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出沒，魯迅、周作人和張天翼怎樣對付？
熊孩子。熊孩子翻箱倒櫃，塗花護照，摔爛屏幕，搞破壞。而到了公共場所，他們叫喊哭鬧聲更是不停，經常回蕩在飯館、超市、火車、飛機，還有地鐵。
你是不是遇到過？是不是煩過？
可見「熊孩子」這一流行於互聯網的詞不只指可愛的小孩，更多時候，還指破壞秩序且令人討厭的小孩。近些年，隨著圍繞「熊孩子」的討論興起，倒有一種聲音愈來愈來清晰：不再粗糙地責怪孩子，而是歸因於父母的素養和教育等層面。這一觀點認為，兒童和成年人是兩種世界，「童言無忌」，孩子無錯。
值得玩味的是，二十世紀早期，「熊孩子」在中國是另外一番景象，而其中的「兒童崇拜」甚至影響了文藝的書寫。那時候，所謂「赤子之心」和「天真純潔」等辭彙，往往是定義兒童的關鍵詞。
說來有趣。魯迅、周作人、張天翼，這些叱吒於中國文壇的作家，就遇上了「熊孩子」。他們喊出「救救孩子」的同時，也記錄著熊孩子的耍弄，甚至自己就是一臉精怪相的「熊孩子」。
撰文 | 董窮途
近年，網路上有一股「恐童症」的潛流，年輕人嫌惡公共空間里的小童吵嚷嚷，直斥為「熊孩子」，又責備「熊家長」管教不周。不過，遙想那些步入或即將步入而立之年的獨生子女，身為熊孩子的當年勇，恐怕不相上下吧。
《蠟筆小新》（1994）劇照。
回想當年孩提時看的動畫片，大受歡迎的角色也都是典型的可惡熊孩子。《蠟筆小新》里色眯眯的5歲小男孩野原新之助，總因搞不清楚狀況而搞出麻煩或惹人發怒。《櫻桃小丸子》的小丸子也是任性壞小孩，過生日時既要買小紅馬溜溜車，還要同花輪去高級壽司店用餐——一下子把爺爺的老人年金花精光！國產動畫《邋遢大王奇遇記》里的邋遢男孩更是不愛乾淨又貪玩的小無賴。有意思的是，熊孩子的調皮在今天不大惹人發笑，反因令人吃不消而招致痛恨了——年輕人寧做愛貓狗的丁寵族，也不願與現實生活中的三維兒童有什麼關聯。
《邋遢大王奇遇記》（2012）劇照。
倘若追溯歷史，熊孩子在二十世紀初期卻不是今天惹人嫌的光景，「兒童崇拜」一度對文藝界影響深遠，兒童的「赤子之心」和「天真純潔」備受推崇。值得一提的是，兒童是一個現代概念，在西方不過四五百年的歷史；至於向來「尊老」更甚於「愛幼」的中國，是一百多年前才重新「發現」了兒童，轉而將他們視為民族國家的希望。
自然地，中國現代作家兒童書寫或是兒童文學之中，就不乏熊孩子的身影——魯迅、周作人兩兄弟或以痛切之心為之發聲，或饒有趣味地記敘熊孩子的耍弄，至於童話大王張天翼，乾脆自己就是一臉精怪相的「熊孩子」。今天我們就來瞧一瞧，當「熊孩子」遭遇中國現代作家是何種光景？
希臘神話中的維納斯，正在用玫瑰或樹枝來抽打「熊孩子」丘比特（ Jan van Bijlert ，1628）。
魯迅
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被熊孩子耍弄
魯迅喊出「救救孩子」這句著名口號，某種意義上可說是代表了五四新文化人有關「救救中國的未來」之呼聲。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家和思想家。昨天即10月19日為魯迅離世81周年，點擊頭像跟著書評君一起「尋找魯迅：八十年代無夢之夢」。
不過，未及而立之年的魯迅，卻曾在自己的課堂上遭遇過一場熊孩子為之設計的歷險。1925年5月的《京報》副刊，孫福熙記錄了這間小事。魯迅從日本回國之後，一度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老師。某天，他做氫氣點燃實驗，忘了帶火柴，回去拿，又叮囑學生千萬別碰氫氣瓶，否則漏進空氣會有危險。
創刊於1918年10月5日的《京報》。
回來點燃氫氣瓶，爆炸——顯然是混進了空氣！魯迅雙手炸傷都是血。再抬頭看，學生們早避開前兩排了：原來這幫熊孩子故意放了空氣進去，躲到後面看熱鬧去了。
魯迅的《野草》集子中有一篇同樣寫於1925年的散文《風箏》，追憶了自己還是熊孩子時欺負小弟的一段往事：「我」見弟弟偷偷躲在塵封的什物堆中糊紙風箏，於是伸手抓斷蝴蝶風箏的一支翅骨，擲風輪在地下一腳踏扁——跟那些樂於欺負小弟的大哥是一樣一樣的做派。
據周作人講, 文中「弟弟」應是喜愛且善糊風箏的周建人, 但踐踏風箏一事「乃屬於詩的部分」。不過，魯迅卻為他童年時的熊孩子做派附上了更為嚴肅的批判因由：少年老成的「我」信奉朱熹《童蒙須知》式的教育理念：「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閧鬥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為, 諸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箏等。」他見弟弟如此耽溺玩具不成器，於是將風箏踐踏而毀。
直至中年，魯迅看到外國講兒童的書才知「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當他為自己曾虐殺幼小之精神而懺悔和自責時，作為「受害人」的弟弟卻已全然不記得這一回事了。
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封面。
其實，早在1919年的《新青年》雜誌上，魯迅已發表了他著名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提出一種「以孩子為本位」的觀念：「往昔的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 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大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熊孩子的教育作為議題，其實是在探討如何改革家庭乃至更大的民族命運了。
周作人
推崇「小野蠻」的兒童美學觀
寫熊孩子作怪一臉寵溺
與兄長魯迅相似，周作人在《我的雜學》一文中也提出「兒童本位」。他覺得人們對兒童的認識存在兩個誤區：一來將兒童當做「小形的成人」，期待他們少年老成；二來將兒童視為「不完全的小人」，什麼都不懂。這兩個誤區全未將熊孩子視作一個「完全的個體」來對待。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作家、翻譯家，魯迅之弟。周作人這個名字，談起來總是免不了幾分遲疑與尷尬，點擊頭像回看50年前的他怎樣寂寞地離開人間。
周作人不願將兒童文學視作成人趣味的縮小版，亦不必過早地「拿聖經賢傳盡量地灌下去」。因此對於舒白香《游山日記》、史震林《西青散記》、沈三白《浮生六記》、方濬頤《夢園從說》這些傳統文人的兒時生活記，難免就有不滿，認為那種書寫缺失了「童心自有天真處」的位置，更像是大人寫給大人看的文字。
1947年，周作人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讀到英國詩人利亞（Edward Lear）的詼諧詩，頓覺妙語天成，於是仿其意趣，在酷暑之中寫下48首七言四句的「兒戲趁韻詩」，總題曰《兒童雜事詩》。周作人試圖以兒童視覺恢復故鄉風物與幼時記憶，此時熊孩子的心理世界就成為了真正的畫卷中心。報館更邀豐子愷為之配畫，一派生趣：
《壓歲錢》
昨夜新收壓歲錢，板方一百枕頭邊。
大街玩具商量買，先要金魚三腳蟾。
《書房》
書房小鬼忒頑皮，掃帚拖來當馬騎。
額角撞牆梅子大，揮鞭依舊笑嘻嘻。
《帶得茶壺》
帶得茶壺上學堂，生書未熟水精光。
後園往複無停趾，底事今朝小便長。
收得壓歲錢後得意洋洋想要置辦玩具的熊孩子，或是書房裡不捧書讀卻作哈利波特狀騎掃帚的小鬼，今天看來仍舊眼熟。而學堂生活之中，學渣小童背書背不出就拚命喝水，於是反反覆復去後園解手的狡黠模樣，也被他惟妙惟肖地戲謔一番。
周作人筆下最為惡劣的熊孩子，當屬趙家小孩了。《趙伯公》一首寫道：「小孩淘氣平常有，唯獨趙家最出奇。祖父肚臍種李子，幾乎急殺老頭兒。」肚臍種李的胡攪蠻纏絕不輸今天的熊孩子。另有「雄黃額上書王字，喜聽人稱老虎頭」、 「喜得居然稱長大，今年獨自坐山兜」的成長模樣，熊孩子繫於生活點滴的喜樂無不見諸筆尖。
其實，寫作《兒童雜事詩》之前，周作人早對熊孩子多有論述了。比如在上世紀20年代，他已批評中國缺乏兒童詩，推崇安徒生的童話；他還稱頌一種「小野蠻」的兒童美學觀。這個概念是從戈斯（Gosse）對安徒生的評傳中提煉出來的：「他能用詩人的觀察，小兒的言語，寫出原人——文明國的小兒，便是系統發生上的小野蠻——的思想。」這是一派淘氣活潑的氣象。
二十世紀初的兒童。作者未知。
童話大王張天翼
曾是熊孩子
也寫熊孩子
除了周氏兄弟，素稱童話大王的張天翼也是寫作熊孩子的高手。他往往被視為中國現代童話創作史上繼葉聖陶之後的一個高峰，更要命的是，他自己還是熊孩子時，已有相當驚人的搗蛋之舉。因上房揭瓦、順桿爬牆之類的出格事迹，幼年張天翼一度被喚做「蠻牛」、「野牛」、「小熱昏」。這股熊勁兒後來流淌入筆尖，被他用在了童話寫作上。在《自敘小傳》中，張天翼自白正是通過魯迅的指點和自己的模仿，才有趨於老練成熟的文字創作。
張天翼（1906年9月26日—1985年4月28日），作家，代表作有童話《大林與小林》《寶葫蘆的秘密》《禿禿大王》等。
1906年生於湘鄉泉井坳一字庠的望族張家，張天翼其父是個相當詼諧的清末「經濟特科」進士，其母也頗有文采，在有名望的周刊上發表署假名的短文，評議男女問題。十幾位兄弟姐妹之中，幼年張天翼絕非規矩小孩，據說時常拿棍子在敲別人的門口，別人不說他還好，若說，「X弟，別敲吧。」他就要跟人杠上，一連敲上兩三個鐘頭。因喜愛輪船火車，還在家中以粉筆畫、以火柴盒作站台，擬定站名：媽媽站到爹爹站，到姐姐站，到姑媽站，再到廚房站。邊開邊叫：「哆——轟轟轟轟，轟轟轟轟！」
在學校，張天翼更如周作人筆下學堂小童一般規矩全無：「功課沒一樣行，和同學打架、說故事最拿手」。他與同學借《岳傳》、《三國》、《水滸》來看，卻因為二人頻繁打架而不斷借還，還要調解人來做講和。和解的方式，竟是一本正經地學樣「江湖規矩」來寫和約、畫花押。
張天翼童話作品《大林和小林》1956年版（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封面。
1932年，張天翼發表了第一部童話作品《大林和小林》，第二年創作《禿禿大王》，真正開始與童話結緣。實際上，張天翼早在十六七歲時，就以「張無凈」的筆名發表文章，頗有鴛鴦蝴蝶派的風格，寫諷刺「五分鐘」熱度的「愛國者」小說、偵探小說、人物速寫、笑話等。後受魯迅鼓勵、建議和推介，他才署真名「張天翼」來寫作。他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熱血青年寫作正熱時，遭逢上海的白色恐怖。左聯很多作者被迫害，作品動輒被查禁，張天翼的寫作於是從成人世界轉向了兒童領域。
不同於周作人的主張，張天翼的童話雖充滿大膽奇特的環境與童心童趣，卻往往是以成人視角來組織，具有宣傳教化目的。故事之中既有他肯定的人物，諸如小林、四喜子、喬喬等，也有他所不待見的「熊孩子」受到抨擊否定——比如四四格、叭哈、皮皮等等，就具有某種典型的臉譜化的剝削階級的形象。
張天翼1930年代的童話，重在以兒童易接受的形式來幫助他們認清現實，鼓舞反抗鬥志；50年代的童話，則傾向於為少年兒童梳理榜樣，引導其觀念思想，以塑造為合乎社會主義新人期待的「新型兒童」。這顯然是某種順應時代感召的選擇。
中國香港電影《旋風小子》（1994）。
回顧中國現代作家筆下古靈精怪的熊孩子，我們可以發現1900到1950年代這半個多世紀中，除卻魯迅「救救孩子」的呼聲，周作人追求的童心「小野蠻」，以及張天翼的兒童文學，還有冰心的《寄小讀者》系列以及諸多外國童話的譯介頗為流行。期間，熊孩子的故事不只有孩子閱讀，擁有「童心」的成年讀者也作為一個嶄新的讀者群而出現了。
不論如何，這些有關「熊孩子」的不同故事，構成了「兒童」在歷史中的特殊形象，建構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全新形貌。在熊孩子變得臭名昭著的今日，在童年普遍消逝的媒介時代，我們又擁有怎樣的兒童書寫與兒童文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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