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脫歐、美國大選看穆勒難題與西方文明悖論 || 全球觀

程亞文／文

即將過去的2016年，將可能是人類生活進入一種新的時代和狀態的分水嶺。英國出人意料的公投脫歐、美國號稱建國以來最為奇葩的總統選舉、整個西方右翼主義的普遍興起，都在強烈提醒人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用以解決自身和世界問題的那些制度體系和知識思想，業已陷入風雨飄零，一種向常規回歸的人類政治，將重新主導世界進程。

西方為什麼會衰敗？有其基於自身環境的獨特成因，但又有著世界一般性，體現了人類在建構文明時幾乎必然要碰到的一種困境。

哲學家趙汀陽說，人們日常面對的都是壞世界，而壞世界又是永不會消失的，所以人類生活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對付壞世界。實際上，應對壞世界的辦法就是創造文明，當一種文明能夠持續有效對付壞世界、使世界向好的時候，這種文明肯定就是「好」文明。

歐洲文明——更廣點說是西方文明，就曾經被認為是一種「好」文明，因為它不僅讓歐洲和效法歐洲的其他國家在近幾百年間變好了，而且曾讓全世界都認為它是通向好世界的希望所在。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瞪大眼睛卻看到，西方國家以往用來解決自身問題的知識思考和制度安排，如今在其自身都已窘態畢露。2007年以來的西方金融危機，所反映的不僅僅是西方的經濟問題，而且是社會、政治等各種問題的「綜合集成」。典型的是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共謀」。今天歐洲和美國最為活躍的一些思想者，如法國的居伊·索爾曼、德國的約費、英國的尼爾·弗格森、美國的弗郎西斯·福山等，紛紛指出當前歐美世界已陷入「制度敗壞」或「制度失靈」，民主制度助長了歐洲民眾過度的福利要求，而福利過度則導致歐洲各國債務累積並最終深化為難以化解的危機。

其實，四十年前，一位卓有見識的中國人就曾對此早有洞察。著名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復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歐洲的問題有過不少精彩評論，其中就談到英國「福利國家」已成為養懶人的制度，而民主政治一味迎合選民沒完沒了的福利要求，這使得「英國正向『吃光主義』邁進」。四十年前就把英法等國當前的問題說得明明白白，讓人一方面佩服徐先生的先見，另一方面也倍感老西方國家要靠自己力量解決當前所遇到的結構性問題，幾乎沒有可能，而中國等「後進」國家要照搬歐美國家以往的「成功經驗」，也會是死路一條。

應該承認，20世紀特別是在下半葉，西方曾經發展起有效的民主體制，然而，如同福利制度一樣，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經濟過剩的產物，是建立在良好的經濟發展和財政能力基礎上的，沒有了後者作為保障，民主體制就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會走形變樣。當代西方在經濟發展停滯、財政能力下降時，民主體制的退化也顯而易見。在此情況下，盲目照搬西式民主，別人今日之困境，必將成為自己明日之難題。非西方國家需要探索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西方的經驗也應當吸收，但未必可以照單全收。

與歐美世界對自身的反思形成對照，當前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還更多受著以往觀念的影響和制約，它既表現在福山所說的「在過去二三十年里，經濟問題上的意識形態高地一直被右翼自由論者佔領」、對市場自由和小政府情有獨鍾，也表現在不少人對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心懷憧憬，以為它們是解決中國經濟、政治和其他社會問題的良方。

這實在有點兒「錯置具體感」。在福山看來，右派方案已經失靈，因為當前西方世界在金融、經濟和社會、政治領域所出現的問題，很大部分正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右派革命的產物。那麼，回到社會民主主義，如何？福利制度給西方國家造成的嚴重財政壓力和經濟困難，則說明此路也已不通。

西方文明在今天的困境，其實是一種文明悖論。歐洲在近世以來提出了高度富有人文性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訴求，但當這些訴求真的付諸實踐、成為事實時，這些事實又在改變現實社會的面貌，包括人的精神心理，從而又抽空這些政治、社會和文化訴求的基礎。

在歐洲政治思想史上，英國人莫爾的《烏托邦》和義大利人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均有著重要影響。這兩本書都對當時英國和義大利的財富分配不公和暴政有深刻揭露，而對未來社會提出了美好設想，比如人人平等、民主普遍實行、體力勞動不再成為束縛、所有公民都有閑暇時間享受文化生活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則提出了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於匱乏」。這個「烏托邦島」、「太陽城」或免於匱乏的社會，在20世紀下半葉，基本在歐洲和西方實現了。一位曾在波黑做過武官的朋友告訴本文作者，在波黑這個不久前經歷過戰爭、在歐洲算是比較落後的國家，他發現年青人也整天泡在咖啡吧里，生活極其閑逸。然而，這樣一種美好的狀態，能夠一直持續下去嗎？

《烏托邦》作者 莫爾 |

福利制度的設計，是西方文明的一大創造，但所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人變懶了、人力成本大大提高了，於是不再重視實體經濟，製造業向其他國家轉移。而傳統的西方社會，一向被稱作為「工業社會」，工業社會也是一個勤勞、勤奮的社會，「勤勞」、「勤奮」這些詞，在英語里與「工業」是用同一個單詞Industry來表達的。當人不再「勤勞」、「勤奮」（not industrial ）的時候了，「工業」（Industry）也就維持不下去了，社會財富於是一點點減少，然後福利制度無法維持，民主制度也受到侵蝕。

在過去的大半個世紀中，人們見證了一個美好世界在歐洲和西方的出現，當代西方文明達到了近代以來人類文明的至高點，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逐一實現，公民亦不再為匱乏而煩惱。然而，有如曇花開放，在它到達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後，卻很快陷入了難以自撥的窘境。西方文明在當前的疲態，向人們展示了一種文明達到極致後，後繼可能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它所沒能解決的問題，是文明的可持續性。

歐洲的衰敗、整個西方面臨的危機，也給人類提了一個問題：什麼才是「好」文明？一種不能持續且向外推廣的文明不是「好」文明；相反，可以認為，一種「好」的文明，是可以持續地保障世界向好的文明。因此，一種文明是「好」還是「壞」，不要看它在一時的表現，是不是符合人們的理想和期待，而要看這種文明是不是可持續。一種暫時符合人們意願的文明，如果不可持續，也不是「好」的文明。歐洲和西方文明在其內部，在一定時段內，為人類樹立起了高度，但就文明本身來說，這個高度又是虛幻的、不可靠的。

一個人文過度的社會或文明，將無法長期維持。在歐洲和西方內部，一些智者實際上早就看出了這個問題。從工業革命時代開始，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同時，與之相伴的始終是一部分人群的貧困，各種形式的社會求助和社會保險於是出現，但自社會救助機制產生之日起，兩種相互對立的意見也隨之產生。英國哲學家穆勒曾在肯定社會救助的必要性的同時，又告誡人們要重視社會救助可能產生的依賴，其危害性之大甚至會抵銷救助行為的積極意義。此即「穆勒難題」。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延續了穆勒的思路，他反對當時英國制定的《濟貧法》，曾設想了一種場景：在女主人設立的宴席中，受邀客人如果不願遵守約定，讓其他不期而至者坐上宴會桌，就將有更多不請之客聞訊前來，所造成的結果，是歡聲笑語、井然有序馬上被嘈雜零亂、你爭我搶所取代，到處站滿了伸手要飯的人，富足轉瞬成了匱乏，讓受邀賓客和女主人都叫苦不已。「馬爾薩斯之宴」所描述的情形，正是當前歐洲一些國家的真實寫照。

平等、自由、免於匱乏等，是人類自古以來的願望和追求，反對這種觀念和期盼，是不「道德」的，然而，在人類生活中，還從來沒有檢驗過：當一個平等、自由、免於匱乏等美好價值和預期的社會，真的建立和出現時，這樣的社會到底能不能持續？歐洲——乃至整個曾經作為工業化國家的西方，明顯是失敗了。中國如果以「還沒有達到西方國家所達到的標準」，來把西方走過的道路原樣走一遍，那將來所碰到的麻煩，會比當前西方還要嚴重得多。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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