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的演變及啟示

作者：未知 文章來源：網路 點擊數：692 更新時間：2011/3/28 19:55:21 熱在我國古代，雖然沒有使用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但作為歷代統治階級思想文化統治手段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的方法，確實是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只是內容和表現的形式與今天有所不同。我國較為完整成熟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特別是儒家的思想一統天下後，其方法就成為了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工具。如「德政」方法就一直為歷代統治者所沿用，甚至為當今「德治」所借鑒。一、傳統思想政治教育萌芽於原始社會事實上，在原始社會就出現了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其方法主要體現在集體生產勞動和原始宗教活動中。由於當時教育還沒有從生產實踐中分離出來成為專門的活動，而且沒有文字和書本，所以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與其他教育的手段一樣，主要是語言的口耳相傳和對實際行動的模仿。到黃帝時代，在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政治思想痕迹似乎已經隱約可見。其中「垂衣裳而治天下」，「以衣裳別尊卑」［1］，尤其值得注意。它一方面表明當時已經懂得蠶桑之利，懂得利用蠶絲編織衣料；另一方面，用服飾來區別等級，表明社會組織已經有了尊卑之別。［２］這個「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社會，也成了儒家津津樂道的理想社會，為以後的國家與社會發展塑造了一個理想的模型，同時孕育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二、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發展於奴隸社會約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大同社會」變成了「小康社會」，「公天下」變成了「家天下」，中國從此進入奴隸社會。奴隸主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除了使用嚴刑峻法之外，還利用宗教迷信，欺騙、麻痹奴隸和平民，用講「德政」、建「禮治」等手段來緩和階級矛盾，維繫統治階級內部的等級名分。其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貢獻最大的便是周公「制禮作樂」。漢朝的伏勝在《尚書大傳》里記載：「周公攝政，一年救亂，兩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在這些政績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制禮作樂」。孔子講到「禮」，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承襲與變化，特彆強調周公的創造性貢獻。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３］反映了他對周公制禮作樂的崇拜。同時他對春秋時代「禮崩樂壞」極為不滿，他的名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４］，就是對「禮崩樂壞」的怒吼。周公的「禮樂」之所以受到孔子的推崇，是因為它本身內含著對社會的教化，是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而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周公 「制禮作樂」帶來了社會的穩定，「禮崩樂壞」必然帶來社會的動蕩。「禮」的起源是以貧富分化、等級分化為前提的，反過來「禮」的形成又穩定了貧富分化、等級分化的社會秩序。但是一個社會只講差異，不講和同，社會就無法和諧。因此周公在「制禮」的同時又作樂，使「禮」與「樂」相輔相成，或者說相反相成。「禮」講究差異，「樂」講究和同。「禮樂文明」是奴隸社會思想政治教育上的一次變革，也對以後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了鋪墊。三、傳統思想政治教育繁榮於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時期以後，奴隸主貴族階級的統治日益崩潰，封建制度逐步建立。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教育也日益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倫理道德教育的理論和方法，其中尤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所創立的理論和方法最為系統。儒家思想為中國傳統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礎，影響了以後社會的發展，建構了一個體大思精的思想政治倫理體系。孔子主張「仁」，「仁者愛人」，是他的思想核心。「克己復禮為仁」，是他的政治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對執政者的要求。孔子主張學社會、學歷史，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整理的《詩》、《書》、《禮》、《樂》、《易》、《春秋》，既是他學習歷史的憑藉，又是孔門講學的教材，成為後世的儒家經典——「六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辜鴻銘先生也認為「六經」是孔子對中華民族的一大貢獻，並且成為了中國文明的藍圖。「孔子告訴中國人不要拋棄他們的文明——在一個有著真實基礎的社會與文明中，人們同樣能夠過上真正的生活、過著心靈的生活。實際上孔子畢生都致力於為社會和文明規定一個正確的方向，給它一個真實的基礎，並阻止文明的毀滅。但在他的晚年，當他意識到無法阻止文明毀滅的時候——他還能夠幹些什麼呢？作為一個建築師，看到他的房子起火了，屋子在燃燒、坍塌，他已明白無法保住房子了。那麼他能夠做的一件事就是搶救出房子的設計圖。這樣就有可能日後重建房屋。因此，當孔子看到中國文明這一建築已不可避免地趨於毀滅時，他自認只能搶救出一些圖紙。這些被搶救出來的東西現在被保存在中國古老的經書中——即著名的五經之中。因此，我認為孔子對中華民族的一大貢獻在於他搶救出了中國文明的藍圖。」［５］相比西方人，古代的中國人過著一種精神的生活、情感的生活，這種情感既不是來源於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於神經系統奔流的情慾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產生於我們人性的深處——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那種意義上的情感。因此，加強思想政治的教育對統治階級來說就顯得格外重要。而通過儒家經典的熏陶和教育，既可以讓統治者對人民施以「仁政」，又可以汲取社會精英進入統治階級內部。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為自己自私自利，不是為升官發財，而是為「安人」、「安百姓」，也就是後來儒家之書《大學》里所說的「齊家」、「治國」、「平天下」。因為有這個使命，受教育的人，尤其是士大夫階層，格外有一種尊嚴，願意「殺身以成仁」。與西方相比，孔子創建的儒教在思想上對民眾進行教化，最深刻的便是賦予了人們真正的國家觀念。孔子在《春秋》里描述了腐敗的國家、衰落的文明所帶來的苦難與不幸，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人們沒有一個正確的國家觀念，對自己的責任沒有正確的認識——他們不懂得個人應該服從國家、忠於君主。孔子宣揚的是一種君權神授的觀點，用歷史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有利於國家的安定，與民與君都不是一件壞事。這種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安定，也給人民帶來希望——學習儒家經典治國平天下。四、傳統思想政治教育在封建社會的繼續發展與完善進入封建社會後，國家完成了大一統，秦始皇加強了中央的集權，並實施了一套保障性的措施。「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使得全國範圍內取得了文化上的統一。為了統一輿論，加強意識形態的控制，秦始皇進行了遭致後世無窮非議的「焚書坑儒」。後來的事實表明，用「焚書坑儒」的手段來統一輿論，控制意識形態，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一位詩人所說：「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但是國家的統一卻為思想的統一創造了條件，特別是自漢代董仲舒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論與方法便「一統天下」。從漢武帝開始，儒學成為五經博士研究與教授的經學；經學特殊地位的確立，顯示儒學的官學化得以確立，成為「學而優則仕」的工具。事實上，儒家學說成為統治者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和手段。漢武帝用功名利祿來引誘世人——只有精通儒家經典才可以進入仕途，把世人的聰明才智束縛於儒家經典之中，專註於詮釋章句，而無暇旁顧，客觀上達到了其穩固統治的目的。這種帝王之術為後來的治國者所繼承，儒家理論思想與方法也自然成為了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主要代表，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主導地位。所以，一般談到中國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然以儒家倫理道德教育方法為主體。也正是因為儒家倫理道德教育方法的貢獻，才使得中國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對於古代世界其他國家而言更加系統和完善。五、傳統思想政治教育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和意義1.重視自我教育，尊重教育對象的主體地位我國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容易陷入一種誤區，重視他律教育和教育者的主導地位，而忽視了自我教育和教育對象的主體地位。傳統思想政治教育重視自我教育法及其實踐可以為我國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鑒。在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體系中，自我教育法居於核心地位，對如何實施自我教育，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我國思想政治教育應以自我教育方法為中心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整合，重視自我教育，尊重教育對象的主體地位，調動教育對象進行自我教育的自覺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在自我教育中達到自我發展，自我創新。2.強調道德實踐，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道德教育的特殊性在於，不僅要使主體獲得道德知識和道德判斷力，更重要的是要落實在行動上，內化為主體自身的內在素質，這樣的德育才有意義。目前，在學校思想道德教育中，言行不一、躬行不力的現象普遍存在。學生往往說得多、做得少，這與當前思想道德教育重理論、輕實踐不無關係。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就要注重理論教育和社會實踐相結合，同時在兩個不同的維度上開展工作［６］。學校進行道德教育必須從知、行兩方面入手，強調知行統一，使道德教育真正成為塑造健康人格的重要途徑。要大力加強實踐性教育環節，讓學生在社會實踐中認識社會、了解國情，陶冶情操、磨練意志，增強社會責任感，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3.教育者自身要做好示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不僅要對教育對象進行規約，而且對教育者一方也提出了要求。教育者崇高的品德和端正的行為有著巨大示範效應和感召力。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特別重視統治者和教育者的身教示範作用，對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很有啟迪作用。當前，我國正處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時期，改革開放的擴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但同時也帶來了個人主義、拜金主義、貪污腐敗等負面問題。在全社會加強思想道德建設，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深入人心，是一項緊迫而艱巨的任務。因此，發揮教師在思想道德方面的身教示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身教示範，把思想道德教育寓於教育者的日常行為之中，以自身作楷模，啟發教育對象的自覺，使學生學有榜樣，行有方向，並在潛移默化之中，逐步形成正確的思想觀念、良好的道德品質與行為習慣。4.建構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思想政治教育在古代中國，一旦作為思想統治的工具而產生就朝向制度化方向發展。［６］它十分注重運用官方教育與社會教育、學校教育與家庭相結合的方法，實踐證明，多種方式同時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產生之初就已經顯示出威力。［７］思想政治教育不僅是教師和家長的事，也是國家與社會的責任。學校是個人成長的必經之地，在校期間，人生觀、價值觀逐步形成並對以後的人生道路產生重大影響。家庭是人們接受教育最早的地方，尤其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家長的言傳身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良好的國家和社會教育氛圍則是鞏固家庭、學校教育成果的保證，四者缺一不可。因此，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應重視建立學校、家庭、社會教育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協同發展的綜合教育機制，只有國家、社會、學校、家庭四者緊密協作，建構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才能教育和引導廣大青少年養成良好社會道德，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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