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菊東籬下」背後的隱情

陶淵明（水墨畫）

　　陶淵明是我們熟悉的詩人，但是越熟悉的人往往越容易誤讀。在我們的印象中，陶淵明是一個採菊東籬下的隱逸高人，是一個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錚錚怒漢。這些理解都對，但並不全面。或許把陶淵明作為一個政治詩人，會有一種別開生面的視野。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大將陶侃。要了解陶淵明的趣味、立場，就不得不提到陶侃在盤根錯節的東晉王朝中的位置。陶侃出身貧寒士族，且可能有江南蠻族(溪族)血統，這在門閥貴族把持朝政的東晉王朝中是很難立足的。當然，陶侃的軍事才幹與政治魄力使得他得以脫穎而出，歷任廣州刺史、江州刺史，官至太尉。但另一方面，東晉王朝根深蒂固的門閥政治和盤根錯節的派系鬥爭，又使得出身寒士的陶侃在仕途上比同時代人更加艱辛。貴族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大將軍王敦主政其間，王敦為了擴充勢力而將陶侃排擠至邊陲廣州擔任刺史，這無疑是門閥政治對陶侃的一次無情摧殘。後來王敦叛亂被平定，陶侃被任命為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但琅琊王氏與陶侃之間的宿怨卻一直難以彌合，以至於新興貴族庾亮向琅琊王氏家族的宰相王導發難時，陶侃堅決站在了庾亮的一邊。應該說，與琅琊王氏的對立態度成為了陶氏一脈的家族記憶。這直接導致了「不為五斗米折腰」一幕的發生。

　　按我們通常的印象，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乃是如蕭統《陶淵明傳》里記述的那樣，陶淵明在彭澤縣令任上，有督郵來到縣裡視察，陶淵明不願按照禮法整頓衣冠迎接，於是說「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於是辭官。陶淵明這一形象雖然很「酷」，但假如僅僅如此，這頂多只是一種文人的自尊自負，和「萬古潯陽」的高標格還有老大距離。

　　研究魏晉文學的大家逯欽立先生在《陶淵明事迹詩文系年》中給出的一段考證，則恰恰告訴了我們陶淵明是怎麼樣的以及應該是怎麼樣的。根據逯欽立先生考證，陶淵明29歲時任江州祭酒，但他的頂頭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卻恰恰是琅琊王氏的一個不肖子孫。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是東漢末興起的道教的一種。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其實應該理解為「不為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折腰。」前面已經說到，琅琊王氏的大將軍王敦曾對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無情打壓排擠。父仇不共戴天，而祖上之仇也同樣九世必報。《春秋公羊傳》里魯庄公與殺父仇人齊襄公之子一起打獵，《春秋》於是譴責魯庄公不孝。陶淵明知書明禮，自然不會與先輩的仇人握手言歡，何況是屈居其下，仰其鼻息。這是家恨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王凝之本人也實在是個丟臉的貨色。王凝之才具平庸，但偏偏因為家族顯貴而娶了同是貴族門第的詠絮才女謝道韞，以至於謝道韞攤上這麼一位之後不禁感嘆道「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沒想到天底下，還有小王同學這樣的奇葩啊。所以，天性傲岸的陶淵明又怎麼能忍受這種庸人的使喚，於是辭官解印，歸去來兮。

　　當然，如果僅僅是家族記憶的牽絆，陶淵明的偉大還是有限的。陶淵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風亮節的一部分，「不仕二姓」才是陶淵明隱居生涯的最終完成。曾祖父陶侃雖然在東晉王朝仕途偃蹇，但畢竟是東晉王朝的臣子，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東晉王朝成全了作為寒門和蠻族的陶侃。對東晉王朝某些門閥貴族的不滿，並不能蓋過其對東晉王朝的忠誠。也正因為陶侃對晉室的忠誠，影響了作為後嗣的陶淵明。家族記憶之上，是更高的國族認同。但東晉王朝最終卻被劉裕建立的劉宋王朝取代，而陶淵明卻偏偏經歷了這一歷史劇變。這使得陶淵明的隱居不仕由起初的書生意氣變成了最終的遺民心態，家族記憶升華為更大的家國情懷。

　　應該說，陶淵明的「不仕」經歷了一個由相對到絕對的嬗變。在由鄙視王凝之造成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之後，陶淵明的仕途並沒有從此斷絕。隱居之後幾年，陶淵明妻子去世，隱居的草廬也因失火而毀壞。窮困之中的陶淵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三十四歲那年，陶淵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請下出任幕府。桓玄謀反之際，陶淵明便趁機因母喪而辭職。桓玄不久篡晉，劉裕大破桓玄，並提拔陶淵明為鎮軍將軍參軍。後來陶淵明一度擔任建威參軍，在劉裕做大做強之後，陶淵明似乎嗅到了點什麼，於是辭職，終身不仕。陶淵明這一段出仕的經歷頗為值得注意。陶淵明的曾經的隱逸高名使得他成為了權臣們爭相籠絡的金字招牌，但陶淵明對這兩位「恩主」卻一直處於依違觀望之間。一方面，這個時候的桓玄、劉裕雖然已是權臣，但仍然是晉室的臣子，陶淵明接受他們的徵召並不缺乏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劉裕二人都不是等閑之輩，他們既可能成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為「亂世之奸雄」，當最終後者被證實，桓玄、劉裕均篡晉之後，陶淵明才選擇了真正的歸隱，從此不復出仕。

　　歷代文人一直在打造一個陶淵明神話，他們只喜歡隱逸的陶淵明，而不喜歡出仕的陶淵明，甚至以出仕為原罪，以至於宋人葉紹蘊以害怕桓玄逼迫，保全性命「不傷生」的理由為陶淵明出仕辯護，這都是書生不懂政治的迂腐之見。其實陶淵明的仕與隱並不是一種簡單的詩人興會，更是躬逢亂世之際的政治決斷。陶淵明的出仕，說明了他的認同，陶淵明的歸隱，說明了他的拒斥。陶淵明的仕與隱，體現的是且僅是陶淵明的政治態度。陶淵明的偉大品格也不是來自不食人間煙火的歸田園居，而是來自其愛憎分明，金剛怒目的決斷意志。

　　劉裕篡晉建立劉宋王朝之後，曾經派人再次到山上邀請陶淵明做他的著作郎。陶淵明自然不會答應。正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所言「陶靖節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不可」是作為東晉遺民的陶淵明的絕對律令，而「不忍」則是作為詩人陶淵明的個體選擇。「不可」和「不忍」構成了陶淵明作為政治詩人的底色。

桃花源記

　　此後，陶淵明拒不使用劉宋王朝的年號，而以甲子紀年，這在以年號建元的王朝興替中，無疑表達了對劉宋王朝合法性的根本否認。幾乎所有研究陶淵明的文獻都跳不開《南史·陶淵明傳》的這一段：「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這不是文人對陶淵明的定義，而是史家對陶淵明的定義。如果我們把傳統史學當作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的經學圖解，我們就能領會這段文字的分量。可以補充的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總被我們解讀成一種遺世獨立的趣味，但陳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記旁證》一文中別開生面地告訴我們，桃花源其實是東晉期間滯留在中原的漢人為抵禦五胡亂華而構築的塢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書坑儒的秦王朝，而是當時氐族人建立的蠻族政權前秦。這種傳統的華夷之辨，乃是陶淵明家國情懷的延伸，也是陶淵明現世關懷的體現。陶淵明的眼光何嘗離開過他的時代他的國？與其說《桃花源記》是對烏托邦的幻想，不如說是對中原漢人艱苦抗爭、頑強生存的禮讚。

　　美國保守主義學者阿蘭·布魯姆說「政治人物，似乎是詩最感興趣的東西。」因為「不能把握道德現象的政治思想是野蠻的，不能被正義的激情所激發的藝術是微不足道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陶淵明的詩歌正是以政治人物為核心的篇什，只不過這一政治人物不是那個時代主宰乾坤的桓玄、劉裕，而恰恰是那個不斷追問，不斷決斷的自己。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使得陶淵明不可能脫離天下國家去書寫布爾喬亞式的田園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詩的升華而恰恰是詩的墮落。傲霜的東籬菊不是生活的點綴，而是生命的選擇。賀麟先生在《學術與政治》中說「輕蔑政治比反對政治還要壞。」可以說陶淵明的晚期的確是反對劉宋政權的僭政，但陶淵明並沒有脫身，並沒有逃避。不合作也是一種態度。寫詩和歸隱，都是以另一種形式對政治的參與。

　　美國女倫理學家納斯鮑姆提出「詩性正義」的概念，認為正義同樣可以通過感性的詩來實現，正確的判斷同樣需要訴諸情感和想像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陶淵明的確是通過詩構建自己的正義城邦，也通過詩來追問那個亘古的問題：人應該怎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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