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健華：金融業的外部性及高槓桿決定它必須高度監管

北京農商銀行行長 張健華

「一些金融創新到底是規避監管、鑽政策空子、套取監管紅利，還是真的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有時候你是分不清楚的。」11月18日，北京農商銀行行長張健華在「《財經》年會2017：預測與戰略」上如此表示。

張健華認為，創新源於監管的過嚴或者是技術的進步，其中理念上的調整更加重要。而如果把監管重構僅僅局限於監管體系和監管機構的重構，可能會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而金融業創新和傳統製造業創新並不同，金融業一定是高度監管的，因為金融業的外部性以及金融業高槓桿的特徵，使得它的外部性更加嚴重。更比其他任何一個行業都要嚴重，所以它一定是要監管的。

對於金融業的監管模式，張行長認為，目前的監管多針對系統性風險和消費者權益保護。而系統性風險來源於中國小機構的風險積累或個體積累，也可能是金融市場上引發的貨幣危機。但至於個體機構是不是都不能出風險，仍有討論空間。從監管當局角度來說是嚴防死守，但從全社會來說，市場規律就是有進有出，小機構的淘汰是正常的。

針對金融創新，張行長表示，如果創新是為了生存，小的金融機構動力會更足一些。而一些金融創新到底是在規避監管、鑽政策空子、套取監管紅利，還是真的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有時候你是分不清楚的。

在談到目前的監管策略時，張行長提及，目前的監管創新都是鼓勵大機構在試點，小機構是很難得拿到資質。但小機構的風險防範能力比較差，如果監管太個性化了，對每個機構都實行差別化監管，監管力量肯定達不到，能力也不足，資源也不夠。且我們現在還是在按照機構監管、出身監管的模式，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功能監管。而在功能監管上，會有一個相互適應、相互結合的過程，因此，在理念上還會有相應的調整。

張行長還談到金融業的大資管時代，目前金融機構提供的理財產品和資管計劃大致適應了社會需求。但關鍵在於，同樣的業務是否接受了同樣的監管，監管格局是不是給不同業務造成了一種套利的空間。如果社會給了大家很多通過套利就能掙錢的機會，自然不會有人去設計更好的產品，來滿足社會需要，而會鑽政策空子，或者說叫收穫制度紅利。其實用金融上的術語，就是監管套利。降槓桿如果不增加資本，只有縮減降低整個社會經濟規模，即只能從資本負債表的左方降槓桿。因此降槓桿的問題，一定要正確看待。

以下為張健華髮言實錄：

張健華：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是金融創新與監管重構。創新和監管是個永恆的主題，創新源於監管的過嚴或者是技術的進步，我想說的是，理念上的調整更加重要，監管重構僅僅指的是監管體系和監管機構的重構，可能有點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金融創新和通常講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創新還是有著很大的區別。作為一個製造業的創新，新技術創新，新產品應用，不會有什麼監管的，沒有人會管你，除非涉及到了安全標準，現在又增加了一個環保標準。你的創新在應用領域是自由的，但金融創新，不光中國，在國外也一樣的，包括美國，金融業一定是高度監管的，為什麼？這裡面有一個根子問題，就是金融業的外部性問題，以及金融業高槓桿的特徵，使得它的外部性更加嚴重，比其他任何一個行業都要嚴重，它一定是要監管的。但是這個監管管什麼，我們通常說，管系統性風險，管消費者權益的保護。系統性風險來源於哪兒？實際上是由中國小機構風險積累，或者個體的積累加在一起，也可能是一個金融市場上引發的，貨幣危機可能會引發整個金融全面的風險。但對於個體機構的風險，是不是都是不能出風險，這跟我們現在的監管就聯繫到一起了。我們現在的監管，很多是嚴防死守，對不對？從監管當局的角度來說一定是對的。但如果從全社會來說，市場規律就是有進有出，小機構的淘汰是正常的。這又回到了監管要構築一道安全網，這個安全網絕對不是管住了，小機構不能做。大家知道，創新來自於小企業，大企業也有創新，但從骨子裡，大企業提供很多的研發費用，是一種制度安排。如果創新是為了生存，創新和生存之間的關係，小的金融機構動力更足一些。

大家經常講的一個問題，創新和監管，到底是規避監管，鑽政策空子，套取監管紅利，還是真的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有時候你是分不清楚的，從產品設計上來說，可以設計成一個很好的產品，給客戶提供了新的服務，滿足了一些新的需求，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當然可以說是一種創新。但另一種，你要想實現這樣的目標，可能和傳統的做法有差別。我們現在的監管策略是什麼？所有的監管創新都是鼓勵大機構在做，鼓勵大機構試點，小機構是很難得拿到資質，或者讓你嘗試做一些業務，這點對不對？不能說不對，因為小機構畢竟風險防範能力是比較差的，如果監管太個性化了，對每個機構都實行差別化監管，我們的力量肯定是達不到的，能力也不足，資源也不夠。現在採取的方式是比較簡單化的，「一行三會」的監管模式，實際上是把大的行業劃分掉了，在一個行業內部，又分了大中小不同性質，我們現在還是按照機構監管，出身監管，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功能監管，你做什麼業務應該接受什麼樣的監管，你自我管理能力究竟有多強，接受多高強度的監管，現在還做不到。怎麼樣兩者之間有一個相互適應，相互結合，我們在一些監管的理念上，可能還要有一些調整。

原來在人民銀行工作的時候，跟大機構打交道多，現在到一家中等商業銀行，由原來最傳統的農信社轉制而來的銀行工作，很多事情感觸還是挺深的。我們自己有能力的，有些事情受制於政策上的限制，我們的監管重構監管理念更加重要。我也從事了十幾年的監管工作，搞過微觀的監管，又搞過宏觀的研究，現在做了一點商業銀行的具體工作，談一點個人感受，不成熟。

全國現在金融業，大資管時代，說到這個問題也是必然的，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今天，社會財富增加了，首先有一個需求。供給端，各家機構也在創新，爭業務也好，佔地盤也好，叫理財也好，叫資管也好，其實不是核心，核心的問題是現在的財富管理全社會有需求。我們金融機構提供了這麼多的理財產品、資管計劃，從總體上來說，還是適應了社會的需求。主要的問題在於，同樣的業務是否接受同樣的監管，我們監管的格局是不是給不同的業務造成了一種套利的空間。王理事長講的話，我特別同意，如果這個社會給了大家很多通過套利就能掙錢，自然大家不會設計更好的產品，更好的滿足社會的需要，鑽政策空子，或者說的好聽一點，制度紅利，其實用金融上的術語，就是監管套利。現在說的降槓桿，別認為降槓桿就應該減少資金的需求，降槓桿是減少你的債務。降槓桿有兩個方面：一個從資產負債表的左方，一個是從資產負債表的右方。如果不會增加資本，只有縮減降低整個社會經濟規模，只能從資本負債表的左方降槓桿。降槓桿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正確看待，我理解李主席的意思，還是要發展資本市場。我們現在很多金融創新，包括理財產品，規模很大，怎麼樣更好的適應經濟社會的真實需求，更結合我們當前的經濟供給側改革，降槓桿，「三去一降一補」，這些是大的。落實到一個監管政策上，還是要有明確的目標，自己先想明白了從哪兒做，才能事半功倍，否則，效果可能不會那麼好。

《財經》年會2017：預測與戰略由《財經》雜誌、財經網主辦，於11月17日-18日在北京舉行。

（嘉賓觀點據現場發言整理，未經發言人本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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