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稿｜當代舊體詩，你一定要從他讀起
演講人：邵燕祥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本文整理自2015年7月11日舉辦的東方歷史評論沙龍「詩歌背後的文人命運」上嘉賓邵燕祥的發言。點此閱讀另一位嘉賓王學泰的發言。沙龍的嘉賓還包括陳四益、鄭雷。沙龍主持人為東方歷史評論執行主編李禮。
邵燕祥，詩人，散文家，評論家。1933年出生在北京，北平中法大學肄業,後在華北大學結業。歷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記者，《詩刊》副主編，中國作協第三、四屆理事。1958年初被劃為右派，1979年1月改正。著有詩集《到遠方去》《在遠方》（其中《我召喚青青的小樹林》被選入預備年級23課）《遲開的花》《邵燕祥抒情長詩集》《戴灰帽子的人》等。
一
好多人都問我為什麼不寫新詩寫舊體詩，其實五四新詩、白話詩我還是在寫著，但是寫得不好，趕不上我們的年輕新進的詩人。但是我這把年紀了，早過了齊白石衰年變法的歲數了，所以我也不想改變我原來的詩風，去趕時髦。我也趕不上，最後就變成邯鄲學步，那就可笑了。
我寫舊體詩不是由於「興觀群怨」，覺得「詩可以怨」就來寫，不是。我開始注意寫舊體詩，是從1958年年初開始的，比起聶紺弩1959年在「詩畫滿牆」運動中全國全民寫詩掀起了他寫詩的狂熱，我還早一年呢。
我印象里他是1958年秋以後到1959年初開始的。那時候全國隨著工業農業全面大躍進，文化也要大躍進。文化大躍進大家都創意很多，其中有一條全國一下子呼啦就起來了，叫做全民寫詩，新民歌運動，後來郭沫若、周揚還編了一本《紅旗歌謠》，最典型、最好的歌謠。「詩畫滿牆」，我們農村很多都是土牆，臨時刷上一層白灰，在上面畫畫配詩，畫的畫主要就是配合農業生產放衛星的。什麼放衛星呢？就是說一個白薯有一條牛那麼大，諸如此類的，豬養得像大象那麼大，這個就是大躍進了。然後還有畫，有的畫配詩，也有以詩為主，畫畫配它的，也有以畫為主，寫民歌的人配上詞的。
同時還有一個口號非常響亮的，叫「村村出一個郭沫若」，每個村要規定出一個郭沫若。可是那個時候郭沫若已經很謙虛了，他說：「老郭不算老」，人人管他叫郭老，「詩多好的少」，他有這個自知之明。為什麼呢？他光在那兒配合任務。
聶紺弩說，因為勞動之餘領導也號召農場的改造對象要投入寫詩運動，他一聽很高興，回來以後他就重拾舊業。小時候學過對對子，學過這些，為什麼要寫七言八句的七律？因為七律當中三四兩句五六兩句要講究對仗的，勞動休息的時候對對聯句是很好的遊戲，他是從遊戲的角度切入，但是他寫出來就不是遊戲了。
我五八年開始寫舊體詩不是從對對聯開始的，我為什麼寫舊體詩？因為五七年的年底正式給我戴上右派的帽子，然後就等著下放。我也很高興能夠下放，就是離開我這個傷心地。因為什麼呢？本來在這兒好好的，我覺得我人也還可以，但是運動一來嘩啦一下子都變了，一下接受不了。我現在想想我幸虧那個時候年輕，我還接受了這種運動突然而來這種襲擊，一下子給你從座上客打成階下囚，就是忽然變成異類，這種感覺適應不了。但是我那時候畢竟還年輕，還能適應，而且要說反右開始的時候，也許是因為我們是一個文化機關，稍微好一點，比基層要好一點，比文革開始時的暴風驟雨那還是文明多了，所以我後來就跟人家說，我說幸虧把我打成右派了，我反右派鬥爭這一關要是矇混過關了，再過那麼八、九年，文革開始在劫難逃，一下子那恐怕受不了。我認識的幾個人，有的還是很好的朋友，有的比我年紀大一些，原來反右有的反正就一般性的混過來了，有的當時還是積極分子，這樣到1966年忽然受到衝擊，受不了，就一下子自殺了。
二
《大公報》曾經有一個年輕的記者非常有潛力，很有才華，原來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叫做劉克林。1952年，他們那時候《大公報》改成《進步日報》，他作為《進步日報》的記者寫了一個北京國慶閱兵遊行的特寫。他這個特寫比較有特色，跟新華社發的或者是人民日報的黨報論調不太一樣，他有原來老《大公報》傳統筆法那個文風的影響，他要求活潑一點，在這當中他正好就借用了剛剛到中國來訪問的大詩人聶魯達寫在中國的幾句話。聶魯達寫，我們遊行的隊伍舉著紅旗像玫瑰花什麼什麼的，他在特寫裡面引了聶魯達的詩，可能作了引申發展，結果受到周恩來的表揚，一下子全國新聞界都矚目，成為名記者，他比較的順當。
其實周恩來表揚他也不光是為表揚他，可能是為了找回過去《大公報》時期對他們老人的一些批評，挽回一些影響。因為1949年7月1號在北京的先農壇開過一次北京機關幹部慶祝「七一」的大會，毛澤東也到場了，中央的領導都到場了。恰好《大公報》有一個著名的女記者叫做子岡的，子岡也寫了一篇「七一」慶祝黨的生日大會的特寫。那天有一個天氣現象是很有趣的，就是說晚上七點鐘開大會，七點鐘大概太陽還沒有落。而七點鐘之前，四五點鐘大家集合在先農壇就位的時候忽然下了一陣雨，白天天氣預告說晚上有雨，所以有很多人是帶著傘帶著雨衣的，結果一下雨在場的很多人特別是女同志把傘打起來了，把各種各樣的雨衣，帶顏色的雨衣蒙在頭上。大公報的名記者子岡，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的時候她寫過一篇出色的報道，後來成為好像是新聞經典的，新聞系的學生都要讀的，就是她寫毛澤東像一個鄉村書生一樣，大家印象里毛澤東是個山大王，她的報道在群眾當中澄清了一下，當時周恩來他們都表揚她。結果這次，1949年7月1號她這個特寫裡面，她寫下雨的時候全場一下子好像地上生出了一片彩色的蘑菇，因為打著傘，披著雨衣的。結果這次周恩來批評了子岡，批評了《大公報》。當時周恩來不叫國務院總理，叫政務院總理，管的比較寬，每個星期要開一次政務會議，就是一攬子各部的問題都要提出來。他覺得這篇特寫把群眾寫成一片蘑菇，這個是不嚴肅的，是資產階級的新聞作風等等。
他當時說話也是一言沒有九鼎也有八鼎了，大家很重視，後來所有的記者都是提心弔膽的，這些都反應到周恩來那兒去了。所以到1952年的時候，正好他發現了《進步日報》就是原來《大公報》的記者劉克林寫的這篇報道，確實比《人民日報》還有《光明日報》國慶特寫要出色，生動活潑，文風比較好，所以特地表揚一下。周恩來這個人是非常公道的，他有的時候不能夠太及時地挽回影響，但是他心裡有這個事。
大家知道周恩來能寫新詩也能寫舊詩，而且寫得很出色，是在什麼時候？是在1976年初他去世了，這時候開始露點頭，但是很快因為四五事件，詩歌運動停了一段。秋天毛澤東去世以後，這時候國家出版社才敢正式地出版周恩來的詩集。周恩來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從來不寫舊詩，甚至就不露他有這一手，他就是這麼韜晦。
朱德不會韜晦，他在延安的時候，那時候延安五老，後來擴張到十老，十老詩選就是以他為首，他帶頭，毛那時候還沒有大量地發表他的詩。所以怎麼說呢，朱德是這樣，陳毅也是缺了這個心眼了，他還把自己的詩送去給毛澤東，請毛澤東給他評點，毛澤東回了他一封比較長的信，後來作為毛澤東論文學與藝術裡面的一篇文章。我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有機會看到這篇文章，可以仔細地看一看。陳老總這個人是沒有周總理思維周密。
三
當年《讀書》雜誌上發表了香港的柳蘇先生寫的一篇文章，叫《你一定要讀董橋》，用了非常肯定的句式來推薦香港的董橋。我們在談到當代的舊體詩的時候，可以套用他的句式，「你一定要從聶紺弩讀起」。恐怕在當代，像魯迅、郁達夫他們那一輩人不算，現代以來聶紺弩的詩恐怕是應該首先來讀的。不只是讀詩，同時是讀這個人，讀他的詩裡面反映的這個時代，很重要的，很多是我們在正規的歷史課讀本上看不到的一些東西。
聶紺弩
關於聶紺弩的評論很多，其中王學泰還特別提到胡喬木。但是胡喬木的這篇序言的確是胡喬木主動提出要寫的，當時責任編輯是劉嵐山老先生，都已經要付印了，這個時候胡喬木的辦公室打來電話，說你停一下，胡喬木同志給聶紺弩的詩寫了序。聶紺弩很快知道了，而聶紺弩非常緊張，他緊張什麼呢？因為在那個時代，大家說周揚是文化沙皇，胡喬木恐怕比周揚還要厲害一點，因為他更通天。
胡喬木寫了這麼一個對聶紺弩的詩完全肯定的序言，後來加進去了，但是聶紺弩實際上並不領情。他倒沒有直接說過，說類似佛頭著糞污染了他的詩。我是這樣來讀胡喬木這篇序言的，我覺得他把聶紺弩在北大荒勞改期間寫的那些以勞動為題的詩，當成聶紺弩已經進入這種勞動的化境了，了解勞動的歡樂勞動的樂趣，好像聶紺弩已經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勞動成為第一需要了，整個是一個歪曲。從胡喬木整體上來看這個人，他是要投這個機的，好事他都要佔上，壞事他都要推諉。他看到那已經是文革結束了，聶紺弩的詩由國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已經在民間廣泛流傳了，就是出口轉內銷了，壓也壓不住。而胡喬木我們肯定他，他是有眼光的，當然這個總體來說是德不濟才，但是他的才能他的欣賞水平這個眼光你是要肯定的，他知道聶紺弩這個全部的詩，還不是全部的，是精選以後的詩，是可以傳世的，他要搶這個發言權。他在很多問題上都要搶發言權，大家說如果周揚關於異化的報告是指定讓胡喬木作，也是這些人替他起草同樣的稿子，他會欣然地作這個報告，並且不會像後來那樣挑鼻子挑眼的。他功勞都要搶，過錯都要推諉，這個很明顯的。
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去世的曾彥修，他親身經歷了胡喬木這個反覆。胡是要拿曾老師做犧牲的，很多書的出版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思想解放大潮當中他提議的，曾彥修執行，在執行當中加進了自己的努力加進了自己的眼光。但是轉過來，胡喬木首先就出來指責為什麼要出這些書，就是漢譯名著那套叢書。曾彥修當時非常的惱火，當時你是提議的，我們是執行。胡喬木振振有辭讓他們作檢討，後來曾彥修為此寫了數萬言的申辯書，在當時都沒有解決問題。所以說胡喬木這個人他當時看中了聶紺弩的詩要傳世了，這點他沒有看錯，他這時候不去充當查禁者了，他出來肯定。但是從他這個角度肯定要把聶紺弩寫勞改當中苦中作樂的這種姿態的詩拿來當作聶紺弩好像已經改造得差不多了，就是初步樹立了勞動觀點這樣的東西來宣揚的。所以我覺得大家讀聶紺弩的詩，同時也讀各種各樣的評論，一定要像讀任何東西一樣，要有自己的思考。特別是像胡喬木這樣的人，我們知人論世，看什麼樣的人在什麼情況下說什麼樣的話，這個心眼我們要有的。
實際上聶紺弩一直到他寫出了這些詩，出版了這些詩以後，他也並不認為所有的讀者都能讀懂他，都能真的理解他。他有一句話叫做「語塞心艱辨者稀」，我們覺得寫得很流暢的，他覺得還是沒有充分表達心艱，他的詩心實際上是很苦的，能夠真正不但共鳴而且知心，懂得，這樣的讀者還是稀少的，他有這種寂寞之感。我是希望如果我們讀當代或者是現代人寫的舊體詩，從聶紺弩出發，能樹立一個高標，不至於像我們隨便在報紙上，《光明日報》或什麼報上看到舊體詩，或者是知名人士或者是黨政首長寫的放在顯著地位的這些詩，大概現代人的舊體詩，這個就是好的。如果你首先讀過聶紺弩的詩，那再讀其他的詩，你有一個標杆在那兒，這樣不至於弄得眼低。我們說眼高手還未必高得了呢，你如果眼低那就麻煩了。也不要聽有些語文教師，過去叫做先生，我不是說所有的語文教師，我說的是有一些，有個別語文教師用他們那種調調來分析新人寫的舊體詩，要上當的。
很多人無論是真心的或者是假意的，是從藝術出發還是從拍馬屁出發來分析解讀毛澤東詩詞的，我們都要看一看，因為毛澤東他的詩詞本來是三十幾首，現在擴展到四十幾首，五十幾首，毛澤東自己生前都不好意思拿出來的，現在不知道出於好心還是惡意，都補充到毛澤東詩詞裡面去了。他原來的三十七八首裡面有一些也比較差的。首先不提思想內容了，思想內容是正確的，總是有高低之別的，一個詩人，杜甫、李白也不是每一首都是好詩，我們今天精選的時候，精選出來二三百首就夠我們讀一輩子的了，何況新人的詩。這就是我自己讀不管是古人的詩還是新人的詩，讀得多了以後長的這麼一個心眼，不然的話騙你的忽悠你的人還心中暗笑。
剛才我說了胡喬木的一些話，胡喬木要是在的時候一定要大怒，認為我說他壞話，其實大人物都是蓋棺不能論定的，胡喬木也屬於大人物之列，所以現在我覺得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大家講出來還是可以的。談聶紺弩的詩，聶紺弩不是什麼大人物，不是名人不是可以給大家帶來現實利益的人，所以一般的說，特別是在他身後去拍聶紺弩的馬屁說好話的，為了某種個人的目的不多。但是對於給聶紺弩說好話說得很權威的，像胡喬木這樣的話，大家不要輕信。你想想王學泰先生從那麼年輕的時候就當反動學生去勞改，我比他大一點，也還比較年輕的時候就去勞改，當然我們比起聶紺弩先生，我們當時有一個優勢，我們年輕，聶老那時候已經六十多歲了。
四
「詩歌背後的詩人命運」，柏楊也好，聶紺弩也好，都非常的典型。但是我覺得我們從王學泰這本書里看到的不光是一個一個個別詩人的命運，比如說他們經歷了什麼樣的坎坷，如何如何，我們看到這些詩歌后面實際上是我們整個民族的面孔。
書裡面有一篇文章，講宋詩跟唐詩的不同，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的。講宋代過去我們一直以為好像趙匡胤有一個遺囑，就在他的朝代裡面不要殺士大夫，說宋代是比較寬鬆的時代。其實不然，文字獄，詩獄，一個連著一個，士大夫也好，文人也好，更不用說其中拋頭露面的詩人，命運都不怎麼樣。最能代表宋代詩歌高峰的蘇東坡，就有烏台詩案，他這裡面詳細地講了烏台詩案的前前後後。正是由於文字獄詩獄的網羅越來越森嚴，所以宋詩就不再像唐代的詩人的詩風那樣，少用比興，宋詩多議論，直接大白話說出來，像這個背景我覺得，好像我沒有看到別人從這個角度談宋詩，談詩風的不同，所以整個宋代詩人文人士大夫的命運，就與之前不同了，就沒有那麼自由寬鬆，不但可以從這裡看到詩人的命運，看到古代讀書人士子的命運，為什麼宋代後來積貧積弱，從北宋到南宋，從南宋到亡國，根子就在專制。
我覺得讀王學泰這本書，除了領會他指點出來的詩的精神價值，還能夠看到詩歌背後的社會文化社會政治的內容，這是很重要的。如果讀詩光是讀一些風花雪月，用不著花那麼大的精力。聶紺弩這樣一個人，在垂老之前送去勞改，他們北大荒非常的苦。我們當時廣播局選的地方雖然也是荒郊野外，野豬林，滄州東鄉的野豬林，現在的黃驊港那個地方。現在那是一個港口了，南戴河了，你一定要說他這樣一個去勞改的人，一個曾經活躍在政治界、文化界、國共兩黨之間、中國蘇聯之間、內地香港之間的這麼一個老同志，沒有一點包袱，幾乎是歡樂的改造性的勞動，鬼才相信，只有胡喬木可以這樣分析。所以今後對胡喬木的評價，就是說他這個人有學問讀書多，比如說十個政治局委員讀的書加在一塊也沒有胡喬木一個人讀的書多，這個我信，再誇張一點我都信，說他對文化人知根知底，能夠作出很準確的評價我也相信，說他多有學問文才我也相信。但是你說他人格怎麼高尚怎麼有黨性，我都不相信，不是那麼回事。今天我在這兒說的所有這些話，如果倒退幾十年都是右派言論，不用遠，就到文革後期就足夠打成現行反革命。
我再舉個例子，我們都經過五八年開始的大躍進，勞動深翻土地，深翻土地就要翻到一米多深，二米深，把硬土都翻到。王學泰當時也在學校，他不光是文科好，他數學也好，所以他算出來了，說是一畝地要打多少萬斤糧食，他算出來了，那光種子糧包著在這也放不下。就因為他的數學好，成了反動學生。當時不是文字獄，是數學獄。所以我們在一塊兒難免說起這些舊事，說起大躍進。
當時我記得有一次可能說，不光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就是當時彭德懷說的毛特別吃心的這句話，當時好像是說全國都頭腦發熱犯神經了。王學泰出口成章，說「有點精神，有點精神病」。我雖然詩寫得不怎麼樣，但是我對詩性的東西感受還比較敏銳，我說這句好，宋詞的詞，詞是長短句，有這麼兩句詞，是《蝶戀花》裡面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就是用小女人的口氣說她心目當中這個男朋友就好像桐花，桐樹是招鳳凰的，「郎是桐花，妾是桐花鳳」，我就是你這個桐花樹招來的鳳凰，這是很深情的兩句詞。後來的文字遊戲喜歡套用古詩詞，我們抗戰期間內戰期間在南方活躍的有一個才子，詞人，名叫盧前，字叫做冀野，詞也寫得好，詩也寫得好，文章也寫得好，但是長得特別的胖，所以有人套那兩句詞說他，「文似東坡，人似東坡肉」。所以我把這個「有點精神，有點精神病」放到一句詞裡面去了。當然只有打油詩沒有打油詞一說，我們這個算打油詞，我發給他們，他們兩個都有和詞，和得都非常的好，都很切題，都談大躍進，當中兩句沒有改，還是他的原句，「有點精神，有點精神病」。
這些要在當時那就是反動詩，抓起來夠判刑的，如果正趕上什麼一打三反，那判死刑都可能。所以我們今天還是要說社會在緩慢地進步著，我們在這兒把這個本來只屬於我們個人的隱私私密向大家公開，不怕大家笑話，不怕大家打小報告，現在打小報告不太吃香，都是雞毛蒜皮的那種，所以我們今天說了很多。包括錢鍾書先生在1979年以後寫了一篇文章，我們看得很解渴的，叫《詩可以怨》。但是長期以來我們法西斯的文化專制主義是不允許有怨的，只能是歌功頌德的，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就定了這個調子，所以錢老當時在日本的演講，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文章。錢老他是一個智者，他不會去搞硬碰硬的，或者是像聶紺弩那麼有口無心的，他心裡有數。實際上大家如果仔細地看《管錐編》，用文言寫的，似乎都是談古代和外國的文學現象和名家名作名言名句，但是你也可以當作一種變相的雜文來看，這裡面有很多作者讀者之間的秘密，這個是很超前的。所以錢先生能夠在1989年以後寫了一首詩，至今保留在他那個詩集里，你們看一看，都有年月日。這個我在這兒不算公然告錢鍾書的密，因為現在基本上文藝界的老人都心知肚明的，我特別推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不像聶紺弩的詩，聶紺弩也盡量想隱蔽一點，但是隱藏不住，聶紺弩說的寫古體詩不要加註，說寫詩就像作案一樣，加註就是揭發了。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也就知道為什麼在言論不開的情況下有些人轉而寫舊體詩，因為他可以用典，可以有多種解釋。有一利就有一弊，你可以利用它說一些你引而不發的話，但是要抓你的人他只要下決心抓你甚至就可以在你沒有特定內涵的舊體詩里也給你抓出問題來。在文革初期，他們文革小組最後拿出的殺手鐧就是我寫的九首詞，其實都是歌頌性的，硬是在這九首詞當中選了六首，他們從當中挑出毛病來了。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有一首詞寫春天到郊外去野望，最後一句用的是我的朋友兼老師吳小如先生的。當年他在密雲大鍊鋼鐵的時候，早晨下了工，在野地里回去，下了班很高興，從小高樓回到曠野里要往住處去，他有一首詩，其中有一句叫做「無限春光有限詩」，是說春光無限，是我這詩歌絕句沒有辦法表現出來的，挺好的，我把這個記住了用到我野望裡面的最後一句。在我們那兒批判我的時候，說邵燕祥他說春光都不受限制，他寫詩受到限制。你跟這樣的批判家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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