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十大「人口問題

「0-14歲人口 2.22億，佔16.60%」，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這個數據，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較，下降了6.3%。「少子化程度超過老齡化」北大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說：「中國已經不可救藥地掉進了『少子老齡化陷阱』或者說『超低生育率陷阱』。」「六普」數據徹底顛覆了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總和生育率為1.8的說法。「現在從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的總和生育率1.4-1.5之間。」北大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說，我國長期處於超低生育率的狀況下，而且是發展中國家中最低的。。生育率下降，計劃生育等政策應該是主導原因，但是美國經濟研究局2011年10月的一份新研究：高房價導致低生育率，放在中國，也有幾分道理。該研究發現，1995-2007年間，房價上升導致已經購房者的生育率上升，尚未購房者的生育率下降，原因在於尚未購房者的財富需要在買房子和生孩子之間分配，而已經購房者的房產增值可以幫助生孩子。 【詳細】

由於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發生在實行計劃生育、獨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複雜性。穆光宗說，中國的老齡化伴隨著獨子高齡化、高齡病殘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獨化的特點。來自民政部的數據則顯示，目前中國城鄉空巢家庭超過50%，部分大中城市達到70%。農村留守老人約4000萬，占農村老年人口的37%。從空巢老人引發的社會問題來看，與「常回家看看」等留守老人的情感奢望並存，許多年青一代對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卻日漸削弱淡化，致使家庭親情出現隔閡甚至矛盾衝突，傳統倫理親情觀念受到衝擊和挑戰。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和家庭養老模式都受到巨大衝擊。同時，社會養老機制的不健全，也為「空巢」家庭再添一根致命稻草。【詳細】

隨著「人口紅利即將消失」、「未富先老」等人口結構問題的湧現，中國社會老化的包袱也越來越沉重。8月26日，一家英國媒體撰文呼籲中國全面放寬計劃生育政策以應對中國「多老」、「少子」的現狀，認為「單獨二胎」等微調政策不足以扭轉人口結構嚴重老齡化趨勢。美國華裔科學家易富賢所著的《大國空巢》認為，計劃生育導致家庭結構畸形、家庭縮小，只需要比較少的收入就可維持家庭基本消費，導致工資增長滯後於經濟增長，使得行政成本（從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壟斷企業與資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絕大部分，工資收入佔GDP比例不斷下降，現在只佔GDP的12%（其他國家佔54%－65%），居民收入只佔22%。人大教授翟振武教授認為：對計生政策作出調整，應主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現行政策實行30年來，中國的人口數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有了調整空間。二是，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矛盾逐步突出，應該未雨綢繆地進行前瞻性的調整。三是，計生政策調整要穩妥、有過渡，避免人口的突升突降。【詳細】

在第22個「世界人口日」，有兩條新聞形成鮮明對比：一是常住人口達1.043億的第一人口大省廣東正在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試點的申請；二是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說，我國將堅持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廣東之所以提出這樣的政策調整，因其已面臨嚴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問題，必然導致未來的重老齡化和經濟社會發展危機。和廣東一樣，中國很多已經進入嚴重少子化時代，這意味著未來年輕人口將急劇減少，隨之面臨重老齡化危機和人口的崩潰式減少。現在全國生育意願低下，平均只有1.73個。在如此低的生育意願下，僅僅放開二胎，是難以有效改善人口結構、有效緩解今後老年化壓力的。需要通過改善民生、提高分配率的方法，來提升人們的生育意願和養育能力。【詳細】

在「六普」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為118.06，（聯合國標準，出生人口性別比一般在102～107之間）。社科院發布的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目前我國19歲以下年齡段的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到2020年，中國處於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2400萬。經測算，屆時將有上千萬適齡男性面臨「娶妻難」。而當計劃生育國策的推行，遭遇強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兒性別鑒定技術的濫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衡風險大大增加，為中國未來10～20年的發展埋下了重大隱患。而且，「娶妻」的難易程度還依照著地區的貧富程度不同而變化。在大齡未婚男性的分布上，「男光棍」聚集程度的總體趨勢是由東至西逐漸遞增。男女比例失調還會帶來就業擠壓問題，未來10～20年，男性勞動力過剩所形成的「就業性別擠壓」，將使作為「性別弱勢」的女性生存發展更加邊緣化。【詳細】

根據「六普」數據，大陸31個省(區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57%。目前我國每10萬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學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學文化程度一項人數上升最快，具有小學文化程度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為4.08%。「但是，當代世界的國家實力競爭早已與人口總量關係不大，人口素質的提升和人才的競爭才是一國的核心競爭力所在」，人大教授翟振武說。比拼人口總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人口素質和勞動生產率的比拼才是國家競爭的實質，中國的人口素質如能得到較快提升，將與產業升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配合，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較優勢。【詳細】

「十二五」期間，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帶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2010年流動人口約2.2億人，未來將超過3億人。「六普」中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過2.6億人。「其中40%都是年輕人，這是中國特有的」。南開大學教授李建民說。2.21億的人口流動，凸顯出國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問題。如何讓這些已經居住在城鎮的流動人口成為真正的城鎮居民，如何謀劃未來新增農村轉移人口的制度安排和空間布局，使人口城鎮化又好又快地發展，是當局應該正視的。在社保制度尚未實現城鄉統籌、全國範圍內順暢轉移接續的背景下，流動人口這一龐大群體出現「兩不沾」現象，社會權益受到損害。人大教授翟振武說，如果沒有專門的機構、專項的政策體系為這2.21億流動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務，「那麼無異於『放棄』了這部分『最精壯』的人口，一系列社會、經濟、穩定問題由此而生」。【詳細】

「六普」中各省人口總量的漲落，同樣引起了專家關注。「六普」數據顯示，按常住人口統計，排在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山東、河南、四川和江蘇。　　 廣東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6.83%上升到7.79%，人口過億。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均有大幅上升，可以看出珠三角、長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區的人口更為密集，表明中國人口流動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間沒有緩解，反而得以強化。人口過度集中於東南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給流入地的資源、環境、住房、交通、勞動力成本等帶來了一系列挑戰——「交通擁堵」、「停車難」、「房價飛漲」、「入園入托難」、「垃圾圍城」等「大城市病」日益嚴重；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會問題。一些大城市出現資源緊張時，往往祭出『戶籍』法寶加以限制，但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加大了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綁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難度。【詳細】

工業化和城市化引發了諸多問題，而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就是其中之一。中國的義務教育體制沒有針對時代的變化，仍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傳統模式。其結果導致了流動兒童的戶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兩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無能為力。大量的適齡兒童面臨失學的窘境。公立學校高額的借讀費讓農民工望而卻步，「打工子弟學校」的合理性、合法性的爭論仍在繼續。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出路在哪裡？誰來保障這些「流動花朵」的教育需求？流動兒童何時才能獲得與城市兒童同等的教育機會？流動兒童少年失學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農民工為城市、為社會創造出巨大的財富，但他們的子女卻無權享受到在城市裡國家提供的義務教育資源。數以百萬計的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無法解決，不僅是每個家庭的損失，也會對整個國家國民素質的提高非常不利。【詳細】

研究表明，最合理的社會結構是一個橄欖型，從人口年齡結構來說，老中青得有比較合理的比例，負擔都不是太重，相對生活比較容易。中國現在16%這樣一個年輕人口比重，不應當再低了。再低的話，未來會有很多問題。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城市化、工業化以及經濟發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會物質財富積累和精神文明程度、養老服務體系、社保水平還遠遠沒有準備好，即「未富先老」。來自東京的研究員觀察到，「到日本去的話，跟80歲、90歲的人打招呼，都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對不起，第二句話我今天80歲，第三句話我活得太長了。日本的老人多數還在幹活，很自立。在日本現在70歲養90歲的人，比比皆是。」如果中國超低生育率維持下去，這辛酸的一幕，未來會否在我們身邊上演？【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