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下)

2．收入分配的經濟增長效應：不平等與貧困的增長效應 　　在討論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時，經濟學家始終堅持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雙向互動關係的分析思路，因此在分析經濟增長的收入分配效應時，必然要分析收入分配的經濟增長效應；即有必要考慮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究竟有無內在聯繫?特別是需要回答在那些初始的不平等程度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趨勢是比那些初始不平等程度低的國家越來越低還是越來越高?收入和支出以及財富等分配變數是否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呢?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收入分配領域討論的又一個重點和熱點。 　　大量的研究和事實證明，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的確在90年代中後期已經成為收入分配理論研究的重大熱點之一.Person以及Tabellini、Alesina和Roddk都提出了幾乎相同的觀點：即初始的不平等與較低的經濟增長之間似乎有著緊密的一致性關係。他們根據許多數據和資料，如通過對初始收入、學校教育以及物質資本投資等進行分析時，他們都發現，不平等的變數和經濟增長之間呈現極強的負相關關係。1996年Benabou又根據其他許多國家的資料進行驗證分析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大多數國家的分析都具有上述相同的結論。另外，Birdsall和Londono運用對落後國家來說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本的資產概念進行分析；也發現了不平等和增長之間呈現負相關關係。也有其他的一些經濟學家運用Deininger-Squire資料庫進行分析，他們認為，土地和人力資本初始分配的不平等對經濟增長有著非常消極的影響。 　　總之，這些觀點和分析實際上已經表明，收入分配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最終結果，而且實際上在經濟增長的各個方面和環節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從有關的討論可以看出，大多數人們已經接受了初始不平等和經濟增長之間呈反方向關係的觀點；特別是一旦將財富這些變數考慮進來的話，資產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消極或負相關的關係就更為明顯。這就說明，無論如何，過度的不平等以及收入分配貧困化必然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和作用，這種觀點已經成為發展經濟學的又一個重要的理論模式。 　　四、收入分配影響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進一步的討論與分析 　　分析不平等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機制就是從收入分配的政治經濟效應、資本市場效應以及社會衝突效應入手進行分析的。這些分析分別由Alesina和Rodnk，Bertola以及Person和Tabellini來完成的。 　　1．收入分配的政治經濟效應 　　任何政府有關收入分配的決策一般是在選舉過程中由各種政策變數如稅收等進行政治交易的結果。從有關的研究文獻來看，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成果就是「中間投票人定理」；簡單來說就是，如果(A)，假定一些特定政策變數的優先權比如稅率大小在某些特定的人口中間的分配發生隨意變動；(B)，假定每一個人有一個選票，那末這個處在收入分配中間位置的選舉人的優先權就會決定選舉的最後結果。這時，如果假定該政府的稅收和支出是屬於再分配性質的，那麼作為選民的政策優先權重要工具——稅率評價，就會對收入分配發生影響。例如，如果認為不平等是中等收入選民和低收入選民之間的差距的話，那末在給定的一個低收入條件下，這種低收入者會面臨由於更多的不平等而導致較高的稅率選擇，這樣就會產生一種稅收的扭曲效應，如影響人們的積極性和工作的努力程度，這可以從下面的模型中看出：「高度的不平等——更窮的選民——更高的稅率——稅收的扭曲——較低的經濟增長」。 　　需要指出的是，人們探討不平等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實際上一開始就是從分析不平等的政治經濟意義開始的，而且是作為研究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的核心和重點來展開的。因為在一個民主體制下不平等和選民以及政府的稅收政策之間必然有著內在的聯繫和關係，以上經濟學家的有關理論分析無疑就是這種現實情況的反應和要求。另外，收入分配不僅通過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發生影響和作用，也會對政治不穩定和整體投資行為產生影響。所以從1996年開始，Alesina和Perottio的研究標誌著人們對收入分配增長效應的作用機制這一問題的研究重點和核心已經從上述討論的稅收選擇開始轉向對不平等的政治不穩定性以及它對整體投資行為的影響的研究。 　　2．收入分配的經濟增長效應：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性與不平等和增長 　　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還會通過資本市場的不完善而發生作用。這方面的分析分別由Galor和Aghion、Bohon、Galor和Zeim；Banexiee以及Newman以及PikeRy等通過各種模型和工具進行分析。他們分別從不完善的信用市場和保險市場以及對產出和增長具有積極影響作用的政府再分配政策、選舉體制等角度來系統分析和解釋財富或資產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產生的不利影響。他們指出，收入分配影響經濟增長的另一個經濟機制就是不平等和經濟機會之間有內在關係，從而影響經濟增長。一個基本的渠道是，生產機會隨著財富分配而發生變化。窮人和富人一般不會有同樣的機會，因此他們從來都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的全部生產潛力。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獲得和富人一樣多的高質量的教育或者因為政府不能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社會保險和保障。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窮人的收入分配或者不平等的分配機會都可能會使他們潛在的生產潛力不能充分發揮，從靜態意義來說，這會產生低效率以及更低的生產可能性目標；而從動態意義來看，這可能會使增長率進一步下降。 　　Galor和Aghion、Bolton等人的論文分析中指出，任何生產只需存在一個進入初始生產活動的較小固定成本的投資。這就意味著他們僅僅需要最少的初始投資資本。但是對窮人來說可能需要負債；而在資本市場尤其是信用市場欠缺或者不完善的情況下，窮人償還債務的代價就會很高；他們經常會伴隨其他的間接要求或額外的負擔。在這種情況下，窮人雖然具有一定的勞動技能，但卻無法選擇從事最具生產率的經濟活動；因為不完善的信息和不完善的契約導致信用市場失效，缺乏一個高效的貸款者的同時，借款者卻被迫處在更加貧困的境地。 　　Ferreira也通過建立模型來分析論證資本市場不完善的存在以及極度的不平等會導致經濟增長的低效率。他認為，政府在過去只是通過將公共資本引進私人生產中，結果導致經濟低效和各種扭曲；其實政府應當注意發揮它的公共開支的積極作用。根據該理論模型，因為富人能夠用私人選擇代替公共資本，而窮人則更傾向於依靠政府的各種服務產品的公共開支，如健康，教育，公共交通以及基礎設施等，因此公共開支能夠發揮一個促進公平並且提升效率的積極作用。Benabou也認為政府干預有可能會產生一定的收益而不只是扭曲經濟增長。他結合資本市場失效以及政治經濟背景，指出政治體制會形成多種多樣的均衡力量；如果稅收和支出對經濟效率有積極影響，那麼會存在這樣兩種情況：一是高度不平等、低水平再分配能力、低效率均衡；二是低度不平等、高度再分配能力、高效率均衡。 　　同時，一些學者則從「努力生產的道德風險」角度出發，認為由於信用市場是不完善的，貸款一方的「努力程度」不能完全被觀察到；而且「努力程度」還要依賴於企業家一方項目收益增加的多少。因此借款一方初始收入越低，貸款方提供貸款的努力程度有可能越少；這會導致借款人員形成它的最小貸款規模，但是往往那些低於最小貸款規模的窮人就無法獲得貸款從而不能從事有潛在利潤的經濟活動。 　　由此可見，研究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實際上已經演進到金融與證券市場領域，特別是資本市場本身的完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性質。 　　3．收入分配的增長效應：社會衝突與增長 　　分析收入分配的經濟增長效應的第三條思路就是從不平等和社會衝突與經濟增長效率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最近大量的研究文獻進一步強調不平等和社會衝突與經濟增長效率之間的關係，這一點現在來看越來越重要。Alesina和Perotti提出不平等會導致政治和社會不穩定從而會導致最佳投資水平的下降。Rodrik提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觀點，他認為較大程度的不平等會增加社會政治體制的壓力並降低政治體制對外部衝突的有效反應能力，同時也會導致各種各樣的社會暴力。Fajnzylberetal分析認為，有足夠的材料可以證明許多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往往和社會暴力程度之間有著極為顯著的內在關係。Bourguigon和其他研究人員進一步研究認為，急劇上升的社會暴力進一步增加了社會經濟和發展的負擔；這些暴力中絕大多數來自因為生活費用、醫療條件無法得到基本滿足而引發的社會衝突和犯罪。，因此社會暴力和犯罪都與收入分配不平等有著密切的關係。 　　五、基本結論與思考：分配和增長的關係以及其它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實際上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而又複雜的發展和爭論過程；但是無論怎樣，理論研究的邏輯與歷史發展的必然不謀而合，走向理論與歷史的統一，最終形成了「收入分配—經濟增長」的現代分析框架。這個分析框架有著非常重要的理論內涵和現實意義。 　　第一，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理論演進實際上已經表明，作為分析收入分配問題的一種重要方法和思路，「收入分配—經濟增長」分析框架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基本要點：經濟增長一定會影響收入分配，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貧困化加劇，但也有可能減少不平等和貧困化，這要受到具體條件和因素的制約；反過來，收入分配也一定會影響經濟增長，特別是會影響消費、投資等因素；甚至不平等和貧困化會直接損壞社會環境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的外部條件；收入分配一般會通過社會政治經濟決策途徑、社會政治穩定途徑以及資本市場途徑影響經濟增長。所以，包括對上述基本要點在內的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係的分析和研究構成了現代意義上的收入分配—經濟增長的基本框架。 　　第二，上述研究以及理論爭論都表明，不平等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收入分配問題越來越重要；而對收入分配以及不平等的任何分析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離開經濟增長本身而進行；相反分析收入分配必需從經濟增長入手，以是否促進經濟增長效率或降低經濟增長效率為依據判定收入分配的現實格局與不平等的程度。所以，從方法論說，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實際上還是要重新回到古典主義學派開闢的「分配—增長」的分析框架和軌道上來。 　　第三，Kuznets提出的反映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倒U型關係」實際上只是一種假設，並非是一種成熟的或者準確的理論，不能也不應當將這個假說作為一種定論的理論依據直接分析一國的現實收入分配關係；對這個「曲線」的分析和評價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假設」的分析範疇；既然是一種假設，就有可能是「實」，也可能是「偽」，因此需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和判斷。 　　第四，從上述的分析和爭論中還可以看出，曾經作為反映主流的所謂的增長和分配之間的「倒U型」關係的假設實際上受到了許多國家實踐經驗的挑戰；相當多的實證分析實際上不能有效地支持這個假說，所以，有必要從現實出發，緊密聯繫一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客觀實際，對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平等問題做出符合實際的並且是有效的解釋。 　　第五，主流的「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因果關係」理論實際上已經逐漸被所謂「不平等會妨礙和阻止經濟增長的效率和質量」的觀點所代替。收入分配再也不能被視為只是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自然均衡的結果。實際上，收入分配通過資本市場、政治體制以及社會環境等各種因素對資源配置過程以及經濟增長的各個環節產生制約和影響作用。一個越不平等的社會往往越容易使許多人員和團體喪失更多更重要的發展機會，如優良的教育機會、貸款機會、保險等；因此他們的生產潛力和積極性得不到完全和充分的發揮，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的效率和潛力。 　　第六，「分配—增長」現代分析框架對分析轉型期中國收入分配關係及其演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較強的可解釋性。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的現實格局實際上絕對不是單一的收入分配本身的問題，其中的城鄉不平等、地區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通過不完善的資本市場、缺乏透明度的政治體制以及不完善的市場競爭等機制和渠道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負面作用和消極影響，由此引發的種種社會衝突以及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已經構成影響中國目前社會穩定的最主要因素。而這些因素和影響無疑構成對中國經濟增長長期增長的最主要障礙。所以從促進經濟高效持續穩定增長的角度來說，應當對這個問題予以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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