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見訪談｜Dan Slater：如何穩定地實現政治變革

摘要

「如果先有一個強國家、再搞民主化的話，民主和穩定是可以兼得的。」

張躍然 / 政見觀察員精彩觀點預覽◆ 民族主義對各方勢力來說，都是一個武器。當威權政府面對反對派的挑戰時，政府和反對派誰能更好地利用民族主義話語，誰就更有可能贏。◆ 政治改革要想發生，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必須要讓政府和其他掌握資源的利益相關方意識到：在某些情況下，民主制度能比威權制度更有效地維持穩定。◆ 如果一個威權政體中存在著強國家或強政黨，那麼一旦它走上了政治轉型的道路，這一轉型過程往往會比較平穩順暢。◆ 民主化不意味著政治秩序崩潰。人們需要意識到，存在著一種穩定地實現政治變革的可能性。◆ 抗爭事件之所以能強化威權政體，是因為它們起到了某種類似於選舉的作用。當人們走上街頭抗議的時候，這等於給政府釋放了信號，暴露了政府執政中的問題。當政府解決了這些問題，它便能展現出一種 「積極回應社會訴求」的姿態。◆ 和所有人一樣，我有我的政治觀點，成為一個政治學家並不意味著我要拋棄這些觀點。我不覺得公開表達這些觀點有什麼問題。作為一個優秀的社會科學家，關鍵在於當那些與我們的觀點相悖的經驗證據擺在我們面前時，我們願意承認自己錯了、並調整自己的觀點。Dan Slater 教授，著名青年政治學家，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綜觀 Slater 教授的研究工作，威權政治與民主化是貫穿始終的主題。他的研究，一方面深深紮根於東南亞各國的具體歷史經驗，另一方面直指比較政治學中最為核心的大問題：民主化改革在什麼情況下才可能實現？什麼因素決定了威權政體的穩定性？抗爭政治對一個國家的歷史走向有什麼影響？在 2010 年出版的專著 《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中，Slater 教授通過具體、系統地比較七個東南亞國家的歷史軌跡，揭示了二戰前後各個國家不同的政治鬥爭模式，是如何對這些國家今天的威權政體穩定性和國家能力產生巨大影響的。今年四月，政見團隊曾對 Slater 教授在 《美國社會學雜誌》 上發表的最新研究 （詳見政見知乎專欄：https://zhuanlan.zhihu.com/p/20746994） 進行介紹。這一研究指出：不僅革命運動能深刻影響歷史走向，反革命運動也能帶來重要的政治遺產。Slater 教授的研究，以比較 - 歷史分析為主要的方法論基礎。這在定量方法漸成主流的年輕一代政治學人中，無疑算得上 「異類」。方法上的獨到，也使他走在了打破學科藩籬的前沿。在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他的研究不僅獲得過美國政治學會的多項大獎，也在社會學界備受肯定。2016 年 7 月，政見觀察員在北京對 Dan Slater 教授進行了專訪。內容已經過翻譯、整理和刪減，並經過 Slater 教授本人審閱。一、威權政府為何發起軍事衝突？【政見CNPolitics】 對於 「威權政體」如何定義，學術界目前有很多分歧，說法五花八門。您怎麼看待這種分歧呢？您覺得一個統一的 「威權政體」定義對學術研究來說是好事嗎？【Slater】 我覺得，一個統一的 「威權主義」定義，對社會科學研究來說是有益的。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威權政體也有許多不同的類型。如何構建一套區分 「威權政體」和 「民主政體」的統一標準，是我們必須要思考和面對的難題。但另一方面，我也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大有趣之處，正是在於思考不同的威權政體之間有什麼差異。「威權政體」這個概念，不僅僅等於 「非民主」政體，更不是一個啥都能往裡裝的筐。恰恰相反，每個威權政體都有自成一套的邏輯、動態、制度和歷史實踐，但同時，不同的威權政體中也體現某些相似的共性。【政見CNPolitics】 如果讓您給 「威權政體」下一個定義，您的定義會是什麼？【Slater】 判斷一個政體是不是 「威權」的關鍵，在於它如何對待反對者、在於政治活動空間是不是局限、在於多元的聲音是不是能夠表達和傳播。政治學家們已經達成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將 「民主政體」 和 「威權政體」區別開來的重要因素，是民主政體中的政府和各種政治反對勢力之間能相對平等地博弈和競爭。【政見CNPolitics】 南中國海爭端之後，許多人都擔心是不是會發生軍事衝突。而您之前的研究曾發現，威權國家發動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某種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我們如何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南中國海的爭端呢？【Slater】 我研究的一個基本論點是，威權政府對其他國家發動軍事衝突，常常是因為它在國內遇到了某種挑戰，或者因為它缺乏通過其他方式獲得執政合法性的能力。這便是軍事衝突的 「轉移注意力」邏輯：戰爭是用來轉移大家對國內種種問題的注意力的。但在南中國海爭端中，這種情況不太可能出現。當執政黨地位穩固、國家能力強勁的時候，不太需要通過外部軍事衝突來轉移注意力。當然，對於威權政府來說，實力強大意味著有更多的選擇。如果政府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認為真的需要通過軍事行動來宣示主權的話，那它也有能力這麼做。但即使政府發起軍事衝突了，也不太可能是抱有轉移國內注意力的目的，而更可能是出於國際關係學者所強調的那些原因。【政見CNPolitics】 所以您覺得，在執政黨和國家能力強勁的情況下，即使經濟形勢不樂觀、國內各種不滿情緒加劇，政府也不會傾向於選擇通過對外軍事衝突來解決國內問題？【Slater】 這個問題有點複雜。因為另一方面，如果一個政體的合法性來自於民族主義，那政府不可能在國際衝突中讓步太多，否則會損害它的合法性基礎。但我還是覺得，一個能力比較強的政府，是不會急著非要發起軍事衝突不可的。的確，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建立在民族主義之上，但承載這種民族主義的主要是經濟騰飛帶來的民族自豪感。如果政府覺得外部軍事衝突實際上會損害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那麼它還是更傾向於在南中國海爭端上採取一種比較溫和、務實的立場。【政見CNPolitics】 所以您覺得，政府實際是在考量軍事衝突會不會損害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Slater】 它肯定是在進行策略性的考量。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和其他許多威權國家是不同的：在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能力來進行這種全盤的策略性考量，而不會覺得 「要不要發起軍事衝突」 的問題關乎整個政體的生死存亡。二、民族主義話語能成為抗爭武器嗎？【政見CNPolitics】 您之前剛提到，民族主義是許多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基礎。但您之前的研究也表明，民族主義的情緒和話語，也可以催化、推動那些挑戰威權政府的政治抗爭。這兩方面之間的反差是個悖論嗎？【Slater】 我的基本觀點是，民族主義對各方勢力來說，都是一個武器。當威權政府面對反對派的挑戰時，政府和反對派誰能更好地利用民族主義話語，誰就更有可能贏。如果反對派能更有效地訴諸民族主義，那麼反對派更有可能成功；如果政府動員民族主義話語的能力更強，那麼政府更佔優勢。中國政府的執政地位之所以比許多威權政府更加穩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共政權的誕生恰恰是源於一段有高度民族主義色彩的革命歷史。所以，共產黨能不斷凝聚社會的民族主義認同感，並努力將這種認同感延續下去。所以在中國目前的局勢下，並沒有哪個政治反對派能像政府一樣有效地動員民族主義話語。和世界上其他威權政體相比，中共在民族主義方面的優勢是巨大的。雖然在很多國家，以民族主義為動員基礎的抗爭能夠削弱威權政體，這種情況很難在中國出現。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土耳其。在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話語實際上是分裂的：一邊是世俗的、支持 「現代土耳其」的民族主義，一邊是更加宗教的、伊斯蘭的土耳其民族主義 （這也正是土耳其現任總統埃爾多安正在動員的民族主義）。所以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政治衝突，也表現為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一方面，埃爾多安訴諸宗教民族主義的話語，能成功動員數以千計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反對埃爾多安的遊行完全有可能帶有強烈的世俗民族主義色彩，這些抗議者多半會揮舞著土耳其國旗，認為埃爾多安的所作所為正在毀掉土耳其。所以在土耳其，兩種民族主義針鋒相對；而在目前的中國，只有一種民族主義。中國的抗爭者必須要思考，如何構建一種更加多元、包容、和民主價值 （不需要是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價值，因為在東方也有許多民主政體） 相容的民族主義話語。對於他們來說，一種創造性的 「重構民族主義」實踐是必要的。【政見CNPolitics】 但很多人會疑慮，政府對民族主義話語的動員實在是太成功了，以至於其他人如果想訴諸或者重構民族主義話語，都會不可避免地帶上政府的烙印。【Slater】 的確如此。我覺得，中國的政治變革更可能是通過政府自身做出改變，而不是大規模的動員和抗爭。因為中國政府在動員民族主義話語的過程中，已經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 「在國際上為中國人出頭」 的形象，積累了大量的民族主義政治資本，而當前並不存在另外一種替代性的民族主義話語來挑戰政府的這種政治資本。對於中國的抗爭者來說，一種前景更優的策略是向政府證明，開放更多的政治空間並不會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他們也許可以通過某種民族主義話語來傳達這樣的信息。三、民主制度和經濟再分配沒有必然聯繫【政見CNPolitics】 當前，關於中國政治變革的前景，有兩種流行觀點：一，城市中產階級以後會成為推動政治變革的主力；二，經濟發展放緩引發的一系列社會不滿，有可能導致政治變革。您如何看待這些基於經濟和階級的觀點呢？【Slater】 城市中產階級的崛起和經濟危機，確實會使得政治變革更有可能發生。但在中國，這中間的因果機制不太可能是通過大規模的抗議動員，或者社會不滿的集中爆發。我認為，隨著經濟發展，人們並不一定會在價值上更加渴望一種新的政治制度，但一定會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訴求。政府會面對越來越多的來自社會各界的訴求，這些訴求指向經濟再分配、法治等等。政府要想滿足這些訴求，就必須進行一系列改革，而這裡面涉及到的改革往往會遇到不小的政治阻力。所以說，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訴求，而訴求帶來改革壓力，這幾乎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比如，在新加坡和香港，隨著經濟不斷發展，政府需要一系列制度改革來回應中產階級不斷湧現的新訴求、維持中產階級對政府的支持。這些制度改革會觸及到許多既得利益，因此十分艱難。所以，領導人在推動這些制度改革時，必須依賴更多的民眾支持。政治精英當中一些傾向於改革的領導人就會說：「我們應該在政治上打開一些自由空間，這樣會有更多的民眾支持我們想要推動的制度改革。」而就經濟危機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中國最近的經濟困難釋放了一個信號：之前所依賴的經濟發展模式很難繼續起作用了。隨著中國越來越偏向消費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苛待勞工、壓低工資等做法會對經濟發展構成更大的傷害。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需要更多的支持勞工、為勞工賦權的政策，而這些政策會幫助體制內傾向於改革的領導人去推動更根本的政治變革。【政見CNPolitcs】 所以您認為，在中國，最可能實現政治變革的方式是訴諸開明領導人、推動政府自我改革？【Slater】 對於政治變革來說，來自社會的外部壓力是重要的，但對中國而言，我認為呼籲漸進改革的外部壓力會比呼籲徹底變革的外部壓力更為有效。這個論斷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成立，但在中國的語境下我認為是成立的。當一個政權本身是通過革命完成了政治資本積累、並掌握民族主義話語資源的時候，它往往傾向於通過強硬的手段來應對那些呼籲徹底變革的外部壓力。我的感覺是，中國的情況和東亞、東南亞大多數國家的情況類似：當領導人認為民主和穩定可以兼得時，民主化更容易發生。所以一方面，外部壓力當然重要，沒有外部壓力，也不會有改革的動力。但是，如果這種外部壓力不是呼籲漸進改革，那麼很可能會讓政府更加強硬、更加拒絕變革。【政見CNPolitcs】 某種意義上，您表述的觀點和政治學家 Daron Acemoglu、James Robinson 等人的觀點有相似之處。他們認為，威權領導人需要不斷回應各種社會抗議力量提出的物質訴求，而當領導人發現自己能夠做出的妥協無法滿足抗議者的訴求、而同時鎮壓抗議的代價又特別大的時候，他們就傾向於選擇民主化改革。【Slater】 我的觀點和 Acemoglu、Robinson 等人的模型存在幾點分歧。第一，導致政治變革的外部壓力，並不只是由物質訴求推動的，而同時也來自於觀念和價值。從經濟角度說，民主化並不一定就會改善窮人的物質處境；但是，民主制度的確能更有效地保障窮人和中產階級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這些基本的權利並不只是西方文化的產物，而是世界人民普遍珍視的。第二，在物質層面上看，民主制度並不會必然指向經濟再分配，經濟再分配也不是只在民主制度下才會發生。在中國，推動政治變革的壓力有幾個來源。第一是來自於新興中產階級中的許多群體，比如某些法律界、新聞界、公益界、社會活動界的人士。他們的訴求往往直接指向民主和法治。雖然這種壓力仍然不成規模、也不能被有效組織起來，但依然意義重大。第二種壓力，來自於基層民眾在物質層面的訴求，這也是 Acemoglu 和 Robinson 所強調的：由物質層面的不滿所驅動的基層抗爭，比如拖欠工資、亂收費、公共服務缺失等等。對於中共來說，他們應對這種抗爭可謂是輕車熟路，並不會受到什麼真正的威脅：給抗議者一些物質好處、解決實際問題，花錢買平安，並不需要推動制度層面的變革。所以說，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政府恰恰是通過物質資源再分配的方式來維持政治穩定的。這便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走出 Acemoglu 和 Robinson 的模型。我們需要意識到，民主和經濟再分配這兩者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許多威權政體完全有能力進行經濟再分配，把物質層面的好處當做政治權利的替代品。【政見CNPolitics】 這又回到了 「城市中產階級在政治改革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的確，一部分中產階級在價值層面上嚮往一種新的政治制度。但也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城市中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都不嚮往政治變革，因為他們是既有體制的受益者、看重現有體制提供的穩定，同時也害怕民主制度會將他們掌握的經濟資源再分配給窮人。您怎麼看待這種觀點？【Slater】 正如我之前所說，民主制度遠沒有許多人想像的那麼傾向於經濟再分配。民主制度下，普通的選民並不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可以投票，但他們並不能遊說，也不能設置政策議程。稅法不是窮人寫的，選舉選出來的政策制定者絕大多數都是有錢人。認為民主制度一定會導致 「劫富濟貧」的再分配政策，這是無稽之談。就城市中產階級來說，他們關心私有財產能否得到保護。對於他們私有產權的威脅有兩種。一種是窮人把中產階級的財產奪走，但這無論是在威權國家還是民主國家都是十分罕見的。另外一種是政府把他們的財產奪走，這在一些威權國家較為普遍。因此，如果城市中產階級認為，一種不同的政治制度能更有效地保護他們的財產，他們便傾向於支持政治變革。四、政治變革一定意味著不穩定嗎？【政見CNPolitics】 所以您認為，如果城市中產階級對私有財產保護的關心，可以促使他們成為推動政治變革的力量？【Slater】 是的，但這也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大多數人也十分關心穩定。許多國家之所以無法向民主制度成功過渡，不僅是因為一些領導人對權力的執著，同時也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許多民眾擔心民主究竟能不能帶來政治穩定。當然，許多國家的民主化改革都沒能帶來政治穩定，因此人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所以，政治改革要想發生，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必須要讓政府和其他掌握資源的利益相關方意識到：在某些情況下，民主制度能比威權制度更有效地維持穩定。事實上，威權政體一直都在製造各種不穩定，與民主政體相比，他們得以平息政治不穩定的手段也更加有限。在韓國、台灣、印尼和緬甸，威權政府時常面對聲勢浩大的抗議；而當這些國家完成政治改革後，大規模、破壞性的抗議變得少多了。我不知道這一趨勢是否適用於中國的情況，但在許多亞洲的國家和地區，民主比威權在維持穩定方面更有效。所以說，我們必須在腦海中釐清幾個觀念。第一，民主並不必然意味著經濟再分配。第二，民主並不必然意味著不穩定。的確，某些情況下民主帶來了經濟再分配或者不穩定，但在另一些情況下，民主制度同樣可以讓那些掌握經濟資源的群體逃避再分配，或是有效地重建政治穩定。【政見CNPolitics】 您剛才提到的幾個正面例子，似乎都是 「強國家民主化」 的典型。有趣的是，近幾年來，隨著弗朗西斯?福山的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出版，關於 「國家能力建設和民主化這兩者誰應該在前、誰應該在後」 的討論成為熱點。您提出的 「強國家民主化」 的概念，對我們理解這一討論有哪些幫助？【Slater】 這一討論的焦點問題在於，是應該先有強大的國家能力再搞民主化，還是應該先搞民主化再培養國家能力。從歷史上看，這兩條路徑都是可能實現的。我的 「強國家民主化」 主要是說，大多數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都可以複製韓國、印尼和台灣的歷史經驗——在國家能力比較強大的前提下，完成較為徹底的政治制度變革。從這幾個案例看，如果先有一個強國家、再搞民主化的話，民主和穩定是可以兼得的。但這絕對不意味著，先搞民主化、再培育國家能力的路線就一定會導致不穩定，這要看情況。比如說，在有些情況下，如果一個國家想要政治穩定，就非得民主化不可。因為，在許多威權政體中，沒有哪個群體或組織可以穩定地控制整個國家，幾個不同的群體對政府領導權的激烈角逐，使得政治秩序反覆不斷地被打破。這種情況下，能帶來政治穩定的唯一方式，就是設置一個渠道讓不同群體能相對平等地角逐政治權力，而不必擔心任何一個群體會被徹底踢出政治舞台。所以，我們不能說，許多國家——尤其是非洲和拉美的許多國家——必須要等到國家能力足夠強大才能搞民主化，因為這些國家的政治局勢已經十分混亂了，迫切需要政治穩定，而只有民主能帶來這種穩定。幸運的是，中國並不需要面對這種問題。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在國家能力強大的情況下經歷政治變革，往往不會危及穩定。換句話說，政治穩定和政體類型關係不大，而是來源於強大的國家能力和強勁的政黨。民主或者威權並不必然導致穩定或不穩定。只要有強國家或者強政黨，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威權政體都可以保持穩定。【政見CNPolitics】 您剛才同時提到了強國家和強政黨。這兩者扮演的角色是否相同呢？【Slater】 這兩者是不同的。當然，在中國這個案例中，國家和政黨是水乳交融的。但也有很多案例中，存在強國家卻不存在強政黨，或者存在強政黨卻不存在強國家。在威權政體中，一個強大而地位穩固的執政黨對民主轉型來說有可能是件好事。因為，這些強大的執政黨往往自信地認為，自己在民主選舉中依然擁有極大的贏面。這種獲勝的自信，使得執政黨無需懼怕民主轉型。而強國家的重要性在於，它給了人們關於政治穩定的自信：如果一個威權政體有強大的國家能力，政治轉型不太可能損害這種國家能力。民主選舉可能改變國家的運作方式，但並不改變國家機器的運作效果。所以說，如果一個威權政體中存在著強國家或強政黨，那麼一旦它走上了政治轉型的道路，這一轉型過程往往會比較平穩順暢。【政見CNPolitics】 您剛才提到，「獲勝自信」 使得強政黨的存在能夠促進政治轉型。但也有一些人會說，威權政體中的執政黨還是會擔心，一旦選擇了政治轉型，終有一天他們會失去政治權力。【Slater】 的確，執政黨擔心的並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在轉型之後他們輸掉民主選舉的幾率有多大。但同時我們也得注意到，和其他一些強國家主導民主化的案例不同，中國面臨著一個額外的困難。在韓國、台灣、印尼、緬甸、1980 年代的泰國，甚至是二戰後的日本，執政的領導人在民主化改革之前，是大概知道他們在民主選舉中將會表現如何的。這些國家在威權政體時期，都存在著大規模的選舉，這些選舉雖然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但依然能起到一種參考指標的作用，讓執政黨大概知道民主化後他們的獲勝前景如何。但如果不存在大規模、全國性的選舉，執政黨缺乏選舉經驗，不確定性便大大提升了。執政黨沒有和反對党進行過同台競爭 （哪怕是不公平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對民主選舉的擔心和焦慮自然會更多。【政見CNPolitics】 我注意到，您之前反覆提到，人們具備某種特定的思想和意識，是政治轉型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說，您強調認知、思想、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您覺得這算是目前的民主化研究中 「文化轉型」 趨勢的一部分嗎？【Slater】 你既可以從偏文化的角度理解，也可以從偏理性的角度理解。從理性的角度看，人們擁有怎樣的預期，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轉型是否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預期民主會帶來什麼，而這種預期深受歷史經驗的影響。這既是我第一本著作的主要論點，也是我目前研究的主題：對於 「民主能夠帶來穩定」 的自信，會使得許多威權政府相對主動地——而不是在被某種革命動員逼迫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選擇走上政治轉型的道路。另一方面，想要深入研究政治，就必須把人當人看。人不只是理性動物，也受情感因素、文化因素的影響。我們不能認為人的任何行動都是基於個體自身的物質利益。每個人都生活在社群之中，社群的紐帶深刻影響人們政治行動的方式。好的比較政治學研究，不僅要囊括政治學視角，也要包含社會學視角。五、抗爭政治如何強化威權政體？【政見CNPolitics】 近些年來，學者們對於大規模政治動員和抗爭的解釋，越來越強調國家、制度、文化等因素，而階級因素似乎沒那麼受關注了。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階級」在大規模政治動員和抗爭中的作用呢？【Slater】 對於國家、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強調，實際上是對於之前學術研究過分關注階級的一種修正。身處在後馬克思主義時代的我們，不能再假設階級是所有行動的主導因素，不能再假設一切社會分裂都源於階級。美國和英國近幾個月的一系列事件說明了這一點：真正的社會分裂，是更偏向國際主義的人群和更偏向民族主義的人群之間的矛盾。這並不是階級決定的。社會科學研究需要我們在分析時對世界進行一些簡化，但我們不能假設人們的行為總是在為他們所屬的階級謀利益。以階級為基礎的行動，在歷史上是例外，不是常態。更重要的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造就某個政策或者政治結果的，往往是橫跨多個階級的政治聯盟。單個階級幾乎不可能憑藉一己之力達成某種政治目標。在政治中，贏得勝利的方式是建立跨階級聯盟，中共是如此，羅斯福新政前後的美國民主黨也是如此，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如果在政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跨階級聯盟，那麼階級本身不能解釋多個不同的階級為什麼能走到一起、形成聯盟，必須通過其他因素來解釋這一現象。【政見CNPolitics】 那麼在您看來，「階級」還有可能成為政治動員的焦點，或者成為將政治行動組織起來的主要線索呢？【Slater】「階級」能起到這種作用，但它需要和其他因素共同發揮作用。比如說，農村爆發了一場關於土地糾紛的抗爭。你可以說這是一場基於 「階級」 的抗爭，但是這個階級的集體行動之所以能成立，是因為他們的社群紐帶。如果一個工廠的工人罷工了，你可以說這是一場 「階級」鬥爭，但是激發大家走到一起進行鬥爭的，是工人們所共享的那些在工廠一起工作的生命體驗。我們在分析 「階級」何時起作用、怎樣起作用的時候，必須採用一種更加強調生命體驗的分析視角。【政見CNPolitics】 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每年出現數量龐大的群體性事件，這令執政黨十分憂慮。但您之前的研究也表明，某些抗爭性政治事件可以起到強化國家能力、提高政治秩序的穩定性與持久性的作用。這樣看來，每年出現的大量群體性事件是否也在強化當前的政治體制呢？【Slater】 抗爭行動和威權主義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一方面，我的研究說明了，如果一個威權政體誕生在大量政治抗爭湧現的環境中——或者說，如果這個威權政體恰恰是作為平息抗爭、製造政治穩定的產物而出現的——這樣的威權政體通常會被民眾視作穩定秩序的生產者，從而享受很高的社會支持度，因此很可能會非常強大、持久。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是這樣的案例。另一方面，如果一個抗爭事件出現在威權政體穩固之後，它的影響就很難一概而論。關鍵問題是，人們把責任歸咎於誰。人們既可以覺得 「感謝一個強大的政府平息了這場抗爭、幫我們維持政治穩定」，也可以認為 「這場抗爭爆發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政府行事不公」。這其中哪一種可能性會發生，取決於具體的情境。在中國，我感覺這兩種情況都存在。所以在中國，抗爭事件強化威權政體的方式，不是通過提醒人們 「我們需要政府保護我們免受抗爭的侵擾」——恰恰相反，許多抗爭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抗爭事件之所以能強化威權政體，是因為它們起到了某種類似於選舉的作用。當人們走上街頭抗議的時候，這等於給政府釋放了信號，暴露了政府執政中的問題。當政府解決了這些問題，它便能展現出一種 「積極回應社會訴求」的姿態。威權政府往往樂於扮演超人的角色：當民眾遇到困難的時候，它表現出 「救民眾於水火之中」的樣子。然而，作為一種表達利益的方式，選舉比抗爭要穩定得多。執政黨不可能不回應社會的利益訴求，因為它面對的是一個訴求越來越多、對政府的期待越來越高的社會。而當一個政府不斷回應社會訴求的時候，民主的回應渠道往往比威權的回應渠道更可靠、更穩定。六、比較政治研究的挑戰【政見CNPolitics】 在今天的美國政治學中，「比較政治學」 這個領域幾乎完全等同於 「非美國政治研究」的代稱，而並不重視 「比較」。您怎麼看待這個現象？您覺得真正的 「比較政治學」意味著什麼？【Slater】 確實，「比較政治學」已經逐漸成為了一個將所有非美國政治研究裝到一起的筐。不過，也有許多出色的比較研究，將美國作為一個案例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我認為，比較政治研究可以是比較多個案例，或者把一個案例與一個理論進行比較，或者比較同一國家內部的不同歷史階段或不同地區。【政見CNPolitics】 對於從事比較研究的學者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什麼？【Slater】 第一個挑戰在於，我們想要比較的國家，實際上是非常不同的。我們很難真正令人信服地說明，那些最終展現出不同結果的國家，一開始是有可能走上相似的歷史道路的。第二個挑戰是語言。最出色的比較政治研究，需要研究者沉浸在一個國家的語言環境之中、獲得足夠多的一手經驗，而這也並不容易。我一直推崇、並努力去做的比較政治研究，是首先沉浸在一個具體的個案之中、收穫一手的體驗，然後去思考我們能從這個個案中發現哪些一般性的規律。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要充分考慮個案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沒有任何一個個案是絕對獨特的。【政見CNPolitics】 比較研究和歷史研究往往是相互交織的。在做歷史研究的時候，我們怎麼處理 「無限回溯」 的問題呢？具體而言，既然任何歷史時刻都或多或少是被它之前的歷史決定的，我們怎麼確定一段歷史敘事的起始點呢？【Slater】 在比較政治研究中，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目標是解釋某種差異是怎麼產生的。所以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回溯歷史到多久以前，才足以解釋我們想要解釋的差異。如果你是一個歷史學家，那麼歷史本身對你來說就是有意思的。但對於政治學來說，我們要尋找的，是那個不同案例之間的差異最早開始出現的時間點。在我的第一本著作中，我上溯的歷史比我一開始設想的要久遠。在研究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各個國家在殖民地時期的特徵，對我想要解釋的差異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而我最初並沒有意識到這些特徵如何重要。這不是 「無限回溯」，這是解釋 「差異為何產生」 的關鍵。所有政治學家都要培養一種歷史意識，時時牢記：我們今天在不同案例中看到的差異，可能源自很久之前的歷史中發生的事情。【政見CNPolitics】 您的第一本著作 Ordering Power 比較了七個東南亞國家，其中有好幾個都在近幾年經歷了重要的政治變遷。緬甸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如果讓您現在重新寫這本書，您在哪些地方會寫得不同呢？【Slater】 我最大的遺憾有兩個，一個是全書的開頭，另一個是全書的結尾部分。在這本書中我應該寫一個前言，把我的核心理論觀點介紹得更加清楚。這個核心論點是，人們之所以支持威權主義，並不是因為他們貪戀權位，而是因為他們害怕政治變革會帶來不穩定。這個觀點在書中表達得並不十分清楚，因為全書的主體部分花了大量篇幅解釋具體的案例。當我們過於強調把案例講清楚、講準確時，便可能模糊了一個研究最核心的基本論點。同時，在結尾部分我也應該花更多的篇幅去討論這一機制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表現。具體到案例而言，書中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錯誤。這些國家近幾年的政治動態說明了幾件事。我在書中指出，緬甸的威權政體並不像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那麼堅挺。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 （2010年），這一結論並不是顯而易見的。但今天，事實證明我的論斷是正確的。從這個角度講，緬甸近年的政治動態支持了我書中的結論。但另一方面，緬甸的例子也說明了我在書中的論點有什麼局限。這本書解釋了，一些威權政體如何能強大到足以長久掌權。但我在書中並未考慮，也許有些威權整體並不希望長久掌權，也不需要長久掌權，因為在一些情況下，民主化更有益於政治穩定。我在第一本著作之後的研究，都圍繞著這個主題。Ordering Power 一書做出的一個暗示是，新加坡是東南亞地區最耐久的威權政體。但反過來看，它也是最有可能在接下來幾年中經歷民主化改革的威權政體，因為它的執政黨已經強大到足以在民主選舉中輕鬆獲勝，因此根本不需要畏懼民主選舉。這是我第一本著作沒有考慮的地方，也是我目前正在寫的第二本著作試圖深入論述的地方。當後來的學者超越了一本書的論點、揭示了一本書的局限、並且建構出更好的論點時，這其實證明這本書是非常成功的；同樣的道理，一本好書會把我們引向新的研究問題、激勵我們寫下一本書。七、學者應該如何參與政治？【政見CNPolitics】 您在社交網路上積極發表各種政治意見，並不避諱談論自己的政治觀點。您如何看待學者公開表達政治觀點的做法呢？進一步說，您如何看待學術和政治之間的關係？【Slater】 我們所選擇的研究題目，多多少少受我們的政治立場影響。我覺得，一個好的社會科學家，不能無視與自己政治立場相悖的經驗證據，而要學會讓自己的觀點接受事實的檢驗。同時，一個好的社會科學家，不能只看到事物的一個方面。比如，如果我不能向你解釋為什麼有些觀點認為 「中國不可能發生政治變革」，那我不會是一個好的社會科學家。我必須要理解這些論點、理解到足以向你闡釋這種論點的程度。我本人並不認同這個論點，我也不覺得經驗證據支持這個論點，但我必須能夠向你說清楚這個論點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只有這樣，我才能說服你為什麼經驗證據不支持這個論點。和所有人一樣，我有我的政治觀點，成為一個政治學家並不意味著我要拋棄這些觀點。我不應該把自己封閉在已有的觀點之中，而應該繼續傾聽其他的觀點。但是，如果我認為自己的觀點被理論和經驗證據所支持、是有力而可信的，我不覺得公開表達這些觀點有什麼問題。作為一個優秀的社會科學家，關鍵在於當那些與我們的觀點相悖的經驗證據擺在我們面前時，我們願意承認自己錯了、並調整自己的觀點。很多時候，我在參與社交媒體辯論的過程中受益良多。隨著別人不斷質疑、挑戰我的觀點，我自己的一些觀點也被改變了。從這個角度上，我在參與社交媒體的方式，和我做學術的方式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對立的。【政見CNPolitics】 那您覺得，您的學術研究有怎樣的現實意義呢？【Slater】 我目前最主要的研究課題，希望能幫助大家理解這樣一個事實：民主化不意味著政治秩序崩潰。人們需要意識到，存在著一種穩定地實現政治變革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那些看我的研究、接觸我的觀點的人們可以看到這種可能性，通向更加美好的政治的可能性。我的學術研究的首要目的，並不是指導公共政策。作為社會科學家，我的首要目的是還原準確的事實。如果大家願意了解我的研究，我當然很開心；如果大家不願意，我也不會通過其他方式去追逐公共影響力。我崇敬那些既是學者、又是社會活動家的人，但我認為這兩個身份之間是存在張力的，這種張力很難克服。社會活動家需要相信他們所努力推動的事情是正確的，而學者必須有自我懷疑精神、不斷質疑自己是不是錯誤的。在某些議題上，我們有足夠的自信認為自己是對的；我個人在某些議題上也是參與社會活動的活躍分子。但我積极參与社會活動的那些議題，不會是我作為學者去研究的那些議題。文字編輯：方可成微信編輯：余莉 圖片編輯：魏子傑最新合輯下載百度網盤：http://t.cn/Rt1JGbWGitHub：http://t.cn/RG9BdvXDropbox：http://t.cn/RG91E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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