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網紅白居易:他沒遇見盛世,但他遇見了大唐

文/張洛鳴

一·官方認證的「詩仙」VS民間追捧的「網紅」

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這兩句詩,是一位名叫李忱的唐代詩人為悼念另一位唐代詩人而寫的。

李忱作為詩人,除了名字跟「冰冰的老公」諧音之外,估計半點知名度都沒有;《全唐詩》之所以能收錄他六首詩,恐怕也是看在他另一個身份的面子上——他是唐朝的第十七位皇帝(包括武則天)、有「小太宗」之稱的唐宣宗。說實話,這貨做皇帝的水平倒是比寫詩高得多,唐朝晚期的三大弊病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朋黨之爭,他全碰上了,可是在他的治理下,大唐居然看到了中興的曙光,你說牛不牛。

那麼,能讓這麼牛的皇帝在百忙中親自寫詩、深切緬懷的,應該也是個很牛的詩人吧?是李白嗎?

不好意思,還真不是。雖說我也希望第一個得到大唐官方認證的「詩仙」是李白,但這裡的「詩仙」,確確實實說的是白居易。不信您看這首詩的下面兩句:「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好在白居易也是個牛人。在今天的語文和歷史課本里,他是與李白、杜甫齊名的唐代三大詩人之一,凡會講漢語的人,就算背不出,也一定聽過他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和「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從這個角度說,他也算蠻對得起唐宣宗的高度讚譽。

不過話又說回來,白居易雖然牛,跟「詩仙」這個稱號卻實在是不太搭調——眾所周知,他的詩的最大特點是通俗易懂、煙火氣重,據說連不識字的老太太、回鶻的放牛娃、日本和韓國的半吊子書生,都能背他的詩,稱得上是「家喻戶曉」。當然,我不是說這樣不好,但這明明是「網紅」范兒、是「流量明星」的特質,無論如何夠不上「詩仙」的逼格。要知道,人家「正牌詩仙」李白是能把「真特么高啊」寫成「噫吁嚱,危乎高哉」的,哪像白居易的詩這麼淺顯,半點「仙氣」都沒有?

當然,白居易也不是只會寫「淺顯詩」,「離離原上草」和「能不憶江南」的名氣再大,也不足以讓他躋身一流大詩人的行列。至於那些真正奠定他江湖地位的詩,並不是那麼容易讀懂的。

那是一些「有故事」的詩。關於他和它們的故事,還得從頭說起。

二·順風順水的日子可以很長

白居易雖然姓白,但跟青丘一毛錢關係都沒有,四海八荒的上神一個也不認識,他的功名,是靠真才實學(或許再加上一點圓滑世故)掙來的。按照一般的套路,像他這樣的有志青年往往都經歷過非常苦逼的奮鬥歷程,不過具體到這貨本人,還真說不上多苦逼。

公元772年(唐代宗大曆七年)正月,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鄭的一個小職員家庭。小時候,因為父親工作調動和躲避戰亂,他搬過幾次家,不過好在那時候落戶不難,學區房也不貴,所以他的學業並沒受太大影響,該讀的書沒少讀,該寫的詩也沒少寫,那首著名的「離離原上草」,就是十六歲那年的考試作文。

回想我十六歲的時候,還趴在語文試卷上默寫他的「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這人和人的差距,還真挺大。

到二十八歲那年,白居易考中了進士。在後世看來,「二十八歲中進士」好像沒什麼值得炫耀,但在唐朝,這相當值得——當時有句話叫「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有為,然則進士科的考試難度可想而知。

白居易對此也很自豪,曾得瑟地寫過「十七人中最少年」,完全不考慮另外十六個老男孩的感受。不過,他很快發現自己並不是青年才俊中最年輕的,比如工作時認識的好基友元稹,就比他還要小八歲。

順便說一句,元稹就是寫過「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和「貧賤夫妻百事哀」的那位,他還寫過一篇「半自傳體」的《鶯鶯傳》,後來一個叫王實甫的人根據它的故事創作了《西廂記》。相傳,這貨跟白居易非常心有靈犀,倆人甚至能默契到相隔千里卻在同一個晚上寫詩思念對方,滿滿的基情把當時吃瓜群眾的朋友圈都刷暴了。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在當時,白居易和元稹還沒有相隔千里,而是都在長安上班,他們經常約一群朋友喝扎啤、辦沙龍、開party,大家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著各種話題,一言不合就寫詩,內容多半是互相吹捧或互開玩笑,總之日子過得相當滋潤。當然,那時候他們的官都不大,工資也不多,然而前景很光明、歲月很靜好,不也算是很舒適的生活了嗎。

縱觀白居易這一生,雖然也受過委屈、遭過罪,但這種歲月靜好的狀態,佔據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時光——我固然不敢說,這貨是唐代詩人中最有才的,但我敢說,他絕對是有才的詩人中混得最舒服的。比如從年齡上說,他活到七十四歲壽終正寢,去世後備極哀榮(連皇帝都寫詩悼念,想想那排場),比李白六十二歲不明不白地死去、杜甫五十九歲凄然病逝船上,不知好了多少倍。又比如從級別上講,他晚年混到正二品太子少傅、封縣侯,最終以刑部尚書銜致仕(退休),雖然都是些「閑職」,但已經是陳子昂(寫「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那位)、王勃(寫「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那位)和王維(寫「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的那位)終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就算他人生中的唯一一次被貶謫,也是做「江州司馬」,這雖然只是個正六品下的芝麻官,卻比杜甫和李商隱(寫「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那位)一輩子做過的最大的官還要大。何況,他只貶過一次官,而他的好基友元稹貶了四次,另一個好基友劉禹錫(寫「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那位)貶了三次。

綜上可知,雖然唐代混得好的人很多,大詩人也很多,但像白居易這樣混得好的大詩人,不多。儘管他也受到過不公正的對待,儘管別人的更大不幸不能抵消他的不幸,但平心而論,大唐基本上算是沒虧待過他。

那他因此感到幸福快樂了嗎?這倒不一定。

三·娘是罵出來的,詩也是罵出來的

有人說,白居易百分之九十的詩都很爛——不是遣詞造句爛,而是格調不高。由於我沒讀過他百分之九十的詩,所以不好贊同或反駁這個評價,不過就我看過的那部分而言,還真有不少「糟粕」。特別是到了晚年,這貨在洛陽包養了一群「舞姬」,整天倚紅偎翠享清福,這種狀態下寫的詩,質量可想而知。

不過就算在這個時期,他也寫過幾首挺大膽的詩,比如「但使武皇心似燭,江充不敢作江充」。

這裡簡單交待一下背景知識:江充是漢武帝時期的「奸臣」,後世有好多人噴他,一直噴了幾百年。可是到白居易這兒,他卻說這不光是江充的問題,要是漢武帝心裡敞亮,能明察秋毫,江充還有機會幹壞事嗎?如果江充是奸臣,那是誰任用了奸臣?

今天的讀者,可能很難理解這兩句詩有什麼問題,但在封建社會的環境下,它非常有問題,因為它太容易被理解為白老頭借漢武帝來罵當時的唐文宗了。而且這不是白居易第一次這麼干,在當年那首奠定他詩壇地位的名作《長恨歌》中,第一句就是「漢皇重色思傾國」。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那句話的實際意思是「唐玄宗喜歡美女」。

寫《長恨歌》的時候,白居易只有三十多歲,名氣也不大,如果想借幾句大膽的詩博眼球,還可以理解;可是寫關於漢武帝和江充的《思子台有感》的時候,白老頭已經是正三品的大官、閑官,完全可以釣釣魚、打打麻將,不需要也不應該再來操這份閑心。就算真要寫詩,以他當時的江湖地位,甭管寫什麼狗屁都會有一大群粉絲叫好,幹嗎非得觸這個霉頭?

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個:因為他是白居易。他曾經是個憤青,後來是個大憤青,老了之後,就變成了老憤青。

白居易的憤青史可謂源遠流長。比如在剛考上進士之後的那幾年,他經常遊歷長安附近的大好河山,游著游著,就有了感觸,於是寫出了……《秦中吟》。

《秦中吟》是一組詩,一共十首,每首都是用文言文罵娘。比如《重賦》,寫的是皇帝另設私庫,儲藏大臣們進貢的金銀財寶,大臣們卻也不肯自己掏腰包,而是打著皇帝的旗號搜刮老百姓。又比如《輕肥》,有幾句寫道「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幾乎跟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出一轍。再比如《立碑》,居然說「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乃傳後代疑」,意思是官員如果幹得不好,光靠立碑宣揚自己的功績,也只能糊弄一下「愚者」而已,在「賢者」眼中卻並沒什麼卵用。

當然,要說這十首詩里最著名的,還要數最後一首《買花》。那句「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不僅用客觀冷靜的陳述piapia打了帝國的臉,也開創了新的唐詩風格——像記者那樣觀察、像旁觀者那樣記述、像親歷者那樣思考。

這種風格的創作被白居易命名為「新樂府運動」(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秦中吟》不算「新樂府」)。在給元稹的信里,他用「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來解釋自己的寫作動機:寫詩,不是為了揚名立萬,也不是為了無病呻吟,而是為了反映那個時代的光榮和疾苦,為了用筆去呼籲和吶喊。

可想而知,這些詩並沒起到、也不可能起到他所期望的那種作用。但這大概是他唯一能做的了。

寫完《秦中吟》之後,白居易還不過癮,又寫了《新樂府》五十首(也有學者認為《新樂府》寫於《秦中吟》之前)。其實,這五十首詩倒不像《秦中吟》那樣全是罵娘,不過最有名的幾首,比如《賣炭翁》、《上陽白髮人》和《杜陵叟》之類,也還是罵娘。《賣炭翁》就不多說了,中學課本上都有,那一句「心憂炭賤願天寒」可謂寫出了小商販滿滿的無奈。《上陽白髮人》寫的是一位被強征進宮的宮女的遭遇,她很遺憾地沒能完成瑪麗蘇式逆襲,只好荒廢四十年光陰,「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杜陵叟》寫的則是一個老頭碰上大旱,莊稼顆粒無收,可是當地官吏非但不賑災,反而逼著他趕緊交租;等皇帝終於得知旱情、下令免稅,90%的人已經把自己的口糧交上去了,要是要不回來的,叩謝皇恩卻不能免——「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在這幾首詩中,白居易用大段的平鋪直敘,不厭其煩地記錄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碎碎念,訴說了他們無處訴說的傷痛和辛酸。由於它們措辭很直白,所以看上去情緒很克制,但讀完之後,又讓人有種莫可名狀的悲涼感。後世評論說,它們幾乎可以比肩杜甫的《三吏三別》,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過,跟杜甫不一樣的是,寫《秦中吟》和《新樂府》的時候,白居易還年輕,而且正處在青雲得意的人生階段。他筆下那些「黃衣使者白衫兒」,從沒冒犯過他本人,賣炭翁和杜陵叟受的苦,他也從沒親身體驗過。他只是看到了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不幸,看到了與聖賢書上不一樣的百態人生。

其實白居易對「民間疾苦」的體會並不算深,因為他畢竟沒有淪落到那個地步。何況他又是個很普通的人,既不像李白那樣狂放洒脫,也不像杜甫那樣悲天憫人,更不像楊漣、史可法那樣縱然粉身碎骨依然堅持真理。他只是在有點文採的同時也有點良知而已,像他這樣的人,歷朝歷代多的是。

那他為什麼比別人出名呢?我只能回答,這要歸功於大唐。

四·大唐的襟懷成就了白居易

白居易屬於在安史之亂的廢墟上出生的那代人。相比之下,杜甫雖然混得潦倒,總算還趕上了開元盛世的尾巴,見證過煌煌大唐的繁榮;而對白居易來說,那些都只是枯黃的紙頁和老人口中無精打採的傳說罷了。

但白居易仍然是幸運的。因為日暮西山的大唐,依然保持著盛世中的高貴、包容和自信,否則《秦中吟》和《新樂府》早該失傳。

還有前面提到的《長恨歌》,它雖然用凄美的語言讚頌了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但畢竟是關於宮廷緋聞的八卦;而另一首與它齊名的長詩《琵琶行》,更是一大通懷才不遇的牢騷。試想,如果這兩首詩寫於朱元璋時代,那流傳下來的概率恐怕要大大降低了(明朝不禁絕這兩首詩,是因為它們說的是唐朝的事,如果說的是明朝,未必有那麼好的運氣)。

可是唐宣宗是怎麼評價它們的呢?在那首悼亡詩的第三聯,他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意思是連小學生都能讀懂《長恨歌》,連外國小學生都能吟唱《琵琶行》,白先生真可謂紅得突破天際。

這當然是極高的讚譽,但同時,這也是極廣的襟懷——連小學生都知道「漢皇重色思傾國」,連歪果仁都會唱「江州司馬青衫濕」,對大唐的名聲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值得大唐皇帝誇耀的地方?然而唐宣宗就是誇耀了。他沒有責怪這兩首詩給大唐抹了黑,也沒有痛恨寫這兩首詩的白居易吃著俸祿還罵娘,相反,他欣賞這個人的才華和骨氣,並為他的文名遠播而感到自豪。

所以他才會在悼亡詩的最後說「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啊。

因此,每當人們說,是白居易裝點了大唐,我都會回復,不,是大唐成就了白居易。它的有容乃大、它的海闊天高、它的仁民愛物,給了白居易以及每一位像白居易一樣的詩人以綻放才華的舞台,讓今天的我們有幸吟誦「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得以悲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自元代直至清末,很少再有人寫得出這樣的詩句。清朝中葉,龔自珍曾仰天長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這真的只是「天公」的問題嗎?究竟是唐詩已被唐人寫盡,還是唯大唐方能激發詩人的靈感?

從這個角度說,白居易應該感謝大唐。

當然,大唐也並沒吃虧。它沒有因《新樂府》和《秦中吟》的存在而減色,也沒有因《長恨歌》和《琵琶行》的流傳而招黑。相反,當它的風流被雨打風吹去,當它的輝煌被深埋故紙堆,當麒麟閣和大明宮終成殘垣斷瓦,恰恰是那一首首綺麗詹雅、炫彩流光、激揚慷慨、沉鬱雄渾的唐詩,留住了它昔日的煙華舊夢,讓它的富麗和繁盛流播萬里、傳唱千年。

今人每稱盛世,必言夢回大唐;西方每論東土,亦必謂大唐乃華夏古典文明的巔峰。而這巔峰之上,當有白居易的一番功勛。

大唐並不是完美的。白居易也不是完美的。唯有他們的相遇,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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