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若干戰役略評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若干戰役略評國軍在中日戰爭中的表現，應份兩個層面來看：就整體而言，國軍堅持正面戰場的抗敵，給日軍以大量的殺傷，付出了極大的犧牲。即使是在後期，國軍因抗戰意志衰退而導致喪師失地，但仍然是在反法西斯抗戰的陣營中。對這一點，應該給予充份的估計。但是，從另一層面來說，在抗日戰爭歷次戰役戰鬥中，國軍無論從戰略指導、戰役部署、戰術水平乃至抗敵意志，都不無可以檢討的地方。單以國軍喪師失地而抹殺其堅持抗戰的功績，或單以國軍堅持正面抗戰而否定其在抗戰思想及軍事上存在的種種錯誤，都未必妥當。事實上，大陸方面近年來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文學藝術作品中對正面戰場的國軍抗戰大都持肯定態度。認為大陸的網友只知道共產黨抗戰的情況而對國民黨抗戰一無所知，那是一種誤解。 共產黨方面對國民黨在抗戰中表現的批評，大部份還是有道理的。比如蔣介石對日本軍閥的妥協退讓，連台灣的戰史學家也是承認的，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了。張秉均在《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中說："我總統蔣公，高瞻遠矚，洞悉世局，認識共匪乃最危險之敵人，亦自由世界之公敵。對於日本軍閥之狂妄暴行，則曲予容忍，即在戰後猶惠然以德報怨。雖屬基督精神，抑亦國家戰略上卓越之決策。至於共匪及其同路人橫加誣衊，又何足怪？"這裡"先總統蔣公"對日本軍閥的"暴行"，先出以"曲予容忍"，後更是"惠然以德報怨"，又怎能怪他人"橫加誣衊"呢？。在某些台灣史學論文中也不得不承認："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可以說打得太早，半個世紀前的民心則認為打得太遲了！這一口氣是百年的屈辱逼出來的，中共的宣傳沒有這麼大的威力，張學良的"兵諫"也沒有這麼大的效果。"（《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勝利四十周年學術論文》，許倬雲、丘宏達主編，聯合報社出版。"代序"--許倬雲）。 對國軍武漢戰役後（有的台灣論者認為應是"冬季戰役"之後）抗戰意志的衰退，也為較客觀的歷史研究者所認同，如有人認為，"總而言之，一九三九年"冬季攻勢"在抗戰過程中實可視為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政府領袖對抗戰前途持樂觀態度，對國軍作戰力亦趨向高估，認為日本蕞爾小國終必無法應付長期作戰所需的兵源及財源。因此，只要我國積極迎戰及求戰，必可使日本放棄侵華的野心。唯在"冬季攻勢"失敗後，政府對戰局漸趨悲觀，不獨承認敵人的潛力充足，同時也看出本身在軍事上的重大弱點，遂認為中國除非能獲得巨額美援，否則將無法取得戰場上的勝利。此種心理轉變對抗戰後半期我國的政策及戰略均產生了相當影響。"，"故在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間，日軍雖先後在華北及蘇北發動了規模頗大的"治安"、"清鄉"等戰爭（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東京，1971年），然對國府所控各省則僅採取騷擾戰術，……，唯不再大舉進犯。"，"時日一久，我軍逐漸養成苟安心理，以為只要敵軍不來犯，便已達成抗日任務，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在戰略上的一大損失"（《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勝利四十周年學術論文》，許倬雲、丘宏達主編，聯合報社出版。"抗戰中的軍事"──齊錫生）。結合大陸方面的材料，"國民黨軍在1939--1940年兩年里，共斃俘日軍26.32萬人，同時付出101.99萬人的傷亡，與1937 年至1938兩年的傷亡人數大體相等。……從1941年起，國民黨軍隊傷亡人數逐年減少，1941年至1943三年傷亡總數（60餘萬人）不及1940年一年67萬餘人多"（"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正面戰場"，《歷史教學》1986年第七期--劉庭華），也可以看出國民黨方面抗戰意志的衰退。 從蔣介石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十日在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上的開會訓詞，也隱約可見其中端倪："綜合起來，敵人在我國境內不過六個軍，而我們用以抗戰的有一百廿十個軍，以二十個軍來對付敵人一個軍，還打不過敵人，還要常常受敵人的打擊。這樣一比，我們中國人的精神、能力、人格、地位，真不知低落到何等地步？……即如現在第六第九兩戰區當面的敵人究竟有幾個師？大家都知道。我們自己的兵力，何啻敵人的十倍之眾？前年長沙之役，去年夏初鄂西戰役，以及最近的常德戰役，盟邦人士表面上讚許我們，說我們軍隊勇敢善戰；其實人家愈讚許，我們愈覺慚愧！因為敵人只用了三個師來攻擊我們，而我們要三十個師來抵抗；如此，敵人是以少擊眾，雖然失敗，不為恥辱，我們是以眾御寡，就是得了勝利，反覺慚愧。" 日軍佔領武漢後，兵少地廣，不得不將重點轉向已佔領地區的"治安"；而蔣介石對共產黨在抗戰中實力的增加也顧忌加深，轉採用"限共"、"溶共"政策，遂至釀成"皖南事變"之慘局，企圖以突然襲擊的軍事手段解決中共問題。張秉均在《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三）》"抗戰時期共匪叛亂之研究"一節中的評論："匪軍叛變時，對我方交通通信，未加破壞，致遭我不意襲擊，蒙受重大損失"，對突然襲擊這一點也不能否認。而國軍為殲滅新四軍，竟不惜調動一線兵力，"我五十二師，此次調動迅速，竟能不受對敵（日軍）守備任務之牽制，徹底集中兵力，出敵意表，制敵機先，襲擊匪軍，使敵倉皇應戰，遭受各個擊破，達成殲滅戰果"。中共為避免兩面作戰，只好轉採取"熬時間"的策略。1941年11月7 日所發布《中共中央軍委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中指出："在這一新階段中，戰爭方針應當是熬時間的長期戰爭，分散的游擊戰爭，採取一切鬥爭方式（從最激烈的武裝鬥爭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兩面派的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省與保存自己的實力（武裝實力與民眾實力），以待有利的時機。"早些時候，在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41年5月18 日電），告誡"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不能打得太凶，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打得太凶，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抗日實力因互相不能信任而抵消，是至可痛惜的事。 我想由"紙上談兵"的觀點來看看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的表現，拋磚引玉，或能使感興趣的網友對此進行更深入些的討論。1.淞滬會戰 淞滬會戰的意義並不單純是軍事上抗擊日軍數月之久，以打破其"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而是在戰略上獲得非常成功。當時國民政府考慮華北平原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及大兵團運動，並距日方東北補給基地較近，附近又有冀東等偽組織活動，所以形勢於我不利。如果日軍依靠東北為後方，佔據華北、西北，然後南下，則情況殊難預料。如我方能借全面開戰，引誘日軍投入重兵在淞滬間我既設國防工事前與我爭奪，不但能牽制日軍在華北行動，同時還可能使日軍觸犯列強在華利益引起國際干預。這一戰略相當高明，並獲得完全的成功。日軍因出於意外，戰略決策失誤，並不得不逐次投入兵力，戰事遷延至三月之久。佔領上海南京後，勢成騎虎，只能夾兵溯長江而上攻擊武漢，導致其整個戰略的失敗。陳誠在《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總結認為："......（我）以主力毅然使用於淞滬方面，因上海乃我經濟重心，中外觀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犧牲，予以強韌作戰，雙方作戰重心，乃由華北移至華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長江下游工廠物資，得以內運，國際觀感，為之一新，所獲政略上之成功尤偉。此役強韌之作戰，大出敵作戰指導預想之外，以戰略觀點言，敵擁有便利上海洋交通，易於發揮陸海空聯合之威力，我則後方交通未辟，集中遲緩，本難發揮優勢，而欲與敵在上海陣地戰，似非得計；然就全國地形言，如當時在黃河流域與敵作戰，殊不若在長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較為有利也。由此戰役演成之結果，使敵被我誘引，不得不逐次被動增援，而形成上海敵我主力三個月之激戰，使在華之敵軍，不能任意行動，造成華北有利之形勢，尤其使山西之我軍，有準備之餘裕，結果在山西之敵軍，始終不能越黃河一步，此實為我戰略上最大之成功"、"淞滬會戰後，敵乘勢迫南京，並以一部迂迴蕪湖，我為改變不利態勢，乃以離心退卻，誘敵北上，至三月間，演成徐州會戰，敵以南北夾擊之姿態，被我由合肥方面之威脅，阻止南路敵之暴進，乃對北路之敵造成台兒庄大捷。其後，敵圖遮斷隴海路，經力圖挽回，掩護大軍撤退，旋敵被阻於河訊，乃改變其作戰軸線，轉由長江兩岸溯攻武漢，復鏖戰五月之久，使我爭取有利時間，而轉入第二期作戰。" 但此役在戰役指揮和戰術水平方面，缺點也很多。有些缺點因初次與日軍交手故，為不可避免，而有些缺點卻是主事者不知兵所至。所謂不可避免者，如"張治中等於淞滬之戰備及作戰指導，偏重街市攻擊及防禦工事之構築。未以敵艦船為主目標，預行準備。違反兩棲作戰之原則"（張秉均編著，《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對於街市陣地之攻擊，既未實施攻擊準備炮擊，又無足夠的隨伴炮兵及戰車支援，竟以步兵強襲敵堅固房屋工事。欲速不達，殊堪惋惜"（同上），以及由於平時訓練差，同樣的武器命中率遠不及日軍（見《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所謂因主事者不知兵所至者，如蔣介石部署張治中之第九集團軍三師與夏楚中之九十八師與日軍在失去爭奪，沿江僅部署劉和鼎雜牌軍和地方保安隊，致未日軍所乘，在獅子林、川沙和吳淞登陸，國軍遂不得不由攻勢轉入防禦。台灣戰史將責任往張發奎身上一推，謂："吳淞乃本戰場之鎖鑰重地。張總司令僅以保安一團附重炮一個連擔任守備，實屬疏忽。"另如，當敵金山嘴登陸，佔領松江一帶，國軍撤至大場時，"我軍已成強弩之末，急待後撤。然委員長意氣用事，嚴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軍法從事"（《李宗仁回憶錄》）。結果一敗塗地，連吳福、錫澄間既設國防工事都來不及應用，南京也迅速失守。 南京在長江灣曲部內，地形上背水，從水上可由江面用海軍封鎖和炮擊南京，從陸上也可由蕪湖截斷我後方交通線，然後以海陸空協同攻擊，則南京將處於被立體攻擊包圍的形勢。而當時國軍新敗之餘，根本無力與日軍爭奪南京。蔣介石幻想調停，堅持要守南京，"固不知彼，連自己也茫然得很"（《李宗仁回憶錄》），結果徒招損失，並未能爭取多少時間。白崇禧借替唐生智說公道話而婉轉批評："南京失守後，曾有人紛紛指責唐氏，平心而論，以殘缺疲敝之師是不能與優勢戰勝之敵相抗的。唐之錯誤在於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謹慎考慮， 詳細計劃，貿然承擔守城重任，雖勇氣可嘉，終不免受全國輿論之指責，則殊為不值矣。"2.忻口會戰 閻錫山部署重兵於娘子關沿太行山經雁門關至偏關一線，是單純防禦的作戰方針。這和蔣介 石手下陳誠等的意見不一致。陳誠於7月23 日曾將戰地參謀長毛侃的意見轉給軍政部，不同 意閻錫山的部署，主張在察綏方面配置強大機動兵力，在開戰前恢復察北，佔領南口、獨石 口、張北之線。8月20 日，大本營頒發作戰指導方針，規定第二戰區："應以南口為旋迴之軸，以萬全、張北、康保等地方為外翼，......則平津方面之敵，決不敢輕易南下"。不過，張家口、南口均很快失陷，山西戰事遂演成以保衛太原為核心的防禦戰。 國民黨方面的戰史著作，至今不承認八路軍在太原會戰中所起的作用。不僅根本否認林彪部在平型關所取得的勝利，而且指責"劉伯承部第三八四旅陳賡擅自閃開正面，南避太行山區。致第三軍司令部及第二十三集團軍之先頭旅遭敵襲擊，後續部隊未及集中，被敵逐次擊破，影響戰局甚大"（《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張秉均編著，（台灣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八路軍是否承擔正面作戰任務，以及115、129、120 師戰績如何，我不想一一重複，大陸戰史書上都有。只看當時國民黨方面的評價就可以了： 10月17日，何柱國致電蔣介石，報告八路軍戰績："竊以晉北方面中路突入之敵已受挫折，我林師在廣靈、靈邱、平型關、沙河鎮等處將敵背後截斷，寧武、朔縣岱縣及其以北地區有賀師之宋支隊及職軍屢次迂迴截擊，敵人已感恐慌。"何應欽在1938年3 月對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軍事報告中也承認："第八路軍在敵後方游擊，亦迭與敵以重創"。白崇禧在其口述回憶中，一方面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敵後抗戰持否定態度，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自毀立場地承認："再者，又有人認為打游擊乃保存實力之作法，殊不知於敵後游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礪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 3.徐州會戰 日軍佔領南京之後，並未以全力對向浙皖境內撤退的國軍實施追擊，而是調頭進攻津浦線，其目的在清除南北兩路側翼之威脅，保障下一步作戰行動的自由及佔領區的安全。從軍事理論角度來看，這一選擇完全正確。但在實施過程中，日軍南北兩路配合極差，先是以南路主攻，北路助攻，結果南路受阻於淮河，又改成北路主攻，結果造成華北方面軍孤軍南下的態勢，受挫於台兒庄。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日軍）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時，北段不動；北段打台兒庄時，南段不動"。日軍華北、華中雙方指揮系統不統一的毛病暴露無疑。日軍在同一路的兩支部隊之間也缺乏相應的配合。第五師團受挫於臨沂，始終無法與第十師團會合，而第十師團不顧一切孤軍深入（先是韓復渠不聽命令，擅自撤退，但卻給第十師團以錯覺，以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但韓被殺後，第三集團軍抵抗轉為激烈，第十師團卻視而不見），完全是不把中國軍隊放在眼裡的架勢。無論從行動上還是在精神上，都犯了兵家大忌。 湯恩伯兵團逡巡猶豫，不敢果斷側擊及迂迴包圍瀨谷支隊，幾乎喪失了戰機。李宗仁在對此極為不滿（見《李宗仁回憶錄》）。最後在蔣介石4月5日"該軍團居敵側背，態勢尤為有利，攻擊竟不奏效，其將何以自解？"的催促下，湯兵團方加入戰鬥。台兒庄大捷後，蔣介石主 張抓緊時機，追擊日軍，並造成有利的決戰態勢（蔣的顧問法肯豪森也力主追擊），故調動 大軍，麋集徐州。日軍"由各戰場抽集十師以上兵力，以爭取徐州會戰之優勢"（《中國現 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張秉均編著，（台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如非國軍在李宗仁等指揮下，未冒險與敵決戰，而跳出日軍的包圍，後果不堪設想。台灣戰史也認為"（日軍）南北對進，指向黃口，妄圖一舉圍殲我軍於徐州。顧其南面之兵力不足， 而且進路迂遠，我軍遂由其背後安全突圍。顯見其濫用間接路線，違反簡單、迅速之原則。假如由津浦路及以東，南北對進，則距離較短，地形更平，迅速形成包圍，我軍將無退避之 餘裕。"（同上）4. 武漢會戰日軍一零六師團在南潯線及瑞武公路一帶遭遇薛岳部頑強抵抗，損失慘重，苦戰月余，前進 緩慢，最後靠施放毒氣才佔領隘口。從日軍的角度看，戰術上頗有可取之處：以一部襲取麒 麟峰，牽制國軍，集中主力沿瑞武公路突破覆盆山，進出隘路，逐次擊退國軍抵抗，符合隘 路戰戰術。但國軍若非在戰役指揮上存在一些失誤，本來可予日軍更沉重的打擊。張秉均在 《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中認為，「覆盆山之戰，道岩隘、梅山、 覆盆山乃至桃花尖之線陣地，各山北坡急峻，斷崖頗多，而且敵人登山後及進出隘路時，步 炮兵協同困難，乃我軍最有利之戰場。當時我軍配備於瑞武公路兩側之兵力不足，致覆盆山 要點一再失陷，縱敵進出隘路，戰局逆轉，殊堪惋惜。第九十一、第一四二師遠向小坳、火 炎坳進攻，對於頑強之日軍，不易奏功，實不如用於覆盆山南側，乘敵進出隘路而殲滅之為 有利」。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日軍一零六師團以輕敵姿態深入萬家嶺西北，企圖包圍我左翼守軍，結果國軍集中兵力，尤 其是將葉肇之六十六軍加入戰鬥後，終於獲得外線作戰之優勢，造成「萬家嶺大捷」，重挫 日軍。此役破滅了日軍突破南潯線的企圖，達成了戰役上的目的。不過，以數倍於敵並將敵 嚴密包圍的情況下，結果「我集中圍攻未將該敵悉數殲滅，至為痛惜」（薛岳1938年10月1 2日致蔣介石電），可以看出國軍在訓練及戰術上的不足。江北日軍兵分四路包抄武漢，李宗仁的意圖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先在太湖、宿松、黃山、 廣濟間狹隘地帶將溯江西進之敵，聚而殲之，然後轉移兵力，各個擊破。但實際操作中五戰 區仍然是分兵堵擊，節節抵抗，陷入逐次使用兵力的困境。李病假後，白崇禧在廣濟間狹隘 地帶設伏誘殲了日軍（包括輜重部隊）3000餘人，是為五戰區殲敵最多的一次戰鬥。由於兵 力沒有厚集，不能予第六師團以致命打擊，所以無法改變整個局面，而最後田家鎮要塞不保， 武漢也不得不棄守。張秉均在《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中認為，「田家鎮要塞戰直前應以力保要塞為主眼，第四兵團應變更部署，集中主力與第二軍協力圍攻 敵第六師，以達戰略持久之目的；乃竟以主力反攻據點，被敵牽制反消耗，尤以調第二十六 軍北攻松陽橋，陷要塞於孤立；第二軍初戰又使第九師與第五十七師重疊配備，未能發揮統 合戰力，遂被敵各個擊破，殊堪惋惜」。此役中央軍的表現極差。負責信陽至羅山一線守衛的蔣系十七軍團長兼第一軍軍長鬍宗南不 僅「沒有很好地利用北依淮河、南靠大別山的有利地形作戰，各軍師實行專守防禦，沒有掌 握戰場的主動權，作戰非常被動」，而且「只保全自己的部隊（第一軍），把友軍作為犧牲 品」，「沒有指揮道德」（《抗戰中的武漢》）。李宗仁命胡宗南部堅守桐柏山平靜關，掩 護鄂東大軍西撤，而胡宗南卻退守南陽，致使信陽失守。李宗仁上報軍事委員會，要求嚴辦 胡，結果不了了之（見《李宗仁回憶錄》。胡宗南以第一師起家，中原大戰時打得馮手下悍 將孫良誠聞第一師而色變，內戰時河口鎮一戰也曾重創紅軍第十、十二師，戰鬥力是不弱的。抗戰開始時也比較積極，徐州會戰時一戰區圍殲進攻蘭考的土肥原部，胡部打得算不錯的， 只是黃傑沒有能及時切斷敵歸路）。五戰區命令湯恩伯之第三十一集團軍埋伏桐柏山南麓， 為總攻擊部隊，湯也拒不奉命，而全軍退往舞陽。同樣，九戰區若非薛岳以「如果沙河鎮部 隊撤不下來，你要負全部責任，你如果再向後退，我就殺了你，我殺了你，委員長殺我」嚴 厲斥責俞濟時，則七十四軍也不會為掩護其它部隊出力（七十四軍由王耀武接任後，在贛北 、長沙會戰都打得很好，可見也不是戰鬥力的問題）。5. 南昌會戰會戰前，敵我力量對比，前線兵力，敵方為3個師團，我方為39 個師；後方屯積兵力，敵方 為1個師團，我方為15 個師。再就敵我態勢而言，敵軍戰線兩翼突出，中央凹陷，我方兩翼 收縮，中央凸起；敵在兩翼保持攻勢，我在中央處於有利態勢。還有地利一條：這一地區的 地理形勢恰似一架房蓋，九嶺、幕阜兩山狀如脊檁，為我方佔據，鄱陽、洞庭兩湖畔形同房 檐，乃敵前進通路；我處房頂，敵處廊檐。總之從以上三個方面看，力量對比，我優敵劣， 態勢、地利兩個條件亦都利於我不利於敵。敵從兩翼任一方面進攻，我方都可以居高臨下的 姿勢側擊敵後。在這樣的情勢下，只要國民黨的統帥機關決心作戰，敵軍以現有兵力進攻南 昌，絕難得逞。結果卻是南昌很快失守，日軍達成其戰役目的。鄱陽、洞庭兩湖之間地區，是通往我國是中南、東南的軍事要衝，是國民黨戰場上最敏感的 地區，敵人把這一地區視為國民黨的政治神經，敵我雙方都對該地傾注著極大地關注。日軍 精銳之師第11軍配備在這一地區，國民黨的精銳部隊亦大部集中在這裡。本來國民黨第9 戰 區在這一地帶配有3個戰役集群和一支戰役預備隊：以九嶺、幕阜山為依託的中央地帶4個軍 8個師（下稱甲集群）；洞庭湖畔6個軍15個師（下稱乙集群）；鄱陽湖畔4個軍10 個師（下 稱丙集群）；預備部隊3個軍6個師；共計17個軍39個師，戰前態勢亦不失有利地位。只要這 3 個集群建立強固支點，一個攻勢防禦的戰役體系就構成了。即甲集群設立武寧、修水支點 （下稱甲支點）；乙集群設立通城、平江支點（下稱乙支點）、丙集群設立高安、奉新支點 （下稱丙支點）。這３個支點構成了兩把鐵鉗，敵軍從任一方面進攻都將遭到鉗形夾擊：如 敵從粵漢路進攻，乙支點攔頭，甲支點擊敵側背；倘敵從南潯路來攻，丙支點攔頭，甲支點 襲敵後路。這種情形下的南昌戰役，就全盤皆活了：敵軍在突破我修河陣地後，將在丙支點 面前碰壁，迫敵於高山（九嶺山）、大河（修河）之間；這時，甲集群插入德安、九江之間 地區：這樣敵之進攻南昌，便演成了我之攻擊九江。這種情勢一經出現，敵第11軍除非急調江北部隊別無他途。而江北敵軍的調出，我第5 軍戰區則可乘機發動攻勢。如此，敵軍從外 線進攻逆變為內線防禦，我則由內線防禦轉為外線進攻。敵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是擔心出 現這種局面的。他在1月31日發出的《第11 軍會戰指導策略》其要領就在於破壞國民黨軍甲 、丙兩個集群的戰役聯繫（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第 二分冊，第114頁，第115-117頁）。敵軍所以得手，完全是國民黨軍自己造成的，它的甲、 丙兩個集群，壓根就未造成這樣的支點，並且連戰役組織也未形成。南昌戰役方向的甲、丙兩個集群，沒有聯繫，沒有呼應，沒有協同，沒有一致行動；各集群 自身也未能組成戰線。既沒有統一的指揮，也沒有一致目標。位於內線作戰的丙集群，沒有 縱深配置，沒有戰役支點，沒有機動部隊；只在修河沿岸設有三道重疊配備的陣地；整個防 線像一隻孵化的蛋殼，碰一下就垮。這裡的4個軍10個師未能堅持12 小時；位於外線地位的 甲集群，處於互不聯繫狀態，沒有形成集團戰鬥力，且沒有確定的戰役方向，這裡的4 個軍 8個師，置於無用。而位於鉗制方向的乙集群7個軍15個師，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還有，鄱 陽湖東岸第3戰區的11 個師，則隔岸觀火，不作配合。總觀全局，國民黨在南昌戰役中，配 合方向的部隊不配合；鉗制方向的部隊不牽制；主要方向的外線部隊不出擊，內線部隊又倉 皇撤退（以上據《中日血戰三部曲》）。張秉均在《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續）》中認為：「第十九集團軍 之敵情判斷錯誤，竟將其主力（第七十九軍兩師，第三十二軍三師）配置於繚河東方鐵路線 附近，距敵之主渡河點-永修方面-過遠，不能適時參加主力戰。而且作戰指導要領不明確， 究在河畔或後方某一預備陣地與敵決戰，無堅定之決心與充份之準備，遂陷於追隨敵人，倉 皇應戰之窘境。而且第七十九軍與第四十九軍之作戰地境與修水防線斜交，遂演成背贛江作 戰之不利態勢。尤以該兩軍各以一師為第一線，各佔領十五公里以上之正面，兩軍主力均遠 在後方一日行程以上，違反當時以軍為戰略單位，軍長應直接指揮戰鬥之精神（當時編製軍 之實力遠不及敵一師，師之實力不及操典上之一團），致未能發揮綜合戰力形成有組織之戰 斗」。這也部份反映了國軍在南昌戰役中決心不定，指揮混亂的情況。6. 反攻南昌日軍在攻克南昌後，將主力及特種部隊轉用於鄂中戰場。南昌僅駐守一個旅團，高安駐兩個步兵聯隊，奉新、靖安、安義等地駐軍為一個師團，兵力極其薄弱。據張秉均編著的《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續）》中所言，「南昌三面環水，容易防守，惟為遮斷我浙贛湘鐵路，必須扼守向塘；為掩護江湖水道及南潯鐵路，又須張其右翼，守備瑞昌、武寧、靖安、奉新及錦江北岸各要點；而其兵力僅兩師又兩旅，只能採取據點式防禦配備，仍不免兵力分散，而且間隙甚大，為其無法克服之弱點」、「敵之兵力部署，以第一零六師守備奉新、靖安、安義，以第一零一師扼守湘贛公路、浙贛鐵路及南昌諸要點，殆判斷我軍主力由奉新方面側擊南昌，致其第一零一師之兵力分散，形成破綻，授我奇襲之好機」。不過，經一周的爭奪戰，雖然國軍始終佔據優勢，卻不能解決戰鬥。侵華戰爭初期之日軍，戰鬥力頑強，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即「敵之防禦戰鬥，其步兵頑強，有「守則必固」之信念，而且適時逆襲，使我軍滲入困難，進展遲滯，遂獲得待援反攻之餘裕。五月初，其第一零一師、第一零六師協力反擊，挫折我俞（濟時）、高（蔭槐）集團軍之攻勢，隨即回援南昌，機動適切」（同上），但國軍攻勢疲軟，行動遲緩，也是失敗的原因之一。如擔任攻擊主攻任務的七十九師師長，在已經一周戰鬥，敵已開始動搖的關鍵時刻，信心不足，擅自行動，於29日竟率部南退合山、李庄，貽誤戰機。而國軍贛江以西之俞（濟時）、高（蔭槐）集團軍也沒有適時切斷南潯鐵路，斷敵後援。5月10日，顧祝同電告蔣介石南昌會戰失敗原因，主要有：「（1）未能用奇襲出敵不意；（2）限於地形，無迂迴鑽隙餘地，不能避免攻堅；（3）炮、工兵太少，步兵裝備不全，攻堅無力；（4）敵飛機活躍，並用毒氣，因地形關係，我損傷過大；（5）各師奉命限點攻擊，準備多不周到，致動作不能協調一致。」（《第二次中日戰爭紀事》）南昌的爭奪戰，從戰略上講，如蔣介石所說，「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敵以最大之打擊」，「我軍作戰之方略在消耗敵人，而不被敵人消耗，避實擊虛，造成持久抗戰之目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還是部份地達到了戰略上的目的。7. 隨棗會戰襄陽--漢口段漢水（又稱襄河）以東，平漢路以西之湖北省境，大洪山、桐柏山平行由西北斜向東南；平漢路花園伸出的公路，在兩山之間經安陸--隨縣--棗陽而達漢水可曲的襄陽（襄花路）。這一地區具有重要的軍事意義，為古今兵家之必爭。武漢陷落後，我國東部平原除新黃河以西的豫境外，相繼淪為敵手，中國抗戰的戰略後方，被迫轉入西部山地、高原地區。在這種情勢下，敵武漢集團或北攻或西進，襄東地區首當其衝，倘敵北攻許（昌）、關（州），進取中原，這裡是阻敵前進的第一線陣地：國軍一方面可以桐柏山、大別山為支點正面防禦；一方面以大洪山為依託側擊敵後。倘敵西進，襄棗地區仍有重大軍事價值。通往我國西部的交通，長江北有三條路：北路沿隴海路進潼關；南路溯長江入川；中路溯漢水入陝。敵軍無論走那條路，襄東地區都是敵人的重要進攻目標。襄陽，棗陽素為四戰之地：東出武漢；西控商洛；北進南陽；南制江陵。倘敵由北路攻潼關，襄棗地區為敵主攻方向的左翼，這裡的任務有兩個：一為佔領南陽，威脅河洛；一為經老河口--蘭關--蘭田，包抄潼關之背。倘敵走南路，溯長江取重慶，襄棗地區則為敵之右翼戰線，其任務亦有兩個：一為掩護武漢後方；一為以溯江入陝之姿勢進行戰略牽制。總之從防禦敵人進攻來說，欲保中原和西部後方，襄江以東地區切切不可疏失。就國軍而言，應強固大洪山、桐柏山陣地，以此為依託，不斷向敵舉行攻勢，以求縮小敵人佔領區，造成威脅武漢的形勢。就敵方而言，則在於務求逐我出大洪山、桐柏山，以保障武漢佔領區的安全。這樣便形成了敵我在襄河以東地區的反覆爭奪；在這種爭奪中，不斷地變換著敵我雙方的攻防態勢和主動被動的戰略地位。如果做得好，我們就可以達到戰略上消耗敵人的目標。總括前述，無論是防禦敵人的戰略進攻，抑或敵我戰略相持，襄東地區都具有重大軍事價值，這一地區的得失，都將關係到戰爭全局。襄東地區屬國民黨第5戰區防地。戰區總兵力（含第1戰區配屬部隊）計18個軍，所轄43個步兵師又3個獨立步兵旅，2個騎兵師又1個獨立騎兵旅，6 個游擊縱隊（旅級建制）。如以2個旅摺合1個師，共計步騎50個師。另有2個獨立炮兵團。約250000 人。全戰區分為江防兵團、右翼兵團、左翼兵團、預備軍、豫鄂皖邊區游擊部及第1 戰區配屬部隊。（參見蔣緯國主編國民革命戰史第3部《抗日禦侮》第6卷「隨棗會戰國民指揮系統表」）李宗仁4月30日電蔣介石言日軍出兵「不下三師團」，實際上日軍3個師團均為甲種師團，四四編製，即每師團轄2個旅團4個聯隊12個步兵大隊，共計36個步兵大隊。如以1/6 部隊守備原防地計，參戰部隊最多不超過30個步兵大隊。另配屬1 個騎兵聯隊，野戰重炮兵1個聯隊，戰車1個大隊、輕裝甲車4個中隊。日軍甲種師團編製定員為20000餘人，實際人數多為13000餘人不等，以此估算，敵參戰人數不足40000人。空軍參戰兵力亦很有限。敵華中派遣軍所轄空軍為第3飛行集團，該集團編有獨立飛行第17（偵察）、第18（司偵）中隊，飛行第77（戰鬥）、第45（輕轟）、第75（輕轟）戰隊，敵空軍編製,中隊飛機9架，戰隊12架，共54 架。總之，敵襄東作戰兵力並不大（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第二分冊）。日軍的作戰計劃以圍殲湯恩伯集團為主要目的，但湯部先退唐河，再退南陽，敵始終未能予以合圍殲滅。最後5戰區發動反攻，大致恢復了信陽--隨縣--安陸--雲夢--皂市--漢川之線。日軍沒有達成其戰役目的，當然是失敗了，李宗仁在5月25 日致電蔣介石說：「敵軍岡村中將事先誇稱，此次攻擊襄樊之戰略極為巧妙，先以增援之兩師團主力，使用於大洪山與平漢線以西之地區，吸引我軍主力於桐柏山與大洪山之間，然後採取兩翼之大包圍，左翼由鍾祥沿漢水向北挺進猛攻，另以兩聯隊編成迂迴兵團，由信陽進逼桐柏，企圖一舉殲滅我五戰區之主力。敵軍部對此計劃迭電嘉許。現岡村因受我軍之猛烈抵抗，並能活用機動戰術之攻擊，未能於五月刪日以前之限期內成功，且受極大之損失，惱羞成怒。」但此次戰役，國民黨軍以50個師對敵30個大隊（營），兵力佔有很大優勢，按常規是應該打幾個好仗的。實際打得並不理想，整個戰線混亂不堪，乃至驚慌失措，準備放棄襄河以東地區。就軍事上而言，弱點就在於缺少戰役準備，沒有切實的作戰計劃，實戰中沒有主要戰役方向，兵力使用沒有重點，士氣低落。此次戰役敵人採取的戰術是兩翼包抄：第16師團（含騎兵第4旅團26聯隊）沿漢水左岸行左翼迂迴，第3師團一部（鈴木支隊的1 個半大隊 從 〉）沿桐柏山北麓行右翼穿插；兩敵在唐、白河之間的唐河城、新野城構成雙層堵截線。第3師團主力和第13 師團則從隨棗大道左側山地實施正面攻擊。在這一部署中敵軍兩翼部隊實際上是冒險深入，這兩小股孤軍應該是國民黨軍捕捉的目標。但很可惜，當敵軍向兩翼運動時，漢水沿岸10個師100 余公里的縱深陣地，讓敵軍輕易通過，桐柏山北麓68軍，被鈴木支隊1.5 個大隊嚇潰。而當兩翼之敵佔領新野（敵騎26聯隊 團〉）、桐柏（鈴木支隊）後，又不體察敵情，為兩股小 所威懾，湯軍6個師又2個旅計70000餘人，全線撤退。所以，從戰役指揮角度來看，此役缺點也很顯然。8.第一次長沙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國民黨軍根據最高統帥部「湘北方面作戰應先立於不敗之地，以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設數線陣地，逐次消耗敵人，換取時間。敵如進入第二線陣地（平江、汨羅線），我應以幕阜山為根據地，猛襲敵側背。萬一敵進逼長沙，我乘其消耗既大，兵力已疲之際，以預先伏置於長沙附近及其以東地區之部隊（一軍），乘敵立足未定內外反攻，必能予敵以致命打擊」的命令，置重兵於兩翼，適時反攻。這在戰略上應該說是正確的。張秉均編著的《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續）》認為：「湘北方面，恪遵最高統帥之指示，適時放棄汨羅江陣地，選定決戰場於長沙附近，敵遂知難而退，不戰而屈，乃我軍戰略勝利之關鍵」，不無道理。此役的戰績國民黨方面宣稱「我傷亡三零八五八人，失蹤四八八三人，日軍傷亡三三四八零人」（《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論文集》，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國軍與抗戰」，范英文），這個數字顯然失真。此役日軍出動30個步兵大隊（營），最多30000 人左右，而國軍也並未與日軍發生大的戰鬥。（關於正面戰場消滅日軍數量，台灣方面的數字是276萬餘人，而目前大陸和日本學者關於整個中國戰場消滅日軍數目，有105萬、133 萬、138萬、198萬幾種，無論哪組數字都與台灣的數目不符。我看到過的當時國民黨宣傳機構所編的「長沙會戰」的資料，殲滅日軍的總人數當時就已經達到230 多萬的驚人數目了！） 日本方面聲稱斃俘國民黨軍48000餘人（何應欽編著：《八年抗戰經過》，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也不無誇張。此役國民黨軍作戰序列部隊為52個師，日軍兵力30個營，兵力相比，國民黨軍以1.7 個師（強）打敵1 個營，應該說佔有相當大的兵力優勢，如能加以適當運用，應該可以予日軍相當大的打擊。戰前國民黨軍的部署，其甲集群（新牆、汨羅方面）的陣地配置是合乎戰術要求的，在重疊的陣地兩翼配有外線機動部隊，具有攻勢防禦的特點；丙集群（武寧、修水方面）處於戰役機動位置，威脅著敵軍側後；乙集群（南昌方面）即可正面禦敵，又可外線機動。總之是一個縱深大、彈力強的防禦配系。但是戰鬥打響後，蔣介石震驚於營團之失，因而決心動搖，作出全線撤退的決定（蔣介石甚至一度決心放棄長沙，因薛岳堅持乃罷）。作為全軍的最高統帥，被不大的敵情變化（敵4 個營的縱深迂迴）所威懾，未免過於怯懦，過於缺乏膽識。日軍的優點，是計劃周密，行動果敢。其戰役總結說：「第11軍以少數兵力果敢地進行作戰，收到了很大戰果。按兵力來說，可能被認為是冒險作戰，但是當時第11軍的作戰課是根據我以1個大隊，可以和敵軍1個師對抗的程度和戰鬥力量來判斷的。當然和中國軍隊相比，日軍有比較優勢的航空兵力相助，炮兵力量一般也佔優勢。」（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第二分冊）日軍的這個優點同時也是它的弱點。日軍以1個營對國民黨軍1個師，雖然表現了軍隊的耐戰力，但其作戰線必然板結不牢，因為日軍基本上是分散使用兵力，以營為戰術單位，數個營便可對某個地區舉行合擊。日軍戰術上這種弱點，是由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所規定的。日本以少兵臨大國，戰爭的基本特點，是戰場幅員遼闊，日軍兵力單薄；實戰中戰線長，網眼大，薄弱點比比皆是，處於內線的國民黨軍，隨時都可跳到外線去，任其作戰計劃周詳，終難免兜空。包圍多殲滅少，擊潰多俘獲少，這是日軍作戰的大弱點。對此，日軍常常感到苦腦。第11軍8月15 日的《江南作戰指導大綱》有如下記述：「秘密：（一）……（二）最近敵軍逃跑很快，因此對戰術和準備的保密有很大的重要性；（三）一般敵情乃所謂從對峙狀態到發起攻勢，須在最短時間內一舉突破敵第一線，進入預定目標。此點第一線各兵團在編製、裝備、戰術上都須特別注意；（四）下略」。（中華民國中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第二分冊）日軍指揮機關的確絞盡腦汁，但終無法克服其自身的上述弱點。對此，國民黨指揮機關僅從逃避對方合擊的消極角度加以利用，而未能從殲滅敵有生力量的積極方面加以運用。如能從積極方面利用，戰機是不少的。如，日本Ａ兵團右翼梯隊上村支隊4個營（3000人），向國民黨縱深孤軍深入80公里，當其於9月23日在營田上岸時，日軍主力還遠在新牆右岸，直到27日，上村支隊適才與其主力取得聯繫。在此以前的四天內，國民黨第9 戰區的指揮機關如能集中兵力圍殲該上村支隊，殲其一部或全部是完全可能的。另外，日本Ａ兵團左翼梯隊奈良支隊5個營（4000 餘人），竟在國民黨軍甲、乙、丙三個集群之間竄來竄去，當它闖進修河、汨羅江分水嶺地區--渣津、長壽街之線時，已是四面受敵了，它周圍的國民黨軍隊計有第72、第78軍（修水方面），第37、第52、第79、第73、第20軍（平江地區），共7個軍16 個師，在這種情勢下，只要在獻鍾、長壽街築成一道阻擊線，就布成了關門打狗之勢，果能如此，奈良支隊決難逃脫。另外，奉新方面，日軍Ｂ集團佐枝支隊4個營（3000餘人），鑽進國民黨軍第58、第60、第32、第49、第74軍，計5個軍11 個師之間的高安地區，脫離主力（奉新以西的第106師團）45公里，也是絕好的戰機(以上見《中日血戰三部曲》）。總之，贛湘地區的作戰，國軍不乏殲敵戰機。但它的指揮機關，往往不求殲敵，唯圖自保，令人遺憾。從白崇禧對第一次長沙會戰的評價：「敵頗有勇往邁進，向目標進攻之冒險精神，恃其裝備之優勢向前突擊，惟其主戰場兩側之威脅，尤其左側之威脅並未排除，而竟冒險深入，犯過於輕敵之病。幸其知難而退，可算機敏。」、「至長沙附近，知進入我袋形陣地之不利，毅然全師而退；其退卻時，準備充份，部隊掌握確實，迅速脫離戰場，此為指揮官者所當重視。」（《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三年五月版）也可以看出，此役對日軍的打擊實在並不向國民黨自己宣傳得那麼大。9. 桂南會戰大陸方面對正面戰場的國軍歷次戰役，過去（文革及文革以前）因階級鬥爭觀念過重，在宣傳不夠、過份貶低其積極方面的意義等現象。而自八十年代以來，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宣傳又因為統戰等原因，存在宣傳過頭、只講優點少提缺點的情況（學術研究領域中似乎也越來越多地出現這種情況，這和研究者「急功近利」，熱衷於「翻案」也不無關係）。比如反映崑崙關戰役的一些傳記或影片似乎就存在著這種「反彈過度」的缺陷。實際上，崑崙關戰役是整個桂南會戰失敗的大背景下的一個局部的不完全勝利而已，雖然我們有為此勝利而自豪的理由，但若大肆誇耀，吹捧過頭，不免令人有管中窺豹的感覺，彷彿將黑暗中的一點熒光當成了太陽。崑崙關戰役被殲滅的日軍系第五師團一部。第五師團系日軍甲種師團的精銳之師，四單位制，馱馬裝備，輕型武器，步兵火力旺盛，機動性能強，適于山地作戰。（南寧戰役）戰前回國補充，兵員滿額，武器好，彈藥充實。全師團戰鬥兵4 個步兵聯隊（團），12個步兵大隊（營），約15000餘人；另有炮兵、工兵、騎兵、輜重兵各1個聯隊，約6000餘人。共約21000人。但迄1939年12月17日前，第五師團所屬12個步兵大隊（營）已經派出了7個；中村支隊2、及川支隊5。師團長手下控制的兵力只有5個步兵大隊（營）。其中，及川支隊派出山縣支隊（共4 個大隊）西進龍州，中村支隊以四塘為據點，留置步兵第42聯隊第2大隊並配屬迫擊炮、山炮兵各1個中隊、速射炮、工兵各1 個小隊守備該地。同時，各以一部兵力分別駐守寧賓公路沿線的九塘（騎兵聯隊）、八塘（第21聯隊第3大隊）、四塘各要點。國軍12月17日前完成集中後，共計25個師，另4個獨立團，總兵力相當於26 個師；野戰重炮兵計3個營另2個連；飛機共115架。其他特種兵除外，共約20 萬人左右。其中主攻崑崙關的第五軍為第一流編製、裝備：軍轄3個步兵師，每師13000餘人；軍直屬坦克兵、重炮兵、騎兵。汽車兵各1個團；通訊兵、工兵、輜重兵各1個營；另有3 個補充團。全軍約5萬人。日軍第五師團系馱馬部隊，輕型武器裝備，沒有野戰重炮兵，沒有裝甲兵；國民黨軍僅以第五軍論，該軍裝備有坦克兵1個團，炮兵團裝備有野戰重炮兵（15厘米）1個營，僅該軍重武器就大大優於日軍。日軍陸軍航空兵因南寧機場修建未竣，尚不能參戰，海軍第3 聯合海空隊，只負責對戰場以遠的目標攻擊，不能直接配合地面部隊作戰；國民黨軍航空兵飛機達115架，可直接配合地面部隊作戰。而陸軍兵力，日軍第五師團第9旅團（第21旅團已喪失戰鬥力）在連日戰鬥消耗後約有6000餘人，台灣混成旅團派出的4 個半大隊約4000人，總兵力不超過11000人；國民黨軍共計26個師，20萬人左右，2個師打敵1個大隊（營）。人數、裝備、火力均不遜於對方，甚而優於對手，結果如何呢？自12月21日以後，國軍將崑崙關、九塘、八塘之敵2個步大隊分別包圍起來，日軍第21旅團長中村正雄。不得不率其全部兵力趕往增援，25日中村被擊斃。24日、25日兩天，敵台灣混成旅團的4.5個大隊趕來增援。這時，國軍已將六塘以北的敵軍5個大隊全部兜進了包圍圈，而敵援軍的行進序列、戰鬥隊形也被全部打亂。25日以後，是整個南寧戰役中敵人最困難的時候。假如這時能適時投入預備隊，集中兵力、兵器，猛打猛衝，不給日軍以喘息之機，消滅包圍圈內的敵軍5 個大隊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攻擊鬆緩下來。25日-28日四天，沒有大的戰鬥。當29 日再發動強大攻勢時，敵人的三批援軍已在這四天中整頓好了戰線，致使六塘以北的敵軍5 個大隊逃出了危機。此後，敵軍戰線漸趨穩定。而當1940年1月下旬，敵第21 軍的援兵趕到後，轉取攻勢時，國民黨第38集團軍又由於疏失，致使敵第18師團戰役迂迴得手，輕取甘棠。甘棠之輕棄，使國民黨軍隊崑崙關陣地陷入困境，因而導致全線崩潰。台灣方面的戰史書認為：「第五軍攻擊崑崙關以前，先策定戰術上必要之搜索計劃，乃進步之措施。而各部不忍犧牲一小部實施威力搜索，竟誤認敵主陣地在八塘，遂致攻擊計劃之基礎錯誤，展開正面過廣，兵力分散，未能乘敵援兵未到，一鼓殲滅之，實堪惋惜。」（《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續）》，張秉均編著，（台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蔣介石在柳州軍事會議上講話，認為桂南會戰「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我們上級指揮官戰鬥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驕慢怠忽，竟至精神頹喪，決心毫無，乃致遭此失敗的恥辱！」並處份了葉肇等人。從整個形勢看，由於國民黨軍的抵抗和反擊，及日軍戰略上的拙劣，雖佔據南寧，但截斷中國西南交通線的目的並沒有達到（因為池田新路已開通，日軍雖佔南寧，已失卻其重要價值）。而且兵力損失在一個師團以上，根本無力固守已佔領地區。但國軍沒有好好利用自己的優勢，將一場殲滅戰打得虎頭蛇尾，實在不能令人滿意。10.冬季攻勢與桂南戰役同時展開的冬季攻勢，也打得虎頭蛇尾。第三戰區肩負斷絕日軍長江供給線的任務，以14個師的兵力並配屬重炮部隊，攻擊大通、貴池等地。在荻港至湖口的長江沿線，日軍僅一個一一六師團，而且分散駐紮在各個據點。結果各部完成突破後即互相觀望，屯兵不前。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還以桂南會戰已開始，部隊「即令到達江邊，亦必無繼續作戰的能力」（《總顧問福爾根（蘇籍）對第三戰區冬季攻勢作戰經過之報告》）為借口，開戰三天後即下令停止攻擊轉入守勢。三戰區以四倍於敵的優勢兵力，無所作為，實在可嘆。從戰術上來說，此役國軍也死板得很。張秉均在《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續）》中說：「我最高統帥明察全局，洞若觀火，遂發動冬季攻勢，粉碎敵『安定後方、培植偽政權、以華制華』之陰謀，並嚇阻其繼續進攻之企圖。至於犧牲慘重，固由於裝備與訓練不足，實亦以未恪遵最高統帥之指示：『避實擊虛，乘間蹈隙，向敵後方挺進，運用革命戰術』之所致」，從某種意義上也說明了這個問題。蔣介石對此也曾批評說：「此次冬季攻勢失敗，最大的一個原因，即由於前方部隊逐漸使用兵力，而非集中全力攻擊，以致沒有一個縣城被我們打下來。」（《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但日軍對此役國軍表現給予了較好的評價：「中國事變八年間，彼我主力正式激戰並現決戰狀態，當以此為最。」（《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上））並認為經此役後，「在華官兵都親身感受到中國軍隊的抗戰力是不可侮的。」（《作戰日記編成的支那事變》）如果說，在冬季戰役前國軍抗戰還是積極的，只是在戰略指導、戰役指揮、戰術水平方面存在種種缺點和錯失而已，那麼此後國軍在抗戰中的表現，不僅上述缺點和錯失沒有改進，連抗戰意志也逐漸失去了。台灣學者也認為，「總而言之，一九三九年『冬季攻勢』在抗戰過程中實可視為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政府領袖對抗戰前途持樂觀態度，對國軍作戰力亦趨向高估，認為日本蕞爾小國終必無法應付長期作戰所需的兵源及財源。因此，只要我國積極迎戰及求戰，必可使日本放棄侵華的野心。唯在『冬季攻勢』失敗後，政府對戰局漸趨悲觀，不獨承認敵人的潛力充足，同時也看出本身在軍事上的重大弱點，遂認為中國除非能獲得巨額美援，否則將無法取得戰場上的勝利。此種心理轉變對抗戰後半期我國的政策及戰略均產生了相當影響。」（《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勝利四十周年學術論文》，許倬雲、丘宏達主編，聯合報社出版。齊錫生文）11. 棗宜會戰棗陽為鄂北重地，扼襄花公路之要衝，為武漢屏障。宜昌位於長江三峽出口，更是重慶的門戶。棗宜會戰之前，中國方面已經對日軍企圖有所覺察。1940年3月24 日，蔣介石致李宗仁、湯恩伯電報中有：「敵......確有進攻荊沙宜昌之企圖」、「望該部從速準備」等語，要求湯恩伯部「屆時由鄂北直出漢宜公路，予敵以殲滅之打擊」（《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戰前，日軍武漢集團之十一軍共有7個師團，2個獨立混成旅團。其中甲種師團（即4 單位制師團，師團轄2個步兵旅團司令部，4個步兵聯隊。聯隊以下各級均為4 單位制，聯隊轄3個步兵大隊，1個炮兵中隊，約2000人；大隊轄3個步兵中隊，1個機槍中隊，約600人；中隊轄4個小隊，約160人。特種兵亦為4單位制：炮兵聯隊轄4個大隊，約1200人，騎兵聯隊轄4個中隊，約600人；輜重兵聯隊轄4個中隊，約600人；工兵聯隊轄築城、架橋、爆破隊，約500人。共1.2萬人）有第3、第13、第6師團，共3.6 萬人。乙種師團（即3單位制師團，師團轄3個步兵聯隊，與甲種師團相比，減少2個旅團司令部和1個聯隊，每聯隊約2000人，聯隊建制與甲種師團同。特種兵亦為3單位制：炮兵聯隊轄3個大隊，約900人；騎兵大隊轄3個中隊，約400人；輜重兵大隊轄3個中隊，約600 人；工兵建制與甲種師團同。共8000人）有第33、第34、第39、第40師團，共3.2萬人。2個獨立混成旅團（獨立混成旅團，所轄5個步兵大隊，每大隊810人。大隊轄4個中隊，每中隊197人。另有炮兵隊620人（炮18門）；工兵隊176人；通信隊175人。共5000餘人）共1萬人。全軍共計7.8 萬人。敵第十一軍派出的參戰部隊，主力系江北集團，江南集團抽調部份兵力參加，計為第3、第13、第39 師團和池田、石本、小川支隊、平野、古東、田中大隊。其第3、第13師團為甲種師團，每師團有步兵12個大隊，炮兵1個聯隊4個大隊，第39 師團為乙種師團，有步兵9個大隊，炮兵1個聯隊3個大隊；該3個師團共有步兵33個大隊，如以1/3守備原防地，2/3參戰，則參戰部隊為22個步兵大隊，設炮兵全部參戰。池田支隊，系第6師團派出，支隊長為步兵第11旅團長池田直三，轄步兵3個大隊，炮兵1 個大隊。石本支隊，系第40師團派出，支隊長為步兵第40旅團長石本貞直，轄步兵3 個大隊，炮兵1個大隊。小川支隊，系第34師團派出，支隊長為步兵第216聯隊長小川權之助，轄步兵2個大隊。平野、古東2個大隊，系獨立混成第14旅團派出。田中大隊，系第33師團派出。以上共計步兵33個大隊（營），炮兵3個聯隊（團）11 個大隊（營）。配屬部隊：第十一軍直轄炮兵第6旅團，戰車第7、第13聯隊（團）。協同部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直轄第3飛行團，海軍中國方面艦隊第1分遣支艦隊及第2聯合航空隊。總計約3萬餘人，山炮級以上火炮約150餘門，戰車（坦克、裝甲汽車）約50輛，飛機約100架。另據日本公布的史料，稱此次宜昌戰役的參戰兵力，各部建制多不滿，步兵僅相當於編製健全的20個大隊（營）。國民黨方面：江南設有第九戰區，轄47個步兵師；江北設有第五戰區，轄26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1個騎兵旅；沿江設有長江上游江防司令部，轄13個步兵師；另有第1 戰區在豫南部的5個步兵師、1個步兵旅，和中央軍委會配屬給第五戰區的11個步兵師。以上共計步、騎兵103個師，另有1個步兵旅、1個騎兵旅，總數為104個師，80餘萬人。上述我敵兵力對比，總兵力，我以80餘萬人，對敵7.8萬人，10 倍於敵；就建制而言，我以104個師，對敵82個大隊（營），平均1.2個師對敵1 個大隊（營）。就宜昌戰役的參戰兵力而言，我以46萬餘人，對敵3萬餘人，15倍於敵；就建制而言，我以57 個師，對敵33個大隊（營），平均1.7個師對敵1個大隊（營）。步（騎）兵，國民黨佔有很大優勢；炮兵，國民黨也是佔有優勢的；唯裝甲兵和空軍，優勢在敵方。（以上據《中日血戰三部曲》）日軍之戰役計劃企圖以多層包圍兜住國民黨軍主力，一舉殲其於棗陽、樊城、新野、唐河四點之間地區。但日軍合擊圈內的國民黨軍隊有39個師30餘萬人，以3 萬人的兵力企圖在縱（200─300公里）橫（280公里）數百公里的廣大戰場上去包圍30 余萬人，絕對是力所不能及的事。國軍如能堅決作戰，集中兵力，殲敵一路或一路中的一部，應該說是有把握的。此役之第一階段（即襄東棗陽），國民黨最高當局對敵情判斷是正確的，戰術上實施反包圍法，即阻絕前地交通，延長敵後聯絡線，逐次消耗日軍，然後依正面之強韌抵抗，轉移主力於兩翼，圍殲敵人於預期之地點，也是二期抗戰中運用較成功的戰法（如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即成功地運用了此種戰術。而在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中，國軍也屢屢採用此種戰法。鐵流兄在「核心機動與圍點打援」一文中有較詳細的論述。不過，我認為，所謂「核心機動」應該是指集結重兵集團於要點附近，適時出擊與敵尋求決戰的戰法，如國民黨國防部原來擬定的依託徐蚌線尋求決戰的計劃，即屬此類。這和「反包圍」，如孟良崮戰役的戰法，似有所不同）。《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抗日戰役述評（續）》中「我最高統帥控制機動兵團於葉縣、確山間地區，遂反包圍敵軍於襄東平原，立於有利之地位，雖未能擊破敵軍，乃戰力戰術上之所限，在戰略上並無遺憾」的看法，不無道理。但國軍在反攻部署上，企圖在北迄唐、白河兩岸，南至大洪山縱長100 余公里的戰場上，將敵軍全部收進了包圍圈，實行南北夾擊。這個網張得過大。其時國軍並不具有一役殲敵數個師團的作戰能力。如果採取戰場分割，各個擊破，則有可能殲敵一部。另外，各軍進攻互不協調。8日至16日的作戰中，南線張自忠軍5個師，遭敵2 個師團攻擊，受重創；北線湯恩伯等部15個師，打敵1 個師團而不能奏效；其他各軍則不進入戰場，整個戰線鬆鬆垮垮。及至敵軍擊破張自忠軍後轉鋒向北時，北線也被敵打塌，結果是被敵各個擊破。而當敵軍在棗陽地區完成集中，援軍陸續到達後，國軍匆匆撤退，對敵軍行動的下一步，既無判斷，也無戒備，使敵順利集中於樊城、棗陽地區，控制了這一地帶漢水各渡口，並取得了鄧縣--新野--唐河--泌陽之線以南縱橫100 余公里的廣大地區。為戰役下一階段的進行，創造了有利條件。此役之第二階段（即襄西宜昌），國軍表現無可稱道之處。尤其是當敵軍放棄漢水東岸陣地而傾師西進時，6月8日，湯恩伯軍及第84軍，分別從南陽、老河口方向向大洪山運動，企圖攻擊敵軍側後，以鉗制敵軍西進。當其向棗陽地區接近時，遭到留置在大洪山地區的敵第49師團（共5個大隊）的迎擊。該兩部國軍行動十分消極，約10 個師的兵力在敵軍5個大隊（營）的阻擊下而退回。這樣國軍漢水東岸的40 余個師，對保衛宜昌的作戰，沒有起到任何配合作用。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軍委會戰略戰役指導上存在的種種缺陷和不足。蘇聯顧問福爾根在1940年7月10日呈報蔣介石的報告，對宜昌失陷提出相當嚴厲之指責，略謂：「（1）情況判斷不正確，誤信敵不佔宜昌之說，......，無形使前方各級將領，尤其軍委會之心理，遭受很大影響，形成消極及動作異常遲緩等現象。（2 ）對於部隊作戰，缺乏堅強與連續一貫的領導，尤其軍委會方面為然。（3 ）極端遲緩，一切處置照例，耽誤時機，以致凡事落在敵後，未能制敵機先，敵則處處制我機先。（4 ）缺乏監督及貫徹目的之嚴厲要求，尤其軍委會方面如此。軍委會一切命令，往往剛剛下達到部隊去，便刻從事變更與修正，事實上無異取消自己甫經發出之命令。（5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公然不執行軍委會命令。」福爾根認為：「軍隊作戰指揮問題，乃我軍最落後的問題之一」。證之後來蔣氏在國共內戰中的指揮表現，可知福氏之批評確是一針見血。12. 上高會戰前述國軍在崑崙關戰役中的表現，雖然作戰勇敢（杜聿明、鄭洞國回憶錄中的均提及戰事之慘烈，榮譽一師幾乎被打殘了），但戰役指揮及戰術上都存在重大缺點，因而從單純軍事角度來看，上高會戰可值得稱道之處似乎更多一些。事實上，在國民黨正面戰場上，打得比較漂亮的會戰，除台兒庄、第三次長沙會戰以外，應該以上高會戰為最了。上高位於錦江上游，俯瞰贛東平原。是日軍佔領南昌後之唯一側方威脅所在。日軍佔領上高，可相機拊長沙之背，或進攻贛南。此役日軍採用分進合擊的老辦法，分三路進攻，「欲以兩臂合抱之態勢先捕捉我軍主力於高安、上高間地區而殲滅之」。但南北兩路均被李覺之七十軍等部擊退，從而形成對中路日軍的反包圍之勢。由於正面七十四軍的堅強抵抗，中路敵佔領上高，擊破七十四軍之企圖始終未能得逞。最終在國軍嚴密包圍下，全線不支，不得不於41年3月24日黃昏在北路215聯隊掩護之下開始突圍。但25日夜又被國軍將突圍與增援支之敵再次包圍，終於大部被殲滅。此役國軍能夠集中兵力，先挫敗南北路敵軍攻勢，有計劃地使用主力決戰兵團，切斷日軍後路，將其合擊殲滅，戰役指揮思想非常正確。另外，「七十四軍戰鬥力量堅強」（羅卓英3月29日致蔣介石電）也是一大原因。中路日軍第三十四師團22 日集中萬餘兵力，在飛機掩護下猛攻七十四軍陣地，七十四軍「拚死力拒，雖血肉橫飛、傷亡慘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間敵我傷亡均在四千以上」（第十九集團軍參謀處：《上高戰役概述》）。此役張靈甫旅表現優異，戰後和王耀武均受表彰，並於當年冬升任五十八師師長。此前張靈甫在「德安大捷」中已經出過一陣風頭，此役後更是名躁一時。張不久後經蔣介石特批，入陸軍大學甲級將官班學習。張當時軍銜是少將，按例只能入乙級將官班，經蔣特批，成為甲級將官班唯一一名少將學員。（張靈甫以殺妻重犯，不僅能逃脫國法懲治，還蒙此「異數」，實在是很幸運的。此前陸大還有一位姓張的「異數」學員，張胥行，曾在戰術想定作業中，以詳細周密超過原案，獲得德國教官史培曼所給予的一百二十分的高分！這是陸大戰術作業中絕無僅有一個分數。也是堪與麥克阿瑟滿分從西點畢業相比的一個「異數」。不過，張胥行英年早逝，在一戰區副參謀長任上，犧牲在日軍燒夷彈下。）此役日軍出動兵力約兩個師團，其三十三師團被擊破，傷亡慘重；第三十四師團及獨立第二十混成旅團被殲約十分之七，計斃傷日軍1.5 萬餘人。更值得稱道的是，此役打破了中日軍隊「歷次會戰兵力六比一之慣例」，「我軍傷亡比敵軍略重，但我軍方面實際參加決戰之兵力不過七個師，依過去作戰敵我軍數量比較，不能不認為此次戰果相當偉大也」。何應欽於當年4月4日對中央社記者的談話中認為：「上高會戰在今後作戰指導上非常重要，其影響之大，莫可比擬。敵人採取分進合擊態勢，即可謂外線作戰。我軍始終固守上高一帶既設陣地，依內線作戰之原則，先擊潰其夾擊之一翼，然後轉向其主力包圍攻擊，率將其各路兵力悉行殲滅，可謂為開戰以來最精彩之作戰。」此「開戰以來最精彩之作戰」，確為的評。13. 晉南會戰這個晉南會戰，即大陸所說的「中條山戰役」，日軍以20：1 的微小代價，佔領了中條山，完成了作戰計劃。國軍表現，一無是處，無可評論。我記得網上曾有關於「中條山戰役」的文章（好像是「勇者勝」兄寫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看。因為事忙，《略評》一文我本來已經打算告一段落，承蒙草根兄提醒，關於第三次長沙戰役似不應遺漏，所以我現在將第二和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情況大略評述一下。其它還有一些比較大的戰役如常德、豫中、長衡、桂林等就不再評論了，因為一來最近事情比較多，寫這樣的貼子要查閱資料，佔用時間。二來後期的一些戰役，國軍表現也乏善可陳，付之闕如倒未始不是一件隱惡揚善的好事。中國遠征軍入緬的戰役，因為手頭沒有比較好些的地圖，無法比照，所以也不打算寫了。14. 第二次長沙會戰）1941年1月16 日，日本政府制定的《對華作戰長期計劃》所提出的夏秋作戰，其中在國民黨戰場的作戰主體是第11軍的長沙作戰。目的是通過「發揮綜合戰鬥力量對敵施加強大壓力」，攻佔長沙，「予第九戰區敵軍一次沉重打擊」（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長沙作戰》）8月26日，日軍大本營下達「大陸命第538號」命令，批准這次作戰。日軍陸軍參戰兵力據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所載，步兵45個大隊，炮兵26個大隊；共約50000人，300餘門各種火炮。國民黨軍陸軍參戰兵力據蔣緯國編的國民革命戰史第３部《抗日禦侮》所載，步兵相當於44個師，炮兵（連同師屬炮兵）共計344個營；共約38萬人，500餘門各種火炮。第九戰區計劃「誘敵於汨羅江以南、撈刀河兩岸地區反擊而殲滅之」，但對日軍進攻意圖估計不足，認為「日軍態勢兵力之部署，似無攻略長沙之企圖」（《第二次長沙會戰軍令部聯絡參謀張元祜各項報告》），所以當日軍為清除正面障礙以第六師團進攻大雲山之國軍第四、第五十八軍時，決定向大雲山增援。結果當9月18 日日軍分由新牆、潼溪街、四六方、港口各附近，向國民黨軍新牆河防線發起攻擊時，第四軍因兵力不足，所以未經大的戰鬥防線即為日軍當日突破，並續向汨水推進。國民黨守軍第27集團軍（總司令楊森）的3個軍（第4、第20、第58軍）全線撤退。當日，日軍一部在海軍輸送下，由洞庭湖的湘江口兩則青山附近上陸，國民黨第96軍（軍長傅仲芳）的3 個師也即行撤退。19日黃昏，日軍突破國民黨汨水沿岸陣地，進抵新市、彥家鋪、浯口之線。20日，日軍主力在汨水兩岸集結，整理態勢，準備進攻長沙。第九戰區為拒止日軍向長沙推進，擬於長沙以北80公里處三姐橋、金井之線實施戰役反突擊。但九戰區一直使用同一套簡單密碼進行聯絡，22日7時45 分，日軍截獲並破譯了上述命令，並立即決定爭取先機，於當日11時向正在部署中的國民黨軍發起進攻。至23日，將國民黨軍戰線衝散。24日轉入追擊。國軍74 軍王耀武部在撈刀河與日軍主力激戰，陷入日軍包圍中，損失慘重，不得不突圍而去。27日傍晚日軍突入長沙市區東北角，28日完全佔領長沙。隨即於長沙集結兵力，整理部隊；同時派出追擊隊向株洲方向追擊，28日9時30分進入株洲。至此，日軍認為「嚴重打擊」我第九戰區的目的已經達到，加之後方補給線被切斷，「不能增援補給繼續作戰」，遂於10月1日全線撤退，6日撤至新牆河北岸，恢復原態勢。在湘北主戰場激戰時，第六戰區以34個師的兵力，攻擊宜昌，試圖迫使日軍由湘北回撤，緩解九戰區壓力。日軍進攻長沙作戰發起後第3天，即9月21日，蔣介石電令陳誠：「第六戰區應向荊宜方面敵人積極襲攻，相機收復宜昌」；22日再電陳誠：「敵人有進攻長沙之企圖，第六戰區應即攻克宜昌。」第六戰區原有兵力10個軍，共28個師。作戰開始前，其第79軍（3 個師）奉命增援第九戰區；作戰開始後，得到第五戰區第33集團軍（轄第39、第59、第77軍，共9 個師）的配屬；這樣，作戰期間實有總兵力為12個軍34個師，投入作戰的兵力為28個師。日軍宜昌守軍為第十三師團，該師團系甲種師團，編製定員為21000餘人。所轄步兵2個旅團4個聯隊12個大隊，師團直屬炮、工、輜重兵聯隊。但其第26旅團4個大隊、直屬炮兵聯隊2個大隊，共計約4000餘人奉調參加長沙作戰，所以宜昌守備兵力實為8個步兵大隊、2個炮兵大隊，連同其他部隊共約17000餘人。陳誠之第六戰區作戰決心不足，遲至9月30 才發起攻擊，這時日軍已經達成目的而準備後撤，形勢反變成第九戰區為保障第六戰區攻佔宜昌而不得不儘力尾擊遲滯日軍撤退。第六戰區以第26集團軍（5個師）從當陽西面發起進攻，攻擊宜昌右側背；第20 集團軍（7個師）向江陵發起進攻，搗宜昌左側背；江防軍（7個師）從宜昌正面發起攻擊。第33集團軍推進至沙洋--荊門之線，遮斷了漢宜公路，封鎖宜昌之敵突圍道路，同時堵住援敵通往宜昌的路線。迄10月5 日，各線攻擊進展遲緩，大部兵力被敵抑滯於第一線各據點當面，自10月6日起，各線加強攻擊兵力，實施連續猛攻，至9日敵第十三師團陷於危殆之中。對此，日本的史書記述：「重慶軍仍連夜猛攻，10月10日2時30 分借雙十節開始了總攻擊。這時師團司令部做好了最壞情況下的各種準備：燒掉從第一線聯隊拿回的軍旗和秘密文件，擺設師團長以下幕僚們及各部長的自盡用的器具等。同時用密碼寫好了給軍司令官的訣別書。」（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三卷第二分冊）但10月11日，蔣介石命令第六戰區全線退出戰鬥。結果反攻宜昌作戰全功棄盡！蔣介石11日的撤退命令，是不可思議的判斷失誤。日軍參加長沙作戰的部隊於9 日才返回岳州地區，而原江北部隊（第三、第四師團及早淵支隊）要投入宜昌作戰，須要轉運，須要整理補充，須要後勤供應的各種準備，尤其須要涉渡漢江的準備。而國民黨軍隊在漢江西岸荊門--沙陽之間尚有阻援部隊第33集團軍。在這樣的敵情、我情之下，宜昌方面的戰場形勢三五天之內應該不會有大的變化。事實上，當11日國民黨軍撤出戰鬥時，上述敵軍仍滯留在漢口地區。這樣輕率地放棄了戰機，引軍自退，實屬笨拙之舉。第二次長沙會戰對國軍而言，本來是一次敗仗，但當局卻將此役吹噓成「第二次長沙大捷」。國民黨宣稱斃敵41537名，俘虜269名（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這一數目明顯誇大，因為日軍實際上除宜昌戰鬥外沒有經歷較大的戰鬥，而且日軍參戰總數不過五萬人，死亡率達五分之四，也是不可能的。就算以國民黨方面所宣稱的，日軍參戰部隊十二萬人，死亡率達三分之一，也是不可思議的。在台灣的出版物《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論文集》（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中，認為第二次長沙戰役「我傷亡五九零七八人，日軍傷亡四八三七二人」（「國軍與抗戰」，范英文，其中數據來自台灣《抗日戰史》及《日本戰史叢書- 支那事變陸軍作戰》）；而同書的《抗戰重要戰役選錄》中則認為「敵傷亡達四萬一千餘人，而我第九戰區本軍傷亡僅六千餘人，惟第六戰區方面於反攻宜昌之際損失二萬」。日本方面的估計，國民黨軍「第九戰區部隊傷亡及失蹤約為十萬人」（《第二次中日戰爭紀事》）。大陸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史》（解放軍出版社）認為此次戰役：「中國軍隊傷亡及失蹤達七萬人，但日軍也遭到一定打擊，傷亡二萬餘人」。總上所述，國民黨和日本方面的記錄都有誇大對方傷亡的傾向，比較而言，大陸戰史中的數據略微可靠一些。15. 第三次長沙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後，在11月的「第二次長沙會戰檢討會議」上，薛岳總結前兩次長沙會戰經驗，提出「天爐戰法」，依舊以「後退決戰」、「爭取外翼」為戰略方針，計劃「運用尾擊、側擊及正面強韌抵抗，務於瀏陽河、撈刀河地區，將進攻長沙之敵軍主力，反擊而殲滅之」（蔣緯國：《抗日禦侮》，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2月，軍委會又將73、74等5個軍劃歸九戰區，增強其實力。日軍為策應第23軍進攻香港，指令第11軍再次發動長沙作戰。第11軍為遂行這一作戰，從守備部隊中抽出第三師團（信陽方面）、第四十師團（武昌方面）、第六師團（岳州方面）各主力，及第六十八師團（廣濟方面）一部，共計約3個半師團7萬餘人。另外，中國派遣軍將華北方面軍所轄獨立混成第九旅團暫撥第11軍，以補充其守備力量（戰役結束後即歸還原屬）。12月24日，日軍發起進攻，將國民黨新牆河防線突破，繼向汨水國民黨軍縱深陣地突進。國民黨軍汨水以北之第20、第58軍，汨水以南之第37、第99軍，逐次抵抗，並漸次向東側幕阜山區轉移。日軍突破國民黨軍新牆河、汨水兩道陣地後，直取長沙、至12月31日，突入長沙市區。國民黨軍第10、第73軍，依託嶽麓山有利地形，予敵以壓制，阻止其擴大戰果。第26、第79、第4、第74軍分由益陽、株州、瀏陽、衡陽向長沙匯攏。武寧方面的第78 軍也南下汨水方面。迄1942年1月4日，國民黨軍以兩個軍（第10、第73）佔據嶽麓山，控制長沙的制高點；4個軍（第26、第79、第4、第74）分別進佔長沙以南20公里處的金盆嶺、長沙以東20公里處的榔梨樹；5個軍（第20、第58、第37、第99、第78 ）分別布置於汨水、撈刀河之間地區，控制日軍退卻路線，其中一部佔據長沙--平江公路的要點金井（長沙北60公里）。日軍陷入三面受困（南、東面敵、西臨湘江），一面網開（北面粵漢路兩側無敵情）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日軍被迫於4 日撤出長沙，向北撤退。國民黨轉入追擊，在尾擊、側擊、截擊和超越追擊的過程中大量殺傷敵軍，至14日日軍退回新牆河以北，15日雙方恢復原態勢。此次長沙會戰，國軍能夠獲得勝利的原因，一是戰略指揮上總結了前兩次會戰經驗，採取了「保持外線有利態勢，以確保機動之自由，......，乘其攻擊頓挫，同時集舉各方全力，一舉向敵圍擊，以主動地位把握決戰」（蔣介石12月30日致薛岳電）的方針；二是九戰區高級指揮員決心誓死保衛長沙，殲滅來犯敵軍。薛岳事先規定除各級指揮官親往前線指揮以外，還須指定如主官戰死則由副主官或次級資深主官代行事務，並對貽誤戰機者按革命軍連坐法議處；三是第10軍（軍長李玉堂）在長沙鏖戰四天，重創日軍，陣地屹然不動，使日軍攻勢頓挫。就日軍來說，失敗原因一是阿惟南幾在戰役指揮過程犯了重大錯誤。12月30日，日軍按原計劃應撤兵回防，且香港已於13日被日軍佔領，原定攻打長沙牽制我軍的預期目的已失去意義，但阿惟南幾竟下令不顧一切繼續南進，準備「予蔣政權以無聲的威脅」，「表明皇軍尚有餘力」（《長沙》作戰）。日軍當時連續作戰一周，部隊士氣已經下降，兵力又不足，貿然深入，是自取敗亡之道。日軍一些高級軍官也認為再南進是「自暴自棄之作戰」，但阿惟南幾固執己見。第二個原因對氣候之變化沒有準備，以致影響戰鬥行動。湘北冬季一般乾燥無雨，但此期間卻雨雪連綿，對防守一方固感到不便，但對進攻的日軍來說更感困難。由於天陰雲厚，日機不能升空支援地面作戰，而道路泥濘，河水上漲又妨礙了機械化部隊的行動，日軍作戰能力因此大減。雖然第三次長沙會戰戰略方針正確，也獲得了勝利，但在戰役計劃中也還是存在一些問題，使得國軍不能獲致對日軍的更大打擊。九戰區將退卻終點選在長沙，是不妥當的，由於日軍向南深入太遠，北面的國軍不宜脫離原陣地而遠距離南下，而且預備軍向東面（瀏陽方面）運動也多有不便，故而不易形成包圍圈，因而也無法大量消滅敵人。實戰結果表明，日軍正是鑽了這個空子，而逃脫了被殲的厄運。如將退卻終點選擇在撈刀河，將預備軍推進至此線，堅決拒敵，並置有力部隊於瀏陽地區，這樣極便於主陣地與東（瀏陽地區）、北（汨水方面的5 個軍）兩面部隊的合攏，因而必能迅速封閉包圍圈，結果必能大量消滅敵人。（《中日血戰三部曲》）蔣介石在1943年7月3日恩施軍事檢討會上也認為：第三次長沙會戰，「敵人在戰術方面，可以說已經成功；而其失敗，則完全是由於戰略的錯誤，即是由於他不能控制戰略要地，不知利用戰略的交通要道，而只知冒險輕進，盲目的逞軍深入，以致一旦遭受我軍反攻，無論側面背後，到處受我軍威脅截擊，到處被我軍保衛，終至全面崩潰」。而日軍之所以「不能控制戰略要地，不知利用戰略的交通要道」，正是因為日軍「以少兵臨大國」，自身的根本缺陷所致。這也是第二次長沙會戰、浙贛戰役等日軍雖獲勝利，卻不得不主動撤出佔領區的原因。第三次長沙會戰，何應欽在《對五屆十中全會軍事報告》中稱，「總計擊斃日軍五六九四四名，俘虜一三九名」，又將「擊斃」與「死傷」混為一談。《抗戰重要戰役選錄》中認為「此役估計敵傷亡在五萬六千以上，我軍傷亡亦近三萬」，大陸方面戰史書也多採用斃傷日軍「五萬餘人」的說法。不過，在《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論文集》（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范英的「國軍與抗戰」一文，根據《抗日戰史》及《日本戰史叢書─支那事變陸軍作戰》的統計，認為此役「我傷亡二七九零零人，日軍傷亡三六九四四人，被俘一三九人」。哪個數字更準確，有待更多的資料才能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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