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父母如何把孩子送進了心理治療室
孩子的學習壓力太大了,那我們想辦法給孩子快樂的童年;孩子的學習生活太枯燥,那我們帶著孩子行萬里路;都說現在的孩子沒有自由,那我們讓孩子自己決定每一件事……當我們把孩子是否幸福當做人生頭等大事時,我們卻真的讓孩子們成了一個不快樂的人。——洛利·高特列,身為母親的一位美國心理治療師,用親身經歷告訴了我們這個道理。
如果說我大學裡確實學到了什麼,那就是詩人菲利普·拉金的話確實有道理——「他們害了你,你爸和你媽。雖然不是故意的,但他們的確害了你。」
當時我生下兒子不久,重返學校修讀臨床心理學。腦中想著孩子,手頭卻還要準備期末論文。當然每個人都知道,能幹的媽媽和每天孩子回家都捧上牛奶與親手烘焙餅乾的媽媽,會培養出完全不同的孩子。但我們多數人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而在這個區間,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會做錯。
作為一名媽媽,我很想做對的事情。但什麼才是「對」的呢?——過去所有研究都表明:如果不了解孩子,或者給予他們的愛太少,幾十年後,他們就很可能會走進心理治療診所(如果有足夠的鈔票支付這筆賬單),拿著一盒紙巾聲淚俱下地回憶著媽媽對他做了什麼,爸爸又沒做到什麼——每周50分鐘,有時長達數年。
但眼前的這個案例卻把我難住了。這個名叫麗茲的姑娘20多歲,聰慧美貌,有牢靠的友情、親密的家庭,還有極度空虛的感覺。她之所以來諮詢,是因為她「就是不快活」。令人沮喪的是,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對什麼不滿。她有一對「棒極了」的父母,兩個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教育、工作、身體、房子乃至丈夫無一不是很出色,而且家族史上沒有抑鬱症或焦慮症病人。那為什麼她老是失眠、猶疑不定、怕犯錯誤、無法堅持自己的選擇呢?為什麼她認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評價的那樣「驚人」、覺得「心中總有一個空洞」呢?
類似的病人越來越多,我的沙發上坐滿了麗茲這樣二三十歲的成年人,這些病人都說到他們是多麼「崇拜」父母,說父母是自己在這世上「最貼心的朋友」!一句話,這些父母很「體貼」,投入地引導我的病人們順利通過童年的種種考驗和磨難。
直到有一天,另一個問題浮現在我腦海: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無數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為了今後自己的孩子不至於淪落到心理醫生的沙發上,但最終他們的孩子卻在訴說他們感覺空虛、迷惑、焦慮。我讀博士時,學院里的臨床焦點在於缺乏父母體貼如何影響孩子,誰都沒有想到問一問,如果父母過度體貼,這些孩子又如何呢?
1 當孩子的幸福成為終極目標
「幸福作為生活的副產品,是很棒的一個東西,」斯沃斯莫爾學院社會學教授巴里·施瓦茲說,「但把幸福作為目標來追求,只會導致災難。」而現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著這個目標,避免孩子的不幸福,結果卻適得其反。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醫生保羅·波恩在臨床實踐中發現,很多父母會盡一切可能避免孩子體驗到哪怕一丁點的不適、焦慮或者失望。那麼當孩子長大,面對正常的挫折,就以為事情嚴重出錯了。
在美國,育兒一直是個爭議話題,而且不同門派之間,一直劍拔弩張:親密育兒派vs嚴格教導派,兒童中心派vs家長中心派……即便在推崇「別過多擁抱你的孩子」的上世紀20年代(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約翰~華生在其著名育兒指南里寫道「當你身不由己地想愛撫孩子時,記住母愛是一件危險的工具」),所有育兒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樣的:將孩子培養為有能力的幸福成年人。
當學步兒在公園裡被石頭絆到,剛剛倒地,還沒來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會飛撲過來,抱起孩子,開始安慰。這事實上剝奪了孩子的安全感——這些孩子上大學時,會因為最小的麻煩發簡訊給父母求救,而不會自己找辦法解決問題。假如,當孩子被石頭絆倒,父母允許她自己恢復一秒鐘再去安撫,孩子就學習到「剛才挺嚇人的,但我現在沒事兒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發生,我能自己擺平。」波恩說,多數情況下,孩子會自己應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遠弄不懂這一點,他們忙於過早伸出援手。
這讓我回憶起兒子四歲時,我一個朋友死於癌症,我當時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訴他。因為所有育兒書都說,得知親友的死訊對於孩子來說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說謊的情況下(我們這些明理的、體貼的家長可不能對孩子撒謊啊),我只好給這個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層保護,雖然我也知道這擋不住兒子那折磨人的「為什麼」。
最終,我把真相告訴了兒子。他問了很多問題,但並未因為震驚而昏倒。相反,通過告知他這件事,我傳達了一個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傷和焦慮,而我會在一旁幫助他渡過難關。如果不告訴他,則傳達了另外一種信息:我覺得他處理不了難受。而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隱含的方式向孩子傳達的信息。
哈佛大學講師、兒童心理學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體驗痛苦的感覺,就無法發展「心理上的免疫力」。「這就像身體免疫系統發育的過程,」他解釋說,「你得讓孩子接觸病原體,不然身體不知如何應對進攻。孩子也需要接觸挫折、失敗和掙扎。我認識這樣的父母:一旦孩子沒有入選棒球隊或者在全校演出里獲得角色,他們就給學校打電話。如果孩子說他不喜歡一起乘車上學的另一個孩子,父母不是讓孩子學會如何容忍他人,而是親自開車送孩子上學。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沒有體驗過任何困苦。所謂文明,就是學會適應不夠完美的情況,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為孩子鋪平道路。」
洛杉磯臨床心理師溫迪·莫格爾,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書後,成為美國多所學校的顧問。她告訴我,過去幾年間,大學招生部主任們彙報,現在「茶杯」式新生越來越多——他們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父母出於好意,在其整個童年期替他們消化掉了所有的憂慮,」莫格爾評論說,「結果他們長大後不知如何面對挫折。」
2 父母應該每天為孩子未來的離開做準備
每年開學時,父母們賴在校園裡不走,大學管理者不得不動用各種招數進行「驅趕」。芝加哥大學在開學典禮結尾時加了一曲風笛演奏——第一曲帶領新生到下一個活動場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長從孩子身邊趕開。佛蒙特大學聘用了「家長驅逐員」,專門負責把緊跟不放的家長擋在門外。很多學校還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長接待院長」,專門對付難纏的成年人。近幾年有很多文章探討為什麼那麼多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拒絕長大,但問題往往不在於孩子拒絕分離和個體化,而在於父母阻撓他們這樣做。
這也許就是麗茲那樣的病人最終會出現在心理醫生面前的原因。洛杉磯家庭心理師傑夫·布盧姆說,「一個孩子應該體驗正常的焦慮,才會有適應性。如果我們希望孩子長大後更加獨立,就應該每天為他們將來的離開做好準備。」
布盧姆相信,我們很多人根本捨不得孩子離開,因為我們依賴他們來填補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我們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並認為這是最佳育兒之道,」布盧姆解釋道。
去年十月,在為《紐約時報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媽媽瑞內·巴徹描述了送女兒去美國東北部上大學後她的空虛感。巴徹本來想從其他身為人母的朋友那裡得到一些安慰,沒想到人家正忙著給孩子的大學宿舍買冰箱,或者沖回家幫助中學生孩子關電腦。於是巴徹也不時去女兒宿舍,找各種借口挑剔女兒的寓友,以幫忙搬家為由待上很久。
巴徹這樣的媽媽並不罕見。「被愛和被時時監控之間是有區別的,」丹·肯德隆說。他承認甚至連他自己都在糾結。「我馬上就變成空巢家長了,有時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學申請表給燒了,這樣我就有人陪伴了。我們的社區比以前小了——我們成年後幾乎與世隔絕,更多的人離婚——我們真心想與孩子相處更多時光。我們渴望甚至有賴於他們把我們當成知己,而不是僅僅要他們感念我們。當孩子為小事求我們幫忙時,我們不但不生氣,反而鼓勵他們這樣做。」
繁忙的工作加劇了這種現象。「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處20分鐘」,肯德隆問,「你是想因為他沒收拾好房間而跟他拌嘴、讓他生氣呢,還是一起玩個遊戲?我們不再給孩子立規矩,因為我們想讓我們的孩子時刻喜歡我們」。
肯德隆還觀察到,由於我們比祖輩生的孩子更少,每個孩子都變得更加珍貴,並且從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過程中,無私(讓孩子幸福)與自私(讓我們自己高興)界限越來越模糊。
「我們希望孩子過著我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個幸福的銀行家,幸福的外科醫生,」巴里·施瓦茲說,儘管那些職業「不一定讓人幸福」。至少對於一部分父母來說,如果孩子在沃爾瑪當收銀員,他們不會那麼高興,哪怕孩子臉上每天都掛著笑容。「他們高興,但我們不高興。」施瓦茲說,「儘管我們說對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們幸福,我們會竭盡所能幫他們獲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該終於何處,孩子的幸福該始於何處,我們並不清楚。」
3 培養自信卻培養出了不自信
如果孩子參加活動,僅因「努力嘗試」就得到獎勵貼紙,那他永遠都得不到關於自己的負面評價,所有失敗都被粉飾成「努力嘗試」。自1980年代以來,在中學和大學裡,孩子的自我評價指數日益上升。但健康的自信很快變成有害的自我膨脹,和自戀症如出一轍的自我中心和不勞而獲感。事實上,大學生的自戀指數上升速度跟自我評價保持一致。
幾個月前,我打電話給聖迭戈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自戀流行病》作者之一珍·圖文齊。她說,很多病人聲稱自己有非常幸福的童年,但成年後對生活不滿,這一點都不奇怪。當父母為了增強孩子的自信而總說孩子「幹得好!」——不僅僅是孩子第一次學會穿鞋,而是每天早上穿鞋時——孩子就會覺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很特別。
與此同時,焦慮和沮喪人群比例也在上升。「自戀者年輕時會很快樂,因為他們是宇宙的中心,」圖文齊解釋說,「父母就像僕人,開車帶他們參加各種活動,滿足他們每一個願望,不斷地告訴孩子,他們是多麼特別,多麼有才華。這給孩子一種錯覺,與其他人相比,他們太出色。他們不是自我感覺良好,而是比所有人感覺都好。」
步入成年後,這成為一個大問題。「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會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圖文齊說,「他們不會團隊合作,不知如何面對規則。他們不喜歡上司說他們的工作需要改進。如果沒有得到不斷的誇獎,他們就會喪失安全感。他們成長於這樣一種文化中:凡參與者皆獲獎盃。當你參加真正的比賽或工作,會發現這很可笑,沒有意義。誰會看一場沒有贏家和輸家的NBA比賽?當某些人工作成效卓絕時,難道所有人都應該同薪同酬嗎?他們是生活在泡泡里的孩子,離開泡泡來到現實世界,就感到迷惑和無助。那些問題總是被他人解決的孩子相信他們自己並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
上個月,我和一名原先在首府華盛頓做少年足球教練的投資家通話。他告訴我,少年足球隊的一條規則是:不計比分。他當時感覺十分荒唐。他自身的運動員經歷彌足珍貴,因為他不得不應對失利。「我想,要是不計比分的話,孩子們都會變成嬌氣包兒。」
後來他明白了這種規則的意義,因為有些孩子如果輸得太慘,會悲痛欲絕。教練說,每次他們輸掉比賽,他都必須找到正面的因素,讓孩子們扭轉沮喪的心情,否則會損傷他們的自我評價。足球季結束時,每個孩子都得到獎盃,「最佳精神獎」贈與那個從不聽講總是說話的淘氣包,「最佳進步獎」贈與那個「毫無運動天賦卻十分努力」的孩子。即便遊手好閒的孩子也得了獎盃,「用什麼名堂呢?總不能說『最守時獎』吧?所以我們乾脆取名『教練獎』。」教練說這是強調團結合作的教育手段,而他成長過程所經歷的是做一名富於競爭性的運動員,「把我們這一代培養的比較自私、只顧自己。」
我問溫迪,這種溫柔的教育手段是否會讓孩子不那麼自我中心?她說恰恰相反:父母保護孩子不接受準確評價,反而讓孩子認為他們應該得到特殊待遇。「一位小學校長告訴我,一名家長要求老師不要用紅筆判作業,因為她認為,孩子看到滿篇紅字會難過的。這就是以保護孩子自我評價為名義的自大自滿自私自利。」
4 選擇的自由與安全感
當我們給孩子提供無數選擇時,向他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他們有資格過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心理學家丹·肯德隆所言:「當他們感覺一點不爽,就會有另外一種選擇擺在面前。」莫格爾說得更坦率:父母用豐富的選擇造就了焦慮而又有優越感的孩子,她稱之為「殘廢的皇族」。
和許多父母一樣,我一直以為給孩子多種選擇可以培養他們的力量感,讓他們覺得自己更有控制力。但施瓦茲的研究表明,太多選擇可能會使人更加沮喪,更加失去控制。
自我評價無法預示一個人將來會感到多滿足,特別是當自我評價來自寬容和不斷表揚,而不是來自真正的成就。研究表明,能預示一個人將來是否充實和成功的,是堅持不懈、靈活適應和接受現實考驗的能力,具備了這些品性,才能順利過日子。
但現在,很多孩子沒有機會學習這些品性。幼兒園老師珍妮對此深有感受,比如,一位母親送孩子來上學,她的孩子先拿到卡車,但另一個孩子把它搶走了。兩人爭吵了一會兒,那個孩子拿了一輛舊卡車扔給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勝無望,就接受了這種安排。
孩子沒事,但媽媽不幹了,說「這不公平」。「你看,孩子本來沒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適應性,但她破壞了這一切。我們的確教孩子不要搶玩具,但孩子需要學會自己解決問題。」
再例如,如果有那麼兩個孩子在淘氣——罵人、爬桌子、扔沙子——她直覺的反應就是喊一句「嘿!你們不許這樣!」但如果她真這麼說,她就會被炒魷魚。她必須去和孩子們談心,找出他們當時的感受,並幫助他們找到合適的方式表達這種感受,而不必罵人或扔沙子。
「我們如此關注在訓育孩子時使用正確的語言,以至於我們忘記了到底為什麼教訓孩子!」她說。「等我們把一切都『談妥』時,孩子們早就不想玩兒了。但5分鐘之後又會故技重演,因為他們闖過了一關。『不許做』很管用,因為孩子們知道這麼做不對,信息準確而清晰。」
另外一位從教17年的幼兒園老師兼母親則說,這些年來,父母越來越多地阻礙孩子的發展。很多父母,自以為設立了規則,事實上卻搖擺不定。當孩子纏著要買冰淇淋,家長先說不行,今天不買,星期五買。孩子糾纏、談判,家長可能認為談判意味著「尊重孩子的意見」,於是說「好吧,今天買,但明天不許要!」「每年都有家長找到我,問『為什麼孩子不聽我的話?為什麼她不能接受拒絕?』我會說,『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絕,是因為你們從來不拒絕。』」
在一項研究中,施瓦茲將孩子隨機分成兩組畫畫。第一組孩子可以從3支油性筆中選1支,第二組則可以從24支中選1支。當一名不知情的幼兒園繪畫老師對作品進行評價時,被列為「最糟」的多是第二組孩子的作品。然後,研究者讓孩子選擇一支筆作為禮物,孩子選完後,再試著說服他們歸還這支筆,換取另一個禮物,結果第二組孩子放棄起來容易得多。施瓦茲認為,這表明選擇更少的孩子不僅更專註於繪畫,而且更容易堅持他們的選擇。
那麼,這跟育兒有什麼關係?施瓦茲說,它意味著,當選擇更少時,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慮。較少的選擇幫助他們專註於某事,這正是日後生活所需要的。
「研究顯示,專註於某項工作給人更大滿足感,那些總是需要很多選擇並且有退路的人,常常被甩在後面,」施瓦茲告訴我,「我的意思不是說別讓孩子嘗試各種興趣或者活動,而是應該理性地給予他們選擇。很多父母告訴孩子,『你可以做想做的事,可以隨時退出,如果不是非常感興趣,可以去嘗試其他。』難怪他們長大後以同樣的方式生活。」
父母的焦慮之下潛藏著一種信仰,那就是:如果我們做對了,孩子不僅會成長為快樂的大人,還會成為讓我們快樂的成年人。這是一種誤會,養育雖然重要,卻不可能完全勝過天性,而且不同的養育方式適用於不同的孩子(因此同一屋檐下的手足會有迥異的童年經歷)。我們可以讓孩子接觸藝術,但不能教給他們創造力;我們可以保護他們迴避卑劣同窗、糟糕成績、各類拒絕、自身局限等等,但最終他們會親身遭遇這些事情。
(作者為美國作家兼心理學諮詢師洛利·高特列,郭艷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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