司馬遷所說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從《史記》看來，還是指傑出的個別人物。《史記》這部書基本上是歷史人物的傳記，而傳記中主要是突出了上層人物。本紀12，寫的都是帝王貴族。世家30，只有陳涉、吳廣是平民。孔子不算貴族，但出身於沒落貴族，他的家庭也屬於上層集團。列傳70，講平民的有《遊俠列傳》、《貨殖列傳》等篇，絕大部分是將相。這裡可以看出，司馬遷認為在歷史上起作用最大的還是帝王將相。　　從今天的要求來衡量，《史記》在寫人民群眾這一方面是非常不夠的。但在當時，他能寫人的歷史就不簡單了。在他以前的歷史記載幾乎都是人鬼不分的。《春秋》記的事情主要是朝聘、會盟、征伐，這些事都與宗教活動有關。孔子的高明處，就在於能把這些活動從人事角度來加以觀察。《左傳》裡面甚至記載了好多鬼話。司馬遷卻能把人和天分開，專門寫人的歷史。雖然他把歷史發展歸結到少數人身上，認為創造歷史的是大人物，但比起以前來，還是進步的。　　司馬遷怎樣估計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我認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他在《史記》裡面寫了一篇《陳涉世家》，把農民領袖和貴族王侯列在一起。對此，有的同志認為，司馬遷歌頌了農民起義。我卻認為司馬遷還做不到這一點。我的看法是：他還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人民群眾在歷史上起了決定作用，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認識到人民群眾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但他認為，人民群眾的活動，關係著事業的成敗利鈍。上層人物如果能夠和人民群眾結合起來，就可以取得勝利；相反，如果忘記了人民群眾，給人民群眾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那就會失敗。這就是說，司馬遷承認人民群眾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並不是他們，而是個別的領袖人物。這就是司馬遷的思想所能達到的高度。在當時，能有這樣的認識，已經是非常高的思想水平了。　　《史記》有好多地方同情群眾，揭發官吏的罪惡與昏庸無能。有時是委婉地表達，有時則是盡情地揭露。《酷吏列傳》便是盡情揭發武帝時政治黑暗的篇章。他對酷吏下了一個評語：「以惡為治。」這四個字很厲害，又很富於諷刺意味。意思是說，這些酷吏拿作惡當統治的方法，企圖憑殺人、監禁來使統治者安享太平，坐穩統治的寶座。《酷吏列傳》列舉了他們許多慘無人道的行為，其結果是「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這裡用了「盜賊」兩字。有人說這是仇視人民群眾。其實，這裡主要是說酷吏為非作歹，引起了嚴重後果。我們應當看它的具體內容，不應只從字面上推敲。接著，他又敘述某處發生了幾千人的武裝暴動，起事者攻城佔地，奪取庫房裡的兵器；釋放犯人，殺死官吏；還通知地方官，叫為他們準備飲食。而為了鎮壓暴動，政府頒布了「沉命法」，規定哪個地方發生暴動，地方官沒有發覺，或者雖發覺而鎮壓不力的，殺頭。這麼一來，無論哪裡發生了武裝暴動，地方官都不敢上報了。結果是「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他揭露了官逼民反的實質，對老百姓起來反抗表示同情，對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進行了揭發和諷刺。　　關於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問題，就講到這裡。他對「天」、「人」兩方面的研究都是有貢獻的。　　三、「通古今之變」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追述自己寫《史記》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這八個字很重要。下面從幾個方面分開來講。　　1.《史記》在編纂方面對古今關係的處理。　　在《史記》12本紀里，五帝只寫了1篇。夏、商、周也是各1篇，比《五帝本紀》詳細。秦寫了《秦本紀》，又寫了《秦始皇本紀》。漢代是一個皇帝1篇，而呂后也佔了1篇。表，三代有1篇，記了世系，而無年代。十二諸侯是年表，六國也是年表。秦楚之際變化很大，是月表。漢興以來，表就多了，共有6個。越到後來，搞得越細。不要小看這些表。在「通古今之變」的問題上，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體現這一要求的。司馬遷每寫一個表，就是要寫這個歷史時期的特點，寫它在「古今之變」的長河中變了些什麼。把這十個表總起來看，卻又是要寫宗周晚年以來悠久的歷史時期內所經歷的巨大變化——由封侯建國走到郡縣制度，由地方分權走到皇權專制。雖然戰國的年表裡面有一些錯誤，可是這部分最難作。要以極少的語言概括那麼多年的事情，沒有歷史眼光是搞不出來的。我們看，《六國年表》沒有多少條，《十二諸侯年表》也沒有幾條。可是，表越簡單，寫的人越得有本事。這些表包含著很多學問，是從許多繁雜的歷史事件中，挑選重要的事情，可以當作一定時期的簡史來閱讀的。　　八書本來也應該是集中表達「古今之變」的，但由於殘缺較多，並且有相當多的部分真偽難辨，已不能顯示原來的全部面貌。僅就現有的篇章而論，《平準書》集中表達了漢興百年之間社會經濟的變化，是全書中的一篇傑作。　　世家自西周以後才有。從西周開始的世家有12個。從戰國開始的有4個。春秋時代還有個《孔子世家》，秦漢之際有《陳涉世家》，漢興以後，又有12世家。歷代世家的安排也是各不相同的。　　列傳的第一篇是《伯夷列傳》，它不僅是個人的傳記，還帶有列傳總序的性質。《史記》的列傳，從春秋時期起才正式開始。春秋時期有《管晏列傳》等6篇。戰國就多了，包括秦在內共有22篇。漢興以後更多了，有42篇。春秋、戰國、西漢幾個時期的傳記有時互相交錯或綜合，例如，屈原就和賈誼合傳。但這種情況不多，大體上還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的。　　從《史記》的編纂可以看出：第一，司馬遷對待歷史是略古詳今的，越古越簡，越近越詳。第二，他對幾千年歷史記載的處理是有階段性的，這從本紀和表裡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把三代作成一個表，十二諸侯一個表，戰國一個表，是按歷史階段來處理的。從《史記》的通體編纂上可以看出，司馬遷的心目中有一個古今演變的大勢，眉目分明。有人說《史記》雜亂無章，這種說法不正確。　　2.《史記》對歷史事件、人物評價上的歷史發展的觀點。　　在古代，認為歷史是固定不變的觀點是個傳統觀點。到了周代殷時，說「天命靡常」，天要變了。可是當它建立了統治以後，就要「億萬斯年」地永遠統治下去。秦始皇更乾脆，聲稱要「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漢代的詔書里，同樣也有子孫萬代的說法。歷史是發展、變化的，但統治階級卻不大喜歡變化。他們最怕改朝換代，他們要求永恆不變。在這種情況下，司馬遷卻說歷史是進化的，是變的。　　司馬遷很稱讚戰國時期的變法。吳起在楚國變法，「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把貴族的地位降低了，實現了富國強兵。司馬遷稱讚吳起的政績說：「諸侯患楚之強。」《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吳起列傳》。衛鞅在秦實行變法，司馬遷在《商君列傳》中說：「居五年，秦人富強」。「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對吳起和商鞅這兩個人，司馬遷在感情上並不喜歡他們，說他們「刻暴少恩」，但對他們變法的成績則是肯定的。　　漢興以來，幾乎沒有人不罵秦始皇，因為不這樣就無法說漢朝好。清代的考據學家也罵明朝的學者沒有學問。後一代照例是要罵前一代的。在《六國年表》的序里，司馬遷分析了戰國的形勢之後，指出：「秦取天下多暴。」但接著又說：「然世異變，成功大。」他對秦的成績還是肯定的，他表彰了秦統一六國的功勞，認為這是歷史上的創舉。他還批評了當時的一些學者，說他們光看秦佔據帝位的日子短，恥笑它，不敢說它有功績。他諷刺了那些學者，說他們是「耳食」，不用嘴巴而用耳朵吃東西，人云亦云，無知盲從，何等可憐！　　還有對所謂「封建」的看法。這個封建是指古代的「封邦建國」，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封建主義。「封建」的問題是歷代學者一直爭論的問題。儒家學者一般是支持「封建」的。清朝學者顧炎武曾表示不贊成恢復古代的封侯建國制度，提出了「寓封建於郡縣」《亭林文集》卷一《郡縣論一》，中華書局，1959年版。司馬遷也是反「封建」的。他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中首先指出，西周以後，周王的地位衰落下去了，「非德不純，形勢弱也」，像西周開始時那樣建立同姓、異姓諸侯國以屏藩王室的條件，已經不存在了。諸侯強大起來了，王室必然要趨於沒落。隨後，他又論述了漢初封侯建國的意義與可能。他說：「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強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但是，在漢朝建國一百多年以後，因為「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於是，武帝採取措施，將原有封國劃小，分王、侯「百有餘焉」。這樣一來，封侯建國的制度逐漸衰落下去了。當時，諸侯的情況是：「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這樣的侯國儘管在地主階級中有很高的地位，但不過是收租稅而已。他認為，這是「強本干，弱枝葉之勢」。朝廷是根本，是樹榦，強起來了，封國是枝葉，弱下去了。這樣才能「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有助於全國局勢的穩定。這是對漢代文、景以來直到武帝時廢除諸侯封國制度的肯定。

白壽彝文集（第4卷）中國史學史校本初稿、《史記》新論、中國史學史（第一冊） 豪門驚情:辛夷塢蝕心者首頁.書架.歷史.目錄下章|上章|加書籤|回簡介夜市:都市熱賣《超級兵王》0元　　第八章 《史記》新論（下）　　3.《史記》對當代政治危機與社會危機的揭露。　　《史記》對當代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揭露，表現在許多文章里。《萬石張叔列傳》描寫漢景帝、漢武帝時代的大官，說他們都是「恭謹無與比」，能不說話便不說話的人。他們的子孫後代也都做了大官。「萬石君」的稱號就是因為他家父子官高爵顯。萬石君姓石，長子名石建，為郎中令，管起草文件。有一次石建起草了一個文件，頒發下來後，發現裡面有一個錯字。他十分惶恐地說：馬有四條腿，加上尾巴，馬字下面應該是五畫，但文件中的馬字少了一畫，皇帝要是問罪下來，就活不成了，他害怕得不得了。萬石君的小兒子叫石慶，為太僕，是九卿之一，管御用車馬，地位很高。有一次他跟著皇帝出門，皇帝問他：這車套了幾匹馬？他就拿著鞭子一一指著數，數完了才說：六匹馬。本來一看就能知道，他還要挨個數了之後回報，其謹小慎微的程度也就可以想見。然而像這樣的人卻能得到皇帝的親近尊禮，官至丞相。通過這些小故事，司馬遷對當時官場的腐朽風氣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諷刺。試想：朝廷里當權用事的都是這樣恭謹自保的人，政治上能有什麼朝氣？　　在《汲鄭列傳》里，汲黯是個敢說老實話的正直官吏，治理地方也很有成績。漢武帝非常怕他，又很討厭他。別的大臣來了，武帝很隨便，有時連帽子也不戴，但汲黯來了，就不好意思不戴。有一次，武帝在汲黯面前自吹自擂、興高采烈地講他自己如何欲施仁義。汲黯當面揭穿其虛偽，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聽後很生氣，當時就變色罷朝。正是因為汲黯「好直諫」，始終不得志。　　通過《萬石張叔列傳》和《汲鄭列傳》，司馬遷刻畫了武帝時政治風氣的腐敗、惡劣。　　司馬遷很善於通過典型人物來揭發當時社會的黑暗。公孫弘是當時儒家的頭號人物，漢武帝很喜歡他。他對武帝專門阿諛奉承。武帝喜歡什麼，他說什麼；當面是一套，背後又是一套。《酷吏列傳》里的張湯也是個重要人物，是專搞嚴刑峻法的。在《平準書》里，他又寫了一個專門給漢武帝弄錢的桑弘羊。總之，司馬遷從政治、經濟、學術、司法等各個方面，選擇了典型人物進行刻畫，對當時的社會和漢武帝統治時的政治危機作了大量的揭發。　　司馬遷還寫了兩類將軍。一類以李廣為代表。《李將軍列傳》寫李廣很能打仗，有勇有智，很得士卒擁護。可是漢武帝卻不喜歡他。在列傳的後面，司馬遷評論了這麼幾句話：「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和李將軍對比，我們再看看《衛將軍驃騎列傳》。這篇列傳寫衛青、霍去病以皇親國戚的關係做了大官，也立了戰功。在寫他們的戰功時，司馬遷極少對戰爭進行正面描述，只寫了他們在皇帝詔書中所受到的表揚、獎賞、封官拜爵等。至於是否真有這樣的功勞，司馬遷則不加評論。對於霍去病所部士卒的優越條件，司馬遷作了交代：「驃騎所將，常選」，「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在這一列傳的最後，司馬遷借別人的話耐人思索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衛青、霍去病當時如此得勢，而賢大夫對他們卻並不稱讚。把這段評語和對李將軍的評語比較一下，一褒一貶，很是明顯。從這裡可以看出，武帝時候任用的都是些什麼人。在編排上，司馬遷也有自己的意圖。他把《李將軍列傳》放在前面，中間插入《匈奴列傳》，後面才是《衛將軍驃騎列傳》，這並不是亂擺，其用意在《匈奴列傳》的論贊里明確說了出來：「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再三申述「擇任將相」的重要，指出由於選擇將相不當，匈奴的問題未能很好解決。　　如上所述，司馬遷從各方面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這就是他自己所說的「見盛觀衰」。當人們正在熱衷於吹捧武帝統治的豐功偉績，高唱國泰民安讚歌的時候，他卻看出了漢朝統治的危機已在隱伏之中。這是很不容易的。　　所謂「通古今之變」也就是通過研究歷史，推斷過去，觀察未來。這在《史記》里表現得很突出。如果我們把《酷吏列傳》記述的在嚴刑峻法之下激起的各地農民武裝暴動和《陳涉世家》對於秦末情景的描述聯繫起來，就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漢武帝統治的前途，已經提出了嚴重的警告。　　4.《史記》對學術發展變化的記載。　　漢武帝的時候，五經博士搞得很熱鬧，尊儒的風氣大盛。司馬遷卻能從歷史變化的觀點，看出當時學術上的巨大變化。他主要的看法有兩點：一是認為儒學已經起了變化，當代的儒學已不復是孔子之學。他對孔子之學的看法，在《太史公自序》中講得很清楚。他認為孔子修《春秋》是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這就是說，他認為儒學原來是有原則的，有政治主張的，但是後來變了。　　漢代儒學的第一個變化發生在叔孫通的時候。叔孫通是漢初有名的儒者。《劉敬叔孫通列傳》記述他有很多學生，跟著他好久，卻沒有官做，大家都有怨言。漢高帝時，叔孫通制訂了朝儀。這一套朝儀把劉邦當皇帝的威風充分地表現出來。劉邦很高興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於是任用他做大官，賞給他500斤金子。他的這些學生也因此被封為郎官。太史公說叔孫通「卒為漢家儒宗」。可見，漢代開國時候的儒家大多是這樣的人：為了做官、拿錢，毫無原則地逢迎皇帝，阿其所好。在這些人手裡，儒學變了，喪失了原來的理想。　　漢代儒學的第二個變化發生在以公孫弘為首的博士弟子之手。司馬遷說：「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太史公自序》中說：「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這就是說，到了漢武帝的時候，儒學變成了寫文章，說空話。以上兩次變化是儒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質變。在孔子時期，儒家有政治理想；而漢代統治者把儒學變成了空洞的說教。這也是「通古今之變」，是「見盛觀衰」的一個方面。　　其次，法家的學說也有變化。漢朝政治是外儒而內法，表面上講儒家學說，標榜仁義道德，骨子裡卻採用法家之術。司馬遷認為：法家的學說也不是原來的東西了。在《老子韓非列傳》中，講申不害、韓非時，說明了這點。他把韓非、申不害和老子、莊子排在一起，把法家與道家排在一起，認為申、韓思想歸本於黃老，主張通過法實現「無為而治」，反對嚴刑峻法，要求不分貴賤，一律按法律評定是非。至於漢代的法，則是《酷吏列傳》所描述的嚴刑峻法，「以惡為治」，「以酷烈為聲」。法官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皇帝的歡心，因而子孫當大官，家財有巨萬。所以，他認為漢代的法家也已變了味道，把原來的理想放棄了，本質已起了變化。　　當然，儒法兩家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發生變化是必然的。這些變化，一方面適應了專制主義的國家機器的建立、鞏固和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封建制度下階級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必然產物。我們不能要求司馬遷在當時就能理解這些變化的歷史必然性。但他仔細地觀察、研究了這些變化，並通過對具體歷史事件的描述，把它表達了出來。司馬遷對「古今之變」的分析概括，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5.司馬遷在「通古今之變」問題上的貢獻和局限性。　　《史記》以前的歷史書都是片斷的記載，像《春秋》，王安石說它是「斷爛朝報」，這並不是挖苦。《國語》、《左傳》有了一些進步，但缺乏對整個歷史形勢發展變化的看法，並且也只寫了二三百年的事。《史記》不但寫了幾千年的事，而且主旨明確，對歷史的發展有自己的觀點。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見《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中說，寫《史記》是為了「稽其成敗興壞之理」。「通古今之變」便包含著這種要求。他不把歷史看成一堆雜亂無章的東西，認為其中有成敗興壞的道理，並打算去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這不僅在當時很可貴，就是在後來，也是難得的。這是司馬遷在「通古今之變」方面的第一個成績。其次，他認為歷史有變化，有階段。這是歷史進化的觀點，也有進步意義。第三，《史記》能反映出當時人民群眾的某些要求。當然，他並沒有達到多麼高的水平，但我們也不能超越歷史條件，對他要求過高。　　關於司馬遷在「通古今之變」的問題上對史學的貢獻，還有一、兩點值得提出來研究。　　《遊俠列傳》里有這樣幾句話：「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這是否意味著司馬遷已經認識到封建社會法律、道德的階級本質？我以為這幾句話在客觀上揭露了法律和道德的本質，但他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司馬遷寫這幾句話，無疑有自己的想法。作為一個歷史家，他的確看到了許多不合理的事情：窮人偷一點東西就要被殺頭，有錢人偷得越多，權勢卻越大；有錢有勢也就有道德，沒錢沒勢就是不道德。司馬遷把這些客觀事實當作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揭露出來，這也是難能可貴的。可是我們並不能就此說他已經認識到法律、道德的階級性了。他作為一個歷史家，至多不過認為這種現象是不公道的，看著不舒服就是了，還不能說他已經懂得階級分析了。　　另外一點是：司馬遷是否已經懂得用社會經濟、生產發展來說明歷史的發展？在《貨殖列傳》里，司馬遷曾講到農、虞（在山林里開礦伐木的）、工、商，這四種人都是社會生活所不能缺少的，「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他們各有所能，各盡所能，為滿足各自的要求而努力生產，「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經過他們的努力，社會上的財富大量湧現出來了，「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這種現象，「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對此，我們要加以分析。　　《貨殖列傳》是我國史學思想史上珍貴的遺產。它完全不理睬有神論的一切論點，專從社會經濟上論述人事。它認為老百姓都有生存的慾望，都有改善物質生活的願望，這是與生俱來的。這種生活的本能推動人們去從事勞動生產，而用不著別人強迫他們去干。它指出，財富佔有情況決定了人們的社會地位，也決定了人們的道德觀念。這表明司馬遷認識到物質生產對社會生活的作用，財富對社會政治關係和社會意識的作用。這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我們再把《貨殖列傳》和《平準書》結合起來看。作者指出：老百姓願意用自己辛勤的勞動換得物質報酬，維持生活，但當時的統治者卻不讓老百姓活下去，這樣的統治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顯然作者是同情勞動人民的。他批評了當時的政治，提醒統治者要適當滿足人民群眾的要求，讓人民活下去。這種思想當然是進步的，應該加以肯定。試問，封建社會裡能有幾個歷史家注意到這些問題呢？但是也不能估計得太高。我們不能說，司馬遷已經能夠用社會經濟發展的觀點來解釋歷史了，那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就是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還把個人追求財富的慾望提得過高了，把它說成好像是社會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發展的動力，把思想意識的反作用說成是社會發展的最後動力，又回到了唯心主義的老路。　　在「通古今之變」的問題上，司馬遷雖然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觀點，但也還有一些陳舊的雜質沒有排除。總的說來，他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但在有些地方，他還擺脫不了循環論的影響。例如，他在《曆書》里講三正曆法，說「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用夏、商、周三代的曆法來說明循環的道理。在《高祖本紀》末尾，司馬遷說：「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這就像是董仲舒的口氣了。另外，他還相信陰德，相信祖先的善惡對後代的遭遇會起作用，認為「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在《項羽本紀》中，他說，項羽是重瞳子，舜也有重瞳，很奇怪，「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在《白起王翦列傳》中，他又借別人之口說：「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王翦的孫子王離被項羽俘虜了，因為王翦為將時殺人太多，而且「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可見，司馬遷沒有徹底擺脫神秘思想的影響，因而有些地方還是流露了這種神秘的觀點。這是司馬遷在「通古今之變」問題上的局限性。　　四、「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在當時史學領域裡是件新事。司馬遷以前，歷史學方面談不到成「家」或成「派」。《春秋》之前，歷史書都是官書。史官修書，有一定的規格要求。《春秋》之後，《國語》、《左傳》主要是把歷史材料排列起來，也很難說成一家之言。《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國的國史加以整理而成的。拿現在我們能見到的魯國《春秋》的佚文和孔子修的《春秋》對比，可以發現內容有些不同，但大體上還是原來的東西。《國語》是由各國歷史材料集合起來的，風格形式各不一樣，原始材料的特點很突出，說明它還不是經過融會貫通組織起來的東西。《左傳》也不是一家之言，當時，晉、楚、魯三國的歷史著作很出名，《左傳》就是以這三史為基礎搞起來的，形式上它以魯國的《春秋》為主，但內容是有關晉國的記載最多，楚國次之。《左傳》還不是一部整齊的編年史，它對各國歷史的記載詳略不同，而且往往一年裡講很多年的事情，不是嚴格按照年代順序編排的。其他一些書就更不行了。《世本》現在只能看到一些零星片斷，已非原貌。《竹書紀年》已佚，現在只能從古書的摘引中輯錄一些片斷。過去曾有很多人推崇《竹書紀年》。其實它所記載的不一定都真實可靠，講晉、魏、西周的事可能可靠一些。但它也是官書，很難說是一家之言。漢人作的《楚漢春秋》，現在也看不到了。總之，《史記》以前的歷史書，就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來說，都談不上是「成一家之言」的。　　《史記》作為一部歷史書，在「成一家之言」方面是個創舉。「言」者，議論也，即有意表達一個人的思想主張的意思。「成一家之言」既要繼承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風氣、傳統，又要在史學領域中有所創造，敢於拿出自己的主張。當時，漢武帝尊崇儒術、罷黜百家，司馬遷卻要來個「成一家之言」，顯然是對正統儒學表示的一種抗議。　　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表現在下列幾點。　　1.《史記》綜合古今典籍及其他資料，創造出一部通史。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里講過兩句話：「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按照傳統的解釋，認為這是司馬遷把《史記》比作六經的傳。但從《史記》的實際內容來看，這句話的範圍應該更廣泛一些。前一句用「協」字，協者，合也，說明他認為經傳是比較正確、可靠的，就是要把六經異傳綜合起來，把它們都吸收到《史記》裡面去。後一句用「整齊」，則含有批判的意思，意味著百家雜語的正確性差一些。　　司馬遷在《史記》里，採用了哪些經傳呢？　　《詩經》這部書首先被採用了。司馬遷在《孔子世家》里，談到孔子刪定《詩經》時，曾「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孔子對《詩經》的工作，也正是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所要做的。《殷本紀》、《周本紀》裡面很多材料來自《詩經》。《詩經》有魯詩、齊詩、韓詩、毛詩好幾派，他採用的是魯詩。《儒林列傳》里也提到了韓詩，但沒有採用。　　第二，採用了《尚書》，用伏生傳的今文尚書，也用了孔安國的古文尚書。　　第三是《春秋》、《左傳》、《國語》。主要採用《左傳》，《國語》次之，《公羊傳》用得較少。　　第四，採用了《中庸》、《夏小正》、《王言》、《五帝德》、《帝系姓》。這些篇章大多見《大戴禮》。　　第五是《論語》。　　第六是《秦紀》。　　第七是《世本》。　　第八是《戰國策》。《戰國策》這部書當時並無其名，是劉向時才有的。　　第九是《楚漢春秋》。　　司馬遷用的經傳主要是這幾種。其中《詩經》、《尚書》是他寫春秋時期以前歷史的根據。春秋時期則用《春秋》、《左傳》、《國語》、《公羊傳》，同時用《禮記》作補充。記孔子的事迹採用魯語。記戰國的事迹用《秦紀》、《戰國策》。從秦末到漢惠帝、文帝用《楚漢春秋》。他採用這些書時經過了分析綜合，並把古文翻成了當時的語言。　　在「整齊百家雜語」方面，司馬遷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整齊」這兩個字，有綜合排比的意思，也有批判、訂正的意思。在《五帝本紀》的後面，司馬遷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意思是說百家講黃帝的事迹荒誕不經，是不大可靠的。在《蘇秦列傳》後面又說：「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蘇秦是一個遊說之士，很出名，因之，別人就常常把其他遊說之士的事迹移植到他的名下。這也是對蘇秦傳說的批評，是很有見解的。在《刺客列傳》里太史公說：「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說一般人把這件事渲染得太過分了。下面說：「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接著就講自己的看法，說明司馬遷對百家雜語是有批判取捨的。　　司馬遷還利用了大量的檔案材料——「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主要是利用漢代的材料。司馬遷在《自序》裡面說：「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所謂「章程」，當時是指數學、曆法和有關工藝用材、成品的規格等一類的東西，張蒼有這方面的著述。上面所說的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等各種規章制度，就是所謂「石室金匱之書」的主要內容。此外還有關於「明聖威德」、「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的記載。這些就是《史記》中關於漢代紀傳和八書（如《平準書》、《封禪書》）的一部分材料的主要來源。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一《史記變體》條，曾說《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記曹參的戰功很像功勞簿；其後卷九十五、卷九十八所記當代一些功臣的戰功，都是用一樣的記法：詳細敘述他們在哪一次戰爭里斬殺敵人若干，生擒若干，招降若干，並分別敘述某一個大將和他的部下各殺、擒、招降了多少敵人，最後又總起來敘述一下得了多少城，擒、斬了敵人多少大將、裨將和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敘述得非常清楚、完整。趙翼說這都是根據漢初分封時所用的記功簿加以整理而寫成的。這個看法可能符合實際情況，否則，司馬遷不可能知道得那麼詳細。他一定利用了當時的檔案，做這樣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古代文字都寫在竹簡或木簡上，後來，也有一些用布帛記載。一條竹簡或木簡寫不了多少字，而司馬遷的《史記》就有五十多萬字。這幾十萬字是從多麼浩繁的原始材料中產生的，司馬遷僅僅在翻閱、整理這些原始材料上就投入了多麼繁重的勞動，是可以想見的。　　司馬遷在寫作《史記》過程中，還訪問了各地名勝和歷史遺迹。他生在陝西龍門，20歲左右就外出遊歷，南到長江、淮河、浙江會稽和湖南，東到現在的山東（當年的齊、魯）和徐州，西到河南、湖北，西南還到過四川南部，走過的地方相當多。他每到一處就訪問當地的歷史古迹和遺老。在《貨殖列傳》裡面關於各地風俗、物產，《遊俠列傳》裡面關於山東、洛陽等地的遊俠，都有生動的敘述或記載。這些材料看來是他在長期遊歷中的親身見聞，像是來自民間的東西。《史記》中有好幾個地方都講到他的經歷，如在《齊太公世家》里，他說自己曾到過山東，「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在《魏世家》里，他說自己曾到過大梁的故墟，那裡的父老向他講，秦破大梁的時候，曾決河引水灌大梁，三個月以後，城牆都淹壞了，魏王才出降。在《孔子世家》里，他也講到自己到過山東，看到孔子的廟堂和孔子當年用的車子、服裝、禮器等。　　綜上所述，《史記》的史料來源於四個部分，即：經傳，「百家雜語」，檔案材料和他自己的親身見聞。把這些材料綜合起來，從傳說時期的黃帝起，一直到漢武帝，寫成一部130卷的通史，這在當時，是空前的創舉。司馬遷創造了一個好的歷史傳統：每當中國歷史發展到一個轉折點，當一個階段或一個朝代結束後，或是社會經濟、政治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便有人出來把過去已經告一段落的歷史寫出來。比如：二十四史里大部分著作是寫各朝代歷史的；杜佑的《通典》是記載歷代經濟、政治各種典章制度的，上起傳說中的唐虞時代，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以至德宗貞元十三年；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從政治上來看，五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時期，所以他把北宋統一以前的歷史做了一個總結。鄭樵的《通志》是在宋南渡時，有感於社會變化而寫的，是會通曆代史書的一部通史。司馬遷寫《史記》，正是從秦始皇開始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完成的時候，這恰好是一個歷史階段。他為中國的歷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史學上留下了個優良的傳統。　　2.綜合古今學術，辨別源流得失。　　《史記》不僅是一部政治史（當然主要是政治史），學術史的分量也相當重。這也是二十四史中其他著作所不及的。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好一些，後來的便差了。　　在《太史公自序》裡面講了六家要旨，這是司馬遷的學術總論。司馬遷以前也有人講學術，比如：荀子有《非十二子》，評論12個思想家；莊子《天下篇》也曾評論當代的學術。可是，無論荀子、莊子，都是講某人如何，而不是議論學派的。韓非子的《顯學篇》裡面說「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有些分析學派源流的意思，但還沒有明確提出學派的概念。《太史公自序》里引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則把學術綜合為六家，也就是把學術的發展分成幾種流派來評短論長，這是很不簡單的。學術流派本是客觀存在，但司馬遷提出學派的觀念，卻是過去沒有的，在學術史上還是一個創舉。　　所謂「六家要旨」就是關於各個學術派別的總論。在六家中，《史記》對儒家的記載尤為詳細。他按照時代的先後，先寫《孔子世家》，再寫《仲尼弟子列傳》，然後寫《孟子荀卿列傳》，最後是《儒林列傳》，安排得相當嚴整。在《儒林列傳》的前面，司馬遷把儒學的發展做了一個概括的說明。在儒家「六經」裡面，他對《春秋》說得最多，《太史公自序》有好幾大段都是講《春秋》的。《十二諸侯年表》序里，講到《春秋》之學的發展：一派是從《左氏春秋》到《呂氏春秋》，這是一個系統；孟子、荀卿、韓非這些人用《春秋》裡面的事實寫書，這又是一派；還有一派是漢代的張蒼、董仲舒等人，從《春秋》裡面引申出五行之說。司馬遷對這幾派都進行了評論，他在《十二諸侯年表》里指出：「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年表》，把「《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中國的歷史書始於《春秋》，而在《十二諸侯年表》里，把各家對《春秋》的研究作了概括，有了評論，從而成為我國最早的史學簡史。這是司馬遷對儒學六經，特別是對《春秋》的看法。　　對於道家，司馬遷是很推崇的。《太史公自序》、《酷吏列傳》、《貨殖列傳》里都說得很清楚。司馬遷和他父親所說的道家和我們今天理解的道家不一樣，他在自序里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從這幾句話里，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說的道家事實上是和雜家結合在一起的。按照雜家發展的情況來看，也是這樣。比如：雜家著作的巨擘《呂氏春秋》兼采諸子之說，而以道家思想為主；在雜家著作《淮南子》裡面，佔主導地位的也是道家思想。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事實上也是雜家，其主導思想則是道家的思想。司馬遷的政治理想是道家的，而在實際作法上，則傾向於法家和儒家的主張。　　《史記》所記述的學術活動，以儒、道兩家為主，同時還記載了各家的言論。如《老子韓非列傳》記載的有道家，有法家；《孟子荀卿列傳》記載的除儒家外，還有名家、墨家、法家、陰陽家、道家；《商君列傳》、《李斯列傳》記載的都是法家；《封禪書》所記載的則屬於陰陽家的活動。　　除六家之外，《史記》裡面還有兵家、數術家、方技家。如第六十四卷的司馬穰苴，六十五卷的孫子、吳起，六十六卷的伍子胥，七十三卷的白起、王翦，八十卷的樂毅，以及九十二卷所記的淮陰侯韓信，這些人都是兵家。一百二十七卷、一百二十八卷記的是卜算，它和曆書、天官書，都是數術。一百零五卷的醫生扁鵲、倉公，則是方技。另外，《史記》也記了一些文學家，如屈原、賈誼、司馬相如。在這些列傳裡面，還把他們的某些作品整段地記錄下來。　　《史記》開創了學術史的先河。《史記》以前，沒有通史，也沒有學術史。但《史記》的學術史和後來的學術史也有所不同。原因在於從先秦到漢初，學術有所發展，原來「學在官府」的情況有了改變，但發展還很不充分。當時的學術家和事業家往往不能分開。無論學術家、政治思想家還是兵家，他們大都既是理論家，又是實際活動家。文學家、思想家兼實際活動家的更多。越到後來，學術家和事業家的分化越趨明顯。某些人雖也擅長學術，但政治活動更多一些；某些人雖也兼搞政治，但學術活動更多一些。正因為在先秦、漢初時期學術家和事業家兩種身份兼而有之者居多，所以，《史記》裡面專門記載學術家的傳記，像《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並不多，而具有兩種身份的人卻不少。《太史公自序》里的「論六家要旨」，有意識地記載和評論學術活動，成為當時學術史的論綱，它說明司馬遷自覺地注意了學術的發展。但是，在司馬遷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卻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只在一些歷史著作中得到了部分的繼承。後來的史書對司馬遷開創的學術史的繼承主要有三種形式：一種是書志，如《藝文志》、《天文志》、《律曆志》。《天文志》是天文學的歷史，不是天象的歷史。第二種是專傳，即專門人物的傳記，漢魏六朝都有。第三種是雜傳。　　3.綜合已有的史體，創立新的史書體裁。　　關於《史記》的體裁，在《太史公自序》的最後一段有總的說明。司馬遷講了一下基本情況，說明了各種體裁所記載的內容概要。　　第一部分是「本紀」。《史記》共有12本紀。他說本紀是關於「王跡所興」的記載。這四個字很扼要。對於《項羽本紀》，過去有爭論，有很多人批評司馬遷，說項羽既非王又非帝，為什麼給他寫本紀？其實，「王跡所興」四個字，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項羽曾號令了大半個天下，為什麼不能寫他的本紀？　　第二部分是十「表」。自序里曾說：「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這是作表的原因。前者如《六國年表》，每一個國家各有自己的紀年，相互對照，成為一個表。後者如《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把每個諸侯王的封國、發展變化、最終結果及其年代，分別列表說明。這樣排一下隊，問題便清楚了。　　第三部分是八「書」。自序里說：「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說明八書以反映各種社會制度的變化為主。　　以上三部分是全書的總綱。本紀以人為主，年表以時間為主，八書以制度為主。　　關於「世家」和「列傳」，司馬遷說30世家記的是「輔拂股肱之臣」，70列傳寫的是「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　　《史記》裡面的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這五種體裁，分開來講，過去都有。這在上文已說到了。但是，把不同的體裁有意識地相互揉合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卻是《史記》在形式上的創造。通史、學術史是《史記》在內容上的創造。把幾千年內容極為廣泛的歷史事件分別用不同的體裁來表現，這是《史記》在綜合運用方面的創造。拿五種體裁的相互關係來講，本紀、表、書是總綱，世家比較詳細，列傳更詳細。世家是為紀作註解的，列傳有時為紀作註解，有時為世家作註解。紀和傳的關係，可以比作「經」和「傳」的關係。世家則介於二者之間。世家的內容有時起本紀的「傳」的作用，有時起列傳的「經」的作用。　　後世對《史記》的體裁議論紛紛，批評它的人不少，認為《史記》的體裁很亂。這是由於不大懂得《史記》的特點。章學誠曾說，《史記》和《漢書》不一樣，《史記》是「圓而神」，《漢書》是「方以智」。這是說《史記》對歷史的表達不受形式的限制，很靈活，而《漢書》則是規規矩矩地講史事，提供知識。也就是說，司馬遷注重思想，班固則注重知識。這個評語很允當。「圓而神」的好處便在於不使內容為形式服務，不因拘於形式而削足適履，而是要求形式服從內容。這並不是說《漢書》就不好了，我們說《漢書》有它的好處，但在不受形式局限這一點上，《史記》卻是高一等的。　　我們了解了「圓而神」的含義，便能理解《史記》在運用體裁方面的特點了。如果按照「方以智」的標準去要求《史記》，《史記》裡面成問題的地方就多了。以「本紀」12為例，不僅項羽不應該寫成本紀，其他十一篇也有問題。就拿寫法來說，《五帝本紀》和後面的11篇都不一樣，寫的只是傳說。五帝究竟在位多少年？代表多長時期的歷史？他的子孫世系如何？都沒有寫。《夏本紀》、《殷本紀》又是一種寫法，沒有年代，卻有世系，某王之後是某王，有材料的就多寫，沒有材料的就少寫。《周本紀》和《夏本紀》、《殷本紀》又不一樣，不是每一個王都有年代，從周厲王開始才有年代可考。四個本紀就有三種寫法，不強求一致。如果按某些人的意見來要求，這四個本紀都不能叫做本紀，因為本紀要有年、月、日，而這幾個本紀卻沒有或不能完全合乎這一要求。《秦本紀》就更奇怪了，既然周尚未亡，為什麼又搞《秦本紀》？但如果不搞，戰國時期的大局就提挈不起來。為了說明秦國在戰國時期的地位，提出本時期的重大問題，司馬遷單獨寫了《秦本紀》。既然要寫《秦本紀》，秦在戰國以前的發展過程當然也要包括進去。所以《秦本紀》的前一部分不代表歷史時期，後一部分則代表一個歷史時期。《秦始皇本紀》則又以新的面目出現了，這是皇帝的本紀，說明歷史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呂太后本紀》主要是記宮廷和功臣內部的鬥爭，沒有記什麼國家大事，所以只好那樣寫。按照後來的說法，本紀應當是編年體，應當像《春秋》一樣寫法，《史記》則不然。也有人認為本紀只能寫大事，不能寫個人生活，司馬遷的本紀里卻記了帝王的個人生活，把國家大事和個人生活互相聯繫起來寫，效果更好。司馬遷根據具體情況，採用適當的寫法，不拘一格，注重精神，這種辦法值得學習。不像《漢書》以後搞得那麼死板。　　「表」是一門大學問。如《十二諸侯年表》要從千頭萬緒、錯綜複雜的歷史事實中，理清其盛衰大指，是不簡單的。寫歷史不怕寫多，寫少卻不容易，「表」就是要用少量的文字來反映複雜的歷史過程，這就需要學識。司馬遷的十個表把三代以來直到漢武帝時錯綜複雜的政治現象，極其概括地反映出來，這非有極高的見識不可。十表的序是《史記》的精華，用簡短的文句概括了所要說明的時代的歷史，並對整個形勢進行了精彩的評論。《秦楚之際月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的序都好得很。可以這樣說，《史記》的「表」把主要線索、歷史輪廓搞得清清楚楚。它的序則更是畫龍點睛。　　「書」，基本上不全，《封禪書》是全的。《平準書》不全，但是從傳下來的部分看，寫得很好。《封禪書》實際上是寫漢代政治的，它揭穿了封建政治披著的宗教外衣及其對人民的欺騙作用。《平準書》主要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寫封建經濟的法外掠奪；一是寫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無窮無盡的奴役。前者是不顧法律，掠奪人民的土地、財產；後者任意攫取人民的勞動力，為封建統治集團服務。司馬遷抓住了封建社會的經濟問題，寫得很深刻。八書裡面現在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主要是這兩種。後來的《漢書·食貨志》，就大不如《史記》的《平準書》了。　　「世家」部分，《吳太伯世家》以下的16世家是一類，寫的是貴族諸侯。《孔子世家》、《陳涉世家》、《外戚世家》各是一類，很難歸在一起。再往後，《楚元王世家》以下三世家和《梁孝王世家》以下三世家是一類，寫的是漢代宗室貴族。《蕭相國世家》下面五個世家又是一類，寫的是漢代大臣、開國元勛。這些寫得都好。《史記》這部書並不是每篇都好，它也受到時代的限制。世家裡面寫春秋時期的那部分寫得不好，零碎。戰國時期的世家則寫得好，如《趙世家》寫得生動。《陳涉世家》寫陳涉的成功與失敗，都寫得好，指出了陳涉之所以成功和失敗是由於民心向背的問題。對陳涉起兵的時代背景寫得很深刻。陳涉以後的失敗也寫得很好，說陳涉登上王位，勝利沖昏了頭腦，看不起老夥伴。老鄉來找，他不見面。老鄉對別人揭了他的底，他竟把老鄉殺了。通過這些事情揭示陳涉失敗的原因，寫得很生動。《外戚世家》看來沒下多大功夫。寫漢代幾個開國大臣是下了工夫的。我們要了解漢初的政治情況，光看《高祖本紀》、《呂太后本紀》還不夠，一定要看看這幾個開國元勛的世家才行。《蕭相國世家》講蕭何怎麼明哲保身，批評蕭何是刀筆吏，缺乏宰相風度，反映了漢初政治空氣的不和諧。當然，其中也有說他好的地方。　　「列傳」70篇。首篇《伯夷列傳》並不是專為伯夷而寫的，它是列傳的帽子，帶有總序性質。以下69篇大部分按照時代順序排列，但也不完全如此。從第二篇《管晏列傳》以下六篇是講春秋時候的人，也有戰國時候的，如韓非子、申不害。《商君列傳》以下21篇是寫戰國時候的人。秦統一以後的，因為時間很短，和戰國分不開。這21篇裡面也有寫漢代人的，如賈生。《張耳陳餘列傳》以下42篇，除循吏、貨殖等雜傳以外，基本上寫的是漢代人物，大體上按照時代的順序排列。過去有人認為《史記》的列傳亂，其實未必。比如《李將軍列傳》後面是《匈奴列傳》，再往後則是《衛將軍驃騎列傳》。有人不理解，為什麼把《匈奴列傳》插在兩個人物傳記中間？因為這兩個人物和匈奴有關係，這是司馬遷有意識地按人物和事件的關係來編排的。列傳里的《儒林列傳》、《酷吏列傳》、《大宛列傳》三篇連排，是因為三篇文章從三個方面反映了漢武帝時期的政治狀況和社會面貌。《儒林列傳》寫漢武帝時候的學術思想；《酷吏列傳》寫當時的政治、司法狀況；《大宛列傳》寫漢武帝經營西域花了多少錢，死了多少人。下面便是《遊俠列傳》，反映了遊俠一類的人物不滿現狀，起來反抗，這是當時社會政治狀況的必然產物。但這些人的反抗並沒有得到好結果，多被逮捕，有的竟遭族誅。最後一篇是《貨殖列傳》。司馬遷注重政治，對「貨殖」好像是贊成，又好像不贊成。所謂「最下者與之爭」，也就是批評統治者與老百姓爭利。《貨殖列傳》就是講上下交爭利的事。在爭的過程中，有一部分人上升了，另一部分人則遭到犧牲。司馬遷說，「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他指出，比普通人財產多十倍、百倍的便可以高人一等，令人生畏；擁有千倍、萬倍於普通人的家貲，就可以奴役人民，為非作歹。這是必然的現象，「物之理也」。總之，列傳的後幾篇也是《史記》的精華所在。　　從歷史著作的體裁來看，司馬遷把過去所有的體裁綜合在一起作了一個全面的安排，既提綱挈領，有本紀，有表，有書；又包羅了很豐富的材料，有世家，有列傳。從歷史內容來看，安排得比較好，對於讀者來說，也可以做到各取所需：你要詳細的可以，要提綱挈領的也可以，要發揮議論的也可以，要選擇你認為重要的材料加以吸收也可以。所以，《史記》的體裁成為中國長時期內歷史著作選定體裁的主要根據，是有道理的。它和編年體比較有許多長處。《資治通鑒》是編年體的傑作，內容豐富，但必須從頭看到尾，不像紀傳體方便、靈活；沒有年月日可考的事情，紀傳體也可以容納，編年體卻辦不到，只好採取不得已的辦法加以安排。比如，寫當代一個重要政治人物，有些活動可以分年寫，有些就沒辦法分年，只好在「某年某人死」的後面，再附一篇傳記。有些制度不知哪一年創立的，就說某年授某人某官，附帶地說明一下官制。編年體後來不能成為主要的體裁是有道理的。劉知幾說編年、紀傳二者互有短長，角力爭先，不可偏廢，這個說法有一點偏。　　司馬遷綜合過去史體創立的紀傳體裁，是他在歷史體裁上「成一家之言」的地方。就這一方面來說，是前無古人，而又為後世長期繼承的。這種體裁一直到後來清朝修明史，辛亥革命以後有人寫《清史稿》，都還在沿用。　　4.《史記》「繼春秋，述往事，思來者」。　　《史記》的用意在於繼承《春秋》，這主要表現在兩個字上，一個是「漸」，一個是「微」。　　「漸」指的是「未然」之前，也就是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已經存在，但還沒有成為現實之時。《太史公自序》裡面說：「《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學歷史、寫歷史有什麼作用？是為了要在事情未發生之前就能看出兆頭。這種思想認識比過去的人前進了一步。過去的人懂得「殷鑒不遠」，如《尚書·無逸》篇就講了殷、周兩代四個先王的歷史故事，敘述他們如何勤勞恭謹，目的是給後代看，作為借鑒。春秋戰國時期，這種思想有所發展，但遠不如司馬遷所認識的那樣深遠。為了讓人們在事情沒有發生以前便能預先覺察，知所趨避，司馬遷把掌握歷史經驗的意義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太史公自序》里，在「繼春秋」之前，還有一句是「正易傳」，也就是這個意思。易經是講占卦的，「正易傳」不是否定占卜的作用，而是告訴人們，更重要的是要從歷史事實裡面去預察未來。　　「微」，是講表達的方法。《史記·匈奴列傳》後面「太史公曰」中提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閑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章」是明明白白地講，「微」是隱隱約約地暗示，這是「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記當代的事情就有所忌諱，所以寫春秋晚年的事，不得不「微」。在這一點上，《史記》也仿效《春秋》。司馬遷對漢武帝儘管有所揭露，但多是委曲婉轉的。《太史公自序》裡面還說：「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就是說用隱約暗示的方法把內心裡的意思表達出來。　　《史記》之繼《春秋》，主要目的是「漸」，表現的方法是「微」。有時也兼而有之，如《儒林列傳》、《酷吏列傳》、《大宛列傳》、《匈奴列傳》、《貨殖列傳》便兩者兼具。寫法是「微」——委曲婉轉地流露，但是要寫出他所覺察到的當代社會危機，所以目的是「漸」。　　「述往事，思來者。」這裡，「往事」是歷史，「來者」是理想；就是說，要通過敘述往事來表達他的理想。在《史記》裡面，司馬遷對歷史人物和事實，有所稱讚，也有所批評，有褒有貶。傳統的說法認為《春秋》有褒有貶，其實看不出來。按照後人的解釋，《春秋》是有貶無褒。司馬遷的《史記》卻是有肯定，有否定。如他對劉邦是肯定的，但對劉邦的勾心鬥角，殺戮大臣，卻進行了批評。對呂后，肯定中又有揭露，他寫了不少宮廷內部的鬥爭以及呂后怎麼嫉妒刻毒，欺侮人。但在《呂太后本紀》的結尾，司馬遷說：「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這是稱讚呂后的。對漢文帝的表揚，《孝文本紀》里雖不很明確，但在八書的《律書》中卻說得很清楚：「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這雖有些誇張，但也反映出，文帝時的統治是較好的。在《自序》里說到司馬談曾囑咐他：漢興以來有許多好事，不記下來對不起死者。看來，司馬遷是執行了父親的囑託的。有人說司馬遷的書是謗書，其實，《史記》中有很多是歌頌漢家功德的。　　司馬遷從不籠統地肯定或否定哪一個人。他對蕭何固然有很多批評，如說蕭何是刀筆吏等等，但也還是有所肯定的。如在《蕭相國世家》中，稱讚蕭何在入咸陽時，「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這裡的圖書指戶口冊等），對劉邦取勝很有關係。對蕭何向劉邦力薦韓信，也是加以肯定的。漢高祖領兵打仗，蕭何守關中，後方工作做得很好。司馬遷通過這三件事肯定了蕭何識大體，有才幹。　　《史記》在「述往事，思來者」方面的成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他把歷史事實、自己的理想、評論三者很好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也是我們應當學習和繼承的好傳統。　　五、「寓論斷於序事」　　《史記》以「寓論斷於序事」的手法，寫出了深刻動人的篇章。它不是先發一套議論，再講事實，也不是把事情說完了，再來一個架空的分析，而是通過歷史過程的敘述，引導讀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　　以《劉敬叔孫通列傳》所寫叔孫通為例。叔孫通是一個不講是非曲直而與時進退、以面諛得勢的人。文中有四次對他的論斷。正當陳涉起義，反秦軍勢如破竹時，秦二世詔問博士諸生。有三十多人提出要發兵平定反叛。秦二世惱怒了，叔孫通便上前獻媚說：「諸生言皆非也，……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於是二世賞他帛二十匹，衣一襲，還拜他為博士。對此事，司馬遷沒有明文評論，但他緊跟著就寫道：「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這是篇中出現的第一次論斷。　　漢高帝時，叔孫通作的唯一大事是定朝儀。文章借魯兩生的嘴說：「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這是篇中出現的第二次論斷。　　接著，文章記朝儀的場面，劉邦得意忘形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司馬遷借用劉邦的話，從側面批評叔孫通，這是篇中的第三次論斷。　　第四次論斷是借叔孫通的一批弟子在定朝儀受寵前後的話，從反面刻畫出叔孫通的為人。定朝儀前，叔孫通對弟子「無所言進」，弟子皆悄悄罵他「專言大猾」。叔孫通定朝儀後，其弟子也受賞、做官，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分析《史記》對叔孫通的論斷可以看出，司馬遷「寓論斷於序事」的本事是很高明的。他結合具體史事，吸收當時人的評論或反映，不用作者出頭露面就給一個歷史人物作了論斷。更妙的是，在他吸收的這些評論或反映又是記述歷史事實發展過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這樣寫，落墨不多，生動深刻，給人以強烈的感染，並有餘味。　　顧炎武曾提出兩點看法，一是司馬遷的文章「於序事中寓論斷」《日知錄》卷二十六《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黃汝成《日知錄集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讓事實本身說話；一是「太史公胸中固有天下大勢」《日知錄》卷二十六《史記通鑒兵事》。《史記》確實如此。司馬遷的這支筆以浩浩蕩蕩的氣勢，把歷史事實寫得既清楚，又生動。作為一個歷史家是要有文學修養的，必須使歷史人物活現在紙上，才能顯示出歷史著作的吸引力。《史記》以寫人物為最好，寫戰爭次之。　　六、空前的巨著，優秀的楷模　　《史記》這部通史在它所包括的時代上，在豐富的內容上都是前無古人的。書中寫貴族的很多，寫平民的也不少，這是二十四史里的其他著作比不上的。司馬遷在那種歷史條件下，就能不僅記載上層，而且也記載下層人物；不僅記載統治集團的人物，而且也記載被統治階級的人物，說明他的眼光是比較遠大的。這一點和以後的史書比起來也是很突出的。《史記》裡面不僅寫男子，還記載了婦女當中比較出色的人物，如聶政的姊妹，王陵的母親，雖沒有為她們專門寫傳記，但寫得很突出。在寫婦女歷史方面，司馬遷的貢獻是不能抹殺的。《史記》不僅寫漢族，還寫少數民族。他寫了南越、東越、西南夷、匈奴等列傳，並且不是把少數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別的列傳穿插起來，按歷史順序編排。此外，《史記》不僅寫中國，還寫當時接觸到的國外情況。就是這樣，司馬遷把他當時能收羅到的材料和書面上見到的東西，都利用起來，寫成了一部從遠古傳說時期到漢武帝時期的通史，包括了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婦女、少數民族和有關的外國。從內容的豐富、包含時間的長遠來看，《史記》確是一部前無古人的巨著，是後來史家的優秀楷模。　　這樣說，我們對司馬遷的估價是否太高了，難道後世的歷史家都不如司馬遷？這似乎是有關史學進化還是退化的問題。應當承認，像司馬遷這麼全面地發展了史學，後來的人是很少有的。司馬遷集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於一身，也是後無來者的。當然，後人在某些方面的成就還是超過了司馬遷的。比如班固的「方以智」，固然不如司馬遷的「圓而神」，但在很多具體事實上，班固的《漢書》糾正了司馬遷的錯誤。我們不能機械地去看待歷史的發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里，講希臘藝術時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但是，困難不在於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它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這是什麼道理呢？馬克思拿成人與兒童的關係來解釋：「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純真性又活躍在兒童的天性中嗎？為什麼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頁。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各方面出現了空前蓬勃發展的局面，也就在這時出了一個司馬遷，他的成就體現了他所處時代的精神。如果說司馬遷也有毛病的話，那就是他很粗放。但他的粗放正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生命力，體現了漢武帝那個時代封建社會蓬勃發展的活力。每一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特點，有它自己的產物，這是不會隨著歷史的發展進化而磨滅的。它的魅力將會長存，只是後來的更加發展罷了。藝術創作是這樣，歷史著作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