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網紅白居易：他沒遇見盛世，但他遇見了大唐

文/張洛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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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方認證的「詩仙」VS民間追捧的「網紅」

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這兩句詩，是一位名叫李忱的唐代詩人為悼念另一位唐代詩人而寫的。

李忱作為詩人，除了名字跟「冰冰的老公」諧音之外，估計半點知名度都沒有；《全唐詩》之所以能收錄他六首詩，恐怕也是看在他另一個身份的面子上——他是唐朝的第十七位皇帝（包括武則天）、有「小太宗」之稱的唐宣宗。說實話，這貨做皇帝的水平倒是比寫詩高得多，唐朝晚期的三大弊病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朋黨之爭，他全碰上了，可是在他的治理下，大唐居然看到了中興的曙光，你說牛不牛。

那麼，能讓這麼牛的皇帝在百忙中親自寫詩、深切緬懷的，應該也是個很牛的詩人吧？是李白嗎？

不好意思，還真不是。雖說我也希望第一個得到大唐官方認證的「詩仙」是李白，但這裡的「詩仙」，確確實實說的是白居易。不信您看這首詩的下面兩句：「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好在白居易也是個牛人。在今天的語文和歷史課本里，他是與李白、杜甫齊名的唐代三大詩人之一，凡會講漢語的人，就算背不出，也一定聽過他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和「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從這個角度說，他也算蠻對得起唐宣宗的高度讚譽。

不過話又說回來，白居易雖然牛，跟「詩仙」這個稱號卻實在是不太搭調——眾所周知，他的詩的最大特點是通俗易懂、煙火氣重，據說連不識字的老太太、回鶻的放牛娃、日本和韓國的半吊子書生，都能背他的詩，稱得上是「家喻戶曉」。當然，我不是說這樣不好，但這明明是「網紅」范兒、是「流量明星」的特質，無論如何夠不上「詩仙」的逼格。要知道，人家「正牌詩仙」李白是能把「真特么高啊」寫成「噫吁嚱，危乎高哉」的，哪像白居易的詩這麼淺顯，半點「仙氣」都沒有？

當然，白居易也不是只會寫「淺顯詩」，「離離原上草」和「能不憶江南」的名氣再大，也不足以讓他躋身一流大詩人的行列。至於那些真正奠定他江湖地位的詩，並不是那麼容易讀懂的。

那是一些「有故事」的詩。關於他和它們的故事，還得從頭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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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順風順水的日子可以很長

白居易雖然姓白，但跟青丘一毛錢關係都沒有，四海八荒的上神一個也不認識，他的功名，是靠真才實學（或許再加上一點圓滑世故）掙來的。按照一般的套路，像他這樣的有志青年往往都經歷過非常苦逼的奮鬥歷程，不過具體到這貨本人，還真說不上多苦逼。

公元772年（唐代宗大曆七年）正月，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鄭的一個小職員家庭。小時候，因為父親工作調動和躲避戰亂，他搬過幾次家，不過好在那時候落戶不難，學區房也不貴，所以他的學業並沒受太大影響，該讀的書沒少讀，該寫的詩也沒少寫，那首著名的「離離原上草」，就是十六歲那年的考試作文。

回想我十六歲的時候，還趴在語文試卷上默寫他的「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這人和人的差距，還真挺大。

到二十八歲那年，白居易考中了進士。在後世看來，「二十八歲中進士」好像沒什麼值得炫耀，但在唐朝，這相當值得——當時有句話叫「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有為，然則進士科的考試難度可想而知。

白居易對此也很自豪，曾得瑟地寫過「十七人中最少年」，完全不考慮另外十六個老男孩的感受。不過，他很快發現自己並不是青年才俊中最年輕的，比如工作時認識的好基友元稹，就比他還要小八歲。

順便說一句，元稹就是寫過「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和「貧賤夫妻百事哀」的那位，他還寫過一篇「半自傳體」的《鶯鶯傳》，後來一個叫王實甫的人根據它的故事創作了《西廂記》。相傳，這貨跟白居易非常心有靈犀，倆人甚至能默契到相隔千里卻在同一個晚上寫詩思念對方，滿滿的基情把當時吃瓜群眾的朋友圈都刷暴了。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在當時，白居易和元稹還沒有相隔千里，而是都在長安上班，他們經常約一群朋友喝扎啤、辦沙龍、開party，大家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著各種話題，一言不合就寫詩，內容多半是互相吹捧或互開玩笑，總之日子過得相當滋潤。當然，那時候他們的官都不大，工資也不多，然而前景很光明、歲月很靜好，不也算是很舒適的生活了嗎。

縱觀白居易這一生，雖然也受過委屈、遭過罪，但這種歲月靜好的狀態，佔據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時光——我固然不敢說，這貨是唐代詩人中最有才的，但我敢說，他絕對是有才的詩人中混得最舒服的。比如從年齡上說，他活到七十四歲壽終正寢，去世後備極哀榮（連皇帝都寫詩悼念，想想那排場），比李白六十二歲不明不白地死去、杜甫五十九歲凄然病逝船上，不知好了多少倍。又比如從級別上講，他晚年混到正二品太子少傅、封縣侯，最終以刑部尚書銜致仕（退休），雖然都是些「閑職」，但已經是陳子昂（寫「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那位）、王勃（寫「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那位）和王維（寫「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的那位）終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就算他人生中的唯一一次被貶謫，也是做「江州司馬」，這雖然只是個正六品下的芝麻官，卻比杜甫和李商隱（寫「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那位）一輩子做過的最大的官還要大。何況，他只貶過一次官，而他的好基友元稹貶了四次，另一個好基友劉禹錫（寫「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那位）貶了三次。

綜上可知，雖然唐代混得好的人很多，大詩人也很多，但像白居易這樣混得好的大詩人，不多。儘管他也受到過不公正的對待，儘管別人的更大不幸不能抵消他的不幸，但平心而論，大唐基本上算是沒虧待過他。

那他因此感到幸福快樂了嗎？這倒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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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娘是罵出來的，詩也是罵出來的

有人說，白居易百分之九十的詩都很爛——不是遣詞造句爛，而是格調不高。由於我沒讀過他百分之九十的詩，所以不好贊同或反駁這個評價，不過就我看過的那部分而言，還真有不少「糟粕」。特別是到了晚年，這貨在洛陽包養了一群「舞姬」，整天倚紅偎翠享清福，這種狀態下寫的詩，質量可想而知。

不過就算在這個時期，他也寫過幾首挺大膽的詩，比如「但使武皇心似燭，江充不敢作江充」。

這裡簡單交待一下背景知識：江充是漢武帝時期的「奸臣」，後世有好多人噴他，一直噴了幾百年。可是到白居易這兒，他卻說這不光是江充的問題，要是漢武帝心裡敞亮，能明察秋毫，江充還有機會幹壞事嗎？如果江充是奸臣，那是誰任用了奸臣？

今天的讀者，可能很難理解這兩句詩有什麼問題，但在封建社會的環境下，它非常有問題，因為它太容易被理解為白老頭借漢武帝來罵當時的唐文宗了。而且這不是白居易第一次這麼干，在當年那首奠定他詩壇地位的名作《長恨歌》中，第一句就是「漢皇重色思傾國」。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那句話的實際意思是「唐玄宗喜歡美女」。

寫《長恨歌》的時候，白居易只有三十多歲，名氣也不大，如果想借幾句大膽的詩博眼球，還可以理解；可是寫關於漢武帝和江充的《思子台有感》的時候，白老頭已經是正三品的大官、閑官，完全可以釣釣魚、打打麻將，不需要也不應該再來操這份閑心。就算真要寫詩，以他當時的江湖地位，甭管寫什麼狗屁都會有一大群粉絲叫好，幹嗎非得觸這個霉頭？

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個：因為他是白居易。他曾經是個憤青，後來是個大憤青，老了之後，就變成了老憤青。

白居易的憤青史可謂源遠流長。比如在剛考上進士之後的那幾年，他經常遊歷長安附近的大好河山，游著游著，就有了感觸，於是寫出了……《秦中吟》。

《秦中吟》是一組詩，一共十首，每首都是用文言文罵娘。比如《重賦》，寫的是皇帝另設私庫，儲藏大臣們進貢的金銀財寶，大臣們卻也不肯自己掏腰包，而是打著皇帝的旗號搜刮老百姓。又比如《輕肥》，有幾句寫道「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幾乎跟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出一轍。再比如《立碑》，居然說「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乃傳後代疑」，意思是官員如果幹得不好，光靠立碑宣揚自己的功績，也只能糊弄一下「愚者」而已，在「賢者」眼中卻並沒什麼卵用。

當然，要說這十首詩里最著名的，還要數最後一首《買花》。那句「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不僅用客觀冷靜的陳述piapia打了帝國的臉，也開創了新的唐詩風格——像記者那樣觀察、像旁觀者那樣記述、像親歷者那樣思考。

這種風格的創作被白居易命名為「新樂府運動」（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秦中吟》不算「新樂府」）。在給元稹的信里，他用「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來解釋自己的寫作動機：寫詩，不是為了揚名立萬，也不是為了無病呻吟，而是為了反映那個時代的光榮和疾苦，為了用筆去呼籲和吶喊。

可想而知，這些詩並沒起到、也不可能起到他所期望的那種作用。但這大概是他唯一能做的了。

寫完《秦中吟》之後，白居易還不過癮，又寫了《新樂府》五十首（也有學者認為《新樂府》寫於《秦中吟》之前）。其實，這五十首詩倒不像《秦中吟》那樣全是罵娘，不過最有名的幾首，比如《賣炭翁》、《上陽白髮人》和《杜陵叟》之類，也還是罵娘。《賣炭翁》就不多說了，中學課本上都有，那一句「心憂炭賤願天寒」可謂寫出了小商販滿滿的無奈。《上陽白髮人》寫的是一位被強征進宮的宮女的遭遇，她很遺憾地沒能完成瑪麗蘇式逆襲，只好荒廢四十年光陰，「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杜陵叟》寫的則是一個老頭碰上大旱，莊稼顆粒無收，可是當地官吏非但不賑災，反而逼著他趕緊交租；等皇帝終於得知旱情、下令免稅，90%的人已經把自己的口糧交上去了，要是要不回來的，叩謝皇恩卻不能免——「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在這幾首詩中，白居易用大段的平鋪直敘，不厭其煩地記錄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碎碎念，訴說了他們無處訴說的傷痛和辛酸。由於它們措辭很直白，所以看上去情緒很克制，但讀完之後，又讓人有種莫可名狀的悲涼感。後世評論說，它們幾乎可以比肩杜甫的《三吏三別》，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過，跟杜甫不一樣的是，寫《秦中吟》和《新樂府》的時候，白居易還年輕，而且正處在青雲得意的人生階段。他筆下那些「黃衣使者白衫兒」，從沒冒犯過他本人，賣炭翁和杜陵叟受的苦，他也從沒親身體驗過。他只是看到了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不幸，看到了與聖賢書上不一樣的百態人生。

其實白居易對「民間疾苦」的體會並不算深，因為他畢竟沒有淪落到那個地步。何況他又是個很普通的人，既不像李白那樣狂放洒脫，也不像杜甫那樣悲天憫人，更不像楊漣、史可法那樣縱然粉身碎骨依然堅持真理。他只是在有點文採的同時也有點良知而已，像他這樣的人，歷朝歷代多的是。

那他為什麼比別人出名呢？我只能回答，這要歸功於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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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唐的襟懷成就了白居易

白居易屬於在安史之亂的廢墟上出生的那代人。相比之下，杜甫雖然混得潦倒，總算還趕上了開元盛世的尾巴，見證過煌煌大唐的繁榮；而對白居易來說，那些都只是枯黃的紙頁和老人口中無精打採的傳說罷了。

但白居易仍然是幸運的。因為日暮西山的大唐，依然保持著盛世中的高貴、包容和自信，否則《秦中吟》和《新樂府》早該失傳。

還有前面提到的《長恨歌》，它雖然用凄美的語言讚頌了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但畢竟是關於宮廷緋聞的八卦；而另一首與它齊名的長詩《琵琶行》，更是一大通懷才不遇的牢騷。試想，如果這兩首詩寫於朱元璋時代，那流傳下來的概率恐怕要大大降低了（明朝不禁絕這兩首詩，是因為它們說的是唐朝的事，如果說的是明朝，未必有那麼好的運氣）。

可是唐宣宗是怎麼評價它們的呢？在那首悼亡詩的第三聯，他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意思是連小學生都能讀懂《長恨歌》，連外國小學生都能吟唱《琵琶行》，白先生真可謂紅得突破天際。

這當然是極高的讚譽，但同時，這也是極廣的襟懷——連小學生都知道「漢皇重色思傾國」，連歪果仁都會唱「江州司馬青衫濕」，對大唐的名聲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值得大唐皇帝誇耀的地方？然而唐宣宗就是誇耀了。他沒有責怪這兩首詩給大唐抹了黑，也沒有痛恨寫這兩首詩的白居易吃著俸祿還罵娘，相反，他欣賞這個人的才華和骨氣，並為他的文名遠播而感到自豪。

所以他才會在悼亡詩的最後說「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啊。

因此，每當人們說，是白居易裝點了大唐，我都會回復，不，是大唐成就了白居易。它的有容乃大、它的海闊天高、它的仁民愛物，給了白居易以及每一位像白居易一樣的詩人以綻放才華的舞台，讓今天的我們有幸吟誦「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得以悲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自元代直至清末，很少再有人寫得出這樣的詩句。清朝中葉，龔自珍曾仰天長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這真的只是「天公」的問題嗎？究竟是唐詩已被唐人寫盡，還是唯大唐方能激發詩人的靈感？

從這個角度說，白居易應該感謝大唐。

當然，大唐也並沒吃虧。它沒有因《新樂府》和《秦中吟》的存在而減色，也沒有因《長恨歌》和《琵琶行》的流傳而招黑。相反，當它的風流被雨打風吹去，當它的輝煌被深埋故紙堆，當麒麟閣和大明宮終成殘垣斷瓦，恰恰是那一首首綺麗詹雅、炫彩流光、激揚慷慨、沉鬱雄渾的唐詩，留住了它昔日的煙華舊夢，讓它的富麗和繁盛流播萬里、傳唱千年。

今人每稱盛世，必言夢回大唐；西方每論東土，亦必謂大唐乃華夏古典文明的巔峰。而這巔峰之上，當有白居易的一番功勛。

大唐並不是完美的。白居易也不是完美的。唯有他們的相遇，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