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悟者」加繆：文化狀態從零突破的「第一人」(2)

　　寓言劇《卡利古拉》是加繆戲劇創作中最為成功的作品，它雖然帶有很強的思辯性，但對人類存在這個課題的觸及不僅沒有弱化，反倒更有強度。加繆讓卡利古拉明白地宣示了巴斯喀哲理，體現了面對生存荒誕與世界荒誕的清醒認識與徹悟意識，明確認定「這個世界在目前的狀態下是讓人無法容忍的」，為此，就有必要促使世人對所有這一切，先要認清與看透。這個劇本寫作於上個世紀30年代末，出版於40年代上半期，無疑是針對當時的斯大林主義的破壞與德國法西斯的暴虐橫行，帶有鮮明的反專制、反暴政的傾向。

　　他，把人類奮鬥概括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話

　　在加繆整個文學創作中，作為精神核心與思想基礎的，是他著名的論著《西西弗神話》。這部論著從荒誕感的萌生到荒誕概念的界定出發，進而論述面對荒誕的態度與化解荒誕的方式並延伸到文學創作與荒誕的關係，這一系列論述構成了20世紀西方文學中最具有規模、最具有體系的荒誕哲理。在加繆看來，人類對理性、對和諧、對永恆的嚮往與渴求跟自然生存的有限性、跟社會生活的局限性之間的斷裂，人類的作為、人類的奮鬥跟徒勞無功這一後果之間的斷裂，就是荒誕，這幾乎就是他全部文學創作的思想基礎。

　　既然荒誕是一種必然，因此就有一個採取什麼態度、如何面對荒誕的問題。加繆從荒誕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態度概括為三種，並明確否定了前兩種即生理上的自殺與哲學上的自殺，實際是對逃避人生的行為與精神上的自我麻醉以及一切有神論、宗教世界觀神秘哲學進行了徹底的清算。他所主張的是第三種態度，即堅持奮鬥、努力抗爭。他把這種奮鬥抗爭的人生態度，概括濃縮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話。西西弗得罪了眾神，被判處承當推石上山的苦役，巨石由於本身的慣性總要滾下山來，於是，西西弗又得把石塊再推上山去，如此反覆，永無止境。然而，西西弗卻不斷推石上山，周而復始，堅持不懈，永不停頓。加繆把希臘神話故事加以藉用，以它構成了他的名著《西西弗神話》中的中心形象與最重要的一章，作為整個人類生存荒誕性的縮影，但同時又作為人類與荒誕命運抗爭精神的突現。人在荒誕境況中的自我堅持、永不退縮的勇氣、不畏艱難的奮鬥，特別是在絕望條件下的樂觀精神與幸福感、滿足感，所有這些都昂揚在《西西弗神話》的精神里。我們與其說《西西弗神話》是20世紀對人類狀況的一幅悲劇性的自我描繪，不如說它構成了一種既悲愴又崇高的格調，也許只有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樂》在品位上可以與之媲美。

　　他，深化了面對荒誕的反抗

　　在《西西弗神話》之後，加繆又把他的荒誕哲理與人類20世紀重大的正義鬥爭使命結合起來，創作出《鼠疫》與《正義者》，把人類存在這一個重要的課題闡述得更為完整深刻、更為充分酣暢、更為鮮活生動，以至他作為一個哲人作家，在同一個思想領域裡，其影響大有超過一代宗師馬爾羅與薩特之勢。

　　真正引發加繆創作《鼠疫》的是1939年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法西斯勢力在全歐肆虐的嚴酷歷史現實與小說的貼切程度猶如影之隨行。鼠疫狂襲、人群大批死亡的阿赫蘭城，正是納粹陰影下的歐洲的真實寫照，阿赫蘭城裡的人們在面臨毀滅的危機中奮起與鼠疫作鬥爭、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的篇章，則是上世紀40年代國際民主陣營與法國抵抗力量全力抗擊法西斯奴役的生動反映，最後阿赫蘭城的人們戰勝了鼠疫則昭示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因此，完全有理由說，《鼠疫》一書是人類20世紀一次命運攸關的歷史鬥爭的縮影，是一個時代人性力量戰勝邪惡勢力的史詩，在這部小說里，關於人應該如何面對荒誕的哲理，顯然比加繆以往任何一部作品表現得更為明確清晰、有力度。

　　反抗荒誕、反抗惡的主題，在稍後的劇作《正義者》又有了延伸與發展。劇本取材於1905年的俄國革命，帶有十分具體的歷史確定性，在這裡，荒誕就是黑暗的沙皇統治，就是充滿了奴役、追捕與殘殺的暴政，人物對荒誕的反抗鬥爭也是具體而明確的，那就是通過暴力反抗，推翻專制制度，解放俄羅斯。劇本表現的重點並非暴力反抗的故事，而是反抗者的精神境界與人格力量，特別是將革命行動與人道關懷結合在一起的理想。這種新人形象在法國20世紀文學中顯然是不可多得的，他們肯定會大大縮小加繆與中國社會主義的思想距離。

　　在反抗的主題上，加繆繼《鼠疫》與《正義者》之後，又寫了一部專題理論著作來全面闡釋他關於反抗問題的理論體系。既然存在著荒誕，就應該有面對荒誕的反抗，加繆在《反抗者》中，明確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視為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標誌與條件。在加繆看來，反抗者應該是突破了個人存在，超越了自我，擺脫了一己私利，遵循在一定社會範圍里為人群所認同的價值觀，具有巨大的活力並在反抗過程中有助於人群，總之，反抗是有理性的、有價值標準與社會效益、有意義的社會行為，而反抗者則是大寫的人、理想的人。

　　今天，在加繆逝世50周年的時候，中國人以《加繆全集》中譯本的出版，對這位偉大作家表示了誠摯的敬意，這也是一次最好的紀念。這件事，正像不少同類文化事件一樣，多少也說明了改革開放後中國人在文化上具有多麼強旺的接待能力，凝聚了中國學術文化界對加繆的認知與熱情，反映了當代中國作為有悠久歷史文化的世界大國，熟悉世界文化並持有成熟見解的文明化程度。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國GDP大幅提升、外匯儲備巨額增加、國有企業紛紛在海外進行併購與開拓的過程中，文化領域中卻出現了功利主義張揚、精神傾滑、人文弱化的跡象，文化積累性圖書市場的萎縮，「看圖識字」傾向的出現，惡搞文化、媚俗文化的流行，等等……以致我們經常不知道有價值的嚴肅文化是否會碰到什麼尷尬與意外。在此氛圍中，上海譯文出版社以巨大的人文文化積累的熱情，推出這位偉大人道主義作家全集的中譯本，而且在50周年的時間點上踩得這麼准，的確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

　　柳鳴九(《加繆全集》主編兼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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