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六十年強國夢

編者按 國民心靈，具體而言，就是「中國」的自我定位。回顧60年，中國人在走過從「站起來」到「中國崛起」的心靈階段之後，將進入怎樣一個新階段？　　尤其是當國際格局已然將中國推上最前台時，當中國容納了川震大悲奧運大喜時，我們應當秉持怎樣的國民心態，看待世界中的我們自己？　　無論是「為帝王師」，或是「德先生」、「賽先生」，或是「臭老九」，即便在當下自由主義者或新左派的論爭中，中國知識分子的「強國夢」也永遠是熱烈的，而且或多或少地介入了與這個夢想相關的實踐中。　　這個「強國夢」，在百廢待興時，是「集體夢想」，而在極度壓抑後的解放的年代，是「獨立的思考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1990年代，「強國夢」在知識分子世俗生活的努力和掙扎里微妙地成長，而當「富強」的理想也似乎終於得以實現時，「強國夢」再次上升到更加豐富的內涵。　　 記者張哲發自北京　　建國初：「一個集體夢想」　　1899年12月31日夜，中國最早提出「愛國論」的梁啟超，正因戊戌變法的失敗而逃亡。面對太平洋，他空嘆「招國魂兮何方，大風泱泱兮大潮滂滂」。　　他不會想到，半世紀後，中國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知識分子們也找到了方向。正如詩人胡風所說，「時間開始了」。　　整個1950年代，大批旅居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知識分子響應號召，「回去，為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截至1960年代中期，共有2500多名海外的專家、學者和留學人員回國，他們中的大多數成為了科研、工業和國防等領域的骨幹中堅。「『放棄高薪和舒適生活』，這完全是真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說，「那時想法很簡單，就是為了洗刷這個國家在過去一百多年的屈辱和失敗，而這種民族悲情也註定了那時的『強國夢』不在於個人的意義，而更是一個集體夢想。」據錢學森夫人蔣英回憶，留學美國時，曾有一個美國學生當面恥笑中國人抽鴉片、裹腳、愚昧無知，錢學森立刻向他挑戰——「我們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比你們美國落後；但作為個人，你們誰敢和我比？」然而，個人成績的領先無法讓錢學森滿意。1955年，早已是一流火箭專家的錢學森突破重重阻撓回到共和國。有人說他的到來讓「中國導彈、原子彈的發射向前推進了20年」。　　同樣因為「兩彈一星」而被世人銘記的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僅9天即決定回國，「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於原子核的知識。」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覺得，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對國家懷有「獨立、統一、富強和民主」四個理想。而此時，隨著1949年共和國的建立，獨立與統一(大陸範圍內)的理想已經實現後，「富強」理想就顯得前所未有的迫切。　　即便是本身在情感上與共產黨並不親近的知識分子，如陳寅恪先生，也拒絕前往台灣和香港，留在廣東任教。「這充分說明新中國的強大感召力，中國知識分子在傳統上對國家有認同，他們要實現的是一種公民的願望，分享一份榮耀，這是強國夢的核心。」張頤武教授說。「強國」的感召力如此強大，據統計，1955年中國科學院首屆學部委員的172人中有158人是歸國學者；榮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23人中有21人是歸國者。「兩彈元勛」鄧稼先辭世後，生前好友、當時選擇留美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稱：「鄧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識地前進的。沒有彷徨，沒有矛盾。」「知識分子往往有一種心理，和這個社會一起承擔苦難才能在未來分享榮耀。」張頤武說。一百多年的貧弱落後、飽受欺凌，深重的民族悲情意識與新中國「站起來」的自豪感糾結在一起。於是，大多數此間的知識分子堅信「強國」的意義，即便有人被打成右派，也還是倔強地對新生政權保持忠貞和高度認同，對國家無限熱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人沒有褲子穿也要造『兩彈一星』。不能說知識分子對此沒有共識，沒有它你就沒有國家象徵。」張頤武說。　　70年代末：焦慮　　不可否認，儘管「兩彈一星」為新中國贏得了重要的「國家象徵」，「只強國家，不強國民」卻也不能持久。「中國從1957年到1978年的GDP年均增長率是6%左右，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數字，但是在這二十多年裡面人們的生活水準沒有明顯提高，甚至在某些方面有退步。」劍橋大學講師劉瑜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直到1978年開始有一個轉型。」　　1970年代末，中國知識分子突然開始面對一個洶湧而來、目不暇接的新時期：西單民主牆、鄧小平復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中美建交、星星美展……　　1980年代的中國，政治上相對開放，而經濟本位的時代尚未完全到來。理想主義伴隨著詩歌與哲學，似乎在一夜之間從地下噴涌而出。對於在「文革」中長期受壓抑的知識分子而言，是迄今為止最好的浪漫主義時期。　　彼時還沒有「公共知識分子」稱謂，因為幾乎所有的學者，甚至普通的公民，都具有明顯的公共關懷和社會關注。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曾經說：「獨立的思考，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超越學科背景的表述，是80年代幾乎所有著名學者的共同特點。」「知識改變命運」的口號在校園裡流行，可是那時人們要改變的不是個人命運，仍然是國家的命運。「此時的知識分子雖然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下揚眉吐氣，但也生出巨大的焦慮感，即怎樣避免中國被開除『球籍』。」華東師範大學的許紀霖教授說。　　北大77級一個普通的男生宿舍里，熄燈後大家卧談的話題也透著濃厚的「強國」意味，包括「私營經濟是否應該存在」、「什麼是民主政治」和「物價如何放開」等。而當年那群「卧談」的室友們是現任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國務院副秘書長丘小雄、大成基金總經理於華和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等等。　　如何「強國」也引發了不同的思考。「文化熱」中，1988年，一部叫做《河殤》的電視紀錄片極力召喚著「蔚藍色」的「海洋文明」，對中華民族傳統的「黃土文明」幾乎全盤否定，從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爭議。開篇解說詞即言：「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伙兒都跳、都哭。如果輸了呢？大夥就罵、就砸、就鬧事。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1990年代：從「主導者」到「見證者」　　讓無數知識分子懷念和津津樂道的1980年代以人們不曾預想的方式落幕，中國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和知識分子失語與分裂的1990年代。　　長期在紐約生活的美術家陳丹青回憶他在2000年回國定居的感受時說：「八十年代那種追求真理、啟蒙，種種熱情，好像消失了。群居的生活沒有了，個人有了自己的空間，出路多了，生活方式的選擇也多……似乎有種貫穿王朔作品的，對上一代集體主義文化的厭煩和警覺。」關於「強國夢」，知識分子再也難以達成共識。「後現代」思潮、人文精神大討論、以「說不」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情緒、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知識分子的論爭、以及「國學熱」，構成了1990年代以來知識界的主要思潮。「知識分子自身也發生了歷史的轉型。」北京大學的張頤武教授說，「他們從『強國夢』的引路人和歷史的主導者，變成了這個夢想實踐的參照物和歷史見證者。」如果說過去的中國是一艘小船，有人奮起高呼指明方向，大家喊著號子協力划槳即可前進，那麼如今的中國則像一艘萬噸巨輪，其動力系統和導航系統都變得精密而複雜。「它不會按照極端的既成模式前進。」張頤武教授說，「它的行進方向必然是多方合力的結果，因而需要更加高超的技巧來協調和操控。」知識分子們激烈的爭辯與呼喊聲逐漸式微，中產階級們更多地將注意集中在自身的成長與個人財富的累計，不再執著於意識形態或文明的爭論。而「強國夢」卻恰恰在大多數國民的沉默中，在他們世俗生活的努力和掙扎里微妙地成長。　　許紀霖教授指出，到目前為止，以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為標誌，知識分子們「富強」的理想已經基本實現。　　21世紀：「強國夢」的更多內涵　　21世紀對於中國知識分子是全新的體驗——過去，他們學習到的經驗主要是落後、恥辱和奮起，而崛起之後的「強國」走向則是一個全新的話題。　　知識分子們也不再滿足於華麗的GDP和不斷充實的外匯儲備，他們的「強國」夢想被賦予了更多的內涵。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曉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強國的指標是多重的，包括制度建設、軟實力、文化厚度、國民道德自覺等，都應該成為尺度；「而如果以這些標準衡量，中國目前離真正的強國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國家的強大與否不是只看擁有多少物質財產。」許紀霖教授說，「最重要的是國家有文明，每個公民有自由，整個社會有道德——符合人性的社會才是國家強大的淵源所在。」　　一百多年前，《天演論》的翻譯者嚴復就提出，「西人之強不在於堅船利炮，而在於憲政與民權。」可惜在強權和救亡的年代，嚴復的聲音很快就被槍炮聲淹沒於無形。「在中國傳統文化來說，民生向來是比民權要重要的。」劍橋大學講師劉瑜說，「中國的確處在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很多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一些發達國家。」「國家的強大與否除了看大家在吃什麼、住什麼和開什麼車以外，很重要的指標是國民的尊嚴與社會的公正——從這個角度上，一個中國公民可以對自己的政府說『不』可能會比對虛無縹緲的美國說『不』更有意義。」劉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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