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盡：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

浪淘盡：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 劉宜慶 著 華文出版社

【內容簡介】

《浪淘盡》可謂是五四時代著名知識分子的群像圖。作者劉宜慶以飽含深情和人文關懷的筆觸，深入他們生活、治學和命運遭際的歷史現場之中，試圖從歷史風雲變幻的視角解讀一代知識者的坎坷命運和他們之間難捨難割的師生情誼。

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周作人、沈啟無；陳寅恪、周一良、蔣天樞；陳垣、啟功；胡適、吳晗；顧頡剛，童書業；聞一多、陳夢家；沈從文、汪曾祺……

他們或分道揚鑣，或反目成仇，或亦師亦友，或情同父子。這些消逝了的人物，其精神和風骨，並未消弭。

一部關於百年中國知識分子歷史命運的厚重之書，浪淘盡風流人物，風采依然。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謝泳、著名學者傅國涌、著名作家岳南聯袂推薦。

本書聚焦堪稱學術界文化重鎮的名師與高徒，以師道變遷映射出20世紀的歷史風雲。敘事生動，講史獨特，穿插了一些學術掌故和名人逸事，富有趣味性和感染力。

【作者簡介】

劉宜慶，筆名柳已青。書評人，專欄作家。現居青島。關注晚清民國知識分子群體，近年致力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史和心靈史研究。著有《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錄》《紅塵往事：民國時期文人婚戀傳奇》等作品。作者博客：http://liuyiqing.blog.tianya.cn/

【名人推薦】

通過本書可以了解中國現代學術的傳統，可以感受學術大師的風采，可以反思當代學術的差距。——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謝 泳

劉宜慶是做新聞的，他更大的興趣卻在文史方面，從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婚戀到西南聯大的生活，再到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都圍繞著舊時知識分子的各個生活側面。他的著眼點並不限於懷舊，更多的是還是尋找，一種更好的生活，一個更值得肯定的時代。 ——著名學者、獨立撰稿人 傅國涌

這部文采飛揚又情感真摯的《浪淘盡》，對一代學術大師和門下弟子經歷的世事風雲、恩怨悲歡，賦予了透徹的同情與理解。所謂人世幾回傷往事，江湖夜雨十年燈，百年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往事堪哀，劉宜慶苦苦尋覓精研近十年，滿含悲憫情懷的書寫，對學術之燈傳承的鏈條和重要性具有一種隱喻式昭示。——著名作家 岳南

目錄

第一輯 長河落日圓

康梁的道路分歧和師生情誼

章太炎講學記

歷史鏈條中的「謝本師」

北大教授劉師培

章太炎與黃侃：大國手門下出大國手

第二輯 子在川上曰

蔡元培的風範

梅貽琦的風度

顧毓琇：百歲宗師桃李春風

葉企孫：甘當中國科技基石的大師

第三輯 行到水窮處

陳寅恪與周一良：文人書生不自由

汪篯為何被逐出師門

「陳門恩怨」中的金應熙

劉節：「獨立之精神」的踐行者

蔣天樞：陳寅恪的託命之人

第四輯 出入風波里

陳垣與啟功：信有師生同父子

胡適與吳晗：兩代史學家的命運密碼

在歷史分岔的道路上——李濟與尹達的選擇

「批胡運動」中的顧頡剛

顧頡剛與童書業：平生風義兼師友

趙儷生：雖九死其猶未悔

第五輯 曲終人不見

俞平伯：被批判的紅學家

呂熒：美的殉道者

聞一多與陳夢家：兩代詩人的悲劇

陳夢家之悲：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葉公超與趙蘿蕤：英美文學的播種者

趙蘿蕤之痛：滄海明月一滴淚

沈從文與吳晗：智慧與權力的天秤

沈從文與汪曾祺：文壇的雙子星座

前 言：追尋消逝的師道尊嚴

在傳統中國社會，推崇「天地君親師」，「君」與「師」的地位神聖不可侵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學生見到老師，總要執弟子禮，師生關係乃人倫中的大項，終生不變。「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師生之間的關係，是以「道義」來衡量的。孔子為揚其道，周遊列國，眾弟子侍其左右，有的學生甚至追隨他一生，所謂「君子謀道不謀食」，謀的正是師之道，師之德，師之魂。

晚清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西風東漸，西方文明隨著船堅炮利湧進中國。西方的文明終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新式學堂的出現，改變了自孔夫子以來的師生關係。在社會的變革和轉型中，傳統師生倫理、封建士大夫之間的人際關係漸漸鬆動，西式學堂在中國生根發芽，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出現雛形。

本書聚焦堪稱學術界文化重鎮的名師與高徒，以師道變遷映射出20世紀的歷史風雲。20世紀，從晚清到新中國成立，各種思潮風起雲湧，各種運動紛至沓來，問題與主義，革命與戰爭，交織在苦難的神州大地，這些名師與高徒在動蕩的時代，選擇各自的人生道路，他們或分道揚鑣，或反目成仇，或亦師亦友，或情同父子。從排滿革命的晚清到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回首一望，那些消逝在歷史中的背影，為後人留下諸多悖論和謎團，需要我們省察，以追尋消逝的師道尊嚴。

「長河落日圓」這一輯選擇晚清民國的國學大師，聚焦康有為與梁啟超、章太炎與黃侃等師弟的思想分歧和師門情誼。「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清末民初，章太炎「謝本師」，康梁師弟道路出現分歧，不僅是引起學林矚目的事情，也是當時政治局勢、社會變革、思想轉變的縮影。

百年風雲，歷史的舞台上演了一系列的「謝本師」。章太炎與俞曲園，周作人與章太炎，歷史鏈條中的「謝本師」，一環緊扣一環，謝的只是師生之間不同的政治立場，而不是拋棄老師的學行、道器和師生之間的情誼。與師決絕，表面上背叛的是師門，但實際上是與舊社會的徹底決裂。陳獨秀在上海籌建共產黨，北大朱謙之雖未寫《謝本師》，卻有信曰：「吾為人民之自由起見，與先生誓不兩立。」思想衝突雖然劇烈，但師道猶存。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晚清民國是個亂世，大批國學大師與軍閥梟雄橫空出世，那個時代的國學大師多為革命黨人，又是著名學者。黃季剛師事劉師培，章太炎淚挽黃季剛，他們的是非成敗並沒有轉頭成空，他們的風骨，像一輪落日，沉入逝水中，留給後人評說的背影。

「子在川上曰」這一輯，選擇北大、清華的教育家、科學家。蔡元培是新文化運動之父，他倡導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成為北大的治校方針，開創了中國教育新氣象。蔡元培締造了北大的輝煌，奠定了民國的學術範式。清華終身校長梅貽琦，倡導通才教育，提出的「大樓與大師」論成為經典名言。梅貽琦推行教授治校，以獨特的個人魅力，凝聚了大批大師級的教授，他掌舵的清華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成為民國高等教育的標杆。葉企孫是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發現並培養了大批物理學大師，他終身未娶，視學生如親人，這樣一位甘於奉獻的科學家，在「文革」中身陷囹圄，被兇險叵測的惡浪淹沒。顧毓琇是打通文理的大師，科學家兼詩人，教育家兼戲劇家。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與20世紀同行，經歷百年風雲，一生充滿傳奇。

潮起潮又落，逝者如斯夫。用「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來形容四位教育家，一點都不過分，從他們留下的精神資源中，或許可以回答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行到水窮處」這一輯，講的是陳寅恪和他的弟子們，觸及一段沉重的歷史。「行到水窮處」是陳寅恪和以周一良為代表的弟子所面臨的歷史困境。遺世而獨立的陳寅恪，自然沒有坐看雲起的閑適，1949年之後，在政治運動頻起之時，他冷眼旁觀，且做神州袖手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終生信念，不為時事和流風所移易。陳寅恪堅守氣節，用生命來捍衛一代學人的尊嚴。陳寅恪最得意的三個弟子，周一良、汪篯、金應熙，無一例外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陳寅恪與三個弟子的思想衝突，顯然超越了個人恩怨，是一個時代的見證。周一良成為馴服的工具，噩夢長達三十年，醒來之後慨嘆「畢竟是書生」。

陳寅恪的弟子中，既有被他逐出師門的汪篯、周一良、金應熙，也有「風義平生師友間」的劉節和蔣天樞。如果說蔣天樞是陳寅恪的託命之人，劉節則是陳寅恪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堅守者。

「出入風波里」這一輯，關注學者在政治和學術之間的艱難選擇，探討學者從政的悲劇。在歷史分岔的道路上，胡適與吳晗，李濟與尹達，分道揚鑣。在歷史的激流中，當學術成為政治的工具，學者的獨立性也就如一葉扁舟，難以找到可以停泊的彼岸。顧頡剛身處批判胡適運動的中心，他的浮沉，他的彷徨，內心的煎熬，精神的迷惑，思想的反覆，可見與老師決裂的艱難。

一個世紀的風雲激蕩，一個世紀的歷史滄桑巨變，以匡正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從政者，多被政治磨去了稜角。

曾在清華大學歷史系求學的趙儷生，後來成為歷史學家，在「反右」中也被打為「右派」。為什麼中國的知識分子老是被吸引到政治中去呢？趙儷生在回答美國學者舒衡哲的提問時，寫下這樣一首詩：

死亦無別語，願葬君家土。

倘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

趙儷生說：「他們不能擺脫做棄婦的角色。無論他們怎樣被遺忘，怎樣被棄逐，怎樣被虐待，他們都對君主懷有忠貞之心，都要死在君主附近。」趙儷生可謂一語道出了文人學者何以成為權杖下的奴僕。「願葬君家土」，這是從封建社會一直延續至今的20世紀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如果文人學者保持住獨立的人格，驕橫的權杖並不能凌駕於全社會之上。另一方面，20世紀歷史以激進的方式書寫，沒有為文人學者保持獨立性帶來制度性保障。

「曲終人不見」這一輯，探討被動捲入政治運動中的學者和文人，從師生關係的變化來觀察社會變遷。1949年之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成為時代潮流，一波接一波，無人能置之度外。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之後，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丁玲、陳企霞，批判馮雪峰，批判胡適，批判胡風，在文藝界，在教育界，不僅流行與舊我劃清界限，更流行與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和反動思想劃清界限。呂熒是國內第一個被批判的中文系主任，學生批老師之風由此開始；俞平伯是被批判的紅學家，批判俞平伯矛頭的背後是清算胡適的思想。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在知識分子的心中留下陰影和創傷。沈從文自殺未遂後，被時代的風暴分裂為文學家和文物專家兩截；俞平伯「倦說紅樓」，家人在他面前一度避免提及「紅樓夢」三個字；陳夢家因反對簡化漢字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不堪受辱自殺；柔弱的呂熒敢為胡風公然辯護，最後成為美的殉道者……

幾代知識分子的悲劇，難道是歷史的宿命，不可避免？當文藝、學術淪為政治支配的工具，成為思想改造的工具，學者的尊嚴何處尋？歷次學生整老師以後，老輩心寒，這次整完，還希望下次老師悉心教授，豈不荒謬？槐聚翁言「弟子墨守者累師，出藍者害師」，最有代表性。

大師的成長通常只有兩條路，一則出世家，如俞平伯，二則從名師，如啟功。1949年後，追溯師承被認為是學術陋習而被喝止。「浴乎雩，詠而歸」的教學方式被中止，真正能繼承大師的又有誰？

中國知識分子經受的苦難、遭遇的悲劇，不應成為輕飄飄的一頁往事，如過往煙雲。我在本書中特意書寫了幾位國學大師生命的最後時光，聚焦大師與弟子之間的溫情和恩怨，這些在中國社會近代轉型中發生的歷史場景，寓意薪盡火傳。他們播下文明的種子，經受了疾風驟雨，需要幾代人的精心呵護，才能長成參天大樹。

歷史的漩渦具有強大的力量，將個人吸納，身不由己的沉浮、個人命運和時代變遷緊密結合在一起。不論是「行到水窮處」，還是「出入風波里」，風浪相激，凸現出抗爭的勇氣、擔當的力量。他們是動亂年代的犧牲者，卻成為歷史航向的校正者。他們迸發出來的人性的燦爛光輝，讓戰爭、離亂等動蕩不安的歷史背景略顯黯淡。他們不是歷史的創造者，也不是可無可有的歷史的註腳。讓後人景仰的是那些柔弱的身軀，猶如在強權的車輪下傲然開放的菊花，沒有讓精神的花朵零落成泥碾作塵。

歷史激流中的大師，是文化的傳承者，是現代文明理念的播種者，是社會轉型的開創風氣者，是混亂年代的抗爭者，他們的存在，所代表的「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之間。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那些消逝了的人物，其精神和風骨，並未消弭。

一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不僅僅是宏大的革命敘事，也不僅僅是政權的更迭和興衰，大師的足跡留下來，是我們回望歷史、反思歷史的參照。

後記

這是一次披荊斬棘的探索之旅，一次尋找歷史真相的幽暗的航程。

2009年春節，拙著《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錄》出版後，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他建議我寫一寫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他的一句話，點燃了久蘊於心的願望。事實上，在《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錄》中就已經寫到了一些名師高徒，比如，金岳霖和他的弟子王浩、殷海光，吳宓與錢鍾書等。而這本《浪淘盡：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可以看作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的前傳和後續，將中國知識分子放在20世紀百年風雲之中觀照，看他們的學術傳承和師生關係，看他們的肝膽相照和恩怨悲歡，以此折射百年中國的大事件，在他們的心靈留下怎樣的印記。

說這本書是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前傳，是因為康梁、章黃、蔡元培、劉師培等近代史上叱吒風雲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五四運動時期在北大、清華執教或者求學的師生來說，影響深遠。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大執教鞭者，多章門弟子，而在北大清華求學的佼佼者，日後成為西南聯大教授群體中的中流砥柱，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成為20世紀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紐帶。

說這本書是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的後續，是因為它關注了聯大精神在歷史的激流中怎樣逐漸銷聲匿跡。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聯大的學術自由、民主堡壘的精神資源是在什麼樣的歷史中失傳？1946年西南聯大三校複員之後，國共內戰經過一年多後，在北平的教授們，何去何從，不得不做出選擇。梅貽琦可謂選擇走出去的代表，吳晗則是選擇留下來的代表。1957年發起的「反右」運動中，陳夢家、汪曾祺等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中，陳夢家、汪篯、呂熒等人在狂風暴雨的政治運動中凋零。是否可以這樣說，1949年之後，歷次政治運動將西南聯大的生存土壤剷除殆盡，終生信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病逝，標誌著西南聯大的精神成為絕響。

出於對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歷史命運的關注，我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對百年中國的大師們，在把握他們的思想和內心時，試圖按照錢鍾書先生所提倡的「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之法，一切從史事和史料出發，以此為路徑，嘗試對名師高徒的思想和行為予以解讀。

君特·格拉斯在反思德國歷史的《剝洋蔥》中說，「回憶可以作弊，可以美化，可以偽裝」。歷史是否也是如此——歷史可以作弊，歷史可以美化，歷史可以偽裝？戳穿層層覆蓋的謊言，提供主流歷史有意無意忽略的真相，20世紀的一百年，簡直就是國學大師的受難史，一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一部百年中國的離亂史。

在瓣瓣洋蔥之間，被遮蔽或忽略的悲劇，越往深處，越能感受到光陰背面那種驚心動魄。剝開歷史的內核，呈現出來的是辛辣和酸澀，令人唏噓，淚流滿面。君特·格拉斯在《剝洋蔥》中寫到，一件東西能使人洞察一切，這就是敘述者在波羅的海海邊撿到的琥珀。我想，我在這本書中也打撈出一些琥珀，觸及幾代學人的心痛、苦難和淚水，保留著琥珀形成時的原始信息。

本書最初定名《師說新語》，重點在「師說」，而少「新語」。《世說新語》寫活了魏晉風度，讓人景仰，而這本書呈現的名士風骨，也是從言行中現風流。說到「新語」，日光底下無新事，中國歷史漫長，歷次朝代更迭，總有相似的悲劇上演。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從舊朝到新朝的文人，其遭受的罪與罰，經歷的悲與歡，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陳寅恪有詩云：「古今多少興亡恨，都付扶余短夢中。」又云：「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興亡之事，無甚新意，但一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夢魘，每個人身處歷史漩渦中的感受和滋味，卻各不相同。正因為觸及大時代風暴中的苦難，觸及學者們的內心滋味，這本書寫的非常艱難。也許有讀者質疑我的寫作滲透了過多的情感因素，請原諒，那是因為我將每一條所徵引的史料加上了人性的溫度。這是我的文章區別於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的所在，我所追求的風格是史學的冷靜和文學的韻味，二者交融，知我罪我，一任諸君。自認為這部書並非嚴謹的學術作品，為方便讀者閱讀，故對所引用的史料，沒有按照嚴謹的學術規範加以詳細的注釋。

我仍將繼續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的相關研究和寫作，推動我前進的有歷史與現實的反差，有朋友的關注和期許。在本書的寫作中，參考了不少師友的研究成果，除了行文中註明的，主要參考書目附在書後；書中的部分照片亦出自所附的主要參考書目。在此一併致謝。由於缺少原始檔案材料和第一手史料，部分篇章寫得不甚滿意；另外，書中若有文史差錯或不當之處，bdlyq618@163.com這個信箱，懇請方家和讀者批評、交流。

最後還要感謝單位領導和同事對我的支持和幫助；尤其感謝我的岳父岳母、妻子女兒，是家庭的默默支持，使我安心，在工作之餘，將全部的精力和時間用於讀書和寫作。女兒劉潤菡在我寫作《絕代風流：西南聯大生活錄》時，曾將我所讀之書中的紙條抽出來玩，散落在地板上，添了不少亂，到這本書的出版，她即將成為小學一年級的學生。時光匆匆，馬齒徒增。惟願歲月靜好，現世安穩，妻女相伴，寫出滿意的作品，不負家人和師友的期許。

2010年5月4日

時，因倒春寒，青島櫻花始盛開。

浪淘盡：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 劉宜慶 著 華文出版社第一輯長河落日圓康梁的道路分歧和師生情誼清末在野的風雲人物，非康梁莫屬。他們因提倡維新變法登上歷史舞台，一度觸及權力核心，可惜「戊戌變法」曇花一現，他們的政治理想灰飛煙滅。流亡海外時，康梁關係出現裂隙，政治主張、思想觀念分歧越來越大。民國時期，康梁在張勳復辟問題上針鋒相對，形同水火。梁啟超那一代學者，具有封建士大夫和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他對康有為從未忘本，始終以弟子之禮事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兩點都在梁啟超身上得到充分體現。」探討康梁的道路分歧和師生情誼，折射出清末民初的政治風雲變化，康梁的命運歸宿和歷史困境令人深思。改良，還是革命？立憲，還是共和？回望百年歷史，重溫康梁的選擇和路徑，那個激烈動蕩的時代，撲面而來。背道而馳針鋒相對由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梁啟超基本上跟著康有為走，世人以康梁並稱。除了1899年至1903年，梁啟超因倡導革命與康有為有所不合外，大體上態度是一致的。1903年前後，梁啟超一度有贊成「孫黨」革命之說的傾向，經康有為嚴詞教訓，梁啟超作了檢討，重新歸依師門。梁啟超放棄民主革命而君主立憲以後，師弟一唱一和，搭配得天衣無縫。武昌起義爆發，梁啟超仍與康有為相呼應，要求中國採用英國的立憲政體。豈料革命形勢已成，民主共和成為全國大勢，虛君立憲之說遂淹沒在民主共和的潮流中。梁啟超儘管曾向袁世凱兜售他的「虛君共和」理論，即保留清朝皇帝的名位，但使之「無否決之權，無永嘉海陸軍之權」，但他很快就順應時代潮流，拋棄了虛君立憲的主張，轉變為積極的共和擁護者。據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梁啟超正式與康有為分手，在民國元年四五月間。清帝遜位前夕，康有為寫給梁啟超一封信，要求一起拯救清廷於虞淵。梁啟超作答，堅定表示絕不再為「虛君共和」這個緣木求魚的想法去與袁世凱、北方軍人及各省督撫相周旋，更不屑與那些羊狠狼貪的清朝親貴相合作。他勸康有為改變主張，如若不然，「趨舍異路，愴恨何言！」梁啟超選擇民主共和，認為康有為虛君共和「不切時勢」，代表了維新黨一部分人士的意見。南北議和大局已成定勢後，很多在國外的維新黨人都主張公開擁護共和，立即回國組織政黨，在政治上佔一份勢力。這時候，梁啟超是準備和袁世凱「推心握手」、「分勞戮力」，共圖天下事的。當年戊戌變法，袁世凱是向榮祿告密者，如今卻成為梁啟超政治上的合作者，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正如歷史學家楊天石在《康有為的聯滿倒袁計劃——讀台灣所珍藏梁啟超未刊函稿》文中分析：「分化不僅表現於康梁之間，而且更廣泛地表現於昔日的維新、保皇黨人之間，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圍繞著辛亥革命這一大主題重新組合，醞釀著新的角逐和鬥爭。」辛亥革命後，梁啟超就再也不肯對康有為百依百順了。兩人的分歧既源於政見不同，思想的矛盾，也有個性因素。在梁啟超看來，康有為為人做事過於武斷：「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此外，他還對康有為剛愎自用的主觀主義思想方法提出了批評。「既標一說，則一切與己說反對者，輒思抹殺之」，「持己腦中所構造之事實以誤真相」，可謂說中了康有為的要害。康有為的強勢與梁啟超的平易，從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貫之。二人治學以及思想歷程之不同，也約略可見。康氏自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梁氏則「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轉移與梁之與時俱進、久領風騷，差別甚大。梁啟超與康有為公開的分手，是在張勳復辟帝制上的形同水火。梁啟超不僅反對袁世凱稱帝，而且反對任何形式的復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擋，任何復辟陰謀都不能得逞。當康有為在《上海周報》上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公開主張清帝復辟時，梁啟超立即發表《辟復辟論》，將矛頭直指康有為，明確指出此文的實質是「黨袁論」、「附逆論」、「籌安新派」。袁世凱搞復辟，首先製造輿論。一班無恥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後，立即組織籌安會，借討論國體問題為名，為袁世凱復辟帝制搖旗吶喊。針對社會上的這股復辟逆流，梁啟超以他那酣暢淋漓的文筆，寫下《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袁世凱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派人拿著20萬元的銀票，勸他不要發表這篇文章。面對巨額「封口費」，梁啟超卻不為利誘，毅然發表。袁世凱復辟後，梁啟超聯合蔡鍔等人，組織護國軍，以武力討伐袁世凱。為了推動廣西軍閥陸榮廷獨立，梁啟超又只身前往廣西，歷盡千辛萬苦之後，終於迫使陸榮廷於1916年3月15日宣布獨立，所有重要電文，均為梁啟超草擬。民主共和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護國戰爭很快便取得了勝利。在全國的聲討和叫罵聲中，袁世凱的皇帝美夢僅做了83天就嗚呼哀哉了。頑固的康有為並沒有從袁世凱的復辟失敗中汲取教訓，相反，他卻加快了讓溥儀復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聯合統率辮子軍的張勳，利用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之間「府院之爭」的矛盾，請溥儀重新登基做皇帝。原來維新運動變法者，現在成為開歷史倒車的保皇派。因復辟「有功」，康有為被溥儀封為弼德院副院長，並戴上頭品頂戴，沒想到12天後，復辟失敗。張勳逃入荷蘭使館，康有為逃入美國使館，溥儀宣布退位後也逃入美國使館。康有為躲在美國使館「美森院」里做詩品畫，直到1917年12月，美國公使芮恩施準備專車，派兵護送康有為離開北京。與乃師康有為不同，張勳復辟一發生，梁啟超立即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參加武力討伐。他不僅代段祺瑞起草了討逆宣言，而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反對通電，一面強烈譴責「貪得無厭之武夫」，一面斥責康有為「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據說通電寫好之後，有人擔心會破壞師生友誼，於是說：「足下上馬草檄，誠為文士得意之舉，然昔日庾公之期於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令師南海先生從龍新朝，而足下露布討賊，不為令師留絲毫地步，其於師弟之誼何？」梁啟超卻理直氣壯地回答道：「師弟自師弟，政治主張則不妨各異，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10年之後，梁啟超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還舊事重提：「復辟之役，世多以此為師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康有為在張勳復辟失敗後，不僅不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將怨氣發泄在梁啟超身上，咒罵他為「梁賊啟超」，將他比喻為專食父母的梟獍，並作詩斥責：「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學習過射箭技術，後來卻害死后羿）在反對張勳復辟的鬥爭中，梁啟超對老師康有為的態度，則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話來表述：「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曹汝霖晚年在其回憶錄《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一書中，也寫到康梁師徒在張勳復辟中的情形：「此次受處分者，除張勳外，牽及甚少，如康南海、梁敦彥等，素有名望之人，多未問罪，諒系任公的關係。任公與南海，師生之誼素篤，同為主張君憲之人，此次竟背道而馳矣。」看來，康梁在對待復辟問題上，師生決裂，在民國政學兩界，是一件頗受關注的事情。葉兆言在《陳舊人物》一書中，有一篇寫康有為，一篇寫梁啟超。在對比康梁師徒時，葉兆言說，自己不喜歡康有為，認為康有為頑固不化，自我吹噓、標榜聖人，沒有人情味。在評價康有為領導的戊戌變法時說：「康有為的幸運，在於只是一個轟轟烈烈的開頭，他許諾了一大堆根本就實現不了的理想，真放開手來讓他做，不知道會出現什麼樣的糟糕局面。他是一個失敗的英雄，因為失敗，倒給人留下了一個壯志未酬的好印象。反覆辟的鬥爭成功以後，1917年7月，梁啟超進入段祺瑞政府，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拜師康門南海弟子廣東新會梁啟超，完全符合我們對天才的定義和想像。6歲學完五經，9歲能夠寫千字文章，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中舉時的主考官尚書李端棻以為梁啟超「國士無雙」，遂打破門第觀念的束縛，把自己的堂妹許配給梁啟超做妻子，這是那個時代表示對一個人的欣賞的最高禮遇。李端棻沒有看走眼，梁啟超的確是一位天才，對各種新思潮、新思想統統接受、吸納的天才，也是識時務的俊傑。他拜康有為為師的時候，康還沒有中舉，在科舉時代，一個有功名的人（梁啟超17歲中舉人），能拜無功名的布衣為師，其好學精神由此可見一斑。梁啟超在《三十自述》中曾表明他為什麼拜師康有為：其年秋，始交陳通甫。通甫時亦肄業學海堂，以高才生聞。既而通甫相語曰：「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於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時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始決然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一個人在年青時，遇到什麼樣的老師，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人的視野與將來的成就。梁啟超以傳神之筆，道出遇到名師的心理感受，今天的讀者讀到這一段，心靈也會震撼。梁啟超《三十自述》提到的陳通甫是康有為的大弟子，英年早逝，曾被稱為康門的「顏回」，他死了，大弟子頭銜自然而然落到梁啟超的身上。從維新運動、公車上書、到戊戌變法失敗海外流亡，梁啟超一直追隨康有為，成為康有為思想的代言人。1901年12月，梁啟超一直在《清議報》發表《南海康先生傳》，說到乃師的哲學思想，便以崇敬的口氣道來：先生者，天稟之哲學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說，不讀西書，而惟以其聰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無所憑藉，無所襲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學，而往往與泰西諸哲學相暗合，得不理想界之人傑哉？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源於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隱然為政治上一潛勢力。先生未嘗讀諸氏之書，而其理想與之暗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游之語。康有為的哲學思想，包括《大同書》，帶有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在這一點上，梁啟超看其師看得透徹，並未被崇敬所遮蔽：「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一言以蔽之，則先生者，先時之人物也。」梁啟超、梁啟勛兄弟都曾拜師康南海門下。梁啟超萬木草堂的同學中，頗有名氣者有麥孟華、麥仲華兄弟。麥孟華是康有為的得意弟子，少時與梁啟超齊名，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麥」之稱。麥孟華參加過公車上書，在上海參與創辦不纏足會，做過《時務報》的撰稿人，是戊戌變法時的核心人物之一。1912年12月，麥孟華和陳煥章、朱祖謀、梁鼎芬、陳三立、沈曾植等人上書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和教育部、內務部，申請成立孔教會。在獲得批准後，於次年在山東曲阜召開第一次全國大會，推舉康有為為總會長，陳煥章為總幹事。據說袁世凱稱帝前曾兩次召見麥孟華，並許以教育總長的位子，他都拂衣不見，並運動倒袁。袁世凱稱帝後，麥孟華怒不可遏，以至氣火攻心而死。麥仲華曾留學英日，學貫中西。麥仲華曾編纂《經世文新編》一書，專采近人通達時務的言論，以轉移風氣，為新政提供參考。庚子勤王時他在日本負責聯絡策應之事，並一度在香港擔任電報局局長。1899年，康有為將女兒康同薇許配給麥仲華。康有為對這個女婿很滿意，他常寫信給康同薇，讓她照顧好麥家。但也有誤解的時候。麥仲華疾惡如仇，思想有些激進，戊戌維新失敗後，他和梁啟超、韓文舉、歐榘甲等人一起主張放棄保皇實行革命，這等於是背叛康有為。弟子中也有繼續保皇的，如羅普。羅普的妻子是麥孟華、麥仲華的妹妹。有一天康有為見到兒女親家麥柏君，半是生氣半開玩笑地說：「你有眼睛，選到一個好女婿（指羅普）。我無眼睛，選到一個不好的女婿（指麥仲華）。」{1}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考制》等書，看似離經叛道，實則維護道統。康有為是以托古改制的方式，為改革尋找出路。學者雷頤在《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一文中，對康有為的做法評論道：「以鬼斧神工之法顛覆了幾千年來孔子和儒學形象，再造了一個改革的孔子和儒學，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和合法性。」在維新變法時，康有為主張：立儒學為國教，將「保教」、「保國」、「保種」作為變法的目的。對此，梁啟超亦步亦趨。維新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在日本接觸到大量的西方新思想，於1902年發表《保教非所有尊孔論》，公開反對保教，反對立儒學為國教，此時的梁啟超贊成政教分離、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他提醒保教論者，「保教」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相悖。思想的分歧，這時已經非常明顯，後來師生背道而馳，並非偶然。維新變法失敗，海外流亡，康有為的政治思想也只是停留在君主立憲層面，不肯前進半步。早年維新，引領時代風氣；晚年保皇，幾乎淪為天下笑柄。他自號長素，素王即不用加冕的民間帝王，是封建社會對萬世師表孔子的尊稱。「長素」別號，將康有為的自戀心理暴露無遺：他不僅自視為聖人，而且認為自己比聖人還要神聖。康有為創辦的萬木草堂培養了眾多弟子，也可媲美孔子精通六藝的弟子72人。孔子曾將女兒當作獎賞，嫁給有「案底」的平民弟子公冶長。康有為一生娶了六位夫人，兒女眾多，嫁女仿效孔夫子，將康同薇嫁給麥仲華，將康同璧嫁給羅昌。羅昌，早年是康有為門生，曾遊學日本、英倫，歷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外交部駐倫敦及新加坡總領事等職，後執教於多所著名學府。康有為的眾多弟子中，數梁啟超的聲望最高、影響力最大。梁啟超被譽為「言論界的驕子」，他的歷史功勞在於開啟民智，育作新民。戊戌變法的失敗，對他是一種強烈的刺激，在經過改良還是革命的徘徊之後，他提出要改造「國民性」，開始由「政治」轉向「啟蒙」，一躍而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山頹木壞 哲人其萎梁啟超早年拜師康南海門下，是梁的幸運；同樣，康有為晚年能擁有梁啟超這樣的弟子，也是康的幸運。康有為晚年，梁啟超執弟子禮甚恭，梁啟超事師，可謂尊師典範。離開政壇的梁啟超，開始了他最後十年的文化教育生涯。梁啟超執教清華國學研究院，他的學術精進，培養了大批弟子，比如史學家張蔭麟。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於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寫了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梁啟超在清華園埋首學術，正當他以極大的熱忱進行學術救國的時候，一個更猛烈的時代到來了。「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這是1902年12月，梁啟超作《三十自述》時開篇的詩。武夫當國，軍閥混戰，這已經不是康梁的時代，進入到晚年的康梁，師生之間的裂隙漸漸彌合，而死亡的陰影也悄悄逼近。1924年9月，梁啟超的妻子李惠仙因病逝世，給他以沉重的打擊，身體衰弱得很快，血壓不穩，並有便血，幾次進出醫院。1927年，是中國近代學者的死生之年。北伐軍聲勢浩大，由南向北，節節勝利。長沙學者葉德輝被北伐軍槍決，同時浙江軍政府也籍沒了章太炎的家產。北伐軍的這種做法給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心理上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和惶惑。1927年3月8日，正值康有為的七十大壽，梁啟超和其他當年的同窗，親自前往上海為老師祝壽。梁撰寫了《南海先生七十壽言》的壽文，並奉上壽聯：述先聖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入此歲來年七十矣；奉觴豆於國叟，致歡忻於春酒，親授業者蓋三千焉。梁對老師的敬仰之情躍然紙上，將康有為比作「至聖先師」孔夫子，極得以「聖人」自居的康有為的喜好。康有為壽辰的前一日，徐良由津抵滬，帶來溥儀題贈的御筆「岳峙淵清」四字匾額和玉如意一柄，賀康有為七十壽辰。康有為為了向溥儀謝恩，起草《謝恩折》計1181字，由書記杜長鋏用小楷清繕，石印千份，分贈祝壽賀客。在一派歡慶的氣氛中，康有為卻感受到生命氣息中的不安，種種徵兆表明不祥的音符在隱隱作響。據康有為女兒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記載：康有為七十壽誕後，離開上海之前，曾親自檢點遺稿，並將禮服攜帶，臨行前還巡視了園中好幾遍，說道：我與上海緣盡矣！然後把他的相片分贈給工友們，以作紀念，好像預知自己將永別一樣。北伐軍所向披靡，康有為想把全家轉移到一處安全的地方去，他選擇了離滬去青島。此前，他在青島買下了一棟別墅，起名「天遊園」。3月29日，康有為在青島中山路上的粵菜館英記酒樓，參加廣東同鄉宴。當他喝了一杯橙汁後，突然腹痛難忍，急忙回家。當夜嘔吐不止，請了兩位醫生診斷，其中一位日本醫生診斷為食物中毒。30日，嘔吐了一夜的康有為感覺毒已清除，非常健談，晚上照例夜觀天象。可是觀看了沒多會兒，突然獨自大呼：「完了，完了！」之後，又說：「中國無我立足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國的。」到31日凌晨5時許，康有為在門人李微塵的懷抱中，「七竅出血而死」。康有為之死撲朔迷離，各種說法都有，留下諸多歷史謎團。康有為身後甚為蕭條。在北京的梁啟超得知晴空霹靂的噩耗後，立即匯去數百元，使康能草草入殮，葬身象耳山。康有為生前在青島李村附近買下墓地，認為他是一粒糠，藏在大象耳朵才能安全。4月17日，梁啟超還在北京和康門弟子一起，為康有為舉行公祭。他寫了祭文一篇和輓聯一副。輓聯曰：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倖免睹全國陸沉魚爛之慘。西狩獲麟，微言遽絕，正恐天之將喪，不僅動吾黨山頹木壞之悲。康有為有「聖人」之名，將其死謂為「天之將喪」，表面寄寓梁啟超的沉痛感情，其實是梁感慨時局而發，「全國陸沉魚爛之慘」表明了他對當時中國前途的悲觀。康梁奮鬥幾十年，最後幾乎一事無成，如今，老師先已作古，弟子也在染病，想必已經成為梁啟超不能承受之重。剛剛送別完老師康有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對梁啟超又是一次沉痛打擊。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先生還到學校，讓校工去他家取成績稿本，並與研究院辦公處侯厚培談論下學期的招生事宜，時間甚久。後又向侯借大洋兩元，因侯當時沒現洋，故借給他五元鈔票，王國維隨即雇車去頤和園。據園丁回憶，王進園後，先在石舫前木坐許久，後步入魚藻軒，吸紙煙，旋即跳湖。從跳湖到得救，其間不到兩分鐘，湖水很淺，甚至連裡衣都沒濕，但已無呼吸，一代學者杳若黃鶴西去。王國維死後，人們從他的衣物中發現他留給兒子王貞明的遺書，上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蒿葬於清華園塋地。……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6月2日，王國維自沉而死，梁啟超在給梁令嫻的家書中寫道：靜安先生自殺的動機，如他遺囑上所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篁辱，卒置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此封家書中，梁啟超流露出對工農暴動的恐懼。此前的梁啟超家書中，對北伐的勝利憂心忡忡，「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翻過來要做政治的支配者」，「整天介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飯」，面對這樣劇烈的社會變革，他無法理解和接受。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對北伐的政治主張，他反對社會主義，同時結怨於國民黨。在給梁令嫻的家書中，甚至將聽到的一些謠言當作事實，王葆心（湖北籍學者）之死是誤傳。對梁啟超而言，1927年的「天」已經變了，整個社會「顛倒過來」，社會急劇動蕩，「中產階級不能自存」，道德觀念皆已破產，王國維之死，不亦有因乎？《梁啟超年譜》中有不少他對當時社會變化的感受，屢經變法政變，見慣大世面，始終孜孜不倦探尋中國前途的梁啟超，這時幾乎驚慌失措，對中國前途有茫然之惑。可見刺激之深。1928年9月24日，梁啟超編《辛棄疾年譜》時，突然發病，三天後入京就醫。稍好些，出院返回天津，不斷有些發燒，心情苦楚。10月12日，又伏案繼續作《辛棄疾年譜》。巧合的是恰寫到辛棄疾61歲，這年朱熹逝世，辛棄疾前往弔唁，並作文以寄託哀思，梁啟超錄此文中四句為：「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為公死，凜凜猶生。」這其實是他在自述自己背後的感受！當梁啟超寫完最後一個「生」字時，他那支如椽之筆便再也扶不起來了。11月27日，梁啟超又被送往協和醫院進行搶救，但效果不理想。1929年1月19日午後2時15分，梁任公與世長辭了。近代中國的一顆巨星隕落了。「成住聚散，人天之常」，這是康有為的名言。由此觀康梁生死，是「人天之常」，還是命運無常？梁啟超病逝，「任公我兄千古，故人章炳麟拜挽」：進退上下，或躍在淵，以師長責言，匡複深心姑屈己；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逮梟雄僭制，共和再造賴斯人。章太炎的這幅輓聯，上聯道出了梁啟超與康有為在張勳復辟上的矛盾和恩怨。「或躍在淵」語出《周易·乾》，是說梁啟超在政治舞台上，或進或退，或上或下。康有為於1917年8月致書梁啟超，對梁民國以來的政治表現大加抨擊，梁念師教之恩，他以「屈己」的態度未加辯解。「恢詭譎怪，道通為一」語出《莊子·齊物論》，指原本互相矛盾的東西，但從道的觀點來看，卻是統一的。章太炎以此句來形容梁啟超在一些歷史事件中觀點和立場多變，但變的結果是變到「共和」這一方面來了。梁啟超反對袁世凱恢復稱帝，出走兩廣討伐袁逆；反對張勳復辟，參加馬廠誓師。章太炎讚譽梁啟超是再造共和的功臣。在梁漱溟《紀念梁啟超先生》一文中，能看到他對梁啟超諸多貢獻的肯定，也能看到這樣坦率而客觀的評價：「梁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梁啟超的失敗，除了戊戌變法的失敗，民初參政的失敗，最令人嘆惋和遺憾的，莫過於太過相信西醫。1926年，梁啟超身患腎疾，主刀醫生林某出現嚴重失誤，病腎依舊在，好腎卻被割。梁啟超的手術引發中西醫論戰，為保護剛引進的西醫，為西醫在中國發展計，1926年6月，梁啟超在《晨報》副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詳述這次手術的整個經過，替協和辯解。文章中說：「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葯，病雖然沒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後，應該完全復原。至於其他的病態，一點都沒有。雖然經過很重大的手術，因為醫生的技術精良，我的體質本來強壯，割治後10天，精神已經如常，現在越發健實了。」可嘆，梁任公為保護西醫的良苦用心；可惜，梁不能越發健實，說他死於嚴重的醫療事故也不為過。直到1971年，梁啟超長子梁思成才從為父親治病的醫生那裡得知真相——原來是醫生標錯位置，把左右側弄顛倒了。這一起重大醫療事故真相，如果康梁師生泉下有知，會作何想？

章太炎講學記

「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魯迅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這樣評價章太炎。章太炎一生，革命與講學並重，革命元勛與國學大師的身份，魯迅只道出其一。我們不妨考察章太炎的三次講學，這其中貫穿了章太炎與章門弟子的師生關係，又與晚清民國的歷史風雲緊密相聯，這既是追尋消逝的師道尊嚴，同時又是重溫一段風雲激變的歷史。東京講國學1903年，章太炎因積極鼓吹反清革命並為鄒容的《革命軍》寫序而入獄，1906年5月出獄，隨即流亡日本加入同盟會並主辦《民報》，鼓吹排滿革命，寫了大批令國人振聾發聵的文章。1908年，他的「章氏國學講習會」進入高潮期，吸引了眾多弟子。章太炎東京講學，薪火相傳，影響深遠，培養了大批高足，日後成為民國初年北京大學的台柱子，形成章門學派。1906年，章太炎在《民報》刊登《國學振興社廣告》，謂其國學講授內容為：「一、諸子學；二、文史學；三、制度學；四、內典學；五、宋明理學；六、中國歷史。」據《朱希祖日記》及許壽裳、黃侃等人回憶：太炎先生於1907年在東京創立「章氏國學講習會」，1908—1909年初連續三遍「始一終亥」講授《說文》，地點先在大成中學，後在《民報》社先生寓所，前後聽講者「百數十人」。許壽裳「幸侍講席，如坐春風」。下面是他記錄的章太炎東京講學的實際情形：先生東京講學之所，是在大成中學裡一間教室。壽裳與周樹人（即魯迅）、作人兄弟等，亦願往聽。然苦與校課時間衝突，因托龔寶銓（先生的長婿）轉達，希望另設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許。地址就在先生寓所——牛込區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業，在一間陋室之內，師生席地而坐，環一小几。先生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神解聰察，精力過人，逐字講釋，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原，或者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以故新義創見，層出不窮。即有時隨便談天，亦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誨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兩書，都是課餘寫成的。即其體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亦起於此時。這是先生東京講學的實際情形。同班聽講者是朱宗萊、龔寶銓、錢玄同、朱希祖、周樹人、周作人、錢家治與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來聽講的。其他同門尚甚眾，如黃侃、汪東、馬裕藻、沈兼士等，不備舉。章太炎講國學，吸引了大批學生，「中國之留學生、師範班、法政班居多數，日本人也有來聽者，不多也」。1908年，由於清政府施加壓力，《民報》被日本查封，章太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講學上，《章太炎先生答問》中如是說。這也可印證許壽裳提到的「同門甚眾」，即使「不備舉」的學生中，還有像劉文典這樣的學者。劉文典拜在章太炎門下，大約就在這個時期。對於第一次見面的情景，劉文典曾專門撰文記錄：我從章太炎先生讀書，是在前清宣統二三年的時候。那時章先生住在日本東京小石川區，門口有一個小牌牌，叫作學林社。我經朋友介紹，去拜見他。章先生一身和服，從樓上走下來，我經自我介紹之後，就說明來意，要拜他為師。他問我從前拜過什麼師？讀過什麼書？那時候，我明知道他和我本師劉申叔（師培）先生已經翻臉，但是又不能不說，心裡躊躇了一下，只好說：「我自幼從儀征劉先生讀過《說文》、《文選》。」他一聽我是劉先生的學生，高興極了，拉著我談了幾個鐘頭，談話間對劉先生的學問推崇備至。他忽然又想起來說：「是了。申叔對我提到過你。」從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門中的一個弟子了。拜師之後，劉文典幾乎天天去章太炎的住處，向他請教，聽他講解研究經學、小學的方法。章太炎在東京時期的講學，重點講文字學，「開始講顧炎武的《音學五書》，其次講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其次講郝懿行的《爾雅義疏》，其次講王念孫的《廣雅疏證》，這些都是小學的基本書籍」。小學講完後，章太炎又為弟子講諸子學，劉文典提及章太炎講《莊子》時的感受：「我那時太年輕，他講《說文》，我還能懂一點，他講《莊子》，我就不大懂。再加上佛學，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後來，劉文典在西南聯大時期成為研究莊子的專家，十卷本的《莊子補正》於1939年出版，有了睥睨學林的氣度和資本，放言「在中國，有兩個半人懂《莊子》」。除了莊周和劉文典，那半個指的是馮友蘭。要追溯起來，劉文典研究《莊子》的發軔，應源自在東京聽章太炎講莊子。章太炎有「章瘋子」之稱，在和軍閥武夫、政要權貴打交道時，有狂狷的一面，性情剛直，嫉惡如仇；但對學生，劉文典強調，言行和舉止非常平易近人。這正好印證了周作人對章太炎講學時的描述：「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學生卻極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樣。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須，笑嘻嘻的講書，庄諧雜出，看上去好像是一尊廟裡的哈喇菩薩。」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文中，回憶了章太炎講學時同窗學習的細節：「聽講時，以逷先（即朱希祖，又作逖先）筆記最勤，談天時以玄同說話為多，而且在席上爬來爬去，所以魯迅給玄同的綽號曰『爬來爬去』；魯迅聽講，極少發言……」朱希祖「筆記最勤」，給同窗許壽裳留下深刻印象。朱希祖在日本記錄下章太炎講《文字學札記》筆記10冊，後來贈與錢玄同，該10冊筆記，現藏於北京魯迅博物館錢玄同遺物中。魯迅也記錄下14頁筆記，「朱希祖的最原始、最完備，也最近先生原講」。從任鴻雋的回憶可知，章太炎還講中國文學史。1908年，任鴻雋在日本聽章太炎開講國學：「當先生講中國文學史時，有一天我們見先生的門首列了一個小榜，把中國古來的文人分為幾類：第一是通人，如東漢的王仲任、仲長統，隋的王通，宋的司馬光，屬於此類。第二是學者，如明末的顧炎武、王船山，清代的全謝山，屬於此類。第三是文士，如西漢的揚子云，唐的韓昌黎，宋的蘇氏兄弟，屬於此類。可惜當時沒有把這個名單抄下來，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我們當時竊竊私議，以為先生是屬於第一類的。」章太炎講國學，有保存國粹、學術救國的情懷——承顧炎武「明道救世」排滿抗清的宗旨來治經學和小學，把弘揚國學作為「識漢虜之別」之工具，要使國人「曉得中國的長處」，那麼「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種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1}1913年，黃侃評述章太炎授國學的動因和目的時說：「日本政府受言於清廷，假事封《民報》館，禁報不得刊鬻。先生與日本政府訟，數月卒不得勝，遂退居，教授諸遊學者以國學。……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而德操彌厲。其授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百人。」（《太炎先生行事記》）足見章太炎苦志授學首先是為革命，為了在國亡族衰之際薪火相傳，從而振奮民心再興國運。事實上，章太炎是革命家，也是國學大師，正是革命的感召力，才吸引了大批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魯迅的回憶文章特意指明這一點：「前去聽講，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聽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不記得了。」也正是這個原因，章太炎評價這批弟子時說：「弟子成就者，蘄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海鹽朱希祖逖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者，音韻文辭，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其他修士甚眾，不備書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譜》）章太炎嘉許的弟子只有黃侃、錢玄同和朱希祖，從學術傳承的角度，他們三人的確得到章太炎的真傳。《太炎先生自定年譜》是章太炎於1928年手定，新文化運動中周氏兄弟成為文壇雙星，名氣很大，包括許壽裳在內的三位「文化名流」，都算不上「得意門生」，可以看出章太炎品鑒人物，不受流俗影響。學者陳平原認為：「章太炎對於周氏兄弟以及許壽裳的影響，主要在思想和人格，而不是具體的文字學知識。」北平講學記新文化運動是一個分界點，此前像康梁、章太炎、劉師培、林紓等晚清學者，身跨政壇學林引導思想界的風潮。此後，章太炎的弟子們紛紛登上歷史舞台，藉助《新青年》發出聲音。新文化運動之後，前者退出政治舞台，成為相對保守的學者，似乎應了魯迅的預言：「也許將為大多數所忘卻」。後者如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在文化界叱吒風雲。當年在東京聽章太炎講學的弟子，現在已成氣候，成了各大學講壇上的教授。就在章太炎被指為「既離民眾，漸入頹唐」之際，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由於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東三省淪陷。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滬寧不靖，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國難當頭，重新點燃起章太炎的愛國熱情。一·二八淞滬抗戰後，章太炎寫了《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熱情讚揚十九路軍將士抗戰業績，並指出「自民國初元至今，將帥勇於內爭，怯於御外」，對國民黨政府表示極大失望。在這種形勢下，章太炎大書篆軸：「吳其為沼乎！」這是春秋吳越爭霸的典故，吳王夫差與越王勾踐講和，伍子胥反對：「二十年後，吳國大概要被越國毀壞成為一片荒涼的沼澤地了。」吳王夫差不聽，結果不幸被伍子胥言中，越王勾踐卧薪嘗膽，起兵滅亡吳國。章太炎以此典故，勸誡警告國民黨政府不要不聽國人的抗戰呼聲，以免大片國土淪喪在日寇鐵騎之下。章太炎寫下此篆軸後，激憤之下，北上見張學良，當時舉國抗日情緒高漲，章太炎此行，欲代東南民眾呼籲北方將領出兵收復東北失土，也有北上躲避戰亂之意。此前，黃侃避寇，已到北平。2月29日，章太炎抵達北平，到5月末南返，居北平約三個月。章太炎先後在京津會見了段祺瑞、張學良、吳佩孚等人。劉文典寫道章太炎張學良會見時的情形：「張學良去見他的時候，我在樓下龔振鵬的房裡，聽見他大聲疾呼，聲震屋瓦，那種激昂慷慨的聲音，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里。」章太炎對張學良的大聲疾呼，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不過從吳佩孚進京見到張學良的談話可知大概。吳佩孚見面就質問：「瀋陽事變，你為什麼不抵抗？」張學良臉色當時就變了：「我有中央命令。」「有命令也不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連這個道理都不懂，真丟了你老父的臉。」吳佩孚甩開衣袖接著說：「國讎你不報，私仇你不報，你老子的棺材已經豎起來了！」張學良這時有苦難言，只得畢恭畢敬地說：「玉帥罵得對，我確是給父親丟臉了。」{1}章太炎對張學良可能不會像吳佩孚這樣強悍和直接，但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卻大罵不絕，痛恨蔣是賣國軍閥，想來張學良聽到這樣的罵聲，額頭不禁汗水涔涔。不論吳佩孚這樣的軍閥，還是章太炎這樣的學者，都對張學良奉命撤兵關內大肆批評，輿論的壓力在張學良心頭日積月累，這是不是迫使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動機呢？章太炎在北平的政治活動收效顯然不如預期的那麼大；倒是先後講學於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各校，引起風氣再度轉移之中的故都學界連鎖反應，影響所及，相當深遠而廣泛。這一次北平講學，章太炎是否會想起被袁世凱禁錮期間在北京講學的情形？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死。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發表反袁文章，後又隻身赴京當面討袁。章太炎到京後，曾搖著用勳章做扇墜的摺扇，徑闖總統府，以示對袁世凱的反對和蔑視，大有彌衡擊鼓罵曹的氣概。袁世凱先將章太炎拘於共和黨本部，繼又囚於龍泉寺，最後則禁於錢糧衚衕。1916年3月，袁世凱死後，章太炎重獲自由。在被囚禁期間，章太炎在錢糧衚衕續辦「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學自娛，聽講學子，人才濟濟，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學的教員。章太炎講述內典精義，由弟子吳承仕記錄成《菿漢微言》，章太炎閱後，嘆為觀止，略加潤飾，即以自己的名義，編入手訂的《章氏叢書》中。黃侃的弟子金毓黻也參加聽講，寫成《聽講日記》手稿，為世所重。這次講學，章太炎在家書中說：「講學之事，聊以解憂。」前者在北京講學是無奈中的解憂自娛之舉，背景是反對袁世凱竊國和復辟；這次在各大學講學，是自由之身，更加關心日本入侵的時局。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學講《論今日切要之學》；3月31日，北平師範大學研究院的歷史科學門及文學院的國文系和歷史系請章太炎做學術演講《清代學術之系統》。4月18日、20日和22日，北京大學也請章太炎以《廣論語駢枝》為題，連講三次，演講地點在松公府研究所講堂，共設座60個，國文學系佔40，研究所國學門佔20。章太炎講學，聲勢浩大。他名滿天下，前來聽講者甚眾，所以主辦者乾脆安排一次大課，滿足聽者所需。章太炎講課，開口就說：「你們來聽我上課是你們的幸運，當然也是我的幸運。」不妨看看張中行回憶的章太炎在北大風雨操場面向北大師生的公開演講：老人滿頭白髮，穿綢長衫，由弟子馬幼漁、錢玄同、吳檢齋（吳承仕）等五六個人圍繞著登上講台。太炎先生個子不高，雙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講起來。滿口浙江餘杭的家鄉話。說話不改老脾氣，詼諧而兼怒罵。章太炎在北大做學術演講的情形，錢穆在《師友雜憶》中有如下描述：太炎上講台，舊門人在各大學任教者五六人隨侍，駢立台側。一人在旁作翻譯，一人在後寫黑板。太炎語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國語。引經據典，以及人名地名書名，遇疑處，不時詢之太炎，台上兩人對語，或詢台側侍立者。有頃，始譯始寫。而聽者肅然，不出雜聲。此一場面亦所少見。翻譯者似為錢玄同，寫黑板者為劉半農。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對太炎守弟子禮猶謹如此。半農儘力提倡白話文，其居滬時，是否曾及太炎門，則不知。要之，在當時北平新文化運動盛極風行之際，而此諸大師，猶亦拘守舊禮貌。則知風氣轉變，亦洵非咄嗟間事矣。自新文化運動始，眾多章氏門生在文化中心的北京學術界長期稱雄。民國初年，浙江籍學人佔據民國教育部行政要津；1917年，蔡元培長北大前後，劉文典、錢玄同、朱希祖、馬幼漁馬叔平兄弟、魯迅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在北大任教，北大國文系章氏門生取代桐城學派，形成「某籍某系」佔主宰的局面，以至於引起學者的反感。楊樹達日記（1930年8月14日）稱「朱希祖、馬裕藻兩主任把持學校，不圖進步，請當局予以警告」。章氏弟子在新文化運動中，思想、主張針鋒相對，激進者如錢玄同，主張放棄音韻學而弄注音字母和白話文，同門師兄黃侃則強烈反對，錢的主張也超出了章太炎所能容忍的底線，但這並不妨礙師生情感，正如錢穆所說，「對太炎守弟子禮猶謹如此」。章門人才輩出，得到大師親炙，治學由識字始，根柢深，則正，學問自然較一般同輩為高。但其中一些人既無著述，講課也不見得精彩，卻不僅能夠立足於太學廟堂之上，而且地位極尊，究其實，個人學養尚在其次，主要還是有先生這棵大樹的庇護，因而風雨不侵。所謂「學有本源，語多『行話』，振臂一呼，影響更大」，就因為「是舊文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高足」。{1}章太炎這次在北平講學，無疑是章門弟子聚會的機會，也是問學解疑的機會。《黃侃日記》中多次記錄黃侃等弟子宴請章太炎，黃侃和老師交流學問，深夜始散。而章太炎對黃侃讚賞有加，是年3月，《國學叢編》第五冊出版，末附廣告《黃季剛鬻文》，章太炎「代為潤例」，稱黃侃「弱冠即從事於學，經訓文字之學，能得乾嘉諸老正傳，而文辭又自有師傳」。章太炎將《章氏叢書續編》稿本交給錢玄同、吳承仕等弟子，於1933年出版。錢玄同《致潘承弼書》：「先師自民五南旋後，惟民廿一之春，復來平一游，弟等又得侍教數月，曾在北大、師大講學數次，手授《叢書續編》，令弟等梓行。」講學之餘，北平的著名學者拜謁、請益章太炎，有助於學術界交流學術成果。根據楊樹達的《積微翁回憶錄》記載，楊樹達和余嘉錫、吳承仕拜謁章太炎，楊樹達送章太炎兩篇論文，「先生講《論語》魯、古異讀」，後來見面，「問《漢書》『壁釭』為何物」。4月6日陳垣、尹炎武、倫明、余嘉錫、楊樹達等以京都名席公宴於譚祖任家，吃的是粵菜。謝國楨、劉盼遂（4月13日）、徐森玉（16日）等人亦分別宴請。據周作人的日記記錄：「四月十八日，七時往西板橋照馬幼漁之約，見太炎先生，此外有逖先、玄同、兼士、平伯、半農、天行（魏建功）、適之、夢麟，共十一人，十時回家。」北平學者以及章門弟子宴請章太炎，酒席上的談話除了上海的戰事和時局，就是論學了，這可從黃侃日記的記錄中看出來。1932年5月末，章太炎南返，在回上海的途中，道經青島，為青島大學的師生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章氏二十九日晨七時半由濟（南）來青（島），沈鴻烈、葛光庭等均到站歡迎。章談，此來純為遊歷。午後三時，青大請章演講。」關於這次演講的情形，天津的《大公報》報道：「章太炎二十九日晨由濟來青，午後三時即赴青大演講，聽者頗眾。章氏對『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兩句意義詳加論述，尤對『恥』字發揮意見頗多，引證亦多。意為人能知恥方能立國，遇難不抵抗即為無恥，因知恥近乎勇，既不知恥即無勇可言云。」章太炎在青島大學演講的題目，「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二語，分別出自《論語》的《顏淵》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場合答覆門人問難時所提出的兩個主張。顧炎武將二者結合起來，並賦予了時代的新內容，成了他的為學宗旨與處世之道。有鑒於明末清初有些學人和士大夫寡廉鮮恥、趨炎附勢而喪失民族氣節，顧炎武所說「行己有恥」，即是要用廉恥之心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博學於文」是顧炎武治學宗旨的一大特色，即他不僅強調讀書，而且提倡走出書齋、到社會中去考察。章太炎自革命排滿就推崇顧炎武，在演講中，感慨於時局，有所發揮，圍繞國民政府對日本不抵抗主義展開。章太炎的這次北上講學之旅，和東京講學時期的故舊門生晤談，愈發感到自己和弟子思想的隔膜。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中言論思想激進，主張以羅馬文易中土文；周作人對章太炎曾有《謝本師》一文公開發表；而吳承仕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弟子的這些做法，章太炎內心深處並不認同。除了黃侃和朱希祖外，他對東京講學時期的弟子並不滿意。錢玄同建議乃師專門編《同門錄》，結果編出的《同門錄》，包括自己在內的東京講學時期的多名弟子未予列入，章太炎自稱「但憑記憶所及」，絕無深意。但魯迅、錢玄同、周作人等，卻大受刺激。錢玄同戲謔地稱這個《同門錄》為「點鬼簿」。章太炎常引戴震所說：「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而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由此可見他對早期弟子的失望。於是，晚年章太炎講學蘇州，希望「南徙吳中，與諸子日相磨，若天假吾年，見弟輩大成而死，庶幾於心無，於前修無負矣。」蘇州講學記1932年秋，章太炎應金天翮（松岑）邀請至蘇州講學。初在公園縣立圖書館講學，勉勵青年要學范仲淹的「名節厲俗」、顧炎武的「行己有恥」。接著在滄浪亭歡迎大會上講《儒行要旨》《大學大義》《經義與治學》《文章源流》等，約一個月。同時，李印泉、張仲仁等建議，可以在蘇州創立一講學的組織，擴大範圍，俾使各地研究國學者得有聽講學術的機會。蘇州誕生了范仲淹、顧炎武等大批志士仁人，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章太炎的這次蘇州之行，使他感受到「士大夫猶循禮教，愈於他俗」，「是於他州或不能舉，」再加上蘇州有一批熱衷於國學傳播的人士如陳衍、張一麐（仲仁）、李根源，倡議「效顧炎武讀經會制」，成立了國學會。國學會以「扶微業，輔絕學」標榜，組織講學，章太炎還起草《國學會會刊宣言》以告天下，強調砥礪名節，振起末俗的精神。事實上，章太炎和蘇州有不解之緣。1901年，章太炎經吳君遂介紹，應聘蘇州東吳大學，在「東吳」執教期間，章鼓吹民族大義，引起張之洞和端方的震驚，被清朝江蘇巡撫衙門稱為「言論恣肆」，「有亂黨章某煽惑學生作亂」，因東吳大學是美國基督教會主持的教會學校，於是，要求西人校長索捕，章被迫東渡日本。晚年章太炎定居蘇州，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成為他最後的絕唱。1934年秋，章太炎舉家由上海遷居蘇州，積極籌備設立講習會。在章氏國學講習會籌備期間，還組織章氏星期講演會。從1935年4月到9月，共講九期。除星期講演會外，章太炎還利用間隙組織讀書會，集弟子於一室，逐章逐句，扎紮實實，通讀全書。蘇州講學時，章太炎的鼻息肉之疾非常嚴重，這是民國初年，他被袁世凱軟禁龍泉寺時落下的病根。「先生雖衰老，然於講學則未忽稍苟。」1935年3月29日，蔣介石派丁維汾（鼎臣）前往慰問，並送上萬金為章療疾之用，「先生初不欲，既受之，則以此款為人民血汗所出，不欲用諸個人，因復成立國學講習會於蘇州寓廬，冠章氏二字，距初在東京講學時，蓋已二十有八年矣。」章太炎將此款移作章氏國學講習會經費。章太炎在蘇州辦的國學講習會實際上是私人學校。學校初設在章宅，後因為學生不斷增加，只能購地建房，作為教室和學生宿舍。章太炎為主講，另聘有多名講師，章夫人湯國梨擔任該校教務長，弟子孫世揚承擔了大量的教學行政工作。依學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學，有類似預科的基礎班，也有「研究生」。後來，該校還開辦了附屬中學。1935年9月16日，章氏國學講習會新學舍落成，正式開講，標明以研究國有文化，造就國學人才為宗旨，講習期限二年（學制兩年），分為四期，學程為：第一期：小學略說、經學略說、歷史學略說、諸子略說、文學略說。第二期：說文、音學五書、詩經、書經、通鑒紀事本末、荀子、韓非子、經傳釋詞。第三期：說文、爾雅、三禮、通鑒紀事本末、老子、莊子、金石例。第四期：說文、易經、春秋、通鑒紀事本末、墨子、呂氏春秋、文心雕龍。章太炎開講之日，聽者近500人，濟濟一堂，連窗外走廊也擠滿了人。以後每逢太炎主講，「諸生慕先生名，聽課時無一缺席」。章氏則「一茶一煙，端坐講壇，清言娓娓，聽者忘倦，歷二三小時不輟。」章太炎極重視講學，臨終前仍堅持帶病上課。王基乾《憶餘杭先生》文中寫道章太炎扶病講學的情形：先生講學，周凡三次，連堂二小時，不少止，復聽人質疑，以資啟發；不足，則按日約同人數輩至其私室，恣意談論，即細至書法之微，亦無不傾誠以告，初不計問題之洪纖也。二十五年夏，先生授尚書既蕆事，距暑期已近，先生仍以余時為足惜，復加授說文部首，以為假前可畢也。顧是時先生病續發，益以連堂之故，輒氣喘。夫人因屬基乾輩，於前一時之末，鳴鈴為號，相率出室外。先生見無人傾聽，可略止。然余時未滿，諸人復陸續就座。先生見室中有人，則更肆其懸河之口矣。以此先生病彌甚。憶最後一次講論，其日已未能進食，距其卒尚不及十日。而遺著《古文尚書拾遺定本》，亦臨危前所手定。先生教學如此，晚近真罕有其匹也。

先生病發逾月，卒前數日，雖喘甚不食，猶執卷臨壇，勉為講論。夫人止之，則謂「飯可不食，書仍要講」。嗚呼！其言若此，其心至悲。凡我同游，能無淚下？

時局危艱，國事蜩螗，激發出一代碩學大儒生命的熱忱和能量。蘇州講學，可謂盛況空前。「頗有少長咸集，群賢畢至的氣氛」。新老弟子如朱希祖、汪東、孫世揚、諸祖耿、王謇、王乘六、潘承弼、馬宗霍、沈延國、潘重規等，南北耆碩如王樹、陳衍、張其淦、楊鍾羲、唐文治、孫雄、張一麐、孫德謙等，南方學人如吳梅、陳柱、馮振、呂思勉、高燮、蔣維喬、姚光、金天翮、聞宥、唐長孺、黃雲眉、胡樸安、郭紹虞、古直、鄧爾雅、葉長青、夏承燾、錢仲聯、饒宗頤等，由北方南下者如錢穆、邵瑞彭等，紛紛加盟。為配合講學，1935年9月還創辦了《制言》半月刊雜誌，章太炎親自擔任主編。他在《制言發刊宣言》中稱：講習會「言有不盡，更與同志作雜誌以宣之，命曰《制言》，竊取曾子制言之義。先是，集國學會時，余未嘗別作文字；今為《制言》，稍以翼講學之缺。」《制言》以保存國學，研究國學為基本特點。章太炎去世後，章氏國學講習會繼續編印，出至第47期，蘇州淪陷，被迫停刊一年多時間，1939年1月，在上海復刊，期數續前，但改為月刊，共出版63期。張昭軍回憶，學校門口掛著章氏國學講習會和《制言》雜誌社的招牌，不設門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躍的氣氛，學生從全國各地負笈而來，最小的18歲，最大的73歲，住校者達百人之多。1936年4月，《太炎通告及門弟子啟事》文寫道：「況余多衰耄，來日無幾。歲時接席，豈可久疏。」「來日無幾」，不幸被章太炎言中。6月，章太炎講完《尚書》後，又加開《說文部首》新課，準備在放暑假前講完。不料他帶病上課，勞累加劇，6月14日病逝。章太炎在去世前，曾留下遺囑：「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次日，《申報》刊發蘇州十四日專電：「樸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以膽囊炎症今晨八時在此逝世，春秋六十有九，遠近莫不哀悼。」國民政府撥專款三千元作為章太炎的治喪費，他的生前友好紛至弔唁。在張繼、居正、馮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國民政府決定為章舉行國葬。國葬令（7月9日）全文如下：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學問淹通。早歲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義無屈撓。嗣後抗拒帝制，奔走護法，備嘗艱險，彌著堅貞。居恆研精經術，抉奧鉤玄，究其詣極，有逾往哲。所至以講學為重，巋然儒宗，士林推重。茲聞溘逝，軫惜實深，應即依照國葬法，特予國葬。生平事迹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國家崇禮耆宿之至意。此令。在北京，章門弟子馬裕藻、許壽裳、朱希祖、錢玄同、吳承仕、周作人、劉文典、沈兼士、馬宗薌、黃子通等人為先生舉行了追悼會。他們發《通啟》道：「先師章太炎發生不幸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卒於江蘇吳縣，先生為革命元勛，國學泰斗，一旦辭世，薄海同悲。」許壽裳撰輓聯云：內之頡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義凈之術，專志精微，窮研訓故；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懦夫奮矜之氣，首正大誼，截斷眾流。上聯用了章太炎的兩篇文章：《瑞安孫先生傷辭》和《菿漢微言》，下聯也用了兩篇文章：《答鐵舒》和《與王揖唐書》，構思巧妙之極。上聯是指國學大師，下聯是指革命元勛。「以先生之德業巍巍，文章炳炳，遠非數十個字所能形容，不過輪廓依稀在是而已。」章門眾弟子中，屬錢玄同的一幅輓聯寫得最為精彩：纘蒼水寧人太沖薑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逐客帝，光復中華，國人云亡，是誠宜勒石紀勛，鑄銅立像；

萃庄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於一身，文史儒玄，殫心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卅年，期欲擁護民彝，發揚族性，昊天不弔，痛從此微言遽絕，大義莫聞。

上聯紀其革命功績，下聯述其學術成就，客觀持允，符合章太炎「有學問的革命家」之稱號。下聯特意指出章太炎「講學卅年，發揚族性」，難掩沉痛的感情。在上海，病重的弟子魯迅先後寫成《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紀念先師，後一文成後僅兩天，魯迅逝世。章太炎最有成就的弟子有5人，時人用太平天王制戲分為：天王黃季剛，東王汪東，西王朱希祖，南王錢玄同，北王吳承仕。他們各繼承師說一端，自成系統，自成學派。五大弟子中除汪東和朱希祖外，他們的壽命也極其相似，黃季剛只活到五十歲，錢玄同活到五十二歲，吳承仕五十六歲。另外名聲更大的魯迅五十五歲。對於學者來說，五十多歲，正是出碩果的時候，天不假年，悲夫！更多內容，請支持購買正版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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