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點世界哲學》讀書筆記

《知道點世界哲學》讀書筆記

中外文化是萬仞群峰,我們不應該畏其高峻而倉皇躲開,更不應該看了兩眼而自以為已經了如指掌。我們所能做的,是尊敬地在山腳下仰望,勤快地在山道口打聽,簡單說來,也就是:知道點。哲學就是愛智慧

哲學是一門關於生活、關於思考、關於智慧的學問。它反思生活、求索智慧。具有一定的哲學知識,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和處理自己同世界的關係,為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指導。

 先給大家講個故事—— 一位哲學家搭乘一個漁夫的小船過河。行船之際,這位哲學家向漁夫問道:「你懂數學嗎?」漁夫回答:「不懂。」哲學家又問:「你懂得物理嗎?」漁夫回答:「不懂。」哲學家再問:「你懂化學嗎?」漁夫回答:「不懂。」哲學家嘆道:「真遺憾!這樣你就等於失去了一半的生命。」這時,水面上颳起一陣狂風,把小船掀翻了。漁夫和哲學家都掉進了水裡。漁夫向哲學家喊道:「先生,你會游泳嗎?」哲學家回答說:「不會。」漁夫非常遺憾地說:「那你就要失去整個生命了!」

哲學家們雖然愛說,但他們所說的,好像沒什麼用。既不能讓莊稼長得更好一點,也不能讓飛機飛得更快一些,更不能在水中救自己的命——總之,在許多人眼裡,哲學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哲學不能當飯吃。的確,哲學不能當飯吃。但是正如亞里士多德曾說的那樣,像哲學這樣的思考,是必須在吃飽了以後進行的事情。

我們之所以需要哲學,需要這類精神性的東西,是因為我們是一個「人」!作為「人」,我們不僅是「在活著」,而且是「願意活著」,更加是「希望好好地活著」。所以我們就會追問生活的方式、追問生活的意義。

再給大家講個故事——  一個生長在孤兒院的男孩,常常悲觀地問院長:「像我這樣沒人要的孩子活著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院長總笑而不答。有一天,院長交給男孩一塊石頭,說:「明天早上你拿這塊石頭到市場去賣,但不是『真』賣,記住,不論別人出多少錢,絕對不能賣。」  第二天,男孩蹲在市場角落,意外地有好多人要向他買那塊石頭,而且價格越出越高。回到院里男孩興奮地向院長報告,院長笑笑,要他明天拿到黃金市場去叫賣。在黃金市場,竟有人出比昨天高十倍的價錢要買那塊石頭。最後,院長叫男孩把石頭拿到寶石市場上去展示。結果,石頭的身價較昨天又漲了十倍。更由於男孩怎麼都不賣,竟被傳揚成「稀世珍寶」。  男孩興沖沖地捧著石頭回到孤兒院,將這一切稟報給院長。院長徐徐說道:「生命的價值就像這塊石頭一樣,在不同的環境下就會有不同的意義。一塊不起眼的石頭,由於你的珍惜、惜售而提升了它的價值,被說成『稀世珍寶』。你不就像這塊石頭一樣?只要自己看重自己,自我珍惜,生命就有價值、有意義。」

其實,小男孩的困惑就是一種哲學的困惑。哲學的困惑,就來自於你對於生活意義的發問;哲學的進程,就在於你對它的思考;哲學的功能,就在於它能幫助你發現生活的意義在哪兒,而你又應當如何去實現。所以,哲學能夠使你具有一種精神,而不僅僅是沉溺於物慾之中。

「如果只發生一次的事情,只能算作偶然的話,那麼我們的人生也只有一次,那人活一輩子是不是也不過『偶然』而已呢?如果人生只是一次偶然的事件,那我們又該怎麼過呢?」

宇宙人生也許就像一隻虛無而無限膨脹的瓶子。文學家耽於幻想,他會為空瓶子貼上一張七彩的標籤,以詩歌的語言來作說明語,從而賦予空瓶以美的意義。科學家們則會端出儀器,對它進行細細地打量,看看它是怎樣地存在。而哲學家會凝思索想瓶子為何而存在?這樣存在有什麼意義?它有沒有可能更好地存在?這些謎正意味著那些「終極意義」。

自古到今,人們對於思想者總抱有很深的誤解。據說有一次,一個老婦人讓他去觀察星象,結果他不慎掉進水溝里,他的求救聲招來了老婦人這樣的嘲笑:「你怎能指望知道關於天空的所有事情呢,泰勒斯,你甚至看不見就在你眼前的東西!」

赫拉克利特提出「一切皆流,無物常住」的觀點;宣稱「太陽每天都是新的」;認為「我們存在而又不存在」;斷言「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因為我們下次踏入的河流的水已經不是上次踏入時的水了。

數學家出身的畢達哥拉斯自然地主張美德即和諧。萬物按照協調的法則構成,健康和所有其他的善以及神自身都如此。他反對任何形式的過度,無論飲酒、飲食還是性愛,都要掌握適當的度。在他看來,每一個事物的背後都包含數,都可以用數來度量。整個宇宙是這樣從數中演化出來的:一產生出二,從一和二產生出各種數目,從數產生出點,從點產生出線,從線產生出平面,從平面產生出立體,從立體產生出可感物體;這種可感物體的元素有4種(即火水土氣),這些元素以各種方式相互轉化,它們結合在一起就產生出有生命、有智性和球形的宇宙。一切都是變化的,但數是永存的。

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譽為「古希臘第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的德謨克利特認為:「找到一個原因的解釋,比成為波斯人的王還好。」他有一句名言:「在民主國家裡受窮,勝於在專制國家裡享福,正如自由勝於奴役一樣。」這在今天仍然振聾發聵。

普羅泰戈拉深受赫拉克利特萬物皆變思想的影響。他的最著名的哲學命題是:「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蘇格拉底的老婆是有名的悍婦,他的朋友都對蘇格拉底能容忍她的責罵而感到不可理解。可是他解釋道:「我已經習慣了,就好像已經習慣了鵝嘎嘎地叫一樣。」他的朋友說:「鵝叫還能給你帶來鵝蛋和小鵝呢!」蘇格拉底非常寬容地說:「我老婆也是我孩子的母親呀!」他說:「務必要結婚,娶個好女人,你會很快樂,娶個壞女人,你會成為哲學家。

亞里士多德從17歲開始入師門,跟隨柏拉圖達20年之久。亞里士多德對老師是很崇敬的,師徒二人也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寫了一首詩讚美柏拉圖:「在眾人之中,他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這樣的人啊,如今已無處尋覓!」  然而在追求真理的征程中,亞里士多德非常勇敢、堅決地批評老師的錯誤和缺點,在哲學思想的內容和方法上都同柏拉圖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於是有些人就指責他背叛了老師,亞里士多德對此回敬了一句流傳至今的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亞里士多德認為,倫理德性的養成重在做德性的行為。我們只有做公正、勇敢、節制的行為才能成為公正、勇敢、節制的人,這就好比我們只有從事建築活動而變成建築師一樣。然而,如果一個人不知道建築的技藝,那麼,即使他天天在建房子,也不會成為一個好的建築師。同樣,如果你不知道行為公正、勇敢、節制的技藝,那麼,你想成為一個公正、勇敢、節制的人,也是不可能的。可見,倫理德性是後天養成的,因而道德教育對於倫理德性至關重要。  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一個關於德性的普遍標準,那就是「中道即德性」。  亞里士多德的所謂中道,是指無過無不及的恰當適度的良好狀態。德性之所以是中道,因為一方面,德性是兩種惡的中點,一邊是過度,一邊是不及。例如,關於健康,飲食過多或過少,同樣有損健康,惟有適度飲食可以保持和增進健康。另一方面,德性能夠在感情和行為方面發現和選中恰當的量,即在情感和行為方面能夠命中恰當的時間、恰當的地點、恰當的方式、恰當的對象和恰當的目的。譬如,一個人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對什麼對象都畏首畏尾、退縮不前,這就是懦弱了,即在勇敢方面的不足;反之,如果一個人無論對什麼都無所畏懼,敢冒一切危險,甚至冒著違背法律的風險去殺人,這就是魯莽了,即在勇敢方面的過頭。

伊壁鳩魯提出要養成一種簡單樸素的生活習慣。他甚至說,只要有了麵包和清水,他就敢和宙斯比較看誰更快樂。  其實,伊壁鳩魯更重視靈魂無紛擾之快樂。他認為,造成人們心靈痛苦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恐懼神靈,一個是恐懼死亡。而他指出,這兩類恐懼都是沒必要的。  伊壁鳩魯說,神居住在世界的縫隙之中,過著幸福的生活。神不會幹涉人間的生活,不然就會擾亂自己的幸福生活。神既不因人的虔誠而賜福,也不因人的不敬而降禍。人們恐懼神靈只不過是無知的緣故。  其實,隨著身體的死亡,靈魂也就消散,根本不存在不死的靈魂,也不存在什麼死後受苦的事。死亡不過是原子的消散和感覺的喪失,死亡根本就與我們毫不相干。當我們存在時,死亡對於我們還沒有來,沒有來到的東西當然不值得我們害怕了;而當我們死亡後,我們自身已經不存在了,就感覺不到死亡的痛苦了。  總之,不管是生前還是死後,死亡都與我們無關,我們也就不用恐懼死亡了。而且,人活著不能只考慮壽命的長短,關鍵是壽命的質量。短暫而快樂的一生比漫長但痛苦的一生更有價值。

針對托馬斯之流的繁瑣哲學,奧卡姆提出了一個「思維經濟原則」。即「切勿浪費較多的東西去做用較少的東西同樣可以做好的事情」,或者表述為「如無必要,切勿增加實體數目」。奧卡姆說,為了節省時間和精力,就應該把「隱蔽的質」這類累贅的東西,用「思維經濟原則」這把「剃刀」統統剃掉。這就是著名的「奧卡姆剃刀」。

1689和1690年,洛克出版了他傾注多年心血的《政府論》,使他的人權思想得以系統闡述。洛克堅決為個人的權利辯護,在他看來,每個人天生就享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等自然權利,這些權利是不可剝奪和不可轉讓的。人們建立國家,就是為了能更好的保障這些權利。所以,國家權力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想干涉什麼就干涉什麼。它的目的是保障人權。如果政府侵犯了個人的權利,就違背了建立政府的初衷,人們就不再有服從政府的義務,也就是說,人們就有權推翻政府。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爾的第一條哲學原理。  他認為,我可以懷疑一切,但當我在懷疑一切時,我不能懷疑那個正在懷疑著的「我」的存在,這是清楚明白因而也是確實可靠的事實。懷疑總是一種思想活動,因而這個思想著、懷疑著的「我」是存在的。「我」的本質就在於它只是一個在思想的東西,只是一個心靈、一個理智或一個理性。所以這個「我」並非指身心結合具有形體的「我」,而是指離開形體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縱然身體並不存在,心靈也仍然不失其為心靈。「我」的根本屬性就是思想,即懷疑、感覺、想像、理解等,「我」是與思想共存的,有「我」存在就有思想,有思想就有「我」存在。

 但是,聽從並且只聽從真理的召喚,不管它會給自己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也不畏懼常人的看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斯賓諾莎才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

斯賓諾莎在經歷了多年的肺結核病痛之後,在44歲過世,死時依然孤獨。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理智改進論》及他的代表作《倫理學》在他死後才得以發表。  這時人們才明白,是什麼力量使這位思想家能面對同時代所有人的敵視和仇恨,依然忠於自我,忠於他所發現的真理,不為榮譽所誘惑,在孤獨中忍耐地堅持。他在頭腦中已經脫離了這個世界,他的內心已經走出暫存的世界,走向永恆。於是,他能夠忍受這個世界給他帶來的痛苦!  斯賓諾莎哲學的基本特徵是:在體驗現世痛苦的經驗中,充滿激情地擁抱永恆,並停留在熱愛之中。他說這是「對上帝的精神之愛」。  後人評價他說:「斯賓諾莎是個對上帝狂熱的人,」「他內心充滿了崇高的世界精神,無限是他的開始和終結,宇宙是他唯一永恆的愛。他聖潔而又謙卑地在永恆的世界中映照出自我,並努力使自己成為世界最親近的一面鏡子。」

孟德斯鳩認為,好的國家制度應符合人類的理性,能處理好各種社會因素的關係,非常適合於該國人民。他特彆強調政體的性質和原則對國家的各項制度有決定性關係,惡劣的政體不可能有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必然要喪失存在的權利。於是,孟德斯鳩對封建專制制度進行了深入批判,說它違背理性,違背法的精神,沒有良好的法制,必然要走向滅亡。  在書中他提出了「三權分立」學說,即國家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分別由議會、君主、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獨立,相互牽制,彼此平衡,以維繫國家的統一。他的三權分立的學說,成了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時至今日,影響仍然深遠。

盧梭最重要的哲學思想是他的「自由」。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開篇便寫道:「人生而自由,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中!」  所謂「人生而自由」,是說人到了一定年齡,總可以自行判斷該去做什麼事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但是,「自由」絕不是隨心所欲,否則大家都沒有安全了。所以,人們就會相互之間訂立契約,形成一種「公共意志」。  這種「公共意志」體現了每個人的意志,所以,當大家都來服從「公共意志」的時候,就是在服從自己的意志。所以,這才是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狄德羅的名言是:「走向哲學的第一步就是不信神。」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們老是拿這句話來批評黑格爾,指責他保守、片面、妄自尊大。這個命題乍一看,似乎還真是在為現有的秩序作辯護,在當時,就是在為普魯士君主國家作辯護,在替當時的專制制度和警察國家辯護。所以,當黑格爾一提出這個命題,便招來了一場風波。普魯士政府對此無比感激,文教大臣寫信給黑格爾說:「您使哲學具備了對待現實的唯一正確的態度。」但是很多人鄙視他的哲學成為了阿諛奉承的玩意兒。  然而,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這兩方面的人都只是膚淺地理解了黑格爾的字面意思。其實,黑格爾的意思並不是說「凡是現在存在的東西就是好的」,甚至,他根本就沒有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句話。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所講的是:「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什麼是「合乎理性的」?黑格爾認為「絕對精神」是世界的本源,支配著萬物的存在和發展;它就是「理性」。「合乎理性」,就是說合乎絕對精神的發展脈絡,合乎整個世界的發展規律。所以,這裡的「理性」不是指哪一個人的精神活動;「合理的」,也不是說「有效的」、「有道理的」等意思。

「人是人的上帝」,這是德國古典哲學家費爾巴哈的一句名言,出自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質》。簡單地講,它的意思是說,「上帝」其實是我們這些人類把自己的屬性抽象出來,加以誇大和人格化,然後當作一個獨立於我們,又強於我們的實體來崇拜。所以,與其說是上帝創造了我們,還不如說是我們創造了一個上帝。  「宗教就是欺騙!世界上第一個說謊者就是神學家!」費爾巴哈說。他認為人的宗教感情不是天生的,因為人沒有天生的宗教器官。我們既不能用眼睛看見上帝,也不能用耳朵聽到上帝,而知道上帝、信仰上帝是人在社會中慢慢被培養的結果。  那麼,人是怎麼造出一個上帝來的呢?更深的問題是,人為什麼要造出一個上帝來呢?  費爾巴哈說,這一方面是因為無知和恐懼。由於世界中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而人們無法理解,所以他們就會感到害怕,就會猜測——那背後是不是有某種神奇的巨大力量在操縱它。除了恐懼,人們對自然也有感恩的一面,因為自然為人提供生存的空間和資源。恐懼感和崇敬感交織在一起,就使人產生了另一種感情——依賴感。這種依賴感才是一切宗教的真正基礎。人總會找到某個比它強大的東西作依靠,從依賴自然到依賴君主,從依賴社會到依賴上帝,都是這個道理。

1999年,就誰是人類紀元第二個千年的「千年第一學人」這一命題,英國劍橋大學文理學院的教授進行了校內徵詢與推選,投票結果是馬克思位居第一,愛因斯坦第二。隨後,英國廣播公司(BBC)又以同一命題在全球互聯網上公開徵詢投票一個月,結果得票高居榜首者依然是德國人馬克思。  人類社會過去的1000年,是波瀾壯闊的1000年,是造就巨人的1000年。悠悠千載,茫茫人海,代代英豪,在可圈可點的歷史畫卷中,曾出現過燦若繁星般的思想大師。為什麼馬克思能夠獨佔鰲頭呢?馬克思,何許人也?

馬克思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完成這個任務。而無產階級需要通過「社會革命」來完成這個任務。在這場革命中,無產階級既要進行「武器的批判」,也要掌握「批判的武器」。  所謂「武器的批判」,就是說要運用物質的力量,真刀真槍地進行戰鬥。所謂「批判的武器」,就是說要藉助理論的力量,用先進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動員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的隊伍中來。  馬克思在《導言》中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  思想上的批判終究是思想領域中的,而拿起武器去戰鬥,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經之路。但是在戰鬥的過程中,無產階級若想成功,完成人類的解放這一歷史任務,就必須要有先進的「批判的武器」來指引自己前進的方向。

「實踐」的觀念在馬克思的哲學思想中非常重要。馬克思把「實踐」引入了自己的哲學,又科學地說明了實踐的決定作用和基礎地位,而且還強調,一切理論的東西都應該付諸實踐,指導實踐。所以,他的哲學和以往的哲學有著十分不同的風格和氣質。就像他自己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說的那樣:「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實踐是檢驗認識的真理標準。

「理想的基督徒的生活飽含愛和謙遜……它堅決反對自衛的權利,反對以征服他人作為自己的勝利。」在尼采眼中,基督教就是要人們甘於貧窮,服從命運,覺得自己是有罪的沒用的傢伙;它扼殺人的生命力量和原始衝動,扼殺人的個性,扼殺人的激情和自由;基督教不是讓人們積極向上,而是要人們去憐憫、同情弱者,使人趨於柔弱、萎靡的境地。尼采說,基督教提倡的東西,其實是一種奴隸的道德,它們用平等、寬恕的道德原則來為自己卑下的地位做辯護。所以,基督教完全有悖於人性的發展。  尼采呼喚著高貴的「超人」能夠出現。這種「超人」能充分發揮自己的生命力、創造性和權力意志。他威武剛強,充滿希望。他不再是彼岸的理想,而是在現實世界就能夠存在的有些有肉的人。  於是,尼采說,我們要重估一切價值,「上帝已死,我們現在希望超人誕生!」

18世紀,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哈奇遜的蘇格蘭——愛爾蘭哲學家曾說:「最好的行為就是給最大多數的人帶來最大的幸福。」

讓我們通過3個問題,來看看穆勒所說的「自由」,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第一,「自由」是什麼的「自由」?  在穆勒這裡,「自由」不是意志的自由,也不是形而上學意義的某個概念,而是在人們現代生活中所擁有的權利。所以自由是行動的自由。如果說這種自由依然有一定的哲學意味的話,那麼它也是一個政治與法律層面的哲學命題。  第二,「自由」是誰的「自由」?  穆勒說,自由是「我的」自由,也就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們自己的好處的自由」。有了這種自由之後,也就有了一個私人的空間。在這個私人空間里,政府和其他人不能隨便干涉別人的生活。穆勒認為,自古以來,自由就是一種對抗政府權威的力量。政府作為一種公共力量,對於維持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往往熱衷於濫用自己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所謂自由,就是在防禦統冶者的暴虐。而在這個領域,自己才是最高的主宰者,我樂意怎麼行動就怎麼行動。  第三,「自由」是多大的「自由」?  「自由」的前提是「平等」。因為你和我是平等的,所以我有自由,你也有自由,而且我們的自由是一般多的。我們不受別人侵害的自由,也是平等的。因此,你盡可以在你的私人空間裡面張牙舞爪,拳打腳踢,但是千萬不要打著「這是我的自由」的旗號來入侵我的私人空間。請將你的自由停留在我的空間之外,也請你揮舞的拳頭到我的鼻子為界。

 人類能夠進入現代社會,是因為人們把自然科學當作了最主要的認識工具。人們按照自然科學的那一套方法來認識世界。比如說,一切從經驗觀察出發,注重事實和數據,把得出來的結論拿到實踐中去檢驗等等。它們可以通稱為「實證的方法」。而在現代哲學史上,就有一群哲學家,主張用這樣的方法來解釋社會、探討哲學。他們被人叫做「實證主義」者。  實證主義的第一代掌門人是法國人孔德(1798—1857年)。他說,原來那些宗教的、神學的、形而上學的東西,雖然表面上說自己是「思辨」的,但這無非是一塊遮羞布而已,其實它們都是些不著邊際的廢話。所以,當代的哲學就沒有必要再去討論世界觀、本體論這些東西了,而應該給人們提供實在的、有用的、確定的知識。也就是說,實證的哲學不討論「世界為什麼這樣」,而只討論「世界是個什麼樣」。哲學在孔德這裡是一門科學,是用來發現世界一般性規律的東西。所以哲學不同於具體的自然科學,而是叫做「關於科學的科學」。

在他的眼裡,美、快樂、勇氣、自由、進取,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的生活。在美國這樣一個沒有傳統重負、而又需要拓荒者們積極進取才能生存的國家,自由而充分地發揮自己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這種朝氣蓬勃的生活態度,就像愛默生所宣稱的那樣:「人的眼睛長在前面,而不是長在後面。」他說,我們美國人不要再模仿舊大陸的兄長了,不要再當追隨者和學徒,而要成為開拓者和教師,創造美國式的思想和生活。  那麼,什麼叫美國式的呢?愛默生的回答是,承認每個人的價值,承認每個人工作的價值。比如說,鐵匠寫不出詩歌,但詩人也打不出馬掌。相對於歐洲而言,這片沒有經歷過等級制的新大陸是一個巨大的實驗室,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為自己的夢想底氣十足地享受奮鬥,享受失敗。愛默生的哲學就是要為他們每個人的平等和偉大作出註解。拓荒者的堅強和勇敢,振奮和驕傲,成了愛默生寫作的一條主線。  愛默生說,美國需要一種新的哲學,一種屬於新大陸的哲學;美國需要一種新的道德,一種有血有肉的道德。

維特根斯坦認為,凡是不可說的、只能在沉默中顯示的東西,永遠比可說的東西重要。因為「凡可說的,都是可以說清楚的」,而「凡不可說的,應當沉默」。

哲學家當然要從理論上證明人的自由。薩特理解的人可不是人的肉體而是人的意識。人是自由的,因為人的意識是自發的、無拘無束的。即使人關在監獄裡,那也只是關住了他的身,關不住他的心。  而且在薩特看來事物的意義都是人所賦予的。即使感到不自由,那也是你賦予自由的意義。就像一塊大石頭,它可能擋住我們的去路,但我們也可以站在石頭上眺望遠處的風景。這兩種情況下它對於我們的意義是不同的,但這些意義都是我們賦予它的。

當然薩特不是那種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顧後果、任性而為的人。他一方面強調人註定是自由的,能夠自由選擇,另一方面又強調人要自由地承擔他行為的後果。你做了什麼就應該為你的行為承擔責任,這恰恰因為你是自由的,一切都是你自由選擇的,你不能把責任推諉到其他人身上。責任是人正視自己的自由權利的表現。

他認為20世紀的西方生活方式有一大特點,那就是拚命消費。糟糕的是消費和人的真實需要完全脫節,人在消費中已經被物化了。廣告說什麼好,我們就去買什麼。別人用什麼,流行什麼,我們也跟著買什麼。人們在商品世界裡完全迷失了方向。  與此相應,人也變得越來越「現實」。現代人主張及時行樂,精明地計算利害得失。但在重大的、與人生有著根本關係的問題上卻顯得極其無知,比如生與死、幸福和痛苦、情感和思想。  因此現代人傾向放棄自由,屈服於國家、市場、流行的統治。人們喪失了自己的個性,而成為「無名大眾」的一員。人們也不怎麼關心社會的自由、公正,而是變得目光短淺,只顧自己的享樂。  這種對自由的逃避還有心理的原因。那就是自由會使人覺得孤獨無依,導致焦慮,因此人們希望從自由的重負下脫離出來,依賴於某些東西。其實在我們生活中也存在大量這種逃避自由的現象。比如並不想真正成人,不想承擔起社會責任,而是依賴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或者總是希望參加一些團體組織,尋求依賴感。  逃避自由的前提是人本來就是自由的,而弗洛姆認為自由必然會帶來孤獨、焦慮和恐懼。他甚至認為,當人意識到自己是不同於他人的一個「我」時,孤獨和焦慮就產生了。因此自由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各種負面心理。  但弗洛姆認為逃避自由是最壞的選擇。他相信人可以克服自由帶來的孤獨、焦慮的心理,而獲得一種積極的自由。這種自由是建立在人的個性之上的,而且它的實現不能脫離社會。這需要人認識自己的人性,通過與他人的合作發展自己的力量,從而實現自我。

在這本《正義論》中,羅爾斯開篇就說:「正義是社會的第一美德。」一個社會的制度要成為一種正義的制度,必須符合兩個原則——  第一,這個社會在出發點上必須是自由而平等的。第二,即使我們在實際中沒法做到完全平等,也必須保證這種不平等是那些弱勢群體可以接受的。用羅爾斯的話來講,就是「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櫻花是日本的國花,櫻樹被尊為「聖樹」、「神木」,日本一些神社每年都要舉行名叫「安樂祭」的民俗活動,以祈求櫻花神的保佑。日本諸島蜿蜒幾千公里,到處都有櫻花的足跡,每年三四月間,燦爛的櫻花簇擁怒放,形成一片櫻的海洋。

如果只看一株櫻花,那麼它並不起眼——它既沒有牡丹的富貴,也沒有玫瑰的熱烈,色彩也只有素淡的紅、白兩色,顯得陰柔有餘而陽剛不足。  但是櫻花的魅力與其說來自單獨的一株,不如說來自群體。每一株櫻花都不繁榮,但是集中到一塊,卻是鋪天蓋地、錦簇堆積、欣欣向榮的。這種集合的力量,頗為日本人所欣賞。  有人說,一個日本人是一條蟲,三個日本人就變成一條龍。這話不無道理。日本畫家池田滿壽夫也曾說,日本是一個多能工巧匠而缺少天才的民族。的確如此,但正是這樣一批勤懇的工匠們,卻有著強烈的團體精神,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現為民族的種群意識。在日本人的骨子裡面,集體協作的精神,對等級秩序的遵守和服從,是非常明顯的。日本人願意在一個團體中各安其分、各盡其才,以追求最大的整體效應。

在福澤看來,「文明」更加意味著一種精神,一種向前向上、不知疲倦的獨立精神和進取心。追求自己的理想,發揮自己的才幹,德智雙修,才是一個進步的人。

法國的盧梭是啟蒙運動中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張一個政府應該是大家共同意願的表達,國家的行為需要體現「公意」。而在東方,同樣也有這麼一位思想家,對盧梭的觀點甚為信服,翻譯了《社會契約論》(當時翻作《民約譯解》),積極地傳播著盧梭的民權思想。他就是明治時期最傑出的日本思想家之一,人送稱號「東洋盧梭」的中江兆民。

中江兆民說,「自主」的「主」字,就是要在「王」的頭上釘一顆釘子,從而把「王」的權威給壓下去,讓自己成為自己的主宰者,因為人們如果不依靠自己,就沒有政治家是可以依靠的。  要靠自己,要煥發自己生命的力量!中江兆民不僅用自己的思想來表達這樣的態度,也用自己的生命來實踐這樣的態度。

中江兆民的晚年不幸患了癌症,在醫生宣告他的剩餘時間只有一年半後,他並沒有為此而恐慌憂傷。他以驚人的毅力,把自己深刻、豐富的思想寫在書中。他這樣做,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理念告訴更多的後人——  「假使沿襲古人的思想,也就是如果在古人的田地裡面播種收穫,那就是剽竊。生在古人之後,就要在古人開拓的田地之外另行播種,另行收穫。」  「趕快從根本上改革教育,努力培養活躍的人民而不是死板的學者。」  「大國人民和小國人民的區別,不是由於疆土的大小,而是由於他們的氣質、胸襟的大小。」  做一個豪邁的、堅強的人,這是兩個世紀之前一位患了癌症、被醫生判定只有一年半生命期限的日本偉大哲學家中江兆民的畢生理想,他說:「大丈夫一旦誕生在這個地球上,就一定應該在這裡留下一個巨大的腳印!」

佛教認為:宇宙,從時間上看,無始無終;從空間上看,無邊無際。這無邊無際的含義包括:大到無邊無際,小到無邊無際。再小的東西也還可以再分析下去,此所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坐微塵里轉大法輪,芥子可納須彌山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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