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詩論與《詩經》古義

　　 2001年刊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詩論每每論及《詩經》篇章主旨，與齊魯毛韓四家詩說相比，特別是與《毛詩序》對有些詩篇的穿鑿附會之論相比，楚簡詩論所論詩篇主旨雖然未必就是詩篇的本事本義，但明顯更接近《詩經》文本之義，與四家詩說相比，亦可稱得上是《詩經》古義。因此，鉤稽楚簡詩論所論《詩經》主旨古義，對於重新認識《詩經》的一些詩篇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為我們解決《詩經》史上對一些詩篇詩義的爭端提供了新的契機。下面擇其所論與《毛詩序》明顯不同而又切合詩義者，依照今本毛詩的詩篇順序做出考釋。

　　 　　1.《關雎》

　　 楚簡詩論一共有二十九支簡，其中的第十簡、第十一簡、第十二簡、第十四簡論及《關雎》。第十簡云：「《關雎》之改，《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保，《綠衣》之思，《燕燕》之情，害？曰：終而皆賢於其初者也。《關雎》以色喻於禮。」第十一簡云：「關雎之改，則其思益矣。」第十二簡云：「好，反納於禮，不亦能改乎？」第十四簡云：「兩矣，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疑好色之忨。以鐘鼓之樂。」[1](P139-144)（註：此處釋文均已把假借字寫定為通行字，並對竹簡整理者所做釋文中的部分文字做了重新釋讀。）

　　 毛詩認為，《關雎》詩旨在頌揚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的美德；魯詩韓詩都認為《關雎》是刺詩，諷刺國君內傾於色。但是，從以上楚簡詩論所言來看，《關雎》一詩的主旨在一「改」字。「關雎之改」是何義呢？各家於此多從古文字學角度做出種種猜測性的釋讀，終歸於義多有未安。

　　 《關雎》凡五章，首章言鍾情：「君子」在雎鳩關關鳴叫的河邊，與窈窕美麗的淑女邂逅，「君子」一見而鍾情於「淑女」；次章言求愛：「君子」不分白天黑夜急切相求；三章言遭拒及遭拒後的相思：「求之不得」言「君子」的求愛遭到「淑女」的拒絕，遭到拒絕後，「君子」寤寐相思於那個美麗的姑娘，以至心神不定，輾轉反側，夜不成寐。

　　 四章、五章轉言「琴瑟」、「鐘鼓」，有些突兀。有的學者認為是敲鑼打鼓迎娶新娘的情景，但是，這首先與先秦典籍所言上古婚禮不用樂相矛盾。《禮記·郊特牲》云：「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其次，從詩的上下章文義來看，第三章寫的是遭到拒絕，第四章、第五章怎麼還會迎娶呢？實際上，第四章、第五章所言，還是「求愛」。「琴瑟」、「鐘鼓」都是樂器，在宗周，樂與禮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此處的琴瑟鐘鼓實際上是禮的象徵，「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就是以禮相待、依禮相求的意思。從遭到拒絕後以禮相待、依禮相求的情況來看，最初的相求一定是不依禮儀的。至此，楚簡詩論「關雎之改」之義已甚明。從最初的越禮相求而遭拒到遭拒後的依禮相求，這不正是一種改變嗎？

　　 從越禮相求到依禮相求，是「求」的方式的改變，這只是「關雎之改」的第一層含義。「關雎之改」的第二層含義是從不知禮到知禮。起初，之所以越禮相求，是因為不知禮。遭到拒絕後，寤寐思服，輾轉反側。這裡的「思」，以往學者們都解釋為「君子」對美麗淑女的苦苦相思，這自然不錯，但是，這個「思」，也應該包括「君子」對自己求愛失敗的痛苦反思。經過痛苦的反思，「君子」終於悟出了失敗的原因，那就是自己不知禮。這樣的「思」對於詩中的那個君子是有益的，因此，楚簡詩論說：「關雎之改，則其思益矣。」

　　 了解禮的首要途徑是通過對專門的典章的學習，但是，即使可以背誦禮儀，並不等於真正知禮，真正知禮，是對禮的身體力行。《關雎》中的那個君子，應當是一個貴族，想必也一定學習過禮的典章，但是，他起初並不真正知禮，經過求愛失敗的痛苦，使他領悟了禮。所以，楚簡詩論第十簡說「《關雎》以色喻於禮」。此處的「喻」字，有的學者解釋為「比喻」，進而把「以色喻於禮」解釋為用色來比喻禮。其實，這樣的解釋是不妥當的。此處的「喻」是「知曉」的意思，與《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喻」字用法相同。「以色喻於禮」的意思是，由追求女色這件事而知曉了禮。所以，第十四簡說「其四章則喻矣」，意思是說，第四章寫的內容是「君子」知曉了禮。

　　 「關雎之改」的第三層含義是從肉體到精神的升華。第十四簡說「以琴瑟之悅，疑好色之忨」。理解這一簡意思的關鍵是「疑」和「忨」字。《爾雅·釋言》：「疑，戾也。」郭璞注云：「疑者，亦止。」按照郭注，「疑」有「止」義，此與《詩經·桑柔》「靡所止疑」的「疑」字用法相同；《說文》：「忨，貪也。」「以琴瑟之悅，疑好色之忨」的意思是用琴瑟的愉悅來抑制好色的貪心，琴瑟鐘鼓已成禮樂，「琴瑟之悅」就是禮樂文明所帶來的愉悅，這種愉悅既是帶給「淑女」的，也是帶給「君子」的。對於「淑女」而言，起初遭遇非禮，自然心懷不暢，今待以禮樂，當然歡快；對於君子而言，起初越禮而求，慘遭拒絕，今依禮相求，即可成男女之禮，琴瑟鐘鼓之禮樂文明，也給自己帶來愉悅，如今自己已經成為一個遵守禮儀的正人君子，禮樂所帶來的快樂，當然就會使貪色之心得到抑止。「君子」的貪色之心得到抑止，說明「君子」的愉悅已經不是美色所帶來的愉悅，而是精神層面的愉悅，至此，君子的好色也得到了升華。

　　 綜之，楚簡詩論所言《關雎》之旨，與齊魯毛韓四家詩均不相同。其中，《毛詩序》的立足點在后妃。但是，就《關雎》的文本來看，「寤寐求之」、「輾轉反側」、「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施動者都是「君子」，也就是說立足點在「君子」。這與楚簡詩論正相吻合。楚簡詩論所言「《關雎》之改」，說的正是詩中的主人公「君子」。比較而言，楚簡詩論所言《關雎》詩旨勝於四家詩說，而且更接近詩篇古義[2]。

　　 　　2.《葛覃》

　　 楚簡詩論第十六簡論及《葛覃》詩義雲，「孔子曰：『吾以《葛覃》得世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反其本』」。

　　 《毛詩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擀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毛詩序所言的「本」是勤於女功之事，尊敬師傅云云。《葛覃》一共三章，首章言葛之美盛，次章言葛布之衣百穿不厭，亦是美辭，卒章言「歸寧父母」。這三章之間的內在聯繫是什麼呢？見葛之美盛而想到葛衣之美，想到葛衣之美，又會反思葛衣之本。沒有葛之美盛，就不會有葛衣，葛衣之本在葛。於是，必然想起自己的「本」。人之本，自然是父母。可見，卒章言「歸寧父母」是葛覃之要旨。楚簡詩論所云「見其美必欲反其本」，正是歸寧父母之義，而與《毛詩序》所言之「本」迥異。毛鄭以降，後世對《葛覃》的解釋無一切中詩義。戰國楚簡詩論出，使我們衝破毛傳鄭箋的束縛，得見了《葛覃》的本義。

　　 　　3.《卷耳》

　　 楚簡詩論第二十九簡論《卷耳》主旨云：「《卷耳》不智人。」

　　 楚簡詩論整理者認為：「『不智人』，蓋雲『我』之仆，其在馬勞累疲極之時，尚且不智於人，而有『吁矣』之嘆。」[1](P159)考之《卷耳》篇章，「云何吁矣」為卒章尾句，毛傳云：「吁，憂也。」鄭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仆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顯然，毛傳、鄭箋並沒有把「云何吁矣」理解為僕人之怨嘆，所以，「不智人」之說也就無從憑附。而且，「不智人」的僕人之嘆若是詩的主旨，《卷耳》也不可能位居國風周南的第三篇。

　　 《卷耳》詩義向來就有異議。《毛詩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按照《毛詩序》的解釋，此詩乃后妃思賢之作。但細審文義，思念之切，似乎不像后妃對臣下所應有。朱熹《詩序辨說》一針見血地指出：「此詩之序，首句得之，余皆附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昵，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鄭箋孔疏皆申序義，獨朱子非之。鄭箋為申序義，把第二、三、四章中的六個「我」字釋為使臣，朱子《詩序辨說》對此亦有不同看法：「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衝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崔述在《讀風偶識》中指出，後三章的「我」是第一章「我」的丈夫，後三章乃是第一章「我」的想像之詞。今人郭沫若、余冠英都采此說，郭沫若並以此說做了《卷耳》的譯文。（註：參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五卷》159-16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與此不同，高亨在《詩經今注》中卻獨出心裁，認為「這首詩的主題不易理解，作者似乎是個在外服役的小官吏，敘寫他坐著車子，走著艱阻的山路，懷念著家中的妻子」[3](P5)。如此一來，第一章成了想像之詞，後三章成了寫實之詞。

　　 正如朱子所指出的那樣，無論第一章還是第二、三、四章，作為想像之詞都很難理解，亦非文字之體。如果把此詩前後四章的「我」都看成一個人，那麼這首詩寫的應該是一位婦人對丈夫的懷念之情。

　　 楚簡詩論云：「《卷耳》不智人。」「智」，當讀為「知」。《隰有萇楚》「樂子之無知」，鄭箋云：「知，匹也。」依鄭箋，「不知人」，初看，當是沒有匹偶之人，《卷耳》詩中那個懷著深切思念的人，當是無匹之人，此恰合詩義。但是，細審之，「無匹之人」的評論也很難作為詩旨，而且也無須煩勞概括，「不知人」當另有深義。朱熹《集傳》云：「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卷耳》是否后妃自作，今已無從考索。但是，朱子所謂「貞靜專一之至」當是《卷耳》之要義。楚簡詩論所云「《卷耳》不知人」，正是言其專一不二，「不知人」不是沒有匹偶，而是不匹於人，猶今言不再嫁人。《卷耳》言貞靜專一之義，所以才得以列於國風周南之第三篇。

　　 　　4.《兔置》

　　 楚簡詩論第二十三簡論及《兔置》詩義云：「《兔置》其用人，則吾取（之）。」（註：「之」字依文例補出。）

　　 《毛詩序》云：「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楚簡詩論所云《兔置》一詩的主旨是「用人」，按《毛詩序》，《兔置》一詩的主旨是「后妃之化」，兩者顯然不同。

　　 在傳世文獻中，《墨子》講到文王用人之事。《墨子·尚賢》云：「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兔置絕響於林中」，劉良注云：「置，兔網也。殷紂之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據此，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認為：「《墨子》所述，實《兔置》詩篇古義。」

　　 對於王先謙的這一觀點，學者們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今人高亨認為，《兔置》「這首詩詠唱國君的武士在野外打獵」[3](P9)。但是，楚簡詩論謂《兔置》主旨是用人，此與《墨子》所云「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的文王用人舊事正合，這證明了王先謙上述觀點是正確的。由此可見，楚簡詩論亦講詩的本事本義，但是，與《毛詩序》相比，並無附會，講的確實是詩的本事本義。

　　 　　5.《君子陽陽》

　　 楚簡詩論第二十五簡云：「腸腸，小人。」

　　 整理者認為腸腸可能本為《盪》的篇名。李學勤先生認為是《君子陽陽》，此為斷簡，上補「君子」二字[4](P59)。從楚簡文義來看，李學勤先生的說法應當是正確的。《毛詩序》云：「《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鄭箋云：「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毛詩序》「全身遠害而已」，有責備之意，鄭玄「苟得祿而已」，亦是由此而發。但是，《毛詩序》的立足點是所謂「閔周」，楚簡詩論評之為「小人」。初以為與「君子陽陽」之「君子」二字不合，可是細品全詩辭氣，始覺簡書詩論評之以「小人」極為準確。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這首詩雖然很短，但是卻極為傳神。時逢亂世，投機小人紛紛出動，左搖右擺，小人得志，樂不可支。更有意味的是，詩雖寫「小人」，但是，偏偏稱之為「君子」。簡書詩論，反之而行，一語道破，雲「《君子陽陽》，小人」。此論與此詩可謂相得益彰。

　　 　　6.《葛生》

　　 楚簡詩論第二十九簡云：「角枕，婦。」

　　 「角枕」整理者未釋。許全勝認為「角枕」應為唐風《葛生》之別名[4](P369)。這一說法是正確的。

　　 《葛生》詩云：

　　 葛生蒙楚，蘞蔓於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於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毛詩序》云：「《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毛詩序》於詩義之外強言怨刺，不無隔閡。鄭玄於卒章箋云：「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楚簡詩論雲「《角枕》，婦」，可謂一字千金。所云「婦」者，意即真正的婦人。

　　 　　7.《隰有萇楚》

　　 楚簡詩論第二十六簡論及《隰有萇楚》云：「《隰有萇楚》得而悔之也。」

　　 《毛詩序》云：「《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楚簡詩論雲「得而悔之」，與《毛詩序》截然不同。《隰有萇楚》凡三章，分別於每章尾句言「樂子之無知」、「樂子之無家」、「樂子之無室」，鄭箋云：「知，匹也。」可見，此三句實為同義復詠，此是詩的主旨，以子之無室家為樂，實即羨慕別人沒有室家，猶今言羨慕單身漢。可見，此人已經有了室家無疑，如此羨慕別人沒有室家，必然悔不當初。至此，簡書詩論所云「《隰有萇楚》得而悔之也」之義甚明。

　　 「得而悔之」當是《隰有萇楚》的本義，而《毛詩序》所云「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不無附會牽強，《毛詩序》所云是「說詩」之義，而非做詩之義，相比之下，楚簡詩論更合詩之本義。說詩之義與做詩之義，實為兩端，不可不察。

　　 【參考文獻】

[1]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於茀.從楚簡詩論看《關雎》古義及分章[N].光明日報，2004-02-25.

　　 [3]　高亨.詩經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