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男子漢 易中天

也許不能不承認，那幾年「尋找男子漢」的結果，多少有點讓人尷尬。上海人首先表現出一種無奈何，他們苦笑著對自己的男同胞進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電視台的《海派丈夫變奏曲》，可以視為上海人「尋找男子漢」的答案：「男子漢哪裡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籃呀，老王買煤球；小張拿牛奶呀，老趙買醬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資獎金全上交，殘湯剩飯歸己有；重活臟活一人干，任打任罵不還手。」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們不是要尋找男子漢嗎？對不起，沒有！幸虧，就在上海的男人們灰溜溜垂頭喪氣的時候，上海的女人們卻對他們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憶公開坦言，對她的北方朋友大罵「提籃買菜討價還價的小男人」不以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實在又很平凡的事情。「須男人到虎穴龍潭搶救女人的機會似乎很少，生活越來越被渺小的瑣事充滿。」所以「男人的責任如將只扮演成一個雄壯的男子漢，讓負重的女人欣賞愛戴，那麼，男人則是正式的墮落了。」（《總是難忘》）王安憶的話是值得深思的，這其實也是我們將要討論的一個問題：什麼是真正的男子漢？真正男子漢的特徵，絕不僅僅只是高大的身材，寬厚的肩膀，稜角分明的面容和渾厚深沉的嗓音，或者滿不在乎、一擲千金的「派」。一個男人，如果僅有這些表面陽剛的東西，卻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給女人去負擔，那才真是銀樣鑞槍頭，中看不中用。何況上海的女人也確實應該負一些責任。正如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中所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實有一多半是上海的女人設計和塑造的；而她們在進行這種設計和塑造時，有不少人又總是企圖按照小家碧玉的審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書上那種光潔溫柔、甜嗲香噴的男人為模式，把她們的丈夫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她們既然喜歡這樣的大男孩，那麼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繼續當他的大男孩。因為要嫁給這些大男孩的，畢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對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再說，上海的男人又是多麼的善解人意和會做家務，多麼的體貼溫柔和乖巧聽話啊！所有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嗎？如果說，上海的男人在「尋找男子漢」的過程中，表現了一種自嘲和無奈，那麼，北京的男人們，便多少有點做戲和造假。的確，自古燕趙多悲歌，華北大平原上從來就不乏勇士、壯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漢」中，也有不少其實是冒牌貨。他們或者摹仿日本影星高倉健的不苟言笑玩深沉，或者摹仿王朔小說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耍無賴，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賣大力丸的那樣練把式。概括起來，無非粗、痞、狂、俗、侃五個字。粗，包括外形的粗獷和言行的粗鄙。具體地說，就是「一米八的個兒，滿臉絡腮鬍，牙縫裡夾著韭菜葉，胳肢窩火臭」，或者「剃著光頭或板寸，一身狂氣或匪氣，一開口："操！"」為了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貼假胸毛的。痞，主要指一種大大咧咧、弔兒郎當、滿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態度，以及故意褻瀆神聖、挑釁傳統的生活態度。他們甚至對自己的活法和事業也進行調侃和貶損，比方說，「玩深沉」「玩瀟洒」「玩電影」「侃哲學」「練一本辭典」等等。狂，就是什麼人都不放在眼裡，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什麼出格的話都敢說，什麼冒險的事都敢幹。比方說，按照他們的邏輯，在某個豪華體面的場合故意不修邊幅，不是「掉價」，而是「拔份兒」；又比方說，放肆地嘲笑和耍弄領導，在警察那裡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條漢子」。相反，膽小怕事的「松貨」、不敢抗爭的「軟蛋」和優柔寡斷的「面瓜」，都被視為沒有男人味。俗，主要是要掃除假正經的酸氣，因此故意和「雅」作對。所以這個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漢的粗俗，是與大雅相對應的大俗，是一種「平民包裝的貴族派頭」。它不僅意味著可以罵粗話，更意味著用最通俗平常的辭彙說出並不簡單平庸的內容，既俗得可愛，又俗得高雅。當然，有此創造天分的不多，更多的只是跟著起鬨，不過滿嘴都是諸如「狂嘬」「海聊」「侃爺」「傍家」之類的詞兒，或者也跟著別人，在自己的圓領衫上印一行字：「我們是害蟲。」侃，包括「侃山」和「調侃」。老話說：「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一個不會侃的男人，在北京是不大被當作男子漢看待的。不會侃的「沒嘴葫蘆」有似於上海的「阿木林」。不過上海人精在心裡，北京人油在嘴上；連他們的談情說愛，也充滿侃味。關於這些，楊東平的《城市季風》中多有描寫，不妨參看。把粗、痞、狂、俗、侃當作男子漢的一種標誌，雖然未免多少有點反文化的味道，但其實有它的文化背景。前述江湖好漢或綠林英雄一類人物，便差不多都有粗、狂、俗等特徵。比方說武松人高馬大，史進一身花綉，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揚言「一對拳頭專打天下硬漢」「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當朝太尉來了也戳他幾個透明的窟窿」，是狂；開口閉口「洒家」「這廝」「撮鳥」「打甚麼鳥緊」，是俗。不過他們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則多少有些時代特徵。因此，這種設計便多少有了試圖塑造「有中國特色」男子漢的意味。儘管設計者們未必自覺，也儘管這種設計未必成功，但較之一味崇拜高倉健、史泰龍、施瓦辛格和阿蘭·德龍等洋影星而言，卻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為這畢竟是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借鑒和原型，以便塑造咱們中國自己的男子漢形象。然而，這種設計卻又是大成問題的。首先，所謂江湖好漢或綠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國男子漢」的標準類型，便值得商榷。江湖文化畢竟是一種亞文化、俗文化，它既無法代表中國文化的正宗，也無法代表中國文化的主流，何況它自身也有許多不良傾向。以此為原型、為基點、為榜樣，先就不妥。其次，即便這些英雄好漢果真就是中國古代男子漢的標準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麼大氣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夠的文化底蘊，那麼，無論是學古英雄，還是學洋明星，學來學去，都只能學點皮毛。不是只學到了高倉健的不苟言笑，便是只學到了黑旋風的滿嘴髒話，或者把阿蘭·德龍的瀟洒幽默變成了耍貧嘴，把浪子燕青的機智靈活變成了耍滑頭。事實上，這類「新型男子漢」對「傳統男子漢」的仿效是相當表皮的，甚至連一些表面的東西也帶有作偽嫌疑，比如貼假胸毛之類。這又與他們「玩人生」的態度有關。結果，深沉變成了「玩深沉」，瀟洒變成了「玩瀟洒」，豪爽、堅毅、剛強、俠義等等，也都不免帶有「玩」的性質。玩，就是遊戲，也就是假的。更何況還發明了痞和侃。原本就表皮的陽剛被痞氣一衝，還有多少呢？不苟言笑的硬派小生結果被發現原來是侃爺，又有幾分可信程度呢？與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對應，上海的男性則向著紳士化的方向發展。上海原本就有紳士傳統。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中說：「上海的知識男性，或者有教養的上海人，無論是店員、工人，總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禮，做事認真可靠，規則有序，具"紳士風度』。聲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氣質的，則華服革履，頭髮鋥亮，一絲不苟，派頭十足。」隨著我國的對外開放，隨著出國人員、留學人員、「三資」企業員工和白領階層人數的增多，這一趨勢的勢頭將有增無減，就連北京也不能免俗。總有一天，雅皮士將取代「具有中國特色」的嬉皮士，成為北京青年的新潮。那麼，未來北京的「紳士們」，會不會也變成上海那種買辦型、職員型甚至小市民型的「貧血」的紳士呢？多半不會。上海的紳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為底本的；而未來北京的紳士，卻將以北方的「紅臉漢子」為底本。西方的紳士風度畢竟是在騎士精神和體育精神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難免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有其形而無其神。移植到北方漢子身上，也許情況會要好一些吧！儘管俠客並不等於騎士，武術也不等於體育，但畢竟總有某些相通或者類似之處。但是，我們仍不認為北方漢子或江湖英雄的紳士化，就是重塑中國男子漢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並非張揚中國男性陽剛之氣的正途一樣。學習和借鑒是必要的。然而學習並不等於照搬，借鑒也並不等於取代。如果用貼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紳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樣不倫不類的假洋鬼子。在「尋找男子漢」和「重塑男子漢」的浪潮中，有一種現象並未引起足夠的注意，這就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風靡全國。新派武俠小說的風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俠小說不同於舊武俠，其區別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書的立場上，我以為它們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無愛情，有愛情則無英雄」的舊格局，把英雄傳奇和愛情傳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俠小說的經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與舊江湖武俠或舊才子佳人全然不同。無論男俠抑或女俠，差不多都是既俠義果敢，又溫柔多情；既武藝高強，又風流瀟洒的。正所謂「一個是溫柔美嬋娟，一個是翩翩美少年」，一個「拔長劍，跨神鵰，心系佳人路迢迢」，一個「揮柔荑，斬情緣，玉潔冰心有誰憐」，真不知傾倒了多少中國當代的讀者。無論這些新派武俠小說的作者初衷如何，他們都有意無意地為中國當代男子漢形象的重塑，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模式。至少是，他們都看出了中國古代文藝作品中那三類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書生太柔弱，江湖好漢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虛偽。柔弱讓人氣悶，粗野讓人遺憾，虛偽則讓人憎惡。於是他們便以真情代其偽善，以剛勇壯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蠻野。一個男子，如果既真誠又剛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愛女人也被女人愛，難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因此，我常常懷疑，新派武俠小說成功的原因之一，沒準便正是恰好暗合了「重塑男子漢」的時代需求。當然這絕不是說，中國未來的男子漢，或中國理想的男子漢，就是郭靖、楊過、楚留香、謝曉峰一類人物。苟如此，也未免太滑稽了。但在這些人物身上，我們也未嘗不能得到一點啟示，那就是：他們應該是剛柔兼濟、文武雙全，既有傳統美德又有現代風采的新男性。事實上，如前所述，中國古代的男性，並非果真就像小說、戲劇中描寫、表現的那樣或窩囊無用，或冷酷無情，或虛偽無骨。比方說，歷史上的劉備，就未必那麼好哭；現實中的宋江，也未必那麼善跪。相反，像模像樣、可歌可泣、英氣勃勃、令人喜愛的傑出男性和風流人物，可以說是史不絕書。尤其是宋以前，更如此。從先秦至盛唐，我們民族，真可謂英雄輩出。他們或多才，或多藝，或多情，或多謀，或英武，或剛烈，或耿直，或俠義，或折衝樽俎，或揮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後，這樣的人物已日漸稀少。即便有些鳳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連帶老前輩們，在舞台上也越來越不像樣子。只要將宋以後小說、戲劇中的歷史人物和史書上的記載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其中的微妙。總之，宋以前的中國男人，大體上還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後，對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簡直就每下愈況，作為其縮影的大觀園裡，不是賈政那樣的「殭屍」，就是賈赦那樣的「蛆蟲」，最好的男人，也只不過是寶玉那樣的女性化哥兒。這裡面的原因當然十分複雜，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則是封建禮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勢化。封建禮教包括兩方面的內容：階級的壓迫和性別的壓迫。階級的壓迫使男人不再陽剛，性別的壓迫則使女人災難深重。於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斷地吃敗仗、撤防、割地、賠款、送禮、求和、南遷和拿女子做犧牲品的歷史。這一歷史演到清末，就在鴉片戰爭中達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從宋元到明清，則是貞節觀越來越被推向極端、自主權越來越喪失殆盡的歷史。這一歷史演到民初，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吃人」。要之，宋以後的男人已不大能壓迫別的男人，便只好去壓迫自己的女人。結果，他們並未因此而更像男人，反倒在文藝作品中成了躲藏於女人羽翼之下的窩囊廢，作為宋史演義的《楊門女將》便是最典型的例子。顯然，要重塑中國的男子漢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撥亂反正的任務，關鍵是如何塑造新中國人。這當然又是一個太大的話題，只好以後再說。更何況在這裡，還有一系列作為前提的問題需要討論，其中就包括女性問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麼男人也很難會像男人的。更何況，在中國，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養出來的。那麼，中國的女人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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