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開二胎，我們不能忘記楊支柱

全面放開二胎，我們不能忘記楊支柱

「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五中全會公報中短短的一句話，讓多少人奔走相告喜極而泣。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中國13.67億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2.12億人，佔總人口比例為15.5%；65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億人，佔比10.1%。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有35%的人口超過60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

終於全面放開二胎了，但我們不能忘記一個人，那就是楊支柱教授，是他用實際行動來觸動了計生政策的痛處，引起了社會的強烈關注，這需要多大的勇氣！5年前，《南方周末》法製版刊登了一篇《大學教授超生記》，法學教授楊支柱因為超生二胎而被學校解聘，我旗幟鮮明地為他吶喊，寫了《大學教授楊支柱該不該生第二胎？》，該文當時引起了反響。之後楊支柱教授還寄來了他的簽名著作《火眼金睛看計生》，以及他朋友何亞福先生的著作《人口危局--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

全面開放二孩政策從輿論呼籲到終成現實，凸顯了輿論的影響力。幾年來，我寫了《20年後國家將花大錢鼓勵生育》、《假如計劃生育把袁隆平計劃掉了》、《如東養老困局是中國老齡化陣痛的前奏 》、《大國空巢：全面放開二胎政策還得等多久？ 》、《誰在造就中國低素質的公民?_》等多篇犀利的評論。我們在寫的時候努力把事實擺出來，把道理講清楚，講出不放開計劃生育的厲害關係在哪裡？

這裡選擇幾文：

大學教授楊支柱該不該生第二胎？

洪巧俊

最新的《南方周末》法製版刊登了一篇《大學教授超生記》，該文似乎觸動了國策的痛處。文章說，這是中國實施計劃生育三十年以來最受人關注的超生事件，法學教授楊支柱因為超生二胎而被學校解聘，繼而引發網路眾議。但贊彈之論常常又是單薄的，一個超生嬰兒艱難又充滿爭議的出生過程本身，才是對二胎政策之複雜性的最好註解。

楊支柱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楊教授該不該生第二胎？我認為該生，站在高度上說，是為了民族的振興和祖國的未來。楊支柱夫婦都是知識分子，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精英一族」，從遺傳基因來講，生的孩子是健康聰明的，教育條件好，有利於孩子的發展，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楊支柱夫婦也有撫養二胎的經濟條件。在我看來，實行計劃生育30年，中國人口的整體素質在下降，尤其是獨生子女嬌生慣養，缺乏承受力和吃苦耐勞，幹事業就需要那種百折不撓的精神。有美國軍事家撰文分析中國軍隊「軟肋」時說，中國的軍隊勇敢拼搏的精神在下降，原因到了這一代軍人大都是獨生子女。

我認為楊支柱教授該生的最大理由是，計劃生育既然是國策，就要人人平等。楊支柱生二胎是在追求權利的平等。在中國，計劃生育已造成了最大的不公，如今有三種人想生就生，要生多少個就生多少個，一是有錢人，因為他們不怕罰款(交社會撫養費)，我在粵東常看到有老闆開著豪華車，車裡是一群自己的孩子，曾經有老闆自豪地對我說：「這些都是我用大捆鈔票買來的(交社會撫養費)」。有錢能多生孩子，當然讓人羨慕，更讓那些工資族甚感慚愧。當然，由於老闆們忙於經營，家庭教育的環境也就可想而知，他們對孩子疏於管理和教育，儘管有過多的錢送孩子去貴族學校，但許多孩子仍然不願讀書，要成為人才就難，可以說，這些「富二代」更難擔當國家棟樑。二是窮人，還要有點無賴精神，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對於這種人，計劃生育工作人員連他家的門都不願上，罰款拿不到一分，還可能要挨一頓臭罵。我們村裡的低保戶，生活困難，但孩子卻比誰都生得多。還有一個殘疾人，娶的老婆有點傻，也就是我們的說智力問題，生的3個孩子其實智力也有問題，就是沒有智力問題，也沒有培養教育的資本。在農村，這樣的一群人卻是超生的積極分子。三是有權人，這些人雖然不敢明著生，但可以暗著生，變著戲法兒生。有的官員在國內和妻子生了一胎，然後妻子成了外國人，就可以生幾胎，誰去管？也沒法管得了。有的官員包養二奶、三奶生(包養二奶、三奶生的還有那些有錢人)。還有的雖然前後計劃生了兩胎，但人家聰明，上戶口時卻是「雙胞胎」，符合計劃生育政策……至於那些明星，就不想說，因為人家大都在國外生孩子，他們生了多少個，國人也無法知道。而工資族們想生也不敢生，怕交不起社會撫養費，怕丟了飯碗。而事實上，這種生育權利的不平等，製造了矛盾和不懣，不利於社會和諧。

要說從家庭教育環境來說，很多工資族最適合生兩胎，一是他們有時間教育孩子，二是有經濟條件撫養二胎孩子，但是他們偏偏沒條件生二胎。比如一對是中小學教師夫婦，生二胎是最好的，但他們生了二胎就面臨失業。我贊同計劃生育，但不贊同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至於現行計劃生育的弊端已經有人說了很多，獨生孩子問題多、老齡化危機、男女比例失調等等。計劃生育最好是「獎一放二禁三胎」，一胎應予重獎，既然超一胎要罰20萬元，那麼生一胎的為何不獎20萬元(計劃生育部門要楊支柱交20萬元社會撫養費)？計劃生育30年，那些罰款在哪裡去了？要禁生三胎，僅靠罰款是沒有用的，應該立法築起堤壩，使其不能突破，比如生第三胎不僅要罰個傾家蕩產，而且要判刑。否則計劃生育就永遠不會公平，現在是有錢有權的人在超生和偷著生，沒錢的窮人在賴著生。

有專家在《鳳凰周刊》、《南方周末》等報刊撰文說，如果實行二胎政策，比實行一胎政策生的人還少，以198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實行「二孩加間隔」政策的山西翼城縣、甘肅酒泉市、河北承德市、湖北恩施市，年均人口增長率和生育率都低於周邊地區。如果全國從一開始實行二胎政策，也許現在也超不過12億。據預測，按總和生育率2.0計算，2043年全國人口達15.5億，可能實現零增長。因此，放二不會導致計劃生育失控、人口激增。放二的好處，實質是改善人口結構，將生育的基本權利有限制地還給人民。

寫於2010年4月10日18日

20年後國家將花大錢鼓勵生育

□洪巧俊

廣東潮安縣磷溪鎮西坑村，村婦女主任張耀卿告訴我們，西坑村委會有三個自然村：西坑、張厝閣、烏樹埔，三村共1000多人，留守的有300多人。村裡沒有學校，只有3個孩子去鄰村讀小學。

這幾年我常下鄉，其中比較關注的是人口問題。到一些學校調查，發現適齡學童年年遞減，有的學校從數年前的100多人減少到幾十人，有的學校由於學生越來越少，最後剩下不到10人，不得不並校。並校後，孩子上學路程遠，就要坐車，這也是這幾年校車頻頻出事的原因。

我回江西老家時，去了多個鄉村小學，老師們都說適齡學童在不斷減少，顯然學校的生源就減少。以前，我認為鄉村小學適齡學童減少，可能是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原因，加上一些家庭條件好的，把孩子送到城裡去讀書了。後來我發現村裡去城裡讀書的一年也就三四人，而減少的適齡學童有10多人，去其他村調查，幾乎差不多，與10年前相比有的減半，有的減了七成。大叔告訴我，堂弟的兒子都7歲了，叫他再生一胎，就是不肯再生。村裡這樣的年輕人不少，其實適齡學童銳減，不是一個地方的現象，在中國鄉村和城市都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今鄉村青年不認為「多子多福」，而是覺得多子負擔重，不願多生，這與他們的父母觀念大多相反。

潮州市社科聯副主席謝錦澍多年前從事教育工作，並擔任過潮州市教育局副局長，他在2010年春節後也做過適齡學童的調查。他的調查是從村開始的，然後到鎮、縣，再到市，結果發現情況都一樣，整個潮州市小學一年級學生的數量比9年前幾乎少了一半。比如江東鎮，小學一年級學生2000年為1384人，2009年555人；潮安縣2000年有一年級學生20462人，2009年11794人；潮州市小學一年級學生人數從2000年50402人減少到2009年的27776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適齡學童仍在不斷減少。因生源銳減，倒逼學校逐漸放寬入學年齡，以前適齡兒童7周歲入學，現在過渡到6周歲入學。作為一個曾經的教育工作者，謝錦澍首先想到的是師資隊伍面臨的問題，擔憂的是本地人力資源的萎縮。而我想到的是這種學齡兒童數字的大變化，顯然會導致未來人口結構的大變化，潛伏著危機。潮州市常住人口260萬，2009年的適齡學童只有27776人。以適齡學童的數字，其實就可以推算到生育的數據。

以適齡學童來分析人口出生率，比較靠譜。不管是計劃內生的孩子，還是計劃外生育的孩子，都必須讀書，實行義務教育這麼多年，當今連小學也不讀的孩子幾乎沒有，除非有特殊之因，比如生疾病、殘疾無條件上學等。我對中國人口13.54億的數據持懷疑態度，從適齡學童銳減分析來看，中國人口負增長已提前到來。如今，許多人口是重複統計。

我在調查中發現，不少人在農村有戶口，分著責任田，同時在城鎮也有戶口。至於出生人口虛高，易富賢發表在《經濟觀察報》的《中國人口逼近負增長》很能說明問題。他說，從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初步數據看，中國人口已經接近負增長。聯合國2008年的低方案認為，中國人口在2023年達到14億的頂峰之後開始負增長。但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聯合國的低方案預測過於樂觀。聯合國認為，中國1995至2010年的生育率穩定在1.8，2010年總人口為13.54億。這次人口普查顯示，1995年之後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3至1.4，2010年總人口只有13.379億。因此中國人口負增長時間可能還要提前，高峰人口不可能達到14億。他還說，在1990年之前的國家統計公報中，每年的出生人口與歷年人口普查基本一致。但在1991年之後，由於不相信已經出現的低生育率，他們將1991年到1995年出生人口（2000年普查5至9歲人口為9015萬）上浮18.6%，變成1億零694萬）；將1996年到2005年出生人口（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抽樣調查顯示為1億3744萬）上浮29.6%，變成1億7810萬。歷年統計公報顯示，1996至2010年共出生2億5805萬人。根據生命表，平均每年死亡0.22%，到2010年的時候還應剩下2億5387萬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0至14歲人口（1996至2010年出生）只有2億2246萬人，說明統計公報每年出生人口虛高了14.12%。如果將統計公報的1991年到2010年出生人口下調14.12%，可見，中國年增人口從1987年開始幾乎直線減少，從1987年的1801萬下降到現在的400多萬。由於老年人口的劇增，每年死亡人口在快速增加。從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少數幾年外，中國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萬左右或以上。但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口到了老年，每年的死亡人口將激增，達到現在的兩三倍。中國將出現一個幾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凈減少1000多萬人！( 2011年5月6日《經濟觀察報》)

一旦人口開始減少，負增長的慣性也將導致人口減少勢不可擋。中國至今還沒有意識到人口潛伏的危機，如果意識到這一點，或許早就應該放開計劃生育，讓一對夫婦可生二胎。由於計劃生育還是「一票否決」，地方政府仍然把計劃生育當作頭等大事來抓。計劃生育掛黃牌的幹部不能提拔，不能交流，甚至有免職的可能。加上許多農村青年觀念上發生了質的變化，有條件生二胎，也只生一胎，從而造成適齡學童銳減的現象。零點公司調查顯示，在城市中，目前只有1個孩子的居民中有56.4%表示希望有兩個孩子，實際上這些居民年齡偏大。而在目前未生育的相對年輕居民中，表示希望生兩個孩子的比例還更低，僅為43.2%，再加上現實因素的制約，實際生育兩個子女的比例會更低。

從出生的人口結構來看，15年後自然死亡將迎來高峰期，每年的死亡人數在1500萬以上。20年以後將出現每年2500萬死亡人數的高峰，到時每年減少人口1000萬以上。

再過20年，也就是2032年，1972年出生的就是60歲，而1952年至1972年，這20年間出生的人數是43230萬人，到2032年這些人是60至80歲的老人。20年以後，60歲以上老年人將超5億，如果女的55歲退休依然不變，養老的人更多，至少增加7000萬人以上（含50歲退休的女職工）。那麼，養老的人數就可能超6億。而從2012年出生的到2032年出生的人，20年後絕大多數人沒有參加工作，這個年齡段的人口（如果還維持當今的計劃生育）在2億多。20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人需要養老，這樣的老年社會，國家還有活力嗎？另外，還有2012年至2032年出生的2億多人，是要消費卻不能創造財富的人。

國家間的一切競爭歸根結底都是人的競爭。人口是民族與國家力量的源泉與實力的載體，生育孕育著民族與國家的未來。人口減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齡組人口均勻減少，而是從最年輕的年齡組開始，一批出生人數比一批少。在人口減少的同時，人口老化將加速，國力和生活水平都將下降。日本就是一個例子，在1990年的時候，日本人均購買力超過美國；但由於老年化，現在日本人均購買力比美國少了1/3。

如果從適齡學童來分析中國人口，會發現中國人口負增長早已提前。我們還不能忽視環境、氣候變化等因素導致不育症增多；觀念的變化、生活的壓力，已使更多的年輕人不願多生。如果計劃生育政策仍然沒有鬆動，可以說，20年後，國家將要花大價錢來鼓勵公民多生育。

而到那時候，國家花錢鼓勵公民生育，人們也可能不願多生。

2012年03月16日 中國保險報

假如計劃生育把袁隆平計劃掉了

洪巧俊

最近在讀何亞福先生的《人口危局》(中國發展出版社)，這是一本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著作。他的警告語是中國目前已處於超低生育水平，我們未來可能將不得不面對老無所依的窘境。

在我看來，中國何止是邁向老無所依的窘境，還將邁入國衰民窮的地步。當一個國家人口老人成了絕大多數，這個老人國家不僅缺失創新能力，而且致使國民經濟衰退，這是因為創造經濟價值的人越來越少，需要財富供養的人越來越多。在一個社會保障依然不完善的國度上，一對年輕夫婦要承擔四個老人或六個老人的贍養義務，就是有一個老人生重病，恐怕這個家庭就要窮，不是說：「一人生重病，全家受窮」嗎。再說，一對年輕夫婦照顧四個老人或六個老人，他們還有精力工作嗎？何亞福先生如此說：「中國作為泱泱大國，如果企圖通過計劃生育減少人口，使中國陷入老齡化危機和光棍危機之中，那麼這將削弱中國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的優勢，進而削弱中國的綜合國力以及抗封鎖能力。」這話並不是危言聳聽。

何亞福先生還說：「談到中國人口，一些人往往被『13億人口』這個巨大的數字蒙蔽了雙眼。事實上，不要說13億，即使一個國家有130億人口，如果大家都選擇『丁克』，那麼100年之後，這個國家已經註定了亡國滅種的命運。」 超低生育水平一旦延續的時間長，也就積重難返，到時候想扭轉這種局面就非常艱難。

計劃生育不僅使國衰民窮，還使國民整體素質下降，這是因為有培養教育能力的家庭不能生。從家庭教育環境來說，很多工資族最適合生兩胎，一是他們有時間教育孩子，二是有經濟條件撫養二胎孩子，但是他們偏偏被限制生二胎。比如一對是中小學教師夫婦，生二胎是最好的，但他們生了二胎就面臨開除公職而失業。而那些貧困家庭，無論是從經濟和教育條件不適合多生，但他們不是生二胎，而是多胎。比如日前媒體報道的，廣西東興市馬路鎮那位持砍柴刀衝進該市計生局辦公大樓行兇，當場砍死2人，砍傷4人的村民何某就生育4胎。如此一個窮家庭，怎麼培養孩子？更何況有精神病史，精神病是會遺傳的。我村裡有一個殘疾人，娶的老婆有點傻，也就是我們的說智力問題，生的3個孩子其實智力也有問題，就是沒有智力問題，也沒有培養教育的資本。在農村，這樣的一群人卻是超生的積極分子。這些家庭出來的孩子可以想像出有多高的素質。越窮越生，未來素質低的人口在中國占的比例將越來越大。國民素質下降更讓中國缺乏競爭力，國與國的競爭說到底還是人的競爭。日本的土地產糧食顯然無法養活日本人，但日本沒有搞計劃生育，而是在不斷提高國民素質，在教育上下功夫，從而成了世界經濟強國。

多年前，我寫了《誰能養活中國？》談到了糧食問題，當然也談到了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因為他在1994年寫了一篇報告《誰來養活中國》。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我與何亞福先生的觀點大多相同。布朗「問題」的提出有著深刻的西方思想淵源，有著悲觀派的思想(馬爾薩斯主義)。布朗的主要觀點可以歸入現代馬爾薩斯主義，他的分析路數也與現代馬爾薩斯主義的代表作《增長的極限》如出一轍。他們談論的對象都是全人類的命運和問題，但他們幾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國的立場上談論這些問題，這就難免產生偏見。其實中國的糧食問題並不是布朗所說的技術問題，而是糧價問題，種糧能不能養家糊口和賺錢的問題，張五常說的：「只要糧價足夠高，在公路上都可以種出大米。」如果種田的收入比打工高，中國就不會缺糧，除非碰到特大自然災害，全國大面積欠收。還有一個關鍵性的要素布朗還沒有注意到，那就是中國的人均穀物使用量並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增長，而是在降低，就我調查的許多家庭來分析，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人均使用穀物量都在0.5公斤以上，而到這個世紀初，人均使用穀物量卻在0.3公斤以下。因此說，市場化不僅阻止了人均糧食使用量的增長，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糧食使用量相對於人均GNP的增長彈性。人均耕地少並不是什麼危機，日本、韓國、瑞士、荷蘭等國的人均耕地面積都少於中國，但這些國家並沒有限制公民生育，人均收入大多比中國高，生活質量也高。在我工作的潮汕地區，從來就是「多子多福」，人均耕地三分，在全國人口密度方面，全國是130人/平方公里，而這裡是2000人/平方公里，但這裡應是中國較富裕的地區之一，潮商聞名天下，李嘉誠、黃光裕、馬化騰都是潮汕人，潮汕人的幸福指數還比較高。如果去大陸首富黃光裕、騰訊網總裁的家鄉潮陽，如今一個家庭三四個孩子是很正常的，五六個孩子也不嫌多，他們並沒有因為生得多而窮。

早在10年曾有專家說，減少農民數量才能富裕農民，10年過去了，農民大幅少了，但農民依然是中國最窮的群體。何亞福先生說，減少人口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口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我們知道，原始社會的人口是最少的，表面上的人均土地資源是最多的。然而，由於原始社會的農業技術很落後，所以原始人常常填不飽肚子。事實上，土地資源的稀缺是人類利用土地資源的技術和能力的稀缺，將土地資源稀缺歸咎於人口過多是愚昧無知的表現。這個觀點我也贊同。

何亞福先生說，人口壓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人是可以創造資源的。淡水之源是人類的生存之源，但沙烏地阿拉伯所使用的淡水，很大一部分是通過海水淡化而來的。我國耕地在不斷減少，但糧食並沒有減少，反而在大幅增長，1949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僅為1.1億噸，1992年的糧食總產量為4.4噸，2012年我國糧食總產量5.89億噸。

說到糧食，我們不得不說一個人，這個人叫袁隆平，媒體報道說，袁隆平對中國農業乃至整個中國人民生活的影響巨大而久遠。從一般雜交稻的研究成功到超級雜交稻一期、二期再到三期，他將我國水稻的產量從平均畝產300公斤左右先後提高到500公斤、700公斤、800公斤。我就想，假如計劃生育把袁隆平計劃掉了，中國的糧食資源咋樣？假如潮汕人沒有「多子多福」的習慣，生了哥哥姐姐，就不再生弟弟黃光裕、馬化騰，還有國美這種全國連鎖市場，從而讓中國家電進入微利時代？我還能和你們QQ聊天嗎？

寫於2013年8月1日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