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再思考(上)

近代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再思考(上)

——從斯密、黑格爾、馬克思、桑巴特、韋伯、熊彼特到諾思、肯尼迪和華勒斯坦

韋森

《經濟史》2007年第5期

摘要：本文對近代一些思想家對西方世界興起的複雜社會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學科的綜合文獻回顧。從而發現，依據亞當·斯密的分工和市場擴展理論，黑格爾與馬克思等古典學者認為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主要原因來源於分工和自由競爭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桑巴特、韋伯和熊彼特則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經濟增長歸結為企業家的追求和企業無限擴張的資本主義精神；經濟史學家諾思認為近代西方世界興起的根本原因在於私有產權制度和現代經濟組織；政治學家保爾·肯尼迪則把這一歷史現象歸結為歐洲近代歷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歷史機緣；而華勒斯坦等歷史學家則從非決定論的理論視角討論了近代歐洲興起的天時地利。綜觀西方學術諸家對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解說可以發現，儘管在這個複雜的問題上存在諸多歧見，但保護產權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撐法律制度工作的現代民族國家和憲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基本原因之一，這一點乃是諸家的理論共識。

關鍵詞：斯密動力／布羅代爾鐘罩／分工／市場深化／企業家精神

近代世界歷史上的「歐洲奇蹟」，或者說西方世界在近代的興起，已是一個世人皆知的歷史史實。然而，對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原因，學術界至今仍然眾說紛紜、歧見迭出。綜觀西方學術諸家對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解說，可以發現，在這個問題上，諸多歧見中常有相通之處，而類似的見解中又有各種各樣的差異。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希望打破學科之間的藩籬，為這個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提供一個綜合的理論圖景，並期望從人類近現代思想史上諸家對近代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理論反思中，解讀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性法則，從而對準確把握中國現今的發展模式、體制格局以及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產生一定的助益。

一、西方古典學者對近代西方世界興起的理論反思：分工、市場深化與經濟增長

在最近的兩篇文章中①，筆者依照對經濟增長的斯密動力機制(the Smithian Dynamics)的理論解釋——並從哈耶克的自發一擴展秩序理論的視角來理解斯密動力——指出，近代西方世界的經濟起飛，只不過是市場自發擴展秩序不斷衝破歐洲各地的各種各樣的布羅代爾鐘罩，在一個國家疆域內以至在整個西方世界不斷擴展開來的一個外在表現和歷史結果。由於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理論與著作是在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和大英帝國崛起之前形成及出版的，以至於我們似乎可以不甚恰當地把斯密的市場經濟擴展秩序理論的出現，比喻為西方世界興起之黎明前的報曉晨雞。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樣說低估了斯密市場經濟秩序理論在人類歷史發展中歷史的、理論的和現實的意義。其實恰恰相反，筆者最近的一些研究實際上旨在說明，人類社會絕大多數國家的近現代經濟增長，尤其是西歐諸國在近代的興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斯密社會經濟理論的一個現實展示。從近代思想史發展的脈絡來看，亞當·斯密的經濟社會理論不僅影響了英國和歐洲各國的經濟學家與政府政策的決策者，也影響了包括像康德和黑格爾這樣的思辨哲學家。譬如，受斯密、薩伊(John B·Say)、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的影響，黑格爾曾在《法哲學原理》中對勞動分工與機械化的關係做了一些思辨哲學的論述。黑格爾指出，「勞動的普遍和客觀方面在於其抽象化過程，抽象化引致手段和需要的細緻化，從而也引致生產的專業化，併產生了勞動分工。通過勞動分工，個人的工作變得簡單了，以至於他自己的技能在抽象勞動中提高了，他的產量也增加了。同時，技能和手段的抽象化，使得人類為滿足他們需要的互相依賴和互惠往來成為一種完全的必然性。加之，生產的抽象化使得勞動越來越機械化，以至於使人本身能夠站在旁邊，讓一台機器來代替他工作。」[1](§198)基於他對當時西歐諸國的市場擴展、分工深化、技術進步、稅收和國家財富的不斷增加、海外市場不斷拓展以及不斷尋找新的殖民地這種社會內部諸因素關聯動態的現實觀察，黑格爾非常明確地指出：「通過冒險而追求利潤，產業也同時提高了自身而超越其上。它不再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也不受限於貪圖享受和滿足慾望的市民生活圈子之中，起而代之的是流動性、危險和破壞等因素。此外，通過這種強大的溝通媒介，產業本身也帶來了與遙遠國家的交易，以及制定契約的法律關係；同時，貿易又是最強大的文化溝通手段(Bilungsmittel)和渠道，商業通過它獲得了世界的意義。[1](§247)這樣一來，黑格爾就把企業家對利潤的追求、市場交易、市民生活、商業貿易這些經濟活動，以及西方諸國的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之間動態的相互作用過程，詮釋成了他那「絕對精神」在歷史發展中的「世界的意義」。當時的歐洲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動態發展的情形?黑格爾認為，其原因是「當市民社會的活動不再受限時，它內部就蘊生了自身的人口和產業的擴張。一方面，通過人們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人們之間的合作關係(Zusanmmenhang)的普遍化，以及伴隨著滿足人們需要的手段被發明出來以及滿足其方式的普遍化，財富的積累增長了，——因為這種雙重的普遍性可以產生最大的利潤；另一方面，特殊勞動的細分(Vereinzelung)和限制也加強了，與之相伴，束縛於這種勞動的階級的依賴性和需求也愈益增長。」[1](§243)這裡，黑格爾顯然從其思辨哲學的視角，對18世紀之後西方世界內部經濟動態發展的內在機制，做了一些他自己的解釋，並提出了一些個人的理論猜測。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作為一位思辨哲學家，黑格爾不但對近代西方興起的動態情形做了上述描述，而且對人們利己心的發揮與其外在制度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譬如，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曾指出：「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約的現實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互相依賴的制度。個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權利的定在(Dasein)，都同眾人的生活、福利和權利交織在一起，它們只能建立在這種制度的基礎之上，同時，也只有在這種聯繫中才是現實的和可靠的。這種制度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外在的國家，即必需的和理智的國家。」[1](§183)

從歷史上來看，黑格爾處於比斯密稍晚的西方諸國工業革命剛剛萌發的初期。如果說此時黑格爾尚未能夠自覺地解釋西方世界興起的歷史原因的話，那麼，處於近代科技和工業革命勃興以及西方諸國經濟起飛大潮中的馬克思則在許多地方有意識地這樣做了。可能正是因為馬克思生活在工業和科技革命大潮中，致使他在許多地方討論了技術革命，尤其是大工業生產方式在西方世界興起以及西方諸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結果，後人常常把馬克思的經濟社會動態發展理論的核心簡單地歸結為「生產力(技術水平及其能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理論程式，甚至把馬克思的社會歷史觀歸結為技術決定論。其實，這是對馬克思經濟社會理論的一種莫大的誤解②。

馬克思究竟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早在1847年，生活在西方工業革命和經濟起飛年代的馬克思便觀察到了這樣一個現象：「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時間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里呢?」[2](p256)那麼，資產階級運用什麼樣的符咒在短短的時間裡呼喚出了如此巨大的經濟增長以及大工業和科技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並未作回答。但在此之前，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提出過分工和自由競爭是大工業機械化生產與科技革命的主要動力源泉的思想，並在《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中明確提出了「自由貿易擴大了生產力」的斷語[2](p66)。馬克思的這些判斷，與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見解，以及當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派甚至哈耶克的市場自發一擴展秩序理論，在精神上應該說均是殊途同歸的。那麼，進一步的問題則是，什麼力量推動市場分工、自由競爭以及機器的採用，從而導致近代大工業生產的產生?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我們還沒有發現現成的答案。直到1867年，馬克思才在《資本論》第1卷中好像有意無意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馬克思說：「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為只是在這個不斷更新的運動中才有價值增殖。因此，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作為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是謀求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3](P175-177)。在另一些地方，馬克思又指出：「……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3](P260)。在這一市場經濟擴展的內在動機的支配和推動下，市場的分工和協作就出現了：「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並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於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於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協調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3](p367-368)。另外，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在《資本論》第1卷第12章《分工和工場手工業》中，馬克思非常明確地指出：「在工場內部的分工中預先的、有計划起作用的規則，在社會內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後作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自然必然性在起作用，這種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場價格的晴雨表中覺察出來，並克服著商品生產者的無規則的任意行動」[3](p394)。現在看來，馬克思的這一見解，與其之前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市場運行原理，以及其後哈耶克在「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對市場價格機制的理論解釋，在精神上是相通和一致的。

沿著工場分工和社會分工發展的思路，馬克思達到了他對近代市場經濟興起的動力機制的如下理解：「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狂熱地追求著價值的增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的基礎」[3](p649)。

至此，我們可以大致把握馬克思本人對近代西方世界興起的內在動力機制的理解了：資本主義企業家對利潤的無限制、無饜足的追求，推動著企業家去不斷地進行企業內部和市場的分工，並不斷發現新的生產方法，發明和使用新的技術及機器，並不斷拓展國內市場和進行國際貿易。正如馬克思所言：「一旦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基礎(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奠定下來，在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成為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槓桿」[3](p628)。從這裡可以看出，馬克思本人不但洞悉出資本主義企業家對利潤貪無饜足的追求是現代西方市場經濟動態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槓桿，而且從某種程度上把西方世界的興起歸結為制度因素。可能正是辨識出了這一點，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的日文版的「緒言」中曾指出：「馬克思之所以有別於同時代或前代的經濟學家，正是因為他認為經濟發展的特定過程是經濟制度本身所產生的這一看法。……正是因為這一點，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才又都回到他這裡來，儘管他們可能發現他有許多可待批評商榷之處」[4](p2)。

二、從桑巴特、韋伯到熊彼特：企業家精神與西方世界的興起

受馬克思的影響，作為一位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的著名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桑巴特(Wemer Sombart，1863—1941)曾對近代西方興起的原因做了許多探討③，並對許多歷史問題具有其獨到見解。譬如，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桑巴特曾明確指出：「不管從哪方面說，有一點是公認的：奢侈促進了當時將要形成的經濟形式，即資本主義的發展。」[5](p150)在其後的論述中，桑巴特又進一步強調說：「奢侈從許多方面推動過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如，貴族的財產主要以債務的形式轉移到資產階級手中，在這一過程中，奢侈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這種聯繫中，我們惟一感興趣的是奢侈創造市場的功能。」[5](P154-155)接著，桑巴特從奢侈與貿易(包括批發業和零售業)、貿易與農業、奢侈與工業等方面的史實做了分析，並得出結論說：「於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愛的一個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資本主義」[5](p215)。除了這類較為獨到的見解外，桑巴特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在於，他較早地從企業家精神來探討現代市場經濟的擴展或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譬如，在《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桑巴特提出了「企業家精神」這一概念，認為這是「一種勇武的精神」，「一種不安靜和不疲倦的精神」。這種精神「打破了那些建立在安逸自足的、自保均衡的、靜止的、封建手工業的滿足需要的經濟的限制，並將人們驅入營利經濟的漩渦中」[6](p212-215)。桑巴特還指出，如果說「企業家精神」在於「征服與營利」，那麼，「市民精神」則在於「秩序與保存」，而後者的現實表現則在於「勤勉、節制、節約、節儉和守約」。根據以上兩點，桑巴特說：「我們把那種由企業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所組成的一個統一的整體心態稱作為資本主義精神。」[6](p215)桑巴特還認為，這種精神創造出了近代資本主義，因而可以認為，「資本主義是由歐洲精神的深處生髮出來的」。之後，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見解：「在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所有近代文化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建立在天職(the calling)理念基礎之上的理性行為，而這種理性行為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這是本書所力圖申明的觀點」[7](p68)。儘管桑巴特與韋伯同樣強調企業家的資本主義精神在西方世界近代興起中的重要作用，但在這種精神的宗教起源上卻與韋伯有著重大的理論分歧。正如我們在下面將要討論的那樣，韋伯強調新教倫理——尤其是加爾文主義和英國清教教義——在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形成中的原生作用；但桑巴特卻認為清教教義一直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觀的對立物。桑巴特甚至「考證」說：「清教教義的鼓吹者們完全反對所有發財致富的行為」；「清教教義極度譴責自由競爭」；「清教教義幾乎不鼓勵人們從事有長遠打算的具有冒險性的事業」；「在加爾文教控制的地區，教會是明確敵視資本主義的……」在否定了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聯繫之後，桑巴特試圖把近代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與猶太教教義聯繫起來。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主要有下列因素培養而成：猶太教的理性主義觀點與條文主義，以及猶太教宗教領袖的商業精神，等等。桑巴特還認為，沒有現代民族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永遠也不可能建立起來，但遠在16世紀之前，在歐洲就蘊成了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其中，猶太教的教義和信仰最早在這種精神形成中發揮了作用。

我們再來討論馬科斯·韋伯的觀點。與馬克思相比，同樣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企業家的功能和作用來探察近代工業革命與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但韋伯主要不是從資本家無限追求利潤和企業擴張的增值衝動來看待問題，而是從正面強調企業家精神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促動作用。上文已指出，韋伯與桑巴特的看法有很大差異。譬如，韋伯是從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尤其是新教倫理——來省察其資本主義精神動力源的。至於哪種觀點更接近於歷史事實，我們今天已經很難判斷。但是，通過介紹桑巴特的觀點後，我們至少對韋伯的一些著名觀點不再盲信了。從桑巴特與韋伯的一些尖銳對立的觀點中，至少可以確知一點，資本主義精神——或言企業家精神——確實在近現代西方世界興起中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至於這種作用到底是從斯密眼中所見的那種人類喜歡交易和交換的稟好轉化生成而來，還是從桑巴特和韋伯所見的那種宗教教義精神中衍生出來，則可以另當別論了。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部名著中，韋伯曾指出，「如果你問他們(指那些充滿資本主義精神的企業家——引者注)自己永無止境的活動的意義何在，他們為什麼不能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永不感到饜足，並從而對任何純粹世俗的人生觀如此無動於衷，他們可能回答(如果他們知道答案的話)道：『為了要供養我的孩子和後代子孫。』但是這樣的動機並非他們所獨有，對於傳統人士來說也是如此。更精確地說，或者更簡單說來，做生意和不停地工作已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了。實際上，這是唯一可能的動機。但同時從個人的幸福觀來看，這種生活是非理性的：人為了他的生意而存在，而不是為了人的存在而經營生意」[7](p70)。從這一點出發，韋伯發現，西方世界的興起，並不是如後來的弗蘭克在《重新定位：亞洲時代的全球經濟》一書中所認為的那樣，是由於「源源不斷用於工業投資的新貨幣引起的」，「而是由於這種新的精神，即資本主義精神已經開始發生作用了」[7](p68)。由此，韋伯深刻指出：「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並不是用在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數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7](p68-69)韋伯還舉例說，不管在世界的什麼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並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所需要的資本和貨幣，來用作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換句話說，不是有了充足的貨幣和資本，才會生髮出資本主義活動，而是一旦創造財富的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具備了，他們會創造貨幣和資本④。

那麼，什麼是這種作為近現代市場經濟擴展的永動機的「資本主義精神」?根據桑巴特在《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對「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解⑤，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確實等同於通過持續的、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來追逐利潤，並不斷產生新的利潤」[7](p17)。在對導致近代西方世界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的資本主義精神有了這樣的理解後，韋伯提出，儘管由私人企業家經營，利用資本來贏利和不斷購買生產資料來生產和出售產品這種「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capitalistic enterprises)在傳統社會中就存在，但是，只有當這種在資本主義精神的不斷重複發揮和對世界日益增強的征服中，才導致了近代西方世界的興起。韋伯還認為，儘管企業的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與企業家精神並非互相依存，但二者確實一般處於「某種互相適應的關係」。韋伯接著指出，「這一點已經為歷史史實所證明：一方面上述心態在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中找到了它最為合適的表達；另一方面，企業又從資本主義精神那裡汲取了最適合的動力」[7](p64)。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一再指出，在西方國家，人們稍加註意就會發現，工商業界的領導人、資本佔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大都是新教徒[7](p47)。由此，韋伯得出結論說，新教徒的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導致資本積累：「人屈從於自己的財產，就像一個順從的管家，或像一部獲利的機器，這種天職觀念在他的心目中佔據一個很重的地位。假如這種禁欲主義的生活態度經得住考驗，那麼財產越多，為了上帝的榮耀而保住這筆財產，並竭盡全力而增加的這種責任感就越重。這種生活的根源，如同資本主義精神的許多方面一樣……是在禁欲主義的新教倫理中找到了其堅實基礎的。這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性已是顯而易見的了」[7](p170)。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韋伯一再強調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基督新教倫理——即禁欲主義的節儉和為上帝積累財富的天職責任感——的內在關係，但韋伯絕非是一個宗教文化決定論者。相反，他曾明確指出，「我們根本不打算堅持這樣一種愚蠢的教條主義觀點，即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僅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響的結果，或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制(economic system)是宗教改革的創造物。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商業組織的某些重要形式在宗教改革前就已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這種觀點的有力駁斥。相反，我們只是希望弄清宗教力量是否影響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質的形成，以及其在全世界量的傳播。」[7](p91)

基於他對西方世界興起初期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這種相互關係及其二者對經濟發展影響的這種清醒認識，韋伯還探討了資本主義精神與種種經濟制度之間的相互關係，指出：「我們的個人主義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經濟的制度(institutions)，具有為我們的經濟秩序所獨有的組織形式和一般結構。……在我們的制度下，資本主義精神是可以純粹被理解為一種適應性的結果。資本主義體制迫切需要人們投身於賺錢的事業。這種對物質財富的態度則完全適應這一體制，並且與為生存而進行經濟鬥爭中的條件密切相關。」[7](p72)

沿著這一思路，韋伯將西方近現代市場經濟秩序與西方近代法律制度的形成和衍化過程聯繫了起來，他發現「近代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生產的技術手段，而且需要可靠的法律制度以及依照正式規則辦事的行政機構。沒有後一條件，冒險性的和投機性的貿易資本主義以及各種各樣的由政治決定的資本主義可能存在，但絕不可能有由個人創辦的、具有固定資本以及穩定核算的理性企業」[7](p25)。接著，韋伯還指出，在近代歷史上，這樣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只有在西歐社會中才處於一種相對來說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狀態。此外，從發生學上來追問，為什麼只有在近代西歐諸社會中才產生了這樣的有利於企業發展的法律制度和行政體制?或者說，這種獨特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精神是從何而來?沿著這一思路，韋伯認識到，儘管資本主義企業家對其利益的追求反過來有助於一個受過理性的法律訓練的法律界階層在司法和行政中佔據支配地位，並為之鋪平了道路，但是，資本主義利益本身絕非獨自促成了這一點，甚至也沒在其中起主導作用：「因為這些利益自身並沒有創造出那種法律」[7](p25)。為此，韋伯接著問到：「為什麼資本主義利益沒有在印度、在中國也作出同樣的事情呢?為什麼印度和中國的科學、藝術、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沒有導致它們走向西方所獨有的這條理性化道路呢?」[7](p25)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促成並導致了近代西方社會產生出這種獨特的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呢?韋伯在這部著作中好像對此懸而未答⑥。

在桑巴特和韋伯之後，經濟學家熊彼特也特彆強調企業家在西方近現代市場經濟興起中的作用，但與前兩人不同的是，熊彼特較多地從經濟學分析的視角觀察和論述問題。在熊彼特看來，「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與方法，它不僅從來不是、而且永遠不可能是靜止不變的」。借用生物學上的一個術語，熊彼特把近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地破壞舊的和不斷創造新的結構」這種過程，稱為「產業突變」。熊彼特指出，「這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應該特別予以注意」。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熊彼特認為，「創新」(innovation)、「新的組合」、「經濟發展」，這些都是近現代市場經濟秩序的本質特徵[8](p82-83)。根據英國古典經濟學家薩伊(John B·Say)的「企業家的職能是把生產要素帶到一起並將之組合起來」[9](p76)的見解，熊彼特在許多地方一再指出，所謂「資本」，就是企業家為了實現「新組合」且以「把各項生產要素轉向新用途」、「把生產引向新方向」的一種「槓桿」和「控制手段」，因此，資本的主要社會功能則在於為企業家「創新」提供必要的條件和手段[9](p116)。

那麼，什麼是「創新」呢?在熊彼特看來，「創新」不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個經濟概念。它是指在經濟中引入某種新的東西，與技術發明(invention)不是一回事。一種發明，只有當它被應用於經濟活動時才會成為「創新」。熊彼特還具體解釋到，「創新」是指「企業家對生產要素所作的新的組合」[9](p66)，它具體包括以下五種情況：(1)71入一種新的產品，或改進某種產品的質量；(2)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3)開闢一個新的市場；(4)獲得一種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應來源；(5)實行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例如，建立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不僅從「創新」理論視角來解釋商業周期的變動，而且以這個概念來解釋市場經濟增長的動力、過程和目的。在熊彼特看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是通過經濟周期來實現的，即從舊的均衡到新的均衡，並經歷經濟高漲到經濟收縮的各個階段。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總量雖然有起有落，但長期趨勢卻是不斷擴張的，產品的結構也是不斷變化而趨於多樣化的。從舊的均衡到新的均衡，正是經濟增長的實際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於「創新者」，即有遠見、有組織才能和敢於冒風險的企業家。熊彼特認為，他的整個經濟發展的理論所要說明的，「根本不是具體的變遷因素，而是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法，即變遷機制」；「『企業家』只不過是這一變遷機制的承擔者」[9](p61)。

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這部名著的第12章，熊彼特還對這個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指出，近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企業家精神，而企業家的功能則是：「通過利用一種新的發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種未經試驗的技術可能性，來生產新商品，或用新方法生產老商品；通過新開闢原料供應新來源或產品的新銷路；以及通過改組工業結構等手段來改良或徹底改變生產模式。」[8](p210)熊彼特舉例說，近代早期的鐵路建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電力生產、蒸汽機、鋼鐵冶煉和汽車，以及在殖民地進行風險投資，這些都是企業家創新的典型的例子。還值得注意的是，在熊彼特的整個理論體系中，他一方面特別注重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近現代西方世界經濟發展中至高無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特別注重歷史分析法，極力倡導「變動」、「發展」和「動態」的觀點。與斯密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的理論解釋相契合，熊彼特認為，「創新」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內在因素」，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只不過是來自於市場經濟體系「內部自身創造性」的一種動態變化，並進而強調了社會經濟制度的「內在因素」與「增長動態機制」的作用。

注釋：

①韋森：《斯密動力與布羅代爾鐘罩：研究西方世界興起和晚清帝國相對停滯之歷史原因的一個可能的新視角》(《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1期)；韋森：《從哈耶克的「自發一擴展秩序」理論看經濟增長的「斯密動力」與「布羅代爾鐘罩」》(《東嶽論叢》，2006年第4期)。

②譬如，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諾思和托馬斯(North ＆ Thomas，1973，中譯本，第37頁)就明確指出：「目前最廣泛接受的一種解釋仍沿襲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技術變革是打破平衡、派生出其他的力量。當代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都堅持這一觀點，加入他們行列的還有在其他方面自認為是徹底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流行的觀點是把周期性的經濟增長歸因於新發明和新制度的積累性作用，這些新發明和新制度使更多的畜力、水力和風力得到利用，使投入組合更加有效。」在《經濟史的結構語變遷》中，諾思(North，1981，p．147)則更明確地指出：「馬克思對技術的重視使馬克思主義者誤入了歧途，因為產業革命的技術不是出現在結構變遷之前，而是在其之後。」

③許多學者均注意到桑巴特在思想上曾在多方面受馬克思的影響。在其晚年，桑巴特曾以明白無誤的詞句告訴讀者，其代表作《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所有一切好的東西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的精神」(Sombart，1922，p．XIX)。然而，儘管桑巴特受過馬克思思想的多方面影響，但他在許多問題上——特別是在作為一種經濟體制的資本主義的性質及起源上——與馬克思有很大的不同。

④在另一個地方，韋伯(Weber，1983，P．126—127)曾明確指出，正如桑巴特所指出的那樣，不能把貴金屬的流人視為近代資本主義產生的最初原因。韋伯承認，在某種既定條件下，貴金屬供應的增加可以引起價格革命，正如1530年以後歐洲所發生的那樣。但反過來看，印度的例子則證明，單憑貴金屬的流入，並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因為，從歷史上看，在羅馬統治時期，巨額的貴金屬曾流入印度，以交換其土特產品。但這種貴金屬的流入只在很小的範圍內促進了印度的商品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發展，而大量的貴金屬則被藏在王公的錢窖中，而沒有轉化為流通的貨幣。韋伯還發現，即使近代以來歐洲自身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譬如，美洲的金銀礦發現以後，大量的貴金屬首先流入的國家是西班牙，但在歐洲近代歷史上，資本主義的發展同貴金屬的流入是不相稱的。結果是，貴金屬流過了西班牙，卻很少觸動它的傳統的經濟生活方式，倒使其他國家如荷蘭和英國富庶起來。根據這些史實，韋伯(Weber，1983，P．127)得出結論說，「可見，人口增長和貴金屬輸入均不是產生歐洲的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

⑤韋伯的思想曾受桑巴特影響，直接可以從在韋伯的許多著述中大量引用和提到桑巴特的著作這一點上看出來。並且，在《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Weber，1958，P．198)還曾明確指出：「儘管下列研究在其最重要的觀點上追溯到了很早的著作，但通常來說，我不必指出他們在其發展中在很大程度上受惠於桑巴特那些闡釋直截了當的重要著作，可能尤其是這一篇，——儘管採用了不同的方法。即使那些一再明確地不贊同桑巴特的見解的人，以及那些反對他大部分觀點的人，只應在全面研究他的著作之後再採取這樣的態度。」這裡應該指出，儘管與韋伯與桑巴特一樣特彆強調「企業家精神」或企業家的「資本主義精神」，但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中這種「資本主義」的來源及本質等問題上，兩人卻有很大分歧。他們的理論分歧甚至達到了在他們共同主編的《社會學與社會政治學文獻》雜誌上經常互相指責的地步。譬如，韋伯曾指責桑巴特的《資本主義精華》充滿著「不實之詞」，而且將其描述為「一本關於該論題最糟糕的書」。在提及桑巴特關於資本主義的論述中其他那些記述性的引文時，韋伯曾說桑巴特不時「嚴重歪曲了」他的原意，挑起了「針對他(韋伯本人)的辯論」、「堅持不能自圓其說的論點」(參見西格曼為桑巴特的《奢侈與資本主義》撰寫的「英譯本導言」，中譯本，第235頁)。而桑巴特反過來則多次反駁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的觀點。對此，下面我們還要具體討論。

⑥在另一個地方，韋伯(Weber,1983，P．150)指出，與中國的舊制相比，「差別恰恰出在近代資本主義能夠發展起來的合理國家(rational stale)上。這種合理國家的基礎是專業官員(expert officialdom)和理性的法律。……近代西方國家中的理性法律，是訓練有素的官員做決策的基礎」。韋伯還指出，雖然近代歐洲國家中的法律的內容不是源於羅馬法，但是是從羅馬法中衍生出來的。由此，韋伯(Weber，1958，P．151)認為，「羅馬法的復興已經被認為是農民階級衰落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儘管如此，韋伯還是強調說，「羅馬法並非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譬如，韋伯舉例到，資本主義的故鄉英國就並沒有接受羅馬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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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433)

原載《河北學刊》(石家莊)，2007．1．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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