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周末夫妻房

1937年，美國記者尼姆·威爾斯（埃德加·斯諾的夫人）來延安採訪，對延安新秩序大為感嘆，「中國共產黨在許多方面實現了歐文——傅立葉時期的原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所夢想的公社生活，……糧食、衣服和棉被一律由國家發給，……每個人都是從放在桌子中間公用的碗里夾菜吃。中國的共產主義是最原始的共產主義，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延安，曾是一個被賦予了很多色彩和使命的名字。這個曾為人所敬仰不遠萬里投奔而又為人所仇視欲除之後快的地方，究竟過著一種怎樣的生活？延安，有它的偉大崇高，也有它的「柴米油鹽」。 在延安住房比較緊張，一般教師是一人一孔窯洞，學生則是擠在一起睡火炕通鋪，伸直了腿挺著睡，翻身都很困難。女子大學學生的卧位寬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來常常發現沒了位置，要拱進去，就得慢慢擠幾下才能佔領自己的空間。 即使有地方睡，但並不是就可「高枕無憂」了。陝北地區降水較少，水源也不豐富，洗浴幾成奢侈，虱子、跳蚤之類的寄生蟲比較多。採訪延安歸來的國統區著名記者趙超構在《延安一月》中這樣寫道，「捫虱開會的參議員，這是絕妙的新聞，但這新聞並不足為延安人之恥。虱子本是那邊農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問題絕不像我們這邊看得這樣羞辱。」但說歸說，睡覺的時候卻是極為麻煩的。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山西省文聯副主席等職的力群，他的辦法就是「把衣服脫得精光，一絲不掛，再用兩手摸小腿，把跳蚤摸掉，迅速上床」；曾任《人民日報》總編、社長等職的胡績偉，睡在窯洞里拍臭蟲，拍得滿手都是黃水，臭蟲還是成群結隊地從牆縫裡爬出來，無奈之下只好將床單縫成一個口袋，然後鑽到裡面。 畢竟是在戰時環境，睡安穩覺是不大可能的。在延安實行的是軍事化管理，晚上常有軍事演習。按要求是20分鐘內穿好衣服打好背包，然後集合出發，實質上多數人都是匆忙出來，而且各自有應對竅門，或睡的時候和衣而卧，或穿雙厚襪子（跑的時候不用穿鞋），背包則是「將東西往毯子里一堆，抓住毯子四個角背著就走」。結果回來時常是鞋也丟了，東西也只剩下一條空毯子。1939年日本飛機常轟炸延安，跑警報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本不固定的睡覺更是「雪上加霜」。一次有人說夢話大喊：「飛機來了！」同屋的人爬起就跑，一時驚起很多人，指導員、隊長紛紛跟著跑。跑著跑著覺得不大對勁，於是開始追查，才弄清是說夢話引起的。而那個說夢話的人被人驚醒後也跟著大夥跑，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更多的時候是讓人哭笑不得。何方清楚地記得，一次天快亮的時候飛機來襲，晨夢中警醒的大伙兒紛紛往石頭窯洞里跑。由於當時是夏天，延安又缺少衣物，很多人都是光著身子睡，他自己只裹了一條被單，而有一個小學員在慌亂中光著身子跑進了窯洞。由於在窯洞里躲飛機的男女學生都有，他實在不好意思就想和何方共裹一條被單。畢竟被單太小，何方說：「那怎麼行！連我不也暴露了！」最後那個小學員只好蹲在一個角落裡，等別人走光了才跑回去。 在延安，還有一種特殊的「睡覺」是要交錢的。因為住房比較緊張，沒有條件供結婚後的夫婦單獨居住，平時男女雙方在各自單位或學校的宿舍，每到星期六團圓一次，先申請後交費，住在專門臨時騰出來的十幾孔窯洞，「屋裡只有一張床，被褥得自己帶，也不開飯，住一次五毛錢」。即便如此，也是供不應求。每逢星期六小客棧總是客滿，大家都心知肚明，「禮拜六了！」 （摘自《文史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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