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勤：當前中國「集體行動」研究述評

王國勤：當前中國「集體行動」研究述評標籤：集體行動● 王國勤〔摘　要〕有關集體行動的研究在國內學界正成為一個跨學科的顯題，本文旨在對這一研究領域作一個簡要的考察並提出一些判斷。作者發現，目前對於集體行動的研究，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運用結構性分析居多而過程分析較少；運用理性主義分析居多而建構主義分析較少；另一方面，在過程分析和建構主義分析的運用逐漸增多的同時，多種研究取向和方法也開始有相互融合的趨勢。在研究議題上，既有研究主要涉及集體行動發生的原因、政治機會機構、動員結構、策略和手段、話語等方面，有點遺憾是，大部分研究在這些議題上缺乏足夠的理論關懷以及必要的實證方法的支撐。值得注意的是，新的集體行動或者集體行動的新的特徵的大量出現，挑戰了很多既有的理論，它需要研究者們給予更多的關注。 ( http://www.tecn.cn )〔關鍵詞〕集體行動；結構分析；過程分析中國自1990年以來，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的急劇變遷，新型的主要集中在經濟和利益層面的社會矛盾或社會衝突逐漸增多，尤其是在基層社會，幾乎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也引發了眾多社會問題研究者的關注。這方面的基礎性研究在近些年來開始逐漸增多，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們在不斷地學習和借鑒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的同時，也致力於本土化理論的建構。 ( http://www.tecn.cn )在這類文獻中，有一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如「集體抗爭」、「維權行動」、「群體性事件」、「社會衝突」「社會運動」、「集體行動」等，而且每一個概念又往往包含一系列的子概念。研究者們在闡述自己所使用的概念時，往往堅持該概念在內涵或研究方法上的獨特性。 ( http://www.tecn.cn )為了便於研究者之間的學術對話或交流，本文使用「集體行動」概念作為研究當前中國社會矛盾或衝突的一個統攝性概念，〔1〕並把以上述的各個概念為「標籤」的文獻統稱為關於「集體行動」的研究文獻。總之，本文所考察的主要是國內學者研究中國大陸1990年以後的「集體行動」的基礎性研究的文獻。 ( http://www.tecn.cn )本文的述評方法有兩個。第一，以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為參照。首先，因為其理論與方法的相對成熟，在參照中可以比較清晰地了解中國集體行動研究的基本狀況；其次，一些研究者借鑒和使用了一些西方社會運動理論，並開始展開了對話；最後，西方社會運動理論在發展中的一些探索和困惑，也可能是中國研究者們需要面對的。第二，本文交織地使用勞丹式的「概念問題」和「經驗問題」兩個角度來評估這些文獻。〔2〕 ( http://www.tecn.cn )本文分為「研究取向與方法」和「研究議題」兩個部分依次進行討論。一、研究取向與方法1. 結構分析和過程分析結構分析方法可以簡單地界定為以「結構」為核心概念，研究對象是所有的集體，試圖通過個人與集體與相關集體之間關係來解釋這些個人與群體的行為，一個基本的前提假設是集體行動中的參與和行動是與社會組織的劃分相一致的。〔3〕在本文所考察的文獻中，運用結構分析方法的研究最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對產生農村集體行動的基層政府與社會結構特徵的分析。 ( http://www.tecn.cn )代表性的研究如，趙樹楷認為農村社會的衝突主要由基層政府對農民的「利益剝奪」造成的；〔4〕張靜通過對基層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利益關聯結構及其角色的變化的分析，認為當前的基層政府是一個穩定程度較低的基層結構，並日益捲入社會衝突之中。〔5〕在同一個脈絡里，於建嶸則把這種分析延伸到對農村權威結構的分析，認為利益分化和衝突及基層政府行為失范而造成的農村權威結構失衡，是農村社會政治性衝突的基礎性根源，同時，這種失衡的起動因素主要依賴於具體的誘發性事件。〔6〕 ( http://www.tecn.cn )隨後的研究者在不斷地拓展這項研究。如張玉林認為在以經濟增長為主要任期考核指標的壓力型政治/行政制度下，地方官員們與追求利潤的企業家結成利益共同體，從而形成「政經一體化體制」。在這種體制所催生的環境衝突中，對處於先天性的弱勢地位的農民而言，伴隨著暴力的「群體性事件」就幾乎是他們唯一可以選擇的促使企業和政府讓步的途徑。〔7〕肖唐鏢認為「自90 年代中期以後， 他們(農民) 的行動越來越帶有"迫逼性"的特點」。〔8〕這類文獻均強調了結構特徵對發生集體行動的決定作用。於建嶸在這個理路下，提出「壓迫性反應」的解釋框架，〔9〕認為在某些情形下，集體行動的原動力並不是基於行動主體的選擇，而是基於對「集團」(參與者的集團)內外壓力的反應，並藉此來修正和補充當前流行的解釋集體行動的「選擇性激勵」理論。於建嶸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把這種結構分析方法轉向了對農民維權抗爭活動內在結構中的「行動取向」的研究。〔10〕 ( http://www.tecn.cn )結構性分析也被運用於對都市集體行動的分析，代表性的研究如馮仕政考察了單位的異質性對集體抗爭發生機制(反過來說也就是控制機制)的影響即單位特徵的分割效應。馮的貢獻在於沒有採用「結構-行動」這樣簡單的對應式的模式，而是綜合運用了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的一些主流的解釋框架，在結構與行動之間加入了機制這個環節，構成「結構-機制-行動」模式，其中的機制，被歸納為「製造相對剝奪」，「提供政治環境」，「便利資源動員」等。〔11〕但馮對上述的三個機制在一個具體的分割效應中相互間會是怎樣的關聯或相互影響，並沒有給出一個有效的說明，同時，這項研究在總體上仍然是一種靜態的視角，無法照顧到抗爭事件複雜的互動過程。 ( http://www.tecn.cn )研究者們也在對這種結構性分析方法的不足進行反思。如孫立平針對靜態結構分析具有「結構上的不可見性」的缺陷，提出了「過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即「力圖將所要研究的對象由靜態的結構轉向由若干事件所構成的動態過程，並將過程看作是一種獨立的解釋變項或解釋源泉」。〔12〕應星拓展了這種研究方法，認為「敘事」方法與邏輯-科學話語同樣是一種基本的認知方式，對於豐富社會學的想像力有著重要的意義。〔13〕在具體研究中，應星、晉軍通過講述西南一個水電站的移民集體上訪的故事，展示了弱者如何通過「問題化」的技術在中國當代獨特的社會權力運作機制中傳達出來，而且在集體上訪及與其相伴生的集體「鬧事」過程中可以發現農民與國家各自的行動的策略和邊界。〔14〕隨後應星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里通過說故事的方式揭示了新時期發生在集體上訪這樣的正面遭遇時，權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向實踐中運作的。〔15〕李懷在一項對城市拆遷所引發的集體行動的研究中展示了其「不確定性」的特徵。〔16〕他批評「結構」解釋誇大了社會政策等結構性條件對利益主體(行動者)行為選擇的制約性，輕視了行動者的認知能力和行為能力，而事實上，利益主體是追求多元化目標的能動的「行動者」，同時「行動者」之間存在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他們對利益的表達自然顯得複雜而不確定。 ( http://www.tecn.cn )「過程-事件的分析」對行動者的假設契合了西方社會運動理論中的建構主義視角，即認為行動者是嵌入社會並被社會性地構成的存在，並且在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中改變其界限與特徵。楊繼濤利用這種方法，對魯西南某景區開發引起的社會衝突進行的細緻研究，展示了一個結構分析無法發現的機制和過程，即「發生在傳統的農村社區的一系列衝突，不僅是利益的爭奪，更是兩種基於不同知識型態的觀念的較量；在這種衝突中，隨著各種鬥爭策略的運用，新型的權力網路逐漸形成，這一權力之網反映的不是衝突某一方的妥協或勝利，而是雙方互相"學習"從而創造新關係的過程。」〔17〕 ( http://www.tecn.cn )本文至此，似乎給讀者這樣一個印象即對「結構分析」和「過程-事件分析」抱著抑前褒後的態度，事實上，在本文看來，這兩種方法各有長短，前者能提供集體行動的一些關鍵的初始條件和情境，但往往無法對結構與行動之間的「銜接處」給出有效的說明；後者展示了集體行動的一些關鍵的機制和過程，卻不能說明為什麼恰恰是這些機制在起作用而不是那些。按照查爾斯·蒂利的說法，前者是大範圍的原因，後者是小範圍原因。〔18〕由此，本文認為，兩種方法的結合似乎更有益於我們的研究。學者張靜在運用結構/制度分析時稱需要重視「過程」(「事件」)因素，認為它們之間是密不可分的。〔19〕近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倡導這兩種方法的融合，如渠敬東提出堅持結構分析和機制分析相結合的學科視角，處理現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大問題。〔20〕而當前的研究現狀是大多數研究者採用的是結構性分析，而運用「過程-事件的分析」的研究還顯得非常薄弱。本文認為對集體行動的研究需要更多的「過程-事件的分析」方法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多種方法的融合。目前有研究者開始嘗試融合這兩種方法，如張磊在中觀與微觀層次上使用資源動員和政治過程理論、在宏觀層次上使用利益集團理論的社會政治現象，並把這兩個層次結合起來考察業主維權運動產生的深層原因和動員機制。〔21〕孟偉在考察瀅水山莊業主集體行動時展示了城市業主在進行維權活動中，以行動性集體進行策略性行動的行為特徵。〔22〕 ( http://www.tecn.cn )2. 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在研究集體行動的文獻中，理性主義也是常用的研究取向。簡單地說，理性主義主張功利主義的自我利益中心的理性行動者模型，關注策略性互動，假定個人是依據其既定的利益、資源和條件制約而做出的審慎選擇。 ( http://www.tecn.cn )代表性的研究是認為各種農村的集體行動包括「集體越軌行為」均是村民在綜合考慮行動的成本與收益的基礎上進行理性選擇和策略互動的結果。〔23〕有研究者開始用博弈論來分析農村集體行動的起因，構造了群體性突發事件起因的博弈模型：一個非對稱的「鷹鴿博弈」模型，〔24〕以及認為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產生根源在於弱勢群體採取了偏離原納什均衡的鬥爭策略。〔25〕 ( http://www.tecn.cn )西方社會運動主流理論(資源動員理論和政治過程理論)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徵的，但研究者逐漸發現，僅僅考慮結構、策略、工具主義等因素是不夠的，要想構成對社會運動的完整解釋，則需要重新考慮情感、意義(文化) 、認知等因素在集體行動的作用。由此，作為對主流理論的一種補充和修正的建構主義〔26〕開始得到重視。中國的研究者也在重複著這樣的「轉化」過程，開始質疑理性主義把各種集體行動都看作是行動者審慎選擇的結果的假設，並認為在具有變通性、過程性和模糊性等特徵的中國社會生活里，〔27〕這種假定是更值得懷疑的。 ( http://www.tecn.cn )已有文獻中也有對情感在集體行動中的作用或表現出的特徵的研究，有代表性的如孫正認為群體性事件參加者在聚眾情況下產生的特定心態是其採取激烈對抗行為的心理基礎。〔28〕這種特定的心態被歸納為：第一，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希望尋求直接快捷、短期奏效的方法，是產生激烈對抗性行為的心理基礎；第二，追求所謂正義與平等是激烈對抗性行為的道義基礎。第三，聚眾形成的非理性心態是激烈對抗性行為的重要原因。這和勒龐的分析方法相似。本文認為，這種歸納並不符合當前很多的實際情況。例如，「道義基礎」，在一些利益訴求的集體行動中，往往僅是參與者所選擇的、用來證明自己利益訴求具有合法性的話語。而且「聚眾形成的非理性心態」的命題也是要打折扣的，現實中，常常見到相反的情形，例如，一些追逐利益的集體行動可以使聚眾時仍保持著集體的理性的心態。其問題還表現在趙鼎新批評的那樣，沒有涉及到聚眾形成的任何微觀機制，也沒有指明各類不同聚眾得以形成的結構性條件。〔29〕而郭景萍對集體行動的情感邏輯的分析，似乎在彌補這種缺陷。〔30〕她認為無論基於團結需要，或衝突需要，集體行動都必須有情感的喚起。而集體情感程度與觸犯人們利益需要的程度、與觸犯人們核心價值觀的程度正相關。而與社會控制程度負相關，這是集體行動情感變化有可能呈現的邏輯規律。但郭景萍的研究仍停留在邏輯推演的階段，還缺乏關於這些命題的實證研究。在同一脈絡里，趙鼎新在「情感性的行為是否會主導一個社會運動的發展，則取決於該運動的組織力量」的基本假設下，列出了一系列情感程度同社會結構(基礎是國家與社會關係)之間如何關聯的命題。〔31〕但這項研究所涉及的現實遠比命題本身所概括的要複雜，有更多的因素或機制需要考察。 ( http://www.tecn.cn )社會建構論強調行動者是社會性地嵌入於集體認同感之中，能根據集體行動的需要動用自己的社會位置所供給的文化材料。代表性的研究有，佟新以一起國有企業工人發動的反對兼并的集體行動為例，分析了工人集體行動的「框架」過程。〔32〕同一個脈絡的研究有，黨國英把鄉村社會中的道德、宗教、禮儀、典籍文化和宗法制度看作非正式制度，並依次分析這些制度對社會穩定的影響。〔33〕陳映芳把包含了怨恨(或剝奪感、壓迫感) 、概化信念及相關的話語的「權利意識」概念假設為在國家控制力以外影響市民行動選擇、行動效果的基本要素之一。〔34〕翁定軍使用了「印象控制」這個概念來表示移民在新的居住地常常採取過激的行動為自己建構一種「強硬的、不能被欺負的」形象，進而影響人們對待他的方式，而認為理性選擇理論是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的。〔35〕肖唐鏢在一項實證研究中依據對「農民行動的信念基礎」的描述和理解框架，從農村社會心態與行動的視角觀測和分析農村政治穩定形勢。〔36〕於建嶸在分析農民領袖的動機時認為對他們而言，「面子或聲望」比物質利益更重要。〔37〕其中一個較為全面的研究是，李培林等把「階級意識」作為影響衝突行為傾向的重要因素來考察，假設人們的利益變動情況可能影響到人們對自身所處階層的主觀認同，進而影響到人們的社會公平感和生活滿意度，並通過公平感和生活滿意度最終影響到人們的衝突行為傾向。〔38〕李培林在另一篇文章中，把這種方法界定為同「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物質利益」的分析方法相區別的第三種分析方法，即「社會意識」的分析方法。〔39〕 ( http://www.tecn.cn )研究者運用建構主義視角提供了一些新的成果，但幾乎都沒有提供關於「建構」本身的機制或過程的有效解釋，而常常有將社會過程(物理事實)化約為心智內容(建構事實)的傾向。在本文看來，建構主義者至少需要說明行動者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建構而不是那樣、是形成這種認同而不是另一種認同等問題。一個更具綜合性的問題是，理性、情感、文化等因素在經驗中是裹在一起的，而作為分析性的概念可以用來描述集體行動所呈現出的不同層次不同側面的特徵，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催生集體行動的不同特徵的機制到底是什麼？換言之，這些因素是怎樣對集體行動的行動者發揮作用的？ 以及是以什麼樣的方式「糾葛」在一起的？有沒有一些比較穩定的模式可以探明？ 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議題，例如趙鼎新從結構主義的視角對這個議題列出了一組相關的命題。〔40〕本文認為這個議題的意義並不在於馬上能給出一個確定的解答，而在於它能使研究者不斷地開發出的新的研究議題和方法。 ( http://www.tecn.cn )二、研究議題1. 集體行動發生的原因在前文評述集體行動研究取向和方法時已經部分地涉及到這個議題，這裡不再重複，而僅僅就其經驗緯度的得失做一個評論。在這些考察集體行動原因的文獻中，一個佔主導的觀點認為，以農民為主體的集體行動主要是由基層政府對農民的「利益剝奪」造成的，或者說是農民在現有的利益失衡的格局裡的「被迫」的反應，城市裡的集體行動也大多如此。本文認為這些研究主要反映了早期集體行動產生的原因。近年來，在農村隨著農業稅和各種附加稅的取消以及一系列的惠農政策的出台，在城市，導致工人或市民採取集體行動的傳統的原因隨著改革和發展也在消退，這樣，「被迫反應式」的集體行動開始減少，而隨著新的利益博弈格局呈現，出現了一些新的導致集體行動產生的原因或條件，其中一個明顯的變化是主動追逐利益以及以維護某種價值為目標的集體行動逐漸增多。到目前為止，研究者對這種變化的關注或研究仍然不足。本文認為需要對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以及新類型集體行動的運行機制投入更多的精力。 ( http://www.tecn.cn )2. 政治機會結構政治機會( PoliticalOpportunities)是有利於或不利於社會運動的外部結構性條件的統稱。對政治機會的關注是西方社會運動主流理論的基本議題。趙鼎新對政治機會結構理論的「自我膨脹」進行了一番批評，但仍承認「政治機會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卻是無可置疑的。」〔41〕 ( http://www.tecn.cn )在國內研究集體行動的文獻中，劉能最早使用這個概念來分析都市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他的結論是「政治機遇結構是解釋中國都市地區集體行動之發生的最有力的一個自變數，因為它代表了促進或阻礙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的動員努力的幾乎所有外部政治環境因素。」〔42〕但這並不是一個建立在實證經驗研究上的結論。陳映芳在這個議題下的案例研究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缺憾。〔43〕陳以「城市」為維度對政治機會結構進行了討論，認為國家與城市間利益的分化和立場的差異，對於都市運動的行動者而言，有時意味著某種政治機會，而城市黨政系統的權力結構及其控制力，往往是構成了中產階層都市運動最重要的制約因素。 ( http://www.tecn.cn )政治機會結構解釋框架也用於對動員結構和行動策略的研究。一個主流的觀點認為在當前中國集體行動中的領袖或「組織」，幾乎都面臨著很大的「安全性困境」，〔44〕包括「結構性的限制和意識形態陷阱」，所以出現了不同於「群眾邏輯」的「精英邏輯」和「弱制度化的組織」〔45〕(類似的概念有「隱性組織化」〔46〕、「組織化群體」〔47〕)等。 ( http://www.tecn.cn )農民集體行動的策略或方式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呈現出「日常抵抗」形式、〔48〕「依法抗爭」、〔49〕「以法抗爭」、〔50〕「沉默的共謀」、〔51〕「草根動員」〔52〕等多種形式，由於轉型中的中國有一個充滿地域差異、狀況複雜的社會生態，因而這些解釋框架均有適用它們的研究對象，而且往往是以不同的程度交織在一起的。在這種「安全性困境」下，經常的情形是，「在農民的消極抗議和積極抗議之間，在農民動員自身力量與依賴外部權威之間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農民的行動往往是在這些極端的分類之間遊動。」〔53〕 ( http://www.tecn.cn )需要明確的是政治機會結構解釋框架同一般的結構分析是有區別的。一般的結構分析往往把宏觀的結構層次同集體行動的關係看成是簡單的對應關係，而政治機會結構則體現了客觀的結構與行動者的主觀認知之間的「關聯」。正因為如此，運用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者需要進一步去探尋圍繞這種「關聯」的諸多機制。 ( http://www.tecn.cn )3. 動員結構社會運動主流理論，重視人際網路和組織等動員結構在社會運動動員中的關鍵作用。根據趙鼎新的歸納，目前西方學者對動員結構的研究主要關心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探討組織、網路和空間環境等因素在社會動員中的作用；第二，探討內在或外在社會動員結構在運動動員中的意義及作用。〔54〕國內研究者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於對第一個問題的討論，而且更強調領袖/精英在動員中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集體行動的發動、過程的特徵以及最後的結果，在很多研究者看來，同領袖/精英的特徵和作用是高度相關的。石發勇的一項案例研究展示了精英的素質和能力是怎樣直接關係到集體行動成功抑或失敗的結果的。〔55〕提供類似結論的研究者有應星、陳映芳、張磊等。〔56〕這個議題還包括對領袖的特徵、產生機制、動機、行動邏輯等的討論。如於建嶸認為「農民利益代言人」(精英)的不同於一般群眾的身份特徵使其產生「見識」效應，這在他們樹立威信的過程中至關重要，但讓他們能夠冒著各種風險充當領袖的動力，除了出於自己的經濟利益考慮外，主要在於是他們在行動中不斷被構建出來的「社會聲望」，即「面子」。〔57〕應星在對移民上訪案例的研究中則展示了另一個景象，他認為移民精英集團一旦形成，「就會具有獨立於普通移民利益之外的自身利益，導致上訪由"事本"向"人本"的轉化，造成上訪精英與地方官員之間的個人衝突，並進而形成以告官打虎為核心內容的精英行動邏輯--這可稱之為"精英邏輯"。」〔58〕同時，應星也看到了精英們在不同場景下表現出來的多種行動邏輯，而且這多種邏輯之間的張力構成了整個精英集團的行動彈性。〔59〕 ( http://www.tecn.cn )關於動員過程中的組織，前文提到，由於存在「安全性困境」，表現出「弱制度化的組織」的特徵，於建嶸稱這種組織有些「神秘」，因為看不到這些組織的外在的組織化活動，而實際上其內部還是較為嚴密的。但隨著形勢的變化，隨著「安全性困境」的壓力逐漸減少，基層社會建立利益表達的正式組織的要求和行動也開始增多，於建嶸稱「目前全國農村的許多地區存在各種形式的農民維權組織。」〔60〕 ( http://www.tecn.cn )關係網路在動員中的作用，也得到研究者們的重視。如石發勇認為關係網路是影響基層社會維權發生及其結果的重要因素，這個命題可以解釋為什麼面臨著同樣的政治機會結構和問題時，有的街區維權成功，有的則失敗。當然支撐這個命題的結構性背景是目前國家的體制性結構。〔61〕 ( http://www.tecn.cn )關於空間環境在動員中的作用，趙鼎新認為這種作用的大小是同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類型高度關聯的。〔62〕在同一個脈絡里，劉能認為「中國都市社會中存在著促成參與的反對派社區及其動員網路，它們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誘發集體行動並促成個體參與的空間布局。」〔63〕動員結構這個議題在西方社會運動主流理論中已經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但國內，總的來說，對這些議題的研究還顯得非常薄弱。 ( http://www.tecn.cn )4. 策略和手段眾多文獻中，對集體行動策略和手段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對農民的抗爭方式的研究。早期代表性的研究是Lianjiang Li， Kevin J. O"Brien在1996年把農民的反抗歸結為「依法抗爭」或「合法的反抗」這類形式。〔64〕隨後， 2002年，郭於華將斯科特的「日常抵抗」的解釋框架運用到中國的場景，把當前中國農民的多數反抗歸結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65〕2004年，於建嶸在對前兩種解釋框架進行評述的基礎上提出1998年後農民的抗爭已進人到了「有組織抗爭」或「以法抗爭」階段。〔66〕2005年，翁定軍在對移民集體行動的研究中提出不同於「弱者的武器」的「沉默的抗爭」概念，〔67〕並認為是沉默的抗爭與權力的寬容共同為移民建構一種以基本的生活條件為基礎的生活空間，這是一種「沉默的共謀」。2007年，應星提出「草根動員」概念以及相應的細緻、完整的解釋框架，並把它定位為對「依法抗爭」概念的拓展，而批評了認為農民的抗爭已進入到了「以法抗爭」階段的觀點。〔68〕 ( http://www.tecn.cn )對於以上研究者們提出的關於農民的抗爭方式的各種解釋框架，在中國均有適用的研究對象，並不存在哪種解釋框架可以取代別的種類。但它們的缺陷是共同的，即其研究視域沒有照顧到突發的或者衝突激烈伴有暴力行為的集體行動。其原因之一，按照應星的觀點，他們是把具有暴力性和違法性的「群體性事件」同日常的「群體利益的表達行動」區別開來研究的。本文認為，這種區別是不符合經驗事實以及不利於研究的深入的，因為現實中大多數的集體行動的特徵或方式是混合的或者是處在一個連續譜中，〔69〕因而它們共享著相似的發生機制和過程或者因果機制。 ( http://www.tecn.cn )5. 話語在西方社會運動主流理論中，話語，作為研究議題，包括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參與者的認同、口號或話語策略、行動中的突生規範( emergent norm)以及塑造運動話語的文化等，〔70〕而且很多是採取建構主義的取向和方法。國內文獻對該議題的研究也逐漸多起來，前文在介紹建構主義研究取向時已經部分涉及到，但主要是集中在對集體行動的「口號或話語策略」的研究。這同應星所稱的「與西方社會運動不同的是，中國農民群體利益表達行動的主要問題不在資源動員上，而在合法性上」〔71〕狀況是相一致的。這方面的代表性的研究，有應星對移民上訪過程產生的話語從「彙報的政治學」和「明與暗的民間傳說」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72〕陳映芳在李連江和歐博文的關於「順民、刁民」的話語研究的脈絡里，提出基層政府「圍繞著利益表達問題，存在著一種將貧困群體被」刁民/暴民「化的機制。」〔74〕鄭欣歸納了在他的調查中村民上訪時的種種話語策略。〔73〕總體來說，這些研究還主要時停留在對社會現象的概括階段，而且議題比較單一。在本文看來，對集體行動中的「話語」研究需要拓寬和深入，而且西方社會運動理論中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鑒。 ( http://www.tecn.cn )小　結1. 研究現狀的總體特徵在所考察的文獻中，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運用結構性分析居多而過程分析較少；運用理性主義分析居多而建構主義分析較少，另一方面，在過程分析和建構主義分析的運用逐漸增多的同時，各種研究取向和方法也開始相互融合起來。在研究議題上，主要涉及到集體行動發生的原因、政治機會機構、動員結構、策略和手段、話語等方面，但大部分研究在這些議上缺乏足夠的理論關懷以及必要的實證方法的支撐。當然，不同的問題意識，決定了採用什麼樣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以及關注什麼樣的議題，但研究者們需要提升的是理論層次以及更多的更加規範的實證研究。 ( http://www.tecn.cn )2. 誇大的「區別」與被忽視的「區別」誇大的「區別」是指大多數文獻把具有暴力性和違法性的「群體性事件」同日常的「群體利益的表達行動」區別開來研究，並往往認為這種區別是本質性的。這種區別是不符合經驗事實以及不利於研究發展的，因為現實中大多數的集體行動的特徵或方式是混合的或者是處在一個連續譜中，通常是共享著相似的發生機制和過程或者因果機制。因此，在本文看來，為這些長期被區別「對待」的集體行動提供統攝性的、內在一致性的解釋框架是一個必要的努力和嘗試。 ( http://www.tecn.cn )被忽視的「區別」是指大多數文獻只是關注在對「被迫反應式」的和直接利益相關者的集體行動的研究，而忽視了對近年來集體行動的新的動因和特徵的研究。如近年來，在中國社會轉型中隨著新的利益博弈格局的出現，「被迫反應式」的集體行動開始減少，而主動追逐利益以及以維護某種價值為目標的集體行動逐漸增多，同時大量無直接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也是一個新的特徵。這種新的集體行動或者集體行動的新特徵的大量出現，挑戰很多既有的理論，它需要被研究者們給予更多的關注。新的理論增長點可能就在這種關注中不斷出現。 ( http://www.tecn.cn )3. 中國集體行動研究與西方社會運動理論中國集體行動研究堅持從中國的現實出發來構建一些概念或解釋框架，如「依法抗爭或以法抗爭」、「壓迫性反應」、「安全性困境」、「問題化技術」等。這些研究凸顯了中國集體行動的一些基本特徵，而且也開始同西方社會運動理論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對話，本文認為這是這項研究所要堅持的道路。另一方面，西方社會運動理論雖然不是研究集體行動的唯一理論，但它在研究集體行動以及社會運動等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厚的學術成果。因此，對研究中國的研究者而言，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如何有效地借鑒與運用這些理論資源。現有文獻中對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的借鑒和運用還處在一個比較低級的層次，首先表現在自覺運用這些理論的研究者並不多，即使是在少數運用社會運動理論的文獻中，這些社會運動理論遠沒有得到系統的、深入的使用。這種現狀首先需要研究者們充分地學習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然後在借鑒基礎上開展本土化的研究，這樣的研究才能更具有後發優勢，才能為同西方社會運動理論進行實質性的對話提供可能。 ( http://www.tecn.cn )注釋：[ 1 ] 廣義的集體行動，是指代各種形式的、由一定群體參與的社會衝突的共同屬性(Bert Useem.1998， Breakdow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nu. Rev. Social. 1998. 24： 215 - 238. )狹義的集體行動被定義為有許多個體參加的、具有很大自發性的制度外政治行為(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年第1版，第2 - 6頁。)本文在這裡採用廣義的集體行動概念，同時認為，在當前中國發生的集體行動主要體現了狹義的集體行動的特徵。 ( http://www.tecn.cn )[ 2 ] [美]L. 勞丹著，劉新民譯：《進步及其問題：一種新的科學增長論》，華夏出版社， 1990年7月第1版，第55頁。 ( http://www.tecn.cn )[ 3 ] [美]道格·麥克亞當、西德尼·塔羅、查爾斯·蒂利著，李義中、屈平譯：《鬥爭的動力》，譯林出版社， 2006年9月第1版，第26頁。 ( http://www.tecn.cn )[ 4 ] 趙樹凱：《社區衝突和新型權力關係---關於196封農民來信的初步分析》，《中國農村觀察》，1999年第2期；《鄉村治理：組織和衝突》，《戰略與管理》， 2003年第6期。 ( http://www.tecn.cn )[ 5 ] [ 19 ]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1版，第82 - 83、13頁。[ 6 ] 於建嶸：《利益、權威和秩序：對村民對抗基層政府的群體性事件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00年第4期；劉炳君：《農村群體性事件成因的法社會學求證》，《政法論叢》， 2005年第4期。 ( http://www.tecn.cn )[ 7 ] 張玉林：《政經一體化開發機制與中國農村的環境衝突--以浙江省的三起「群體性事件」為中心》，源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http： / /www. usc. cuhk. edu. hk /wk_wzdetails. asp？ id = 5920 . ( http://www.tecn.cn )[ 8 ] 肖唐鏢：《二十餘年來大陸農村的政治穩定狀況--以農民行動的變化為視角》，學術中國網， http： / /www. xschina. org/ show. php？ id = 356，原載《二十一世紀》(香港) ， 2003年4月號。 ( http://www.tecn.cn )[ 9 ] [ 37 ] 於建嶸：《集體行動的原動力機制研究---基於H縣農民維權抗爭的考察》，《學海》， 2006年第2期。 ( http://www.tecn.cn )[ 10 ] 於建嶸：《當代中國農民維權抗爭的行動取向---對湖南省衡陽縣的實證研究》，載於《權利、責任與國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45 - 59頁。 ( http://www.tecn.cn )[ 11 ] 馮仕政：《單位分割與集體抗爭》，《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3期，第98 - 134頁。[ 12 ] 孫立平：《「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係的實踐形態》，《清華社會學評論》(第一輯) ， 2000年6月第1版，第1頁。 ( http://www.tecn.cn )[ 13 ] [ 27 ] 應星：《略論敘事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運用及其限制》，《江蘇行政學院學報》， 2006年第3期。 ( http://www.tecn.cn )[ 14 ] 應星、晉軍：《集體上訪中的「問題化」過程：西南一個水電站的移民的故事》，《清華社會學評論》(第一輯) ， 2000年6月第1版，第80頁。 ( http://www.tecn.cn )[ 15 ] [ 45 ] [ 58 ] [ 59 ] [ 71 ] [ 72 ] 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從「討過說法」到「擺平理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2年月第1版，第354、383、321、415、21、327 - 332頁。 ( http://www.tecn.cn )[ 16 ] 李懷：《城市拆遷的利益衝突：一個社會學解析》，《西北民族研究》， 2005年第3期。[ 17 ] 楊繼濤：《知識、策略及權力關係再生產：對魯西南某景區開發引起的社會衝突的分析》，《社會》， 2005年第5期。 ( http://www.tecn.cn )[ 18 ] [美]查爾斯·蒂利著，謝岳譯：《集體暴力的政治》，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6年1月第1版，第19頁。[ 20 ] 渠敬東認為：首先，結構分析最強調分析的總體性，即一個社會每個生產生活的片斷，都應回歸到社會總體結構的基本特性上去。第二，結構分析的總體性更強調構成結構的每個環節的特性，即著力去尋找總體結構的每個位點的分布及其相關特徵。其次，社會學研究也必須堅持機制分析的路線。機制分析不完全是制度分析，而是通過系統的思路或過程的思路來考察一個現象或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看看它究竟通過一種什麼樣的邏輯轉化到另一種邏輯那裡去，或從哪個點出發逐步過渡到其他的方向上去。(渠敬東，「堅持結構分析和機制分析相結合的學科視角，處理現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大問題」，《社會學研究》， 2007年第2期，第206 - 211頁。) ( http://www.tecn.cn )[ 21 ] 張磊：《業主維權運動：產生原因及動員機制---對北京市幾個小區個案的考查》，《社會學研究》， 2005年第6期。 ( http://www.tecn.cn )[ 22 ] 孟偉：《城市業主集體行動的策略及其行為邏輯：以深圳市寶安區瀅水山莊業主維權行動為例》，中國選舉與治理網http： / /www. chinaelections. org/NewsInfo. asp？ NewsID = 11. ( http://www.tecn.cn )[ 23 ] 孔雯、彭浩：《城郊農村群體性治安事件的行動分析：以村民聚眾上訪為例》，《四川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4年第4期。 ( http://www.tecn.cn )[ 24 ] 王斌、楊志林、李志敏、徐寅峰：《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起因的演化博弈分析》，《青島建築工程學院學報》， 2004年第4期。 ( http://www.tecn.cn )[ 25 ] 徐寅峰、劉德海：《群體性突發事件產生根源的主觀博弈分析》，《預測》， 2004年第6期。[ 26 ] William A. Gamson. 「Constructing Social Protest」 ， in Hans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eds. ，SocialMovements and Culture. 1995， pp. 85 - 106. Minnesota. ( http://www.tecn.cn )[ 28 ] [ 47 ]孫正：《組織化群體：關於群體性事件參與者的基本分析》，《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 2004年第5期。 ( http://www.tecn.cn )[ 29 ] [ 31 ] [ 40 ] [ 41 ] [ 54 ] [ 62 ] [ 70 ] 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年3月第1版，第64、71 - 72、64、195 - 205、240、253、32頁。 ( http://www.tecn.cn )[ 30 ] 郭景萍：《集體行動的情感邏輯》，《河北學刊》， 2006年第2期。[ 32 ] 佟新：《延續的社會主義文化傳統：一起國有企業工人集體行動的個案分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 ( http://www.tecn.cn )[ 33 ] 黨國英：《非正式制度與社會衝突》，《中國農村觀察》， 2001年第2期。[ 34 ] [ 43 ] 陳映芳：《行動力與制度限制：都市運動中的中產階層》，《社會學研究》， 2006年第4期。[ 35 ] [ 51 ] [ 67 ] 翁定軍：《衝突的策略：以S市三峽移民的生活適應為例》，《社會》， 2005年第2期。[ 36 ] 肖唐鏢：《從農民心態看農村政治穩定狀況：一個分析框架及其應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05年第5期。 ( http://www.tecn.cn )[ 38 ] 李培林、張翼、趙延東、梁棟：《社會衝突與階級意識：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年5月第1版，第259 - 269頁。 ( http://www.tecn.cn )[ 39 ] 李培林：《社會衝突與階級意識當代中國社會矛盾研究》，《社會》， 2005年，總第239期。[ 42 ] [ 63 ] 劉能：《怨恨解釋、動員結構和理性選擇---有關中國都市地區集體行動發生可能性的分析》，《開放時代》2004年第4期。 ( http://www.tecn.cn )[ 44 ] [ 52 ] [ 68 ] 應星：《草根動員與農民群體利益的表達機制---四個個案的比較研究》，《社會學研究》， 2007年第2期。 ( http://www.tecn.cn )[ 46 ] [ 73 ] 陳映芳：《群體利益的表達如何可能》，《天涯》， 2004年第6期。[ 48 ] [ 65 ] 郭於華：《「弱者的武器」與「隱藏的文本」：研究農民反抗的底層視角》，《讀書》， 2002年第7期。 ( http://www.tecn.cn )[ 49 ] [ 64 ] LianjiangLi； Kevin J. O"Brien， 1996，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Modern China， Volume 22， Issue 1 ( Jan. ， 1996) ， pp. 28 - 61. ( http://www.tecn.cn )[ 50 ] [ 66 ] 於建嶸：《當前農民維權的一個解釋框架》，《社會學研究》， 2004年第2期。[ 53 ] 王曉毅：《衝突中的社會公正：當代中國農民的表達》，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課題研究報告，2003年，轉引自社會學人類學中國網http： / /www. sachina. edu. cn /Htmldata / article /2005 /11 /649. html. ( http://www.tecn.cn )[ 55 ] 石發勇：《關係網路與當代中國基層社會運動：以一個街區環保運動個案為例》，《學海》， 2005年第3期。 ( http://www.tecn.cn )[ 56 ]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陳映芳：《群體利益的表達如何可能》；張磊：《業主維權運動：產生原因及動員機制--對北京市幾個小區個案的考查》，《社會學研究》， 2005年第6期。 ( http://www.tecn.cn )[ 57 ]於建嶸：《利益、權威和秩序：對村民對抗基層政府的群體性事件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00年第4期；郭正林：《中國農村權力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年7月第1版，第189 - 191頁。 ( http://www.tecn.cn )[ 60 ] 於建嶸：《利益、權威和秩序：對村民對抗基層政府的群體性事件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00年第4期；《當代中國農民維權組織的發育與成長：基於衡陽農民協會的實證研究》，《中國農村觀察》， 2005年第2期。 ( http://www.tecn.cn )[ 61 ] 石發勇：《關係網路與當代中國基層社會運動--以一個街區環保運動個案為例》，《學海》，2005年第3期。 ( http://www.tecn.cn )[ 69 ] 肖唐鏢：《二十餘年來大陸農村的政治穩定狀況---以農民行動的變化為視角》，《二十一世紀》(香港) ， 2003年4月號；郭正林：《中國農村權力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年7月第1版，第191 - 192頁。 ( http://www.tecn.cn )[ 74 ] 鄭欣：《鄉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河北農村村民上訪調查》，引自中國社會穩定研究網http： / /www. shwd. net / shownews. asp？ newsid = 461，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5年第3期。(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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