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對中國的深遠影響

西漢時期，河北地區誕生了一批傑出的思想家，尤其是董仲舒，在《春秋》學說基礎上成就的「天人合一、獨尊儒術」的思想，不僅對西漢政治、文化產生了空前的影響，而且對後世封建社會影響深遠。

3－3－1董仲舒畫象

董仲舒的思想體系

董仲舒（約前198－前108），西漢廣川（今河北省景縣西南）人。早年與公孫弘一同拜胡母生門下，攻讀《公羊春秋》之學。漢景帝時為博士，他深入研究西漢前期政治局勢和社會，以儒學為基礎，吸收陰陽、法家、道家、墨家等學派的思想，形成以「天人感應」為特徵的哲學體系，集中國儒學之大成。他利用與漢武帝對策，闡述大一統的思想，說服漢武帝採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礎。

董仲舒一生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著作。《漢書·董仲舒傳》說他的著作，「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他的思想是西漢時期河北人文思想的集中代表，也是中國封建儒學思想的集大成者。

董仲舒發展了《呂氏春秋·十二紀》 的理論，把《公羊春秋》以及《尚書》、《洪範》之類學問，組合到他的思想體系中，成為促進儒學轉折的新思想。

3－3－2位於河北棗強縣的董仲舒石像

大一統思想與天人合一理論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就是說，「大一統」是天地間普遍的法則，無處不在，無時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應的理論，詮釋「大一統」。就是「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1]

「君王」介於天地間，民要統一於天，必先統一於君。他說：「《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2]天子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尊嚴，這就是「君權天授」的政治哲學思想。

董仲舒把一切統一於天的思想進行衍化，提出了「王道三綱」：即「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於天，雖謂受命於天亦可。」[3]也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董仲舒這種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礎上的大一統原則，深入到封建社會的綱常、家庭、婚姻倫理之中，落實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之中，將封建社會組織在一個嚴密的系統之內，皇帝就是這個系統的主宰者。

董仲舒主張在思想領域實現「大一統」。他認為：「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4]「聖人副天之所以為政。」[5]聖人就是替天行道，聖人的思想就是天意。按照聖人思想行事，就是順應天意。讓民眾都順應這個天意，就可以達到思想的大一統。孔子就是最大聖人，儒家經典就是聖人思想，必須天下獨尊。所以在與漢武帝的對策中，他尖銳批評百家爭鳴的局面，認為：「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董仲舒的這一思想體系，適應了大一統專制政治需要。在思想、觀念、理論上，肯定大一統專制體制的合理性―――即所謂天意、大道。同時，又借鑒了河北地區根深蒂固的陰陽五行思想[6]，賦予大一統專制體制新的思想內涵，構成他 「天人合一」哲學系統。

「君權神授」和「天德仁政」的思想 董仲舒的坎坷經歷和河北人文思想的基底，決定了他始終反對家天下。他肯定大一統專制體制，並不推崇封建家天下。他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都列舉古代賢良之君禪讓和歷代暴君被誅的典故，用陰陽五行的哲學詮釋朝代更替的 「天意」，堅持「天下為公」的政治思想。

他維護大一統的思想，適應了專制政治的需要，適應了封建國家追求大一統的要求，必然取得很大的效果，而且被歷代封建統治者奉為《春秋》宗師。

他在經歷了諸侯國相的生涯後，晚年居家顧問朝廷政事，著書立說，在不斷完善天人思想體系的同時，逐步意識到專制大一統政治，有兩個問題，需要用「天道」給予解決。

一是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專制皇帝的喜怒哀樂，成為影響整個社會的權利之源。他試圖用儒道兩家的思想，通過皇帝的人格修養來端正或化解這種極欲的權利之源，但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只好把它納入「天」的哲學之中，利用「天意」威嚴，對皇權進行約束。

他強調「君權神授」，「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7]這是「人主法天」的總綱領。董仲舒還提出一系列順天意、知天意的方法。如「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8]

二是作為大一統專制統治的工具，秦代刑法的殘酷，令人痛心疾首，董仲舒力主推行仁德，扭轉魚肉百姓的局面。他希望通過倡導「天德」給與解決。這是他 「天人哲學」的時代局限性和科學的局限性。其結果，專制統治只能為專制而利用「天意」，不可能將「天意」與民意統一起來，以至於董仲舒的思想，成為封建統治者進一步奴役民眾的工具。

董仲舒的思想，既有「本天」為主旨的哲學思想，也有為人修身的思想取向，治國治獄的語錄反應的政治思想和治國方略，更多的是利用《春秋》之學，闡述天人感應為理論基礎的歷史哲學與政治哲學。

董仲舒的思想，是漢代河北人文精神的集中代表，也是河北人文思想的理性總結。

3－3－3董仲舒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刻本

《漢書》載，董仲舒的著作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第二部分是「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

這些文獻，反映董仲舒憂民、愛民的人格和希望仁治的思想。

元狩三年（前120），關中水災，董仲舒結合自己耕作的經驗，建議在被災地區「順應天意」，多種宿麥，緩解饑荒。漢武帝採納，派使者勸導農民種植宿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土地兼并越演越烈、桑弘羊積極主張鹽鐵官營的的情況下，董仲舒憂民之生計，上書要求限制貴族田地，抑制兼并，請求鹽鐵皆歸於民。呼籲解放奴婢，除亂殺之威。這些思想，反映了他憫農、憂民的仁德本性和「本民」思想。

《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是董仲舒歷史哲學、政治哲學和宇宙觀哲學的集中體現。這部著作，在繼承先秦燕、趙、齊陰陽五行、讖緯方術基礎上，對儒學思想進行整合，形成了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並利用這種思想揭示治國、理政、君臣道理，為封建大一統政治提供了一套哲學思想和治國理論。

董仲舒的思想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深遠影響

董仲舒的思想體系得到西漢王朝的確認，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學在中華民族精神領域的主流地位。

漢代統治者的思想，是董仲舒塑造的。《漢書·五行志敘》說：「漢興，承秦滅學之後，經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正因為如此，董仲舒的思想使儒學出現一個轉折。董仲舒通過與漢武帝的對策，強調將思想統一於儒學，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成為漢代及其以後封建社會的統治之學，同時，也為後來儒學思想逐步成為封建社會主流思想奠定了基礎。自此之後兩千多年「天人合一」之說，深入於社會，成為統治者推崇、民眾接受的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9]。

「大一統」思想的確立，為維護國家統一奠定了思想基礎。

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經過歷代傳承，逐漸成為得到廣泛共識的民族主導思想，對維護統一具有重要作用。後世學者都盛讚司馬遷在《史記》中體現的大一統的思想，高度評價「司馬遷無歧視邊疆少數民族之心，卻有同為一家之情」[10]。而司馬遷作為董仲舒的學生，其大一統思想，受董仲舒的深刻影響。從董仲舒開始，使後人認識到：「國家最要緊的便是統一，即天下為一，視統一為安，分裂為危。有了國家統一，才有天下太平；沒有國家統一，天下就會大亂。」由此，「在中華民族的文化詞典里，維護或者恢復國家統一，反對分裂，一直被視為民族大義和最高表現。」[11]在中華民族的精神理念中，維護統一，一直被視為是順應天意的美德。當國家面臨分裂危險的時候，「大一統」精神發揮維護統一、阻止分裂的積極作用。當國家受到外來侵略的時候，民族大一統精神，能鼓舞人民反對侵略，保衛國家。正是這種大一統思想的確立，使中華民族在以後的2000多年歷史上，雖遭千災萬劫，卻依然成為統一的大國，所有中華民族的成員，都以維護統一為榮，將分裂國家視為大逆不道。正如著名歷史學家任繼愈所指出：「秦漢開創了支配中國二千年大一統的政治局面，此後，統一成為主流，被認為是正常的，分裂被認為是不正常的」。[12]

思想統一於儒學，抑制了百家爭鳴和科學精神的探索，加劇了專制制度。

儘管董仲舒試圖利用「天威」對皇權進行遏制，但 「君權天授」思想，卻被統治者扭曲為愚民的工具。客觀上，董仲舒開創的思想統一的局面，並沒有解救他著意憐憫的民眾，反而助長了封建專制的強化，將專制制度從政治領域延伸到精神領域、道德範疇、思想領域，抑制了各種思想、學派的發展。因此，在此後的2000多年封建社會中，除宗教思想外，中國思想領域沒有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甚至在清代還出現了「文字獄」。思想和精神的一元化，抑制了科學精神的弘揚，抑制了科學理論的探索。因此，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曾提出「李約瑟難題」，探討中國古代為什麼擁有大量實用技術，而沒有發展起現代科學？董仲舒天人感應的大一統思想的統治地位，不能不對中國科學探索進程產生巨大的阻力。

思想統於儒學，限制了思想自由，導致封建社會的思想禁錮。

思想統一於儒學，三綱五常逐步成為精神領域無形的禁錮。所謂「克己復禮」。限制個性，壓抑人性。中國古代許多婦女為了所謂「守節」犧牲青春，付出生命代價。許多仁人志士被禮教埋沒畢生才華。

德國思想家歌德認為：「正由於這種在一切事情中嚴肅的節制，中國維持了好幾千年。」[13]。費爾巴哈在《黑格爾哲學批判》中評論：「東方人因了統一而忘掉差別，西方人又以差別之故，忘記統一；東方人對永恆不變之淡漠，甚至於遲鈍到無感覺狀態……」[14]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歷經幾十個朝代更替，但專制體制不變，就是思想統一於儒學的「嚴肅的節制」，統治者在以此愚弄民眾的同時，他們也成為篤信這種思想的實踐者。至少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所有統治者都依從天人感應思想，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導致中國封建社會2000多年專制體制不變。

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既保留了大量唯心主義虛妄的迷信內涵，又充滿治國富民的哲學睿智，是百家爭鳴基礎上發展進步的結晶。也正是其思想的歷史局限性和科學精神的不足，為後世封建統治者將其神聖化提供了基礎。正是由於封建社會對董仲舒思想的不斷神話、不斷政治化、經典化，導致了對後世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危害，這是董仲舒沒有想到的。董仲舒之後的農民起義，都利用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為改朝換代創造理論根據，或者遵照另一種思想理論對抗董仲舒的儒學思想，實現與封建專制統治的思想較量。東漢末年鉅鹿人張角領導黃巾起義，就首先創立太平道，傳播以道家學說為基礎的《太平經》，從思想上對抗董仲舒的儒學思想，實現對農民起義軍的感召。東漢以後歷代農民起義相對重視思想和綱領建設，也是從董仲舒思想滲透於政治的經驗中得到的歷史借鑒，並反其道而用之。

[1] 《春秋繁露》卷十一《為人者天》第四十一。

[2] 《春秋繁露》卷第一《玉杯》第二。

[3] 《春秋繁露》卷第十五《順命》第七十。

[4] 《春秋繁露》卷第十七《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5] 《春秋繁露》卷第十三《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6] 參見本書《秦漢時期河北的宗教與方士》

[7] 《春秋繁露》卷第十《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8] 《春秋繁露》卷第十一《為人者天》第四十一。

[9] 參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先秦儒家思想的轉折及天的哲學的完成》

[10] 蕭君和《中華統一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4－25頁。

[11] 封祖盛、林英男《開發與封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8頁。

[12] 傳引自林卓才、臣偉群《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05頁。

[13] 《歌德和埃克曼的談話》轉引自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頁。

[14] 轉引自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