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和羅馬教皇翻了臉，坑苦了四萬萬同胞！

1720年，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憤怒地做了一個決定，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了一個普遍真理：人在生氣的時候智商為零。

普通人做出錯誤決定，至多丟掉身家性命，但君主做出錯誤決定，是會改變國運的。事實證明：康熙的這個決定，維護了大清臉面，卻告別了世界舞台!

究竟是什麼決定具有如此魔力?兩個字：禁教。

康熙原話是這樣的：「覽此告示，只可說是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絕非心胸狹窄之人，其眼界和格局非常人能及。那麼，究竟是什麼事情激怒了他呢?

一切還得從頭說起!

中國人從來沒有「世界」概念，只有所謂「天下」觀念，而且固執地認為自己處於中心位置。這裡的「中心」，既是地理意義上的，也是文明意義上的。直到戊戌維新時期，時人還用「若把地圖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是中央誰四旁」來扭轉國人對世界的認知。換句話說，中國是文明的，其他國家都是野蠻的，這就是老祖宗們奉行的「華夷之辨」。事實上，中國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一直是神秘而強大的，尤其是《馬可波羅遊記》出版以後，甚至出現了持續的「中國熱」，吸引了無數外人來華，包括具有特殊使命的傳教士。

起初，雙方交流是十分友好的，中國因此所發生的變化也有目共睹。不少學者主張將明朝視為近代史開端，原因就在這裡。這主要得益於利瑪竇等人採取了「耶穌加孔子」的傳教策略，說白了就四個字：「入鄉隨俗」，專業點叫「天儒會通」。利瑪竇一到中國就脫下僧袍，換上儒服，學說中國話，學寫中國字，學習社交禮儀等，很快就打入「敵方」內部，在士人階層里很吃得開。(近代來華傳教士能夠對中國產生全面影響，就是因為繼承了這一策略，像李泰白就被人稱為「李夫子」。)

羅馬教廷的態度開始時也很低調，給了中國教會極大的自主權，甚至公開指示說：

「只要中國人不公開反對宗教和良善道德，不要去嘗試說服中國改變他們的禮儀、習俗方式，有什麼事情比把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或者其他任何歐洲國家輸入中國更蠢的呢?不要把國家而是要把信仰輸入中國。信仰不是要反對和摧毀任何民族的禮儀習俗，相反，只要這些禮儀習俗不是邪惡的，信仰要把它們保持下去。」

這也沒啥稀奇的，因為任何宗教在新地域進行開拓時都得裝孫子，更別說歐洲宗教改革搞得天主教會丟盔卸甲了。如果上述政策能夠得以延續，中西雙方肯定能夠和諧相處。可惜，17世紀中期以後，天主教在歐洲逐漸恢復了元氣，於是在海外的宗教政策也日趨強硬，不再放任不管，而是直接介入，試圖控制中國教會。擋在羅馬教廷面前的，正是踐行利瑪竇路線的中國耶穌會。它來華時間最早、人數最多、地獄最廣，是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處於壟斷地位。

怎麼才能把它拉下馬呢?羅馬教廷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狠毒招數，那就是：否定中國禮儀，也就是否定耶穌會的傳教策略，進而否定耶穌會的百年成就。

於是乎，1704年和1715年，羅馬教皇兩次發布通告，宣布中國禮儀為異端，必須嚴厲禁止，並堂而皇之、大張旗鼓地派出多羅和嘉樂兩大使團先後出使中國，宣布教皇禁令。

我們再回過頭來說說康熙。

在對待西方文化上，不客氣地說，康熙甩他的子孫們不止一條街，只有後來的光緒在熱情程度上能夠與之匹敵，但光緒是為亡國形勢所迫。康熙親政後，大膽拋棄了父親的鴕鳥政策(一味迴避)，轉而與之正面接觸，並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1675年，康熙先後兩次視察北京天主教教堂，親筆題寫了「敬天」匾額。1692年，他又下令完全解除了對天主教的禁令，允許中國人自由信教。1703年，法國耶穌會士居住的北堂竣工，康熙親題「萬有真原」匾額和對聯一付：「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並賦律詩一首：

「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體一何終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為初人閉，天路新憑聖子通，除卻異端無忌憚，真儒若個不欽崇。」

應該說，康熙對天主教的理解遠遠超出同時代的一般人，以致傳教士們期望他能夠成為「中國的君士坦丁」。在他的有意扶植下，天主教獲得迅猛發展。據統計，到1700年，全國信徒已達30萬人。

但是，這一切有一個重要前提：天主教必須聽話!

中國沒有政教分離的傳統，在康熙的意識里，根本就不存在與皇權相抗衡的教權。正因如此，他才把教皇稱為「教化王」。換句話說：宗教必須服從政治。與佛教、道教等一樣，在華天主教也必須被納入到清朝政治體制來。這，關係到君主的權威，是康熙的底線。

康熙之所以支持天主教在中國發展，正是因為他們的順從態度。他曾說：「自利瑪竇到中國二百餘年，並無貪淫邪說，無非修道，平安無事，未犯中國法度。」最後六個字，可謂霸氣側漏!

於是，康熙把多羅使團逐出中國後，開始給中國教會「立規矩」，下令凡是願意繼續在華傳教的必須遵守中國禮儀，領取朝廷頒布的傳教印票，並宣誓「永不回復西洋」。這就好比發綠卡，要把傳教士變成徹頭徹尾的中國人。命令一出，傳教士立即分成兩派，一派不願放棄傳教使命，接受康熙條件，一派堅決反對，結果被趕出中國。

期間，康熙曾主動派人到歐洲，請羅馬教皇收回禁令，但遭到拒絕。1715年，教皇再次發布禁令，並增添了一項宣誓內容，要求在華傳教士必須完全遵守教皇禁令，否則不能在華佈道。這是用行動告訴康熙：我是教皇，我不鳥你!

1720年，嘉樂使團抵達北京，第二次遞交教皇禁令。康熙看完後，當場發飆，就在禁令上批示了文章開頭那段話!

儘管康熙本人對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非常感興趣，但作為掌管天下的君主，又絕不容許任何人挑戰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尤其是，教皇所禁止的，是深入中國人骨髓的孝道禮儀：敬天、祭祖、祀孔!「以孝治天下」，那可是漢代以來的國策，在統治者看來，否定了這些，就動搖了權力的根基。

所以，康熙的堅決回擊，是必然的!換做任何一個皇帝，都會毫不猶豫地做出類似決定!

中國的全面禁教，也意味著緩緩地關上了大門，從此與世隔絕，錯過了與西方共同進步的最佳機會。不過，歷史還留給中國幾次機會，可惜因為我們的自大，這些機會在不經意間就從指縫間溜走了。

1792年，英國派馬嘎爾尼率領一個600多人的使團訪問中國，名義是給乾隆皇帝祝壽，當時乾隆馬上要過83歲大壽。這是中英之間政府與政府之間第一次正式接觸。乾隆很高興，覺得我天朝就是厲害，相隔萬里的國家，都派人在海上航行幾個月來給我祝壽。清朝官員也都認為，英國人來祝壽，其實就是來進貢，所以在使團的車上都插了「英吉利貢使」的旗子。馬嘎爾尼是個外交老司機了，裝作沒看見，因為他知道一旦說明情況，估計不用說擴大通商，恐怕連乾隆的面都見不到。

後來，乾隆要接見使團的時候，雙方又在覲見禮儀上發生衝突。按照大清禮儀，馬嘎爾尼要行三跪九叩大禮，但馬嘎爾尼代表的是當時世界NO1，並不是清朝的宗屬國，所以堅決不同意，要求遵照覲見英王的禮數。為了這個問題，雙方愣是僵持了一個多月。最後，和珅提出一個建議，即：在萬樹園歡迎宴會上，馬嘎爾尼以見英王之禮覲見中國皇帝，單膝下跪，但免去吻皇帝手的禮節(估計乾隆實在無法接受一個大男人親吻自己的手背);在澹泊敬誠殿乾隆帝的萬壽盛典上，馬嘎爾尼則行三跪九叩禮。

毫無意外，當馬嘎爾尼遞交國書，提出擴大通商等一系列條件時，乾隆全部拒絕。不過，使團利用在中國的幾個月，打探到清朝已經是外強中乾，英國完全有能力戰勝中國。於是，中國在西方的神話在這次出使以後，被擊得粉碎。換句話說，因為馬嘎爾尼的訪華，鴉片戰爭的爆發，最少提前了幾十年!

1815年，英國又派阿美士德出使中國，但雙方又因為覲見禮儀問題爭執不下，最後英國大使被嘉慶皇帝逐出北京城。

1834年，發生了「律勞卑來華事件」，中英雙方因為遵循完全不同的外交規則，結果又是不歡而散，甚至爆發了小規模軍事衝突。

最終，英國撕掉了和平外衣，悍然發動了鴉片戰爭。中國，開始了長達100年的屈辱與復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