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猶太民族相比，我們缺少點什麼？

　 多年來，一個遺憾總在刺痛著國人的神經，每年一度諾貝爾科學獎結果里，我們總是維持空白。細心的人卻發現，獲獎者中每年幾乎都會有猶太人，那個只有中國人口百分之一，全人類的四百分之一，且大多散居在世界各大洲（以色列僅占其三分之一）的民族，竟然獲得了全世界諾貝爾獎的18％。

　　幾百年來，中國幾乎沒有左右世界歷史進程的人（毛澤東算不算一個還有爭議），而猶太民族卻湧現了世界公認的最偉大的人物，除了馬克思、愛因斯坦、弗羅依德這樣的頂級思想家之外，在哲學、科學、文學、藝術以及經濟、政治的每個領域裡，在那些開創者和革命者的人群中，都能發現猶太人密集的身影。抹去猶太人的名字，現代文明史恐怕會失去一半的光輝。

美國百萬富翁里有20％是猶太人，猶太人平均收入是其他族裔的兩倍，他們控制著美國經濟的核心部門（洛克菲勒、索羅斯、格林斯潘）。他們尤其在新聞傳播業里興風作浪，誰要得罪了猶太人，誰就別想競選美國總統。2004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辭職前最後一句轟動世界的話，他以一個穆斯林的眼光發現：當今世界操縱在猶太人手中，因為猶太人操縱著美國，美國操縱著世界。

　　要說，中國人與猶太人都算得上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無論是從他們超過三千年的歷史文化延承上，從各自文化對於現代文明形成的貢獻上，還是從他們被世界公認的智力水平上，以及從他們在當今世界舞台的份量上，都是如此。可是兩個民族為什麼在文化尖端的創造力上卻如此的懸殊呢？

　　有人會解釋說，猶太人滲透在西方現代文明生活里，他們與西方主流文化保持著直接的交流和接軌，而中國人卻由於歷史原因，置身於西方現代文明之外。這樣說自然是有道理，但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對於西洋文明尤其是器物用度與消費生活未必真是無動於衷、顫然以對，猶太人對西方主流世界也未必總是趨之若騖、其樂融融。事情卻有恰恰相反的另一面，現代中國人在大多數時候只知與國際接軌卻放棄了自主性，而猶太人則堅定地恪守著自己內心的信念和生活的傳統，這種慣性即使在他們改變了信仰的後裔身上仍然發揮作用。

　　猶太民族的苦難歷程積澱成內心的驚人原創力

　　猶太民族的文化形成於極為特殊的歷史背景，具有對現實世界最大程度的超越性，它不是直接地關注此岸現實，滿足人的物質慾望，而是相反，讓人退回到內心，去建構一個有所敬畏、有所信仰，從而更具深厚力量的世界。

猶太民族是有歷史記載的最災難深重的民族之一。約公元前14世紀，一支希伯萊人自幼發拉河流域移居巴勒斯坦地區，公元前13世紀末被埃及法老征服並擄為奴隸，後來摩西帶領他們衝破艱難險阻，從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紀建立以色列－猶太王國，創立猶太教，但於公元前10世紀分裂。公元前722年北部以色列被併入亞述，公元前586年南部猶太國為新巴比倫所滅，成為「巴比倫之囚」。後來波斯人滅新巴比倫，猶太人被允許重建自己的國家，卻又於公元前63年被羅馬所並。公元66－70年和131－135年他們兩次舉行反羅馬起義失敗，被趕出巴勒斯坦，從此徹底失去祖國，散居各地。

　　一個失去祖國近兩千年，一直生活在苦難記憶和死亡恐懼中的民族居然沒有滅絕，這本身就是奇蹟。歐洲歷史上無數次反異教徒運動、排猶運動中，猶太人成為全社會的發泄對象——「幹掉一個猶太人，以拯救你的靈魂」。英國文豪莎士比亞筆下的猶太人夏洛克，也是一個人人痛恨的應當被懲罰的冷血殺手，這可以見得歐洲主流社會眼裡猶太人是什麼角色。兩個法國人發生衝突而難分勝負，找個猶太人一起共同發泄一通，兩人反而能和解。20世紀最殘酷的屠戮發生在德國法西斯統治下的猶太人身上，近600萬猶太人在納粹集中營里，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只有引頸待戮，比日寇屠刀下的中國人還窩囊。而有些中歐、東歐弱勢民族被法西斯征服，卻在迫害猶太人方面與納粹合作。

　　在現實的苦難背後，一個人幾年、十幾年、幾十年乃至一生都在內心深處執著地追求著一個夢，他的理想與抱負定能有所成就。猶太民族在思念故國，期盼終極解救的憧憬中頑強生存下來，他們集體意識里有一個持續兩千年的夢想——回到聖地耶路撒冷，重建祖國，面對哭牆，祭祀神靈——這個夢直至18個世紀之後才終於實現。他們總在不幸的籠罩中，在現實里得不到任何幸福，唯有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彼岸，才能得到內心的慰藉。他們相信是亞當、夏娃的原罪及其不肖子孫的罪孽，讓上帝發怒並責罰眾生。只有面對苦難，保持對上帝的虔誠，救主彌賽亞有一天降臨，以色列人才會作為上帝的選民進入永恆世界。

　　這種執著的精神信仰、堅定的宗教文化，使他們成為最虔誠、最頑強、最保守、最封閉，但也最具內在力量的民族。他們行割禮，守潔凈，不吃豬肉，遵守「摩西十戒」。歷史上，敵人常常在星期天即安息日去攻打不會還手的猶太人的城池。殘暴的征服者要求猶太人在吃豬肉和死亡之間作出選擇，結果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從容赴死，屍體堆積成山。猶太人不僅不可能在寄居地的政治上得到充分的權力，還要遭受不斷掠奪、燒毀、驅逐、屠殺，從而使他們把內心的知識和智慧的追求當作一種精神慰藉和心理防衛。

　　這個遭遇最悲苦、最不幸的民族，靠著關於彼岸世界的信仰戰勝著被欺侮與蹂躪心靈，頑強精神生存下來，並且影響了其他民族。猶太《聖經》也是基督教三大教派共同的《舊約聖經》，甚至伊斯蘭教《古蘭經》也與它有相當多的共同處。它成為西方的現代進程最重要的信仰基礎，是它拯救了西方文明。

　　「梨子」與「禁果」代表中國人與猶太人的不同文化邏輯

　　中國人和猶太人的不同文化背景與人生哲學，可以拿人們面對一枚果實時截然不同的態度來作分析。

在中國，人最關心的，首先它可以吃。但到底誰吃，有三種態度：一是自我剋制，把好處讓與給別人——「孔融讓梨」；二是把它作為禮品與別人互讓——「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投我以木瓜，報之瓊琚」；三是爭奪享用權，為了自己搶食而不顧別人，甚至置人於死地——「摘桃子」，「二桃殺三士」。

　　第一種態度引申出來就是道德倫理，便有所謂「重義輕利」的原則；第二種態度推廣到人際交往中就是「禮尚往來」，「禮輕仁義重」，情義、恩情也是由可吃可占的利益體現的；第三種態度放大了就是階級鬥爭，形成政治權力結構。

猶太人自然也要吃果子。但在《聖經》里卻有一個果子不能吃的禁忌：上帝規定伊甸園的「智慧果」不許吃，亞當夏娃受魔鬼引誘而偷吃了「禁果」，便犯了「原罪」，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下到人間承受苦難，而這種原罪會世世代代傳承。我們從人道主義立場來看是不能接受的，那果子明明能吃，吃了還長智慧，上帝憑什麼不讓人吃；上帝憑什麼給吃了的人懲罰，更有甚者，憑什麼把原罪加於所有來到這個世界的無辜者身上。這種文化豈只不人道，簡直蠻不講理。

翻開舊約聖經，上帝創造人類之後便發生的這一幕，構成後來整個猶太教、基督教的邏輯起點。在這部書里，上帝扮演著一個專橫、殘暴、嗜血的主宰者角色，人類必須對它絕對服從，稍有違逆、放縱、疏忽便會遭到重罰。有人統計，上帝前後處死的人達27萬之多。就是宗教這種對人的慾望、利益乃至生命自身的當頭一棒式的否定，給現實的人生帶來極大的精神恐懼，引出了原罪觀念，形成超越人的現實享樂的彼岸信仰。因此，基督教的邏輯起點就是禁欲主義。

「讓梨」所代表的中國道德主義立足於世俗生活，旨在剋制自己的慾望，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無論是爭搶還是謙讓，是政治、道德還是情義，總歸是圍繞吃梨子展開的。所以，中國思維立足於直接的功利主義。人們關心的以及最終落實的都是物質消費，是既定物質利益的再分配，即你吃還是我吃。儘管農民在長期的探索中也形成了關於梨子的豐富知識，但只停留在直觀經驗層面。中國古代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技術，都屬於經驗層面的成果。

　　「禁果」所代表的西方禁欲主義卻從根本上否定肉體的慾望，形成一種對於彼岸世界的敬畏與信仰，這又帶來人們更多超越對象本身實用功能的純粹好奇心的探索，不為多吃、多佔幾個果實。儘管近代西方人認為，知識可以為人類謀福利（培根），但知識是相對獨立的，探索真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追求。這就有點「不食人間煙火」，而知識的增長反過來促進了技術手段的進步，於是現代社會獲得更多又大又甜的文明果實。這是西方後來居上的奧妙。

　　猶太人出身的馬克思曾批評說：猶太人的世俗基礎是實際需要，自私自利；他們的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他們的世俗上帝是金錢。但是，猶太人以賺錢的成功來驗證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以獲得自己內心苦難的解脫。也就是說，他們是在世俗利益中尋找精神的解放。中國人即便敬天神，也只是為了謀求世俗享樂。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清教徒的精神與規範化、律法化的近代猶太教相近，敢於冒險、進取的精神，尤其是那種以上帝的特選子民自居的信念，普遍復興於清教徒的資本主義精神傾向里。

　　可見，理解猶太人的文化秘密，可以找到理解西方現代文明的鑰匙。

　　從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的邏輯關係看兩種文化的結構

人的精神是超越現實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高度標誌著人走出動物的程度。人越是直接地關注並服從、依賴於現實生活，那麼越是缺乏改變它的能力；越是擁有自己內心的關懷，越是擁有更大的自主空間，越能主動的改變現實。以人類掙脫自然界的必然性，從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空間的高度作為劃分標準，可以將社會生活及文化內容分析為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五個層次：

　　本能：人在自然生態里生存，吃喝玩樂，這是人與動物共有的與生俱來的能力，不屬於我們討論的文化範圍。但需要強調的是，人的本能與普通動物相比反而弱化了，高級動物出生時離開父母不能獨立生存，而人幾乎除了吸吮乳汁和哭的能力，所有本能都退化了，人出生後需要一個學習與成人階段，在社會中重新獲得生存的能力。

　　功利：人們尋找一切有利於自己生存的機會，爭取自己的本能的滿足和優勢地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唯利是圖，趨利避害的傾向是人的本能在意識層面的直接體現。韋伯說，功利主義是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有的基本生存意識，關鍵是在它之上還有更高的文化價值來約束和升華自己的取向。

　　道德：人們意識到不只是自己生存，還有他人生存，在群體生活里對自己有所約束，照顧別人或者群體的利益，對他人的尊重與禮讓，遵守共同的規範，正其義不而謀其利。即使是自己利益有損失，卻能夠提升群體的生存能力，達成人際間的和諧、互利與友愛，從而讓個人的生存融入群體的生存中。

　　理性：人們從自己的生存需要中走出來，以超然、客觀的態度看待世界，尋求普遍的真理，並以為獨立的價值，不管它能否給自己帶來好處，甚至不顧社會道德的效果。理性思維也意味著以這種普遍原則和理論規範人的行動，以帶來社會的最大利益。中國傳統缺乏這種獨立的理性精神。李澤厚所謂「實用理性」，其實也是出於功利主義或者道德主義目的，不是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

　　信仰：在複雜的世界和多變的命運面前，人們意識到自己的渺小、無助、孤獨、恐懼，便傾向於放棄或否定個體的慾望、意志、理智，而敬畏偉大的力量，崇尚神聖的理想，關懷終極的世界，把小我無條件地寄託於無限的目標上，讓個體在精神上升華為最高的存在，克服時間空間上的有限性，以獲得慰藉。信仰是心靈離本能與現實最遠的一種追求。

　　信仰主義和功利主義代表人類生存的兩個極端，前者是超越感官需要的精神追求，後者是基於現實生活的物質利益。理性和道德這兩個層面或者建立在信仰上，或者建立在功利上。信仰過於突出，會形成迷信、盲從、狂熱、偏執；理性過於突出，沒有信仰就是相對主義、玩世不恭，沒有功利和道德就是書齋里的空談；道德過於突出，否定信仰和理性，就是狹隘的人情關係，否定功利，則造成矯情的偽君子；功利過於突出，就成為自私、勢利、狹隘、短視。

　　西方文化立足於猶太式的信仰主義，表層是源於希臘人的嚴謹精確的理性主義，道德、功利是末梢上的枝葉和果實；近代啟蒙之後，從信仰主義的彼岸出發，自上而下形成普遍的科學理性和廣泛的契約精神，道德（及法律）也是無條件地基於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終極關懷的自律原則，落實到個人的物質利益層面上，才有了私有財產、個人自由甚至個人隱私的空間，西方現代文明的高大建築很快便立了起來。經濟學家看到，功利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石，但韋伯卻揭示，它是最後才從新教倫理文化中產生出來。這種建構主義文化的邏輯是：信仰→理性→道德→功利→本能。

　　中國文化根本上是腳踏實地的功利主義，表層是溫情脈脈的道德主義，理性、信仰是末梢的工具和點綴。道德一種調節相互間的權利衝突和利益分配的原則，總是被它背後的物質利益瓦解；理性是由功利和道德上升的實用主義的一般原則，仍是實用的；天人合一的信仰是極少數人邁越的精神境界，但個人體驗自下而上卻難以提升，普通老百姓把它看作晃晃惚惚的東西，信則有，信則靈。社會越到窮途末路，迷信的人越多。實用理性、實用信仰更是像紙一樣單薄，幾千年的古老文明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和周期性動蕩。這種自然主義文化的邏輯是：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

　　中國的自然主義文化

　　理性與信仰基本上是西方文化概念，以之界定和分析中國文化稍有牽強。馮友蘭把人的精神境界分解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境界，這樣貼切些。這也是說人的精神由自然狀態一步步升華達到終極關懷的，而不直接由信仰設定的。

整體上看，中國文化主要是從自然主義的立場出發建構社會，重視此岸、現實、人生，忽略彼岸、精神、死亡。人們平常強調的道德，不過是利益分配的制約，內容仍然是利益。所謂「重義輕利」，缺乏更為普遍的精神理念的支撐，便難以立足。中國人開放、寬容、自由、享樂、市儈、理智，實用的、功利的、物質的、技術的文明最發達，但沒有什麼執著信仰。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傳統文人擁有的文化只是上層階級的擺設、裝飾、排場和消費，是有閑階級自我慰藉的奢侈品和消閑方式。基層百姓的生活主要是衣食住行，所謂文化只是茶餘飯後的娛樂、刺激和消遣，文字書寫幾乎是多餘的。文人要麼入世，講究經世致用——不免功利化、勢利化、官僚化；要麼出世，講究無為超脫——不免消極、遁世。

　　中國技術文明通過絲綢之路的傳播，給整箇舊大陸的生產方式以巨大推進。馬克思曾說過：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說來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在此之前還有紙的發明和運用，對文明的影響深遠。《白銀資本》的作者貢德?弗蘭克也認為，歐洲近代化是靠亞洲的經濟快車帶動的。他甚至認為這種帶動是歐洲崛起的根本動力，否認西方文化包括哲學與科學的內在提升作用，但這是我不同意的。直到十九世紀，中國以科舉取仕方式為核心的官僚制度還成為西方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參照系，演變為現代公務員制度。

　　通常，人的精神與現實生活的距離不會太遠，完全脫離現實臆想也不具有持久而普遍的意義。一種文明的邏輯是從肯定人的自然狀態出發，一步步向高層次提升到普遍的信仰：本能－功利―道德―理性－信仰。因此，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精神生活服從於社會生產需要的證據。但是，高級文明的文化邏輯卻會倒過來演繹，以高層次的精神境界為本位，由它派生和演繹出整個文化結構。

　　由於儒家道德和佛教哲學對本能慾望的無限膨脹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加上不斷有北方少數民族清新血液融入，才沒有像羅馬人那樣走向徹底的毀滅，每次頻於毀滅都能再生，延續至今。在宋代，傳統的生活方式高度成熟，失去了進取的動力，人慾的泛濫不斷造成自我毀滅的痛苦，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要用普遍的天理否定並抑制人的本能慾望，對物慾橫流的社會展開反思，在此基礎上建構的宋明理學給以後中國社會帶來更有力的文化約束，它一方面造成了我們所通常說的精神禁錮，另一方面卻維繫了傳統文化的生命。

　　兩個民族的奇特相遇

中國人在廣闊的黃河、長江流域過著穩定而安逸的農耕生活，其四大（或許三大）發明通過阿拉伯人傳到西方，成為現代技術原始基石。猶太人因為其苦難的生活遭遇而對現實生活的徹底絕望，他們在死亡的恐懼里形成了堅定的精神信仰，其文化關懷不在生存而在死亡，把永生的希望寄托在宗教的彼岸，為此他們形成並貢獻給世界以超越現實、精神至上的彼岸信仰。

　　猶太人常以其智慧、執著、精打細算成為各地最富有的人。中國人在海外也因其勤勞、務實而富有，儘管大富豪不太多。

　　一個是最虔誠、最保守、最封閉、最有內在力量的民族，一個是實用主義、現實主義、直觀主義、世俗享樂、隨遇而安、樂觀開放、寬容豁達的民族；一個是最頑強的固體，一個是最強溶度的溶劑。歷史上他們曾有過文化的相遇：

一支數千人的猶太部落流落到波斯，又漂泊到印度孟買，再輾轉從「海上絲綢之路」抵達中國泉州，然後經揚州到達宋朝的京城汴梁。中國皇帝以他對外邦人素有的寬容與懷柔（皇帝們在外人心目中通常比在國人心目中要好得多），賜給他們一塊土地住下來，讓他們建立自己的教堂，卻並不干預他們的信仰；中國百姓稱這些「以色列」人為「一賜樂業」，大概是說這些無家可歸的可憐的漂泊者得到皇帝仁慈的恩賜，終於可以安居樂業了。在以後幾百年的漫長時期里，這些猶太人嚴格遵守自己的信仰和戒律，上教堂，行割禮，守安息日，不吃豬肉，宰牛羊要挑去腳筋（因此，百姓稱他們的宗教為「挑筋教」），實行族內婚制。

但是，由於他們在這裡受到其它地方所沒有的善待，反而失去了恪守傳統的心理張力和理由，於是他們漸漸地接受並逐步融進漢民族的主流文化，開始尊孔祭祖，參加科舉，甚至與漢人通婚。1866年美國傳教士到開封發現了他們，但預言他們將在半個世紀內會被徹底同化。民國初年，還有上百人隱約可現其遠古的特徵，不久，這個古老民族終於徹底融入中華大家庭里。

　　還有一件事情，30年代納粹迫害猶太人期間，歐洲再度淪為猶太人的地獄。而在東方，古老的中國卻是唯一沒有限制地容留著猶太兄弟的國家，上海一度收容的歐洲猶太難民25000人，直到二戰結束後才離開。不過今非昔比，這回讓老朋友光顧，與其說是我們雍容大度的召喚，不如說是我們貧弱無力的讓渡。

　　以色列與新中國幾乎同時誕生，而今這個的國家，已躋身世界20個最發達國家之列。從全球70多個國家100多個民族裡走出的猶太人，語言、習慣甚至血統都有了很大差異，卻保持著高度的民族凝聚力，還復興了早已死亡的古希伯萊文字和語言。儘管他們處於一百倍的穆斯林人口包圍中，立國之後旋即爆發戰爭，但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居然強無敵手，遊刃有餘了。

　　那以後，中國也在政治上站立起來了，然而應對西方文明的挑戰，我們多少有點步履蹣跚。我們把自己的落後歸於臭名昭著的「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制度。但耐人尋味的是，以色列不僅自稱「猶太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還有一種叫「基布茲」自願共產主義組織，其公有程度遠遠超過中國的農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國營企業。人們過著公社式的大家庭生活，土地及全部財產共同佔有，不屬於任何成員或家庭；共同勞動，集體食堂吃飯，各種工作的待遇完全相同，生老病死完全公共負擔；每人除一些零花錢外，連工資都沒有；在外工作的人也自覺把工資的主要部分交公，並接受統一分配。所有決策都是由體現全體成員意志的民主程序作出。基布茲存在了近一百年，是以色列工黨最重要的社會基礎。

　　說到底，人們關於制度革命與體制改革的一切理由，通通基於一種粗俗的唯物主義、功利主義觀念。我們在中國傳統的背景下很難發現它的局限，很難想到用全新的文化理想重建社會。對此，猶太人能夠給我們啟發的很多。

　　現代國家的強大

　　以色列人文化上十分保守，男孩要行割禮，許多人裝革履，頭上卻戴自己民族特有的標誌：瓜皮小帽。這讓人聯想到早已絕跡的長袍、馬褂、大瓜皮帽，還有主導了半個世紀的中山裝，今天都成了開放的中國人取笑的對象。

　　以色列的生存空間很小，土地是從其他民族手中奪取的，狹小貧瘠、戰火紛飛。他們不僅有最著名的政治軍事情報系統「摩薩德」，而且擁有遍及全球的商業情報網，因此其商業行動在世界市場上成功率極高。

　　中東地區水資源奇缺，以色列人口515萬，淡水僅16億立方米。但他們憑藉獨特的智慧，開發出節水灌溉和遺傳工程，在沙漠和戈壁上種出了世界最好的莊稼。農業人口僅5％，農產品卻自給有餘。中國九億農民，糧食卻要進口。

中國人旅行世界，在飛越北美、西歐、俄羅斯時，看到無邊的森林、縱橫的湖泊，與中國西部大片的黃土、戈壁、沙漠和東南部過度開墾的田園一比較，似乎明白了自己貧窮的理由。然而到過以色列的人，卻不得不沉默了——那裡資源的貧乏、環境的險惡，是中國人難以想像的。以色列棉花產量達每畝200公斤，是中國平均水平的四倍。據說，多年來中國派過不下於一百個考察團到以色列學習噴灌、滴灌技術，但回來總是做不好。

　　教育被看作以色列民族的希望，從內部開拓實力，即所謂「文化猶太復國主義」。猶太父母在小孩稍微懂事時，讓他去吻滴有蜂蜜的《聖經》，以體驗智慧和信仰追求的快樂；猶太人有許多愛書的禁忌，不燒書，書櫥要放在床頭而不擺在床尾；以色列人每月平均讀書一本，為世界之最。但他們並不死讀書，蔑視死的知識，他們把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看得同樣重要。

　　 和古希臘的哲學家一樣，猶太人認為學者比國王更偉大；相當於祭司的拉比，是人們心中最受尊重的老師，甚至高於父親。

從1882年起，猶太復國主義者就想辦自己的大學，只是由於政治外交壓力，希伯萊大學才於1918年正式奠基，1925年在戰火中開學，立即成為保護猶太文明的學術中心。希伯萊大學的創立者哈伊姆?魏茲曼1948年成為以色列首任總統。他曾說，我們在生存的最黑暗的年代裡，卻在自己的學校院牆內找到了避難所，把知識和精神的能量保存下來，它維繫猶太民族的生存。他還把希伯萊大學比著一個發電廠，它是全體猶太人精神和知識的源泉。

　　 以色列的首任總理戴維?本－古里安說，科學研究的成就已不再只是一種抽象的知識追求，而是文明生活的一個中心要素。卸任總統後又回頭去當教育部長的納馮說，教育上的投資是就是經濟上的投資。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8％，居世界前列。中國的相應比例最低只有2.58％，至今低於4％的世界平均水平。

　　猶太民族的競爭力歸於文化、教育、科技的發達。無論是科技研究的人員比例，還是投入研究與開發的資費對於國民生產總值之比，以色列都在全世界屬於最高者之列。而投入相等的研究與開發資金，以色列大學獲得的專利是美國大學的兩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