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與城市

2013年11月30日 星期六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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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小言

　　生活在北京的學者們，更願意選擇「中國」或「世界」的視角，而不太願意「降級」討論自己腳下這座千年古都兼國際大都市。

　　2010年12月17日-18日，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和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合作，召開了「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了這次會議，我們編輯了一大一小兩個集子，大的《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是兩校教師過去十年相關論文選集，小的《我的「香港記憶」》則是我在中大開設「都市與文學」專題課上的課外作業。

　　在《<都市蜃樓>小引》中，我提及：「作為研究者，我們需要理解城市，理解作家，理解那些並不透明的文類及其生產過程，更需要理解我們自己的七情六慾。說實話，無論作家還是學者，之所以尋尋覓覓，不就因為還有個撇不清、挪不開、擱不下的『我』。面對『東方之珠』的急劇轉型，作為讀書人，你自然會不斷叩問『我』從哪裡來，要到何處去，怎樣在這大轉折時代里安身立命。」這既表達我們隱藏在嚴謹的學術論文背後的情懷，同時也是對於大會的默認目標及期待。

　　某種意義上，城市不僅是建起來的，也是說出來的。一遍又一遍，說出我們對於這座城市的歷史與現狀的理解，說出我們的困惑與期待，這將可能影響日後的歷史進程及城市發展方向。

　　會議結束後，讀到這本小冊子的《百家》總編輯黃仲鳴先生，對青年學生之「香港記憶」很感興趣，決定選刊其中的九則（參見《百家》第十二期【2011年2月】、第十三期【2011年4月】）。我在「附記」中稱：「體貼並闡釋香港這座國際性大都市，理論修養固然重要，生活感受更是不可或缺。假以時日，同學中或許有以『都市文化』或『香港』為專業研究對象，並作出卓越成績的。」

　　接下來的春季學期，我在北京大學開設同樣的選修課，布置作業時依舊是專題報告加一則散文或隨筆，後者以「我的『北京記憶』」為範圍，自由命題，但說好不要宏論，謝絕空談，文章中必須「有我」，三千字打住。期末閱讀選課學生提交的作業，讓我大跌眼鏡——專題報告大都很好，反而是散文隨筆不行。此前我與某文學雜誌主編約好，準備選十篇文章給他們刊出；眼看實在拿不出手，只好自食其言。

　　開始很困惑，明明北大學生很聰明，為什麼「我的『北京記憶』」總體上不及「我的『香港記憶』」？後來想通了，問題不出在寫作能力，而是城市感覺。換句話說，港中大學生（包括內地來的）對香港這座城市有強烈的認同感，而北京大學的學生志向遠大，並不怎麼將自己生活多年的北京這座城市放在心上。

　　二十年前撰寫日後常被引述的《「北京學」》這則短文（《北京日報》1994年9月16日），我談及一個有趣的現象——生活在北京的學者們，更願意選擇「中國」或「世界」的視角，而不太願意「降級」討論自己腳下這座千年古都兼國際大都市。有感於此，我曾以「北京」為題，撰文、編書、開專題課、組織國際研討會，希望改變世人的偏見。可即便我十分努力，也只能影響寥寥幾位年輕學者，在大的範圍內，收效甚微。

　　這些年，我多次帶領自己指導的研究生在北京城裡遊走，不是為了學術課題，而是希望培養他們對這座城市的體貼、理解與感懷。

　　對於生活在北京的教授或學生來說，腳下這座城市，就是我們的家鄉，理應對它有感情，不該將其簡化為路邊的風景，或暫時的棲居地。我甚至在一篇文章中談及：「可惜不是北大校長，否則，我會設計若干考察路線，要求所有北大學生，不管你學什麼專業，在學期間，至少必須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雙腳與雙眼，親近這座因歷史悠久而讓人肅然起敬、因華麗轉身而顯得分外妖嬈、也因堵車及空氣污染而使人鬱悶的國際大都市。」（《對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北京日報》2012年5月21日）（32）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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