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遺產》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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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遺產》已經走過六十年風雨歷程。她創刊於1954年3月。最初由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主辦，以《光明日報》副刊的形式刊行。1956年9月，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撤銷，《文學遺產》改由當時還隸屬於中國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主辦，陳翔鶴任主編，仍由《光明日報》開闢專欄發表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即被迫停刊。1980年，經多方努力，《文學遺產》以學術雜誌形式復刊，為季刊，仍由文學研究所主辦，余冠英出任主編。

1985-1988年間，刊物一度改為雙月刊，1989-1993年間，復為季刊。從1994年開始，改為雙月刊，延續至今。

我們編輯部將為創刊六十周年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編纂這部紀念文集，就是其中一項工作。這一設想得到學術界一如繼往的支持，共收到文稿六十餘篇。作者隊伍很有代表性，既有創刊初期的編輯、作者，也有60』、70』後的新銳。文章的編排，以作者年代為序，五世同堂，讓人不免感慨萬端。縱觀這些文章，多數是介紹作者成長或學界前輩與《文學遺產》的關係，也有不少文章回顧《文學遺產》組織或者參與的重要學術活動，還有一些是專題性的論文，宏論迭見，異彩紛呈，代表了歷年在本刊發表論文的三千多位作者的心聲，展示了建國六十多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總體成就。正如本書一位作者所說，《文學遺產》這份刊物本身就已成為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六十年前，《文學遺產》創刊詞這樣寫道:「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我們的文學遺產，由於很多卓越的前代作家不斷地創造和努力，也是極其光輝燦爛的。從《詩經》《楚辭》起，一直到『五四』時代新文學奠定者魯迅先生的作品為止，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傑出的作家，在不同的文學種類中都有獨特的成就。但是這些文學的寶藏，不僅在封建社會裡面不可能得到正確的評價，就是到了『五四』以後，它們的價值和意義也還未能獲得充分的科學的闡明。因此，用科學的觀點來研究我們的文學遺產這一工作，就十分有待於新中國的文學研究工作者們來認真地進行。」所謂「科學的觀點」，就是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為指導，堅持「文學必須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實事求是地評價古代文學遺產，總結和汲取古代文學精華，弘揚民族精神，為繁榮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服務。這是《文學遺產》創刊六十年來一以貫之的基本立場，業已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經過幾代學者的艱辛努力，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已初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其核心主張是:關注中國文學與現實生活的密切關係，體察中國文學家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情懷，滿足中國人民對文學的精神需求，發揮中國文學在弘揚民族精神、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回顧六十年來的編輯實踐，我們深切感到，推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事業的繁榮發展，必須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正確的方針路線，必須緊密依靠學界同仁的充分的信任支持，必須時刻傾聽廣大讀者的建議性的意見。這是一條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辦刊經驗。六十年來，《文學遺產》堅持學術研究的時代性、科學性、建設性原則，積極組織發表大量的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論文，闡釋傳統經典，關注民間文化，充分展現中國文學反映出來的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民眾生活和精神風貌，深度挖掘中國文學歷久彌新的豐富底蘊。同時，我們經

常舉辦各種學術會議，論辯交鋒，以文會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關於中國古代文學名著的討論，八十年代關於宏觀文學史觀的探索，九十年代關於中國文學研究學科建設與學術史的回顧等，都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新世紀以來，《文學遺產》更在下列三個方面有所推進:第一是更新研究理念，推陳出新，加強對傳統文獻學、中國文體學，尤其文學經典的研究。第二是拓展時空維度，海納百川，將華夏各民族文學納入中華民族文學研究的大視野。第三是強化綜合比較，旁羅參證，將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媒體文化乃至性別文化等不同專業知識和研究方法引進文學研究領域，將古今文學與中外文學聯繫起來，將文學藝術與相關學科貫通起來。通過這些努力，我們希望有助於重構中國文學史體系，並在文學理論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樹，為當代文學理論建設和文學創作實踐提供豐富的文化資源。六十年來，《文學遺產》高度重視學術思想的傳承，通過「學者研究」等欄目，及時總結前輩學者的治學經驗，傳播他們的治學理念，金針度人，啟迪後學，讓學術薪火代代相傳。同時，藉助通訊員

制度，開闢「博士新人譜」等欄目，為青年學者搭建學術平台，展現他們的最新成果。這是《文學遺產》高質量稿件源源不斷的制度保障。六十年來，《文學遺產》努力拓寬學術研究的視野，開闢「海外學術信息」、「海外學者訪談」等欄目，溝通中外學術信息，強化中外學術交流，呈現開放的辦刊理念。我們認為，中國的學術文化已不僅僅屬於中國，而是全人類共享的精神財富;中國文學必將得到越來越多國外學者的重視，這是和平崛起的中國必然要引領的一種歷史趨勢。這是一種文化的自信。這種自信，源於悠久的文化傳統，源於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源於學術界同仁的研究成果。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集外集拾遺·<引玉集>後記》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古代文學研究工作者的基本任務是研習和傳承中國古代文化精華。保護和繼承是發展的前提，而開拓和建設才是根本。習近平同志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談會上，曾引用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

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關於如何發展民族新文化，習總書記指出要走中國化的道路。他說:「辦好中國的事情，要用符合中國國情的方法。對本土化的東西要很好的總結。」文學研究也必須要在批判性的兼收並蓄基礎上尋求一條適合中國文學國情的發展道路。這是時代向我們提出的要求。為此，《文學遺產》將一如既往，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努力開拓研究空間，積極完善學術規範，為建構中國化的文學研究體系貢獻綿薄之力。

從1954年到2014年，又是一個甲午的輪迴。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中國人民正以飽滿的信心和旺盛的精力不懈奮鬥。現代中國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歷史又在一個更高的起點上發展。登高望遠，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躬逢盛世，我們對《文學遺產》的未來發展，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充滿信心。本文為《<文學遺產>六十年》序言，該書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