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問題的文化反省

2014年06月24日 15:52:40來源:求是理論網作者:曾天雄,曾鷹

字型大小:【 】一在當代,「食品安全」一詞已經成為一個具有鮮明的反思性或批判性的概念,承載著人類對新的倫理價值的期盼,也反映了對人類生存之道尋求的心靈救贖和自我拯救。我國食品安全沉痾表明,倫理崩潰、道德框架失散,以及人生意義的缺失構成了這個時代最顯著的文化特徵。個體之間的倫理關懷變為緘默與冷漠對視,信仰已被謊言徹底掏空,不但釀成體制文化的價值怪象,還催生立基於利益的權力文化秩序的興起。(一)道德赤字化:信仰的式微與崩塌信仰是一種深刻的「存在的維度」,食品安全問題的密集爆發,預示著中國只是一個初級版本的轉型社會,如今到了道德虧空的密集還賬期,信仰的缺失與道德的赤字正轉化成一樁樁人為的駭人聽聞的災難,精神啟蒙尚未真正開啟。隨著中國文化中儒學的權力化與道家的世俗化對人性的壓抑,導致機械式的人格特質,生存精神中愈發缺少一種對抗物質人生和私己性的基因,精神重心、人生面貌皆全方位地物化。由於功利主義侵蝕,致使道德失去標準,由贏者詮釋道德,最終把道德庸俗化。食品安全問題的「無法無天」,無疑使我們再次面臨以絕對意識衰落為標誌的「人類個性的危機」(瓦茨拉夫·哈維爾語)。食品安全倫理的崩潰,恰是國民整體道德體系瓦解的象徵。在一個「零度道德」的社會,個人在大眾文明的熔爐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變成了非道德的人,這就是非道德化社會的化身,進而帶來社會深刻的道德危機:人人似乎都是破壞者。俯首當下,更多人們選擇沉默,進入了文化的「囚徒困境」。許多人罔聞人性之幽暗和權力之悖杵,沉溺在物質的浮華之中,公共空間惟剩一地雞毛。(二)技術濫觴化:對強制完成現代性的抗拒現代社會中,技術變成了決定社會生活的正義性和合理性的主要依據,但它本身的正當性卻成了問題,人們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種數字悖論之中。現代人越來越關注「應該如何行為」,而不是「如何成為一個有德性的人」。原本,人詩意地棲息在大地上。可如今,人變成了一個虛擬的概念無意識地卷進所有的生產過程,在技術主義支撐下的隆隆機器聲中,人性已遭冷落。食品安全問題表明,作為現代性的元敘事之一的技術烏托邦主義,不僅無法約束失范的社會秩序,反而具有了很大程度上的非反思性和盲目性,隨著它無孔不入的侵佔,進一步造成空前的「虧空「和危機。由於被籠罩於技術理性的巨大陰影之下,「現代性」道德已淪為一種工具性道德。展開這一「道德謀劃」的始作俑者源自具有普遍理想精神的「進步主義」,但這隻能是一種帶有文化強權色彩的「道德烏托邦」設計。技術主義所導致的對人的「物化」以及對個體生命存在意義的忽略,其直接後果就是個體生存於其間的「生活世界」的分崩離析,陷入難以自拔的技術「阱架」。(三)倫理碎片化:生活世界「意義」的喪失隨著人類社會行動趨向整體化淹沒了作為基本構成單位的個體,文化精神的深層斷裂致使烏合之眾深陷集體無意識,最終造成了行動的缺席,倫理淪為了碎片。當前我國正處於現代化進程中,但始終未能確立起現代社會精神的生長點,最基本的做人之道已成為「稀缺資源」。百年來的「文化衝突」,換取的卻是現代公民權利未張而傳統責任倫理盡失。市場生活中「道德風險」、「逆向選擇」,以市場方式創造出「稀缺」文化只是扭曲了的文化,由此產生食品安全倫理道德的失范和「意義的喪失」(the loss of meaning)。問題食品的大行其道,表明中國社會正處於「價值真空」,生成新的秩序也瓦解為徹底的無序。尤其是市場導向的行為模式滲透於中國社會各個領域,與原有的價值觀念與精神取向發生嚴重衝突,激發出包括「政治波普」和「格瓦拉」在內的各種社會反叛行為,強化了文化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汪丁丁:《市場經濟與道德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頁。]。人人都在自保中,良心的自由被囚禁起來,「導致個人將自己完全封閉在內心的孤獨之中的危險」[[法]托克維爾,董果良譯:《論美國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27頁。]。二中國文化正處於失重狀態,當食品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都弊病叢生、積重難返時,要擺脫這種難以逾越的「中國式陷阱」,需要的是對整個社會的系統反省,而非簡單的對「權力之惡」與「資本之惡」的道德批判。(一)人格重構:從道德虛無主義走向道德覺醒1、對「非人性化」的對抗康德斷言:「人的行為的道德價值不取決於行為是否合乎責任,而在於它是否出於責任。」[[德]康德,苗力田譯:《道德形而上學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頁。]誠然,沒有通過普遍的道德法則達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心理相容,秩序只能成為人心中的「一道坎」、「一個絆」,而不能生成基於「愛」或「美善」的和諧。所以,古人指出,道德是一種「遵道而行」的價值選擇:「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荀子·解蔽》)道德哲學的使命在於喚起個體內在價值選擇的自覺,使個體的理性慾望得到滿足,使個體的價值選擇成為社會價值選擇的起點,進而形成社會成員之間「求同存異」的價值交往機制。不得不指出,人心會被物慾遮蔽,「非人性化」使人類變得工具化、碎片化。當下的中國,工具理性正在侵蝕人文精神,它使人的獨特性喪失,變成了一群烏合之眾,個人責任與道德的維度幾乎全然缺席。道德說教和社會自我調節難以挽救如此大面積的肌體失能。在一個公權力失控的國家,人和人之間無法形成平等契約關係,市場經濟無從紮根。那些將個人自由無限推廣,將道德律令視為對個人自由的壓制的學說,終究只是偽自由及其變體。2、建構內在的個體建構內在個體不能靠強化道德法庭,而應從道德感出發重建道德律。這樣,即便他律不存在,人的自律或良知仍然可以為道德行為奠基。真正的政治必須向道德宣誓效忠,只有道德才能剪開政治解不開的死結[[德]康德,何兆武譯:《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39頁。]。而一旦放棄了自由、平等價值原則的指引,我們也就放棄了反思、批判的權利。構建真正的內在個體,需要很多具體細微的建設,也需要真正的信念。這種信念來自於每個人挫折重重的自我探索,而不是某種空洞的、集體的「信仰」。食品安全治理,歸根結底要落實到作為具體個體的人身,以「立人」為基礎,以重新定義「個體」為支點。食品安全監管,其實是「反抗個體奴役」,反抗對個體生命、尊嚴、自由的奴役和傷害,這是不能以任何名義和理想為由來突破的底線。食品安全不能僅僅靠政府的力量由上而下地來推動,只有「理性」與「心性」二者結合,才能使價值導向體現人的真正「本性需要」,並保證人類沿著正道發展。(二)社會重建:從熟人社會走向契約社會1、「私德」、「公德」的重塑「道德的存在不是為了維繫社會的運轉,而是讓人成為人。」(帕托切克語)公與私的區別在於「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謂之公德。」[梁啟超:《論公德》,1902年3月,載《飲冰室合集》第6冊:《專集之四》(《新民說》,中華書局,1989年,第12頁。]霍布斯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在一開始就從方法論上已經明確了國家的基礎是個人,公德也一定是以私德的保護為基礎。在公共道德重建中,將人當作自由、理性的主體,這樣,立法者才可能通過使公民養成好的習慣使之成為道德的公共個體:一方面自覺服從合法的權威,另一方面與他人緊密合作。當今中國,無論「公」德還是「私」德,都被權錢裹挾。「公」為權力統攝,「私」被金錢宰制,社會表現出一個高度偏「私」的狀態,說到底還是公共生活秩序危機,而非個體的私人道德危機。公私之間如何定位,本身就是一個文明自身不斷摩擦、劃界的一個過程。公共生活總在「私」之前或之先,純粹的「私」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當下中國,僅靠道德感召,作為行為主體的個體在道德問題上勢必面臨著相當沉重的決策負擔。要形成一個個有德行(virue)的公民前提是先有一個化「私」或聚「私」為「公」的公共空間,而建設一個現代的良善社會的前提是保證個體的主體性和選擇自由。2、公民意識的鍛造公民社會是一種拒絕前現代社會包袱的社會秩序,它不只是一個堅持個體要求、締結個人利益契約的場所,它更是一個建立關於好社會和社會正義共識的倫理空間。為此,羅蒂(R.Rorty)將公民社會稱作為一種「世俗人道主義的文化」,認為公民社會的重要不在於它的形式,而在於它的道德價值。中國的食品安全一再表明,屬於公共倫理的食品安全危機,只是癥狀,而不是產生整個文化綜合症的病根。但是,作為一種「社會性遺傳」,道德不會泯滅,只不過有時要被喚醒。首先要解決的是公民社會的建構,它是公民階層、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識形態的三位一體。沒有這種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任何有關文化的理想主義設計,都只能是一廂情願的「道德烏托邦」。其中最亟待建構的應該是嚴重缺失的公民意識,它不僅針對個人倫理的操持,還指向公民對於社會責任的堅守。三「權力之惡」與「資本之惡」意味著面臨對社會的雙重呼喚,既需制約權力的「公民社會」,也要駕馭資本的「能動社會」。馬克思早已提醒:「人對自身的關係只有通過他對他人的關係,才成為對他來說是對象性的、現實的關係。」[[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頁。 ]當人能將「個體之我」與「群體之我」甚至「人類之我」貫通起來時,他就獲得了普遍性和無限性,這是最大的自由,也是最大的德性。因此,要讓飽受「有毒食品」之苦的中國社會回歸常態,我們更應當意識到自己的內在價值和尊嚴,不再將自身視之為權力、慾望驅使的對象,逐漸恢復自己的道德常識,藉助於對人性的重新審視,做一個有尊嚴的大寫的「人」。面對食品安全這類攸關人類命運的緊迫問題時,「道」不能再保持缺席狀況。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實現從「如何謀求幸福」到「怎樣才配享受幸福」的轉變。人類要實現自我救贖,不是不加分辨的盲從,更不是對現代文明身份的放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今天做了什麼,在無可更改的歷史宿命面前,平凡而堅韌的努力將彰顯出自己活在真理當中的尊嚴。龍應台指出,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進行更深入的文化啟蒙和文化批判是另—個無可迴避的方面。(曾天雄系湘潭大學博士生導師、湘南學院教授;曾鷹系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後、湘南學院副教授)【糾錯】【求是論壇】【網站聲明】 網站編輯:程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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