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之聲」與《莫言批判》一書-

「惡之聲」與《莫言批判》一書

-——我為什麼要批判莫言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如一支強力的興奮劑，注射給2012年的中國文壇。國人對於諾獎一直翹首以待，卻一次次垂頭喪氣，名落孫山的極端尷尬伴隨著極端的焦慮，困擾著國人。「極端」產生了「極端」——當諾獎的繡球終於拋給中國作家時，國人內心的狂熱已非筆者的語言能力所能形容，高興、興奮、歡喜、狂熱……還應該加上修飾語，大高興、大興奮、大歡喜、大狂熱……我也是「大高興」者之一，然而也是批判者。

如果真的熱愛文學，似乎不應該僅僅被某種獎項所驅使。試問，那些被諾獎點燃激情的人們，有多少在莫言獲諾獎前就認真閱讀其作品的？有又多少人興奮地談論著「莫言」、「諾獎」，卻又懶得去翻莫言的作品呢？當然會有許多讀者在莫言獲諾獎後慷慨地購買莫言的作品，並認真地閱讀。而我則是在莫言獲諾獎前就慷慨地購買莫言的作品，並認真地閱讀——這裡所說的「前」，雖然不算很久，但也有十餘年了。其實我不僅購買並閱讀莫言的作品，其他如余華、賈平凹、池莉等當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購買並認真閱讀。我並非僅把從事與文學有關的工作作為謀生的手段，對於文學我是熱愛的，這種熱愛改變了我的專業學習與職業選擇。

正因為熱愛文學，我對於時下的文壇有不滿，這種不滿來自於創作，也來自於評論。文學作品應該是真善美的結晶——當然也可以是暴露與鞭撻假惡丑的結晶，應該給讀者以真善美的引導，使讀者閱讀之後獲得一種激動人心的向上的力量——這種「當然」的要求卻已成為「當然高」的要求。我們早已不敢奢望作家是「時代的良心」，但我們以為文學作品不應該媚俗卻不是奢望。我們以為文學作品不應該粗製濫造，期待著作家能夠創作出許多不朽的經典之作，其情節跌宕起伏，其人物栩栩如生，其語言令人再三品味……我們以為作家不應該故弄玄虛、故作高深，期待著作家能夠傾聽來自讀者的聲音，與讀者進行真誠的交流、平等的對話。我們以為評論應該基於作品本身而不是其他，評論者不應該礙於面子或基於利益而違心頌揚，應該忠誠地基於作品好處說好、壞處說壞……我們以為不應該的現象卻輕易而普遍地發生了，我們以為應該的卻往往難以實現。如此，豈不令人扼腕嘆息？豈不令人質疑、反思？豈不令人有所欲言、有所欲為？

作為一個小人物，「所為」當然不是「力挽狂瀾」，無非是儘力而已，編輯「惡之聲文學批判叢書」便是我們的儘力。所謂的「惡之聲」是從魯迅那裡拿來的，《破惡聲論》一文，想必很多熱愛魯迅的人都讀過——這比當下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有深度多了。

莫言則有幸或者不幸地入選「惡之聲文學批判叢書」第一輯。言其「有幸」，是區區之見：指出莫言創作中的問題於莫言是有益的，雖然這種「有益」往往會被粗暴地看作「無益」。然而莫言如果能夠深刻反思自己的創作問題，並進而創作出真正的不朽之作，不是「有益」嗎？我說「有益」未必有許多人贊成，「不幸」或許是眾人的看法。一個聲名顯赫、著作等身的作家遭到文學批判不是「不幸」嗎？而莫言恰巧又是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批判莫言不是和中國文壇對著干，不是文學之不幸嗎？就如我不能說服那些持「不幸」觀念者一樣，他們也不能說服持「有幸」觀念的我。總之，「惡之聲」首先向莫言「開炮」了。我們以為，若批評見風使舵、「欺軟怕硬」，莫言獲諾獎就不敢批判，那豈不是玷污「惡聲」的旗號？

莫言的創作存在不少問題，在《莫言批判》一書中，眾多批評者已指出；筆者在序言《莫言可以批判——在文學圭臬的衡量下》也搜羅了其「九大缺點」，每一缺點都有例子、有分析，並非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如果對莫言的創作問題迴避，則不僅誤導作者，更是對無數的廣大讀者的不負責任。對於莫言獲諾獎，我們由衷地感到高興。但，我們熱愛文學，批判莫言也是我們熱愛文學的方式。批判莫言，無損於莫言對中國文學的意義——然而會更有益於文學。

出版社不僅出書，也出種種「考慮」。在種種「考慮」之下，「惡之聲文學批判叢書第一輯」被引產了，然而「莫言批判」是保留著的。如果僅僅是出一本《莫言批判》，那也許會給人「湊熱鬧」的感覺；因此，不管書的封面上是否會出現「惡之聲文學批判叢書第X輯」字樣，我們將不遺餘力地把叢書做下去，以實現我們的批評理念，為中華文學的真正繁榮而儘力。筆者曾為「惡之聲文學批判叢書」寫了篇總序言《「惡聲」的召喚》，附上此文，以便說明編輯叢書的情況，並與諸君共勉。

「惡聲」的召喚

經濟高速躍進的時代，文學也跟著雄赳赳地發達起來；只是辯證法很辯證，數量的漲與質量的跌似乎在毫不動搖地堅持走對抗不和諧之路，給讀者帶來了「披沙揀金」般的「選擇」難題。讀什麼書？讀誰的書？怎麼讀？「大家」的書都要頂禮膜拜嗎？封面上誘人的廣告可信嗎？評論者們口若懸河的「讚美詩」是有所保留還是誇張失實？「史詩」便真的是史詩嗎？……這些問題困擾著那些喜歡讀書卻又對「書」時時嘆息的讀者。

生此時代，總想不自量力地為此時代做些事情，以告慰美好的夢，以激勵自己前行。然而作為一無名無勢的文人，又能做些什麼呢？無非是與文學相關的。

魯迅曾經呼喚真的惡聲。可是魯迅畢竟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他所能夠做的已經結束。我們很願意想像「假如魯迅活到今天」的意義，並會對此歡欣鼓舞。可是死去的魯迅能夠為我們這個時代做些什麼呢？能夠做些什麼的，只能是我們這些有呼吸的。是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在這個時代進行閱讀與思考。

我們雖不能發出如魯迅所言的「惡聲」，然而我們聽到「惡聲」，也願意與眾人分享。受此惡聲的召喚，在短暫的生命之中，我們雖有懈怠，偶而會將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嬉戲的生活之中，卻並不始終懈怠。我們萌生了編輯「惡之聲文學批判叢書」的念頭。

梁啟超曾對清末新思想輸入之繁盛與混亂有如此之語：「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為代。」今日文壇之狀，並非「實無衛生良品」，所產之文學作品也並非儘是「草根木皮、凍雀腐鼠」，我們的文壇有不少優秀的作品產生，然而也不乏帶著桂冠出場的垃圾之作。被稱作「文學作品」或冠以「史詩」的並非都是精神食糧，有可能是銷蝕靈魂的毒藥。我們並不盲目地跟在多數批評家之後，高唱著讚歌；我們也並不偏激地以為，舉目望去，整個文壇恰如垃圾場。如果我們並不閉著眼睛、昧著良心說話，那就會發現此時代的文學有著種種病症，而並非是完全健康活潑、昂揚向上的。

我們以為肯定不是盲目的肯定，鼓勵不是盲目的鼓勵——若「捧」的大旗高揚於文壇上空，定然也是對於作者的誤導，遑論讀者。

「文人相輕」固然有不當之處，可「文人相重」也並非盡善盡美，甚至有時對文學的損害更大。礙於利益和情面的誇大吹捧，使本應被作者察覺、反思的不足、缺陷，被叫好的聲音所掩蓋，甚至會使作者暈乎乎地把魚目當珍珠，沉浸在一個人的「史詩」中，而讀者也會被迷惑。這樣說並非未作者開脫責任，我們關注的是評論者是否勇敢地做諤諤之士呢？諱疾忌醫的古訓既未敢忘卻，索性不如正視這些病症。好在此病症並非不可治癒，只要行動起來，終究會有所改觀。「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前人的話語響在耳邊。

幾年前我就寫下這樣有所不滿的文字：

這是一個齷齪的文藝時代。消費主義大腹便便地登上了文藝舞台，財大氣粗，以「大費」而非「小費」來犒賞那些競折腰的文人，振臂一呼，應者雲集。文學迫不及待地拋掉了聖潔、崇高的面紗，不再關注人類的靈魂，圍繞著文學所進行的則是赤裸裸的名利追逐。文壇烏煙瘴氣，裡面堆滿了作家和批評者亟待處理的污染物。作家以低級趣味的描寫為手段追求作品發行的數量，洋洋自得地做著大師的幻夢，等待著眾人的朝拜。批評者奉行「文人相重」的信條，對此不是發出真誠的批評之音，而是爭先恐後地叫好，惟恐聲不夠高而傳布不遠。「真的惡聲」似乎只能發生在久遠的過去或者久遠的將來。刊物編輯信誓旦旦的公平審稿的承諾，則是眾所周知的彌天大謊，他們睜大了眼睛審視著投稿者的身份與聲望。大眾傳播媒介熱衷於炒作如蟻附膻。各種名稱好聽的學術會議成了吃吃喝喝玩玩的金字招牌，作家、批評者、編輯相互之間混個臉熟之後開開心心地解散，期待著不久之後的喜相逢。各種評獎活動如上演鬧劇，「演員」佯裝著正兒八經，卻逗得讀者捧腹大笑。這樣的文學環境難以產生真正偉大的作品，也容易誤導讀者把稗子當作稻子。

語氣雖然過於激烈，批評或許過於嚴重，但也並非毫無根據，空穴來風。如今還持這樣的觀點不變，在「頑固」之中固守內心的「明鏡台」。

稍可安慰的是，儘管「文人相重」之風瀰漫於文壇，卻也有「不識時務」、「不識抬舉」的，他們有發現、有思考、有行動，從內心發出了「惡聲」。這「惡聲」也許尚有所欠缺，但絕非惡意的人身攻擊或非理性的咒罵，無不真誠，無不是基於問題的深邃思考。

批判的目的不在於批判本身，而在於最終的無可批判。

我們有所行動，有所期待！

李斌

2012年12月於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