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的傳播

第一節 佛教初傳的情形一、阿育王前後的佛教釋迦牟尼自創建佛學的教化以來，如推開經典上純粹宗教性的記述之外，但從事理的衡裁以求史案的解答，對於當時佛教傳播的實況與其勢力範圍，或者佛陀影響所及，可能擁有的地區與人數，那是很難確斷的。我們可以認定，當他住世，和示寂後的一、二百年間，佛教傳播所及的區間範圍大致是：北到喜馬拉雅山的南麓，如尼泊爾等地；南至頻闍山脈；西到摩頭羅；東到鴦伽國。大致不出中印度與東印度之間，尚未超過恆河流域以外。但是親受佛陀教化的，大約在數萬人上下，這就古代印度人口數字的比例來講，可謂聲勢浩大，足夠轟動一時的了。佛教真正的弘揚開展，除了佛弟子們的努力宣化外，仍須仰仗政治力量。在佛滅度以後的二百年間，印度出了一位歷史上的名王，他的英雄事迹，可與亞歷山大帝相抗衡的，便是世界史上有名的阿育王，同時他又是一位最虔誠的佛教徒，即佛教術語所謂的「大護法」。有了強力的政權作後盾，隨著軍事勢力的推廣，佛教的教化，自然就普及了。阿育王在位的時期，曾經在首府華氏城的雞園寺，會集比丘一千眾，以目犍連子帝須為上首，重新結集佛教經典，這就是佛教文化史上的著名的「華氏城結集」。而且相傳他曾造作很多佛的舍利塔、甚至有神話的傳說，講阿育王所造的舍利塔，後來被散布到中國，舉如浙江、四川等地幾處寺院叢林的大塔，至今也仍附會傳說是從印度飛來的，故稱之「阿育王塔」。這當然是宗教心理的情感作用所使然，就不必深加追究了。如徵引史實，在阿育王所建立的第十三岩面的敕文上，便有這樣的記載：「阿育王即位第九年，征羯羧加……既克羯羧加，乃篤護正法，歸依正法，將弘播正法之教。……」又云：「王所領住于山林之蠻族，天憐愍之，原彼歸依正法……，蓋天為一切有情安樂歡喜故，此最上之勝利，即正法之勝利也。正法之勝利，既行於王之領域，又及於鄰邦六百由旬之遠。如耶婆那（Yavana即希臘）王恩提約科（Antiyoko）與條蘭馬亞（Turamaya即Ptoemy)、恩底開尼(Antikine即Antigonas)、馬加、(Make即Magas)亞歷斯大(Alikasadra即Alexander)四王所居……皆由阿育王宣說而隨順正法。」根據這個敕文的記載，可見阿育王時代的佛法，業已盛行，傳播到了印度以外的歐、非各國。例如：文中所說的恩提約科，便是敘利亞王安提奧卡庫斯二世。條蘭馬亞，便是埃及王托勒密二世。恩底開尼，便是馬其頓王安提戈諾斯二世。馬加，便是西勒尼王麥伽斯。亞歷斯大，便是伊庇魯斯(Turfan)王亞歷山大二世。敕文的後面又記載著曾派遣宣教師去到敘利亞、埃及、馬其頓和伊庇魯斯等國，其傳播的盛況，如此可見。又據《善見律毗尼沙》卷二記述，當時派遣宣教師去的國家，有罽賓、犍陀羅(克什米爾、卑西亞瓦)、摩醯娑慢陀羅(南印度的孟索爾)、婆那婆私(拉齊布達臘)、阿波蘭多迦(本齊亞布西部)、摩訶勒咜(賀壁及其南方)、臾那世界(阿富汗北部及東部)、雪山邊(尼泊爾國)、金地國(緬甸沿岸)、師子國(斯里蘭卡)。阿育王以後三、四百年，佛教又漸漸盛行於中國、阿富汗、斯里蘭卡等地，在印度本土反而逐漸衰落。公元前二世紀間，婆羅門武將富奢密多羅，篡代了孔雀王朝，大滅佛教於中印度，火燒寺院，殺戮僧尼，迫害摧殘，不可勝計。但北印度的佛教，仍然屹立如故。不久，中印度的佛教，又因劫餘僧眾的努力，稍稍加以恢復，可是內部分裂卻發生了部派之爭，大體形成了十八部之多。斯里蘭卡的佛教，實由阿育王時代開始，以後明王相承，便成為他們的國教了。公元前二世紀，脫達加門尼王，開始建立佛塔，紀元一世紀，紀瓦達加門尼王，興築無畏山精舍，又書寫口傳的巴利文三藏。後來諸王，也都作了許多佛教的事業。繼阿育王之後，約當公元第二世紀間，印度迦膩色迦王興起，佛教又復昌盛。迦膩色迦王本屬月氏的後裔，後來漸次并吞西北印度及中印度的一部分。自信奉佛教後，發願請世友、馬鳴、脅尊者諸有學菩薩，聚會於迦濕彌羅城，結集經典．歷十二年而成。唐代玄奘大師留學印度，歸國所傳的經、律、論三藏，前已言之，大多是此會的結集。此後第二、三世紀間，龍樹菩薩崛起於南印度，大弘佛教。第四世紀中，有無著、世親兄弟倆弘揚彌勒學派，闡述唯識法相之學，名噪當時。中國留學僧東晉法顯大師，就在公元四百十一年間，早於玄奘之前，到達印度。第六世紀中，有陳那、護法、清辨等論師弘揚唯識、空宗佛學。唐初玄奘大師在此諸師之後到達印度，求學於戒賢、智光兩法師，及勝軍居士處，但都淵源於唯識、空宗這兩派的學說。同時印度有菩提流支、菩提達摩、真諦、闍那崛多、達磨笈多等名僧，都來中國傳教，翻譯經典也很多。第七世紀末，中國有義凈法師，留學印度，滯留南海諸圍，返國後頗有著述。第八世紀間，印度佛教漸衰，此時印度有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藏等，到中國弘傳密宗教法。到了十二世紀，回教進入印度後，佛數徒多避地在南印度及中國西藏等地，從此印度本土佛教日益衰頹。二、佛教傳入中國的初期——漢末、三國時期中印文化的交流，早在秦漢初期，已經有了跡象，佛教史乘所稱的秦始皇時代，囚禁外國沙門室利防等十八賢者，入夜被丈六金剛破獄救出的記述，一般學者的考據，認為並不可靠。事實上，古代印度「沙門」的稱呼，並不限於佛教徒的比丘，這些人或者就是婆羅門教徒與瑜伽術士之流，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因為秦漢之間，道家方士的法術，多半與婆羅門教或瑜伽術有互通之處，所以可以旁征中印文化交流的時期，可能遠較佛教傳入為更早，當然那是初期接觸、非常稀少的事。佛教的傳人，舊史著錄，都以漢明帝時代開始，因明帝夜夢金人，遣使蔡愔等十八人，西去求經，到大月氏國，便遇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位法師，迎歸洛陽，安置在白馬寺，並譯出《四十二章經》，藏於蘭台石室，是為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以現代學者的考證，人言各殊，認為這是一件不可靠的疑案。最足徵信的記述，而且有史料可考的，當在漢末和三國時期。漢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世高來華，月氏國沙門支讖到洛陽，各譯佛經數十部，共一二百卷。靈帝時，印度沙門竺佛朗也到洛陽。極力提倡佛教，主張與中國文化調和的名著《牟子理惑論》，便是這一段時期的著作。此後沙門康僧會，月氏籍的名士支謙（受業於支讖的弟子支亮）等，都是學問淵博，為朝野所宗仰的人。他們弘揚佛學，先後居留在東吳，為孫權政府的上賓。他們當時都通曉中文，極力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曹魏在嘉平年間，因印度名僧曇柯迦羅與曇諦的倡導，開始建立中國的佛教制度，以及出家受戒的規範，這是佛教戒律正式傳入的開始。在漢末與三國時間，佛教經典與初期佛教的規模，雖然源源傳入中國，仍與國內固有文化的思想，和儒、道兩家的學說，顯然有過激烈的競爭，這便是中國文化，遭遇外來思想的刺激，引起思想史上軒然的大波。而民間自由信仰佛教，卻日益增盛，知識分子也逐漸在將近百年間，接受了佛學思想，因此便形成了兩晉時期的玄風——玄淡的風氣，致使南北朝六代之間，將近兩百年來，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命運一樣，都在支離矛盾中，度過漫長的歲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那個時期並不是佛教文化影響中國歷史局面的轉變，實在是因為政治的轉變，和戰爭的影響，使佛教文化變成那個時期中國人的應時禮品。這在民間和知識分子（包括朝廷與士大夫）階層間，各有一種潛在的因素。歸納起來，約如：（一）民間的信仰。因長期戰爭的結果，民不聊生，人事的努力，解決不了饑饉苦難的生活。天道既不足憑，生命也無保障，恐怖、悲觀、厭世的情緒充斥。正好在這個時候，佛教思想洶湧輸入，生前身後，善惡業力，促成三世因果的報應，和天堂地獄間六道輪同的傳說，使人們更相信命運的安排，是由於前生業力的造就。因此在亂離的世局中，很快傳遍了佛教的觀念，人人信仰它可得身心的自慰，佛與菩薩的原義，就一變為與傳統神祇的信仰相同了。（二）知識分子的皈依。自東漢黨錮之禍以來，漢初儒家傳統的學說，受政治和社會風氣的影響，使人不能滿足和信服。魏晉以來，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們，都紛紛尋覓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命運的象徵之學，進入探索哲學的範圍。並以曠達思想，崇尚個人自由，逃入玄談的領域。其所宗奉《易經》、《老子》、《莊子》所謂「三玄」之學的思想，恰在此時，與佛教傳入的「般若性空」學說相遭遇，因此一拍即合，更是變本加厲，便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風氣，尤以士大夫階層，所謂知識分子的名士為然。基於上述兩點因素，使佛教在中國，普遍地傳布開展，但真正使佛教在中國奠定基礎的，還是靠北朝石勒時代的印度名僧佛圖澄，和姚秦時代的鳩摩羅什，以及中國名僧道安、慧遠、僧肇等數人的力壁，才使佛教在中國文化中，樹立了不拔的根基。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每逢時衰世亂，人心頹喪的結果，不是傾向現實，追求奢靡的生活，便是逃避現實，追慕高遠的境界。我們試看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由於政治局勢的動蕩不安，導致社會風氣的頹喪，舉如：外族的侵凌和思想的轉變等等，無處不在刺激人心而使走向積極或消極的道路。正當北朝石勒稱王，嗜殺好貨，野蠻成性時，而印度名僧佛圖澄，便在此時進入中國，在後趙石勒的區域，宣揚佛教的慈悲教化。佛圖澄除了宣揚教理以外，唯一特點，就是曾顯示了許多神通，不但使石勒信仰而減少殺機，同時也使很多人相率信服不已。並且他又傳授佛學的修證方法，提倡安般守意（安靜、調息、守意入定）的禪定法門，使人們在相信佛教學理之外，又有確實修持方法可循，與中國道家的養生方術，可謂相得益彰，而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佛學談空說有的口頭理論以外，確有神通、禪定的實證方法和事實可憑，這也是佛教由佛圖澄而大肆開展的最大原因。後來他的中國弟子道安法師，又是學問博洽，兼通世務，德重當時的學者，而中國佛教凈土宗的開山祖師慧遠大師，也就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四、凈土宗的創建慧遠大師，雁門賈氏子，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尤其深通《周易》《老》《庄》三玄之學，並習道家方術，後因避亂南下，從道安法師出家。因愛廬山的風景，便邀約當時名士，如陶淵明、劉遺民等人，會結白蓮社于山中，取《阿彌陀》、《觀無量壽》等佛經為閃則，專門提倡稱念佛號的「南無阿彌陀佛」，以祈求往生極樂世界的凈土佛國，便成為後世凈土宗的初祖。慧遠大師凈土宗的建立，可以說是形成中國佛教的真正開始，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顯明的一面。歸納起來，促成廬山白蓮社凈土宗的原因，也約有兩個因素：（一）時代的趨勢。因魏晉以來文化思想的轉變，玄談之學，已成弩末，致使求知者的慾望無法饜足。且因當時自由曠達之風，影響社會人心，由頹喪而變成放浪，以使政治更加紊亂，社會愈難安定。結果，逃世思想，日益增盛，知識分子們代表中，如陶淵明、謝靈運等人，到處皆是。慧遠大師以悲天憫人的胸襟，邀約當世知交名士，遁跡山林，也是當時必然的趨勢，例如劉遺民應邀入山的回信中就有：「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壘卵之危」的感傷詞句，這就可見當時名士遁世逃佛的一般心情了。（二）養生方術的選擇。兩漢、魏、晉以來，除了思想上的玄學以外，方士養生之說也大行於世，煉丹藥以求神仙長生不老之術的風氣，已經普遍存在。慧遠法師也學過老莊之術，終覺渺茫難憑，不是究竟的方法，於是仍須返求諸己，歸到一心。他深通佛學性空的般若之理，而且學術傳承為名匠佛圖澄和道安法師的嫡派，深知後來求得實證的困難，便提倡精神超越升華的念佛法門，可以概括上中下三種器識的修持。即使此生不了，也可使靈魂得到超脫的境界。由於凈土宗的創立，使佛教在中國，確定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而且直到了現在千餘年來，一句「阿彌陀佛」，已經變成中國社會的流行口語，不管是精心修持或脫口的稱引，到處都可聽到國人所說的阿彌陀佛了。五、鳩摩羅什與僧肇姚秦時代印度名僧鳩摩羅什經西域來中國，大事翻譯佛經，弘揚般若佛學，這是溝通中印文化思想，開展佛教文化的最大關鍵。他的出家弟子中，如僧睿、僧肇輩，都是當時中國的博學才子，他們師弟之間的學問和風度，影響於南北朝的學術界至深，最為當世所仰慕。尤其是僧肇著《肇論》，融合老莊的思想，倡「般若無知論」，「涅槃無名論」等，為中國哲學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開創了千古的奇局和不朽的名作。道安、慧遠師弟的佛學論著，受羅什的影響也很大。羅什的來華，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段奇蹟，這個奇蹟，說來卻很辛酸。前秦苻堅時代，為了仰慕羅什的學問，不惜調派大軍，並遣將軍呂光率領西征龜茲，後來呂光聞苻堅兵敗，據姑臧自稱涼國，羅什為呂光所得。姚秦時代，呂隆來降，才使羅什進入中原。姚興便迎居於逍遙園，事以國師之禮，翻譯佛經三百餘卷，參加譯事的約有三千人，都由姚秦政府供養。從此名僧輩出，佛教聲望日隆。由羅什東來譯經的經過情形，可得如下四個結論：（一）為了一位學者，不惜派大兵去征滅一個國家，輾轉爭得，這是有史以來的一件大事奇案。從好的方面看，這是尊重學術和師道的光榮。但從另一面看，也只有文化淺薄的人，才會做得出來，因為這也可以說是武力的劫持。不過千古以來，知識分子多半自相輕蔑，真正尊重知識分子而能愛才惜才的，還是一般所謂非知識分子的人，這差不多是歷史上的定例。（二）羅什的譯經事業，是由一個政權所支持，才有這樣偉大的成就。但他以外國人學通漢文來作主筆，由中國名士才子相助，使佛經的翻譯，不但為佛教建立了特色，而且也為中國文學的體裁，開創了佛經文學的另一面目，這些經文，便是當時創作的語體文學，只是現代人讀來，又變成了古文了。（三）在羅什以前的佛教傳播，大多靠神通來顯化，到羅什東來的時期，才使佛教哲學，與儒、道兩家分庭抗禮，變成中國文化學術的一派巨流，以後才有儒、釋、道三家之學，構成中國文化全貌的總體稱謂。（四）因羅什東來的影響，出家為僧尼的人數增加，品類不齊，頗多竽濫，才使姚秦政府，設立僧正職位的僧官，專門管理僧眾。以後便因襲成隋唐以下的歷代僧官制度，猶如現代的宗教司。六、道生與涅槃佛性在這段時期，佛教文化的傳人，都從西北一路而來，中國文化的中心，也都在黃河南北一帶，南方的學術思想，仍逗留在老、庄、孔、孟的範圍里。而且佛經翻譯還不俱全，例如《涅槃經》在此時，只譯了一半，意謂極惡重罪的眾生（「一闡提」），不能成佛。當時道生法師，參悟哲理，便認為這是義有未賅而並非完全的佛學，自倡極惡重罪的眾生，也具有佛性，到了悔罪自新時，便可成佛。並且首倡「頓悟成佛」的意旨，因此被佛教徒們群相攻擊，不能在北方立足，便南來隱居虎丘山，自為石頭說法。所謂「生公說法，頑石點頭。」這便是道生法師的講經故事。後來《涅槃經》全部翻譯完成，才證明他所說不錯。道生這種思想的根源，實在也由《周易》、《老》、《庄》的三玄之學所開啟，這也可見當時佛學思想與中國文化，概可相互引證發明，已至融通之境了。第二節 佛教的鼎盛時期一、隋唐時期的佛教由漢末魏晉南北朝以來，學術思想的風氣，一反兩漢的樸質，普遍趨向於形而上的追求，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學術，也便在這個時期，日益發達。儒家學說，依違佛道之間。復因南北朝以來帝王政權的提倡，佛教受到朝野的尊崇，無以復加。但由兩晉到隋唐之間的佛教，大半仍隨印度佛教方式，受中國文化的洗鍊，在漸漸蛻變當中。到了南朝梁武帝時代，因他對宗教信仰，特別有興趣，所以對佛、道兩教，也都並存信奉，不過對佛教更有偏好，南朝佛教寺院林立，凡名山勝跡，多半有寺廟的建立，所以唐人杜牧《江南春》的題詠里，便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的名句。可是這還只是指大江南北附近的佛寺而言，至如黃河南北的佛教建築，尚不包括在內。與其說南北朝的文化思想，是玄學的時期，毋寧說是宗教文化思想的時期來得恰當。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時代，印度佛教的教外別傳，禪宗第二十八代祖師菩提達摩由海道到達廣東，東來中國，與梁武帝一度對話不合，便渡江而北，隱居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九年，這便是禪宗傳入中國的開始。自初唐以後，禪宗大興，使佛教一躍而變為純粹中國化的佛教，慧遠大師創立凈土宗，和菩提達摩傳入禪宗，可以說是兩件大事因緣。因為學術思想，和政治因素的交錯為用，使南北朝六代以來，中國的歷史文化，陷在一個非常紊亂的局面。因此隋唐之間，有文中子——王通的講學河汾，綜羅洗刷儒、佛、道三家的學術思想，開創初唐以來的唐代文化。這個時期，隋有智顗大師正式創建了佛教的天台宗，以禪那的「止觀」為佛教實證的方法，用三種止觀的體系，統攝全部佛學教理，開始分科判教，對佛學傳承，作系統的批判整理。智者大師著有《摩訶止觀》一書，應是中國佛教第一部佛學導論或概論的巨著。後來宋代永明壽禪師等所著的《宗鏡錄》，算足第二部佛學導淪的巨著。1.唐代建國的初期以唐太宗的英明雄略，輔以初唐開國時期的文武將相，大多都是博識之才，加以接受了六朝以來的政治經驗和慘痛教訓，對於宗教的態度，無論為佛教、道教，甚至景教、襖教，都是一律優容，任由全國上下，自由信仰。在政府的體制里，僧有僧正，道有道籙，等於已經設立了各個宗教的專門管理部門。這時在中國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件大事，便是玄奘大師自印度留學回國，唐太宗為他設立譯場，集中國內學僧與文人名士數千人，參加佛經的翻譯工作。太宗一面儘力提倡宗親教主的道教（道教奉道家的老子為教主，老子姓李，與唐同姓），一面也篤信佛教的宗旨，而且對玄奘大師，敬愛有加，幾次勸他還俗出任宰輔，都被玄奘大師所婉拒。因玄奘大師唯識法相的弘揚，使印度後期佛教哲學，和大、小乘的經典，在中國得劍廣泛傳播。同時因法藏（賢首）大師建立華嚴宗，使佛教更為興盛。隨天台宗以後，復因華嚴宗的觀點，對全部佛教教理，有更進一層的分判。接著道宣法師極力興起律宗，佛教戒律的確立，和中國佛教的規範，便從此奠定，基礎穩固。隨之而來，三論、俱舍、成實等佛教宗派，也欣欣向榮，爭放奇葩，各自發揚它的門庭學系，形成中國佛教的十宗教派，有如附表：宗派印度宗師中國宗師創立時期所宗經論宗旨凈土宗馬鳴龍樹世親菩薩等。慧遠法師東晉時期以《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及《往生論》、《大乘起信論》為主。以一心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修證法門。律宗以佛說律藏為主，故以持律第一優波離尊者為始祖。從曇柯迦羅(此雲法時)之羯磨受法，為中土受戒之始。曹魏嘉平二年以《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等為主。兼撮大小乘律學，以持戒證聖為宗旨。天台宗慧文禪師及其再傳弟於智顗大師所創。北齊，隋時期以《妙法蓮華經》為正依，《大智度論》為指南，肚《涅槃經》為扶疏，《大品經》為觀法。以一乘成佛為宗旨，三種止觀為修證法門成實宗師子鎧鳩摩羅什法師弘揚姚秦弘始十三年采小乘諸部最勝教義及訶梨跋摩所作《成實論》為主以《成實論》為宗旨，以二十七位法攝賢聖修證之階梯。三論宗龍樹菩薩鳩摩羅什姚秦時期以《中論》《百論》、及提婆菩薩所作《十二門論》為主。破真俗二諦之執，顯空、有不住俱舍宗世親菩薩安慧論師真諦三藏玄奘法師陳文帝天嘉四年真諦三藏譯舊本《俱舍》，唐太宗貞觀七年玄奘譯新本《俱舍》。宗《四阿含經》等，並以《俱舍論》為正依，另以《婆沙論》、《阿毗曇心論》、《雜阿毗曇心論》等為主。本宗以玄奘所譯世親菩薩所作《俱舍論》為宗旨，立七十五位法以攝心色等等事理。禪宗迦葉尊者菩提達摩梁隋時期《楞伽經》、《金剛經》。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宗旨。華嚴宗杜順和尚所創，賢首(法藏)大師弘揚之，故又名賢首宗陳隋時期以《華嚴經》為主以《華嚴經》四法界、十玄門之學為宗旨。法相宗彌勒菩薩，無著菩薩玄奘三藏法師盛弘於中土唐太宗貞觀年間以六經十一論為主。六經為：《華嚴經》、《解深密經》、《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阿毗達磨經》、《楞伽經》、《密嚴經》。十一論為《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大乘莊嚴論》、《集量論》、《攝大乘論》、《十地經論》、《分別瑜伽論》、《辯中邊論》、《二十唯識記》、《觀所緣緣論》、《阿毗達磨雜集論》。又有以五經十三論為主之說。明萬法唯識之妙理密宗龍猛菩薩又有東密（由中國傳入日本）、藏密(西藏密教)之分，唐時善無畏、金剛智、不空東來弘傳，蓮花生大師入西藏弘傳。初唐時期以《大日經》及《金剛頂經》為根本所依。亦稱真言宗，立十住心統率諸教，建立曼荼羅，身口意三密相應，即可由凡入聖。2．禪宗的改制由於初唐時期文化思想的博厚雄渾，佛教學者的名僧輩出，他們都以才堪大用的資質，從事於弘揚宗教的事業。使中國佛教真正開展的，應該歸功於唐代。到了唐高宗與武則天時期，正好當佛教學僧們鑽進佛經學術的註疏、述論的牛角尖，多數佛教名匠的博雅學者，大闡其佛學義理，和相率走近了迷宮似的唯識、法相之學的時候；禪宗忽然崛起，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相標榜，極其適合中國人的簡樸，和唐代思想學風樸實渾厚的要求。而且在遍地都是佛學學者的情景里，禪宗又出了一位目不識丁的大匠——六祖慧能。他在廣東曹溪，對平民社會大肆弘揚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的宗旨。同時還有他的同學師兄神秀，在武則天的王朝里，被尊為國師的地位，也大弘其禪宗的佛法。神秀大師的學識很好，他的禪學，是以漸修為主，因為唐朝宮廷及士大夫的崇奉，禪學在從政的知識分子中極為普遍。慧能大師的一支，是以頓悟為主，因為他出身平民，不依文字，說法都用通常的口頭語，使高深難懂的佛學，完全脫離酸腐的頭巾氣味，一變而為純粹通俗的平民哲學，所以禪宗的宗風，便如風行草偃，大為暢興。他們師兄弟在初唐時期，對於朝野的影響，形成南北上下兩股交匯的巨流，自然要衝擊到今後學術思想的轉變，形成別開生面的光華了。慧能大師一支的禪宗，以後便風行全國，我們盡可強調地說：「請看唐室之域中，儘是禪宗之天下」了。自他再傳以後，便有馬祖道一禪師，和他的弟子百丈禪師二人，毅然改制，把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的規模，一變而為中國式的叢林制度。當時百丈師徒，被佛教徒們罵為破戒比丘，極盡詆毀譏評。殊不知以後佛教之所以能夠長久傳布，卻全靠這個制度而存在，其規制的流傳，時至今日，並為國內外的佛教寺院所仿行。而且這種制度，影響後來中國社會，政治體制，都有很大的作用。禪宗叢林制度的特色，約有四點：(一)改革佛教徒僧眾們以乞化為生的依賴性，以集體從事農業生產，達到自給自足的經濟制度。(二)集中修持，以導師制來領導學者，從事知行合一的實證佛學。(三)消除刻板的宗教迷信儀式，以身心實踐求證，完成人性佛性的心佛平等，集體教學的目的。(四)以適合中國文化和國情的清規，取代一部分印度化的戒律，建立群眾和個人行為道德的標準。所以宋代大儒程伊川，嘆為「三代禮樂，盡在是矣」。一般說慧能大師一派禪宗的興起，是佛教的革命。其實真正佛教的革命性史實，應該推尊於百丈禪師的改制才對。關於叢林制度的研究，拙著有《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一書，在此暫不多作介紹。3.密宗的興起唐代的佛教，自禪宗的崛起，使佛教成為一個純粹理性的宗教，變成中國文化的巨流。此外，還有初唐時期，由北印度傳入西藏地方的密宗；和中唐時期，由中南印度傳入中國的密宗，也是中國佛教史上一大轉變。印度佛教有密宗的必起，依據比較可靠的史實，實在是在後期佛教學說，綜合般若中觀與唯識的佛教學理，融合印度固有的婆羅門、瑜伽術的修持方法，所形成的一個兼容古今修證方法的宗派，而且和釋迦牟尼住世時代所說的修證方法，大有出入，這是一個非常駁雜與繁複的問題，一言難盡。總之，在唐太宗開國的時期，西藏王松贊干布要求內地文化的傳播，只因唐太宗的宰相房玄齡一念之差，沒有準許他的請求。後來除了答應下嫁文成公主，帶去部分的佛經、佛像，和跟去幾位道士等以外，始終沒有重視文化的傳播。一個政治措施的影響，豈但只為「百年大計」，同時也要顧及「遠垂千古」，此於後世史家或讀史者所見得失成敗之效，概可客觀判定的。西藏地方從此便轉向印度，以乞求文化的傳播，最初請了幾位名僧入藏，開始傳播佛教文化，模仿梵文而制立藏文，跟著便有密教大師蓮花生的入藏，弘揚密宗的教法。於是西藏便在唐代以後，完全成為佛教密宗的佛土，而且演變為政治宗教合一的特別行政區域。歷宋元明清以來，密教在西藏的傳承，始終不衰，中間雖然難免也有內部派別之分，但其密教形式，並無多大變更，一個高居雪山北麓的高原，歷一千四百餘年，成為佛教文化的世外桃源，這也算是東方歷史的奇蹟。西藏的密教，由原始的寧瑪派（紅教），後來又分出迦舉派（白教）和薩迦派（花派）。到了明代永樂年間，有青海人宗喀巴者，自幼在西藏出家，學成以後，又創建黃教。以後他的四大弟子，歷代都以轉生的傳統，分據西藏、蒙古地區，宣揚教化。在前藏的達賴，和後藏的班禪，都成為政教合一、以教統政的法王。而章嘉與哲布尊丹巴存內、外蒙古，也都各自世世轉生以傳續他們的法統。但他們歷代都承受中國帝室的封號而尊為呼圖克圖（具有大師、活佛等意義）。中國內地，在唐玄宗時代。有印度密宗大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世稱「開元三大士」，傳進密宗的教法，他們都有一部分的神通，對傳教更為便利。那時除了禪宗以外，最富於神秘色彩，而且有新奇刺激性的，就莫過於密宗的佛法了。所以朝野競習，不久便流行於中國各地。到了元朝忽必烈時代，他尊崇西藏薩迦派的密教大師癹思巴為國師。那時癹思巴只是十五歲的少年，不但學問淵博，而且具有許多神異的奇蹟，他仿照藏文為蒙古制立文字，隨著忽必烈進入中原，便奉密教為國教，甚至元朝歷代帝王就位，都要先經喇嘛的灌頂儀式，宮廷和民間穢跡，普遍流行，從此禪宗和其他各宗派，也大受影響，因此南宋末代的有名禪宗大師高峰原妙，便宣布閉死關，足跡永不下山了。到了明代永樂時期，認為密宗是不經之道，便有放逐的措施。因此由開元三大士傳入的密教，便流傳在日本，世稱「東密」，西藏的密教，也因宗喀巴大師的整理，而於全藏建立了黃教的規模，只有在西康與西藏的邊境，還流傳著原始密宗的教法。這便是世稱的「藏密」了。二、宋元明清的佛教1.宋代佛教儒化的理學由中唐到五代的一段時期，中國文化的哲學思想，文學風格、藝術和生活，都陶冶在禪宗的韻味中。禪宗本身，也在中唐、晚唐、五代之間，另建立了五家宗派，各有教授的方法，如臨濟、曹洞、雲門、溈仰、法眼等。這時禪宗的學風，也如南北朝的玄談，可以先後媲美，第一流的人才，多半逃禪入佛，當然這有許多政治與社會因素的背景，才形成那個時代的風氣。歐陽修撰《五代史》，認為五代無人物。王安石卻認為他的觀點不對，說是五代的人才，都入禪宗的網羅之中，這倒是有相當的理由。因此到了宋初開國的時期，上有宋太祖趙匡胤，下有宰相趙普和後來范仲淹等的提倡，有宋一代的儒學，一變而有理學五大儒等的興起，這便是說明一個文化思想傳統，積久成弊的反正。宋代的理學家，接著唐代韓愈、李翱等的啟發，經歐陽修等的領導，突然崛起於千餘年之後，號稱直承孔孟心法，在漢唐的儒學以外，別樹一幟，不須諱言，那是受到禪宗的影響，並也滲入老莊思想的成份，這才構成一番宋儒的面目。換言之，宋代的佛教，已由佛而入儒，因禪宗而產生理學，這是中國文化史上必然的演變，也是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融會的成果。當漢末、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以來，佛教雖然已成為中國的佛教，但儒、釋、道三家的互爭學術地位，與三家同源的思想，在歷史上，一直沒有停止它的運動。到了南宋末期，禪宗大師們大談其儒家學理，而且佛學儒化、儒學佛化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所以宋代理學的產生，可謂由來已久，只是到了五大儒等手裡，才算正式開始而已。2．元代的密教因西藏密宗勢力隨元朝軍事統治力量的推展，普遍滲入全國各地，據有宗教的特權，喇嘛們幻想政教合一的局面，全國各宗派的佛法，都受到極大的斫喪，從此各宗佛教，元氣大喪，幾至一蹶不振，只有禪宗在叢林制度的卵翼下，尚能存其微弱的傳統命脈。凈土宗因其平易近人，始終還能存在，而為民間普遍的信仰。3．明代的佛教明代承元朝的餘緒，到永樂年間，雖然放逐密宗，但因兩宋以後，理學家的思想，已深入知識分子的階層，又因朱明政權提倡儒學與朱注經疏，將它們定為士大夫進身的範本，在明代三百年間，作為佛教唯一權威的禪宗，也難與理學相抗衡，只好故步自封，它的傳統也是不絕如縷。晚明垂末，理學家的王學大行，佛教人才衰落，僧眾良莠不齊，難以重振唐、宋時代的聲威。到萬曆時期，先後產生佛教四位名僧，如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蓮池（袾宏）、蕅益（智旭），佛教界稱之謂「明末四大老」。他們都是深習儒家學說，後來宣揚佛教的思想，也都是儒佛同參，互為依傍。憨山大師因名位過高，牽涉宮廷爭立太子的案中，被貶到過潮州，他一生著作等身，門弟子編集其全部著作，自題為《夢遊集》，其中有佛化言儒的《大學》、《中庸》直指，佛化言道的《老子》、《莊子》注等。蓮池、蕅益兩位大師專弘凈土。而蕅益的著述，也有佛化言儒的《論語點睛》和《周易禪解》等書。紫柏因爭立太子案牽連，在獄中坐化。明末佛教的命運，也隨帝室的興衰而日趨沒落。在明清交接之間，還有一位有名的詩僧蒼雪大師，為明末志士遺老們的方外密友，以陰助他們匡複明室的活動。4．清代佛教的衰落清代入關之初，西藏密宗黃教的祖師，第五代達賴，已經在明末時期，潛與滿人有了默契，同時滿人為了牽掣蒙占，聯合滿蒙的力量，也極力崇敬章嘉呼圖克圖。所以滿人入關之初，便冊封達賴、班禪，又尊奉章嘉十四世為國師。自順治至康熙，都與蒙藏兩地的密教，有息息相關之妙。順治雖然也從玉琳國師學過禪宗，但並不因此而改變其羈縻喇嘛，推崇密教的政策。無論為政治的需要，或宗教的信仰，初期的滿清，是偏向佛教的密教的。到了雍正年間，因他本人在藩邸的時間，曾經與逝陵性音禪師等相往還，有過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專志參究禪宗，自己以為已經大徹大悟，認為迦陵性音的禪是不夠的，倒是推崇章嘉十四世國師，說他是一位真知灼見的見道者。等到他就職登位的時候，以一代帝王之尊，在深宮內院領導和尚道士參禪，自稱為「圓明居士」，也是一代禪宗的大宗師。並且屢下詔書，大弘禪宗的臨濟宗派，廢除明末以來密雲圓悟禪師旁門的漢月法藏禪師法統。命令天下禪師，可以隨便找他談禪論遭，決不以帝王的尊貴自恃。同時又下詔書，訓誡和尚們不可學作文章詩詞，要以專心修道為務。據傳，中國佛教徒的出家僧眾，受戒時在頭頂上灼燒戒疤，便是他的傑作。因為他信仰佛教，大發慈悲，准許天下士庶，自由出家。但又恐明末的志士遺老，混跡其間，難免掀起匡複的工作，便在出家人的頭上燒疤，以資辨認，同時也是防止亂源的辦法。是有意或無意的作為，一時還難考證，但是佛教徒出家的濫觴，確從清初開啟厲禁，為始階，可謂「愛之適以害之」了。乾隆一代，承皇室傳統習慣，也篤信佛教，他是專修密宗法術的專家，到了他退位為太上皇時，更加虔誠，臨死前還口念咒語不絕。嘉慶以後，因歐風的東漸，西洋文化思想，隨教會以俱來，佛教的命運，也隨時勢的推移，而大有轉變了。結 論佛教傳入中國，自漢末歷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間，可以說為中國學術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可以說引起中國學術思想，經過一段相當長久的紛爭。但佛教在中國史上，白始自終，沒有直接影響到政治的作用，在隋唐之間，只有為爭取學術地位的師道尊嚴，經過幾次辯論，結果被歷代帝王政權所承認，對於出家僧眾，在宗教地位上，始終以師道相待，彼等對帝王，可以長揖問訊而不跪拜，這個傳統後來一直延續到清末。初期佛教，人才輩出，尤其在隋唐五代宋之間，歷代高僧，都是學識淹貫，淵深通達之士，盛唐之間，有幾次以考試佛學經論，選拔出家僧眾，史稱「某某和尚，以試經得度」，便是這個制度，所以出家僧眾，素質也比較優良。但在唐玄宗時代，政府也曾用鬻買「度牒」（出家僧眾的憑證）來充實財政經費，等於清末科舉功名的捐官或捐監。總之，佛教在中國政治史上，因高僧大德們的注重教化，從不干預政治，所以向來都被優容尊敬，任從民間自由信仰。雖然在佛教史上，曾經在南北朝與唐代，發生過「三武一宗之難」，仔細研究歷史，平心而論，也不全屬帝王的政治見解，或為純粹的宗教鬥爭，而當時佛教徒本身，實在也有許多問題。例如，唐代名儒韓愈的闢佛，詳細研究史實，和他流傳文章的思想，與其說他有嚴格排除佛教的觀念，毋寧說是因佛教徒的作風，引起他的反感。當然政治主張的措施，也是很大的因素之一。不過他曾與佛教名僧如大顛禪師等，作方外好友，這也是事實。可見論事論人，極難輕下斷語，不可遽從成見。倒是宋徽宗一度排佛，的確完全是受了道教的影響。此外，佛教在中國史上，一直與儒道兩家，互相消長，此起彼落，形成中國文化思想儒釋道三家的巨流。至於佛學思想，尤其是禪宗風格，在中國文化方面的貢獻，影響極大，而且功多於過，美不勝收。例如政治、社會、哲學、文學、建築、藝術、圖繪及雕塑，乃至如中國人的生活藝術，食衣住行，已經到處都充滿著禪佛的餘韻，甚至影響日本更大。略舉學術和文學方而的貢獻來說，自曹魏時代，曹子建因聽梵音，自製「漁山梵唱」，便為中國音韻學與音樂，別開生面。鳩摩羅什師弟創建佛教文學的風格，南北朝間因翻譯佛經，高僧們發明韻聲的反切，為中國音韻學的濫觴，千餘年來一直沿用不衰，再變而有現在注音符號的出現。梁朝沈約所整理的聲韻學，劉勰對批評文學的偉大貢獻而有《文心雕龍》的著述，都是淵源於佛教的熏陶。陸羽的《茶經》，唐代一行大師的陰陽術數，宋代程明道太極圖的發現，都與佛教有莫大因緣。少林寺的武術輔助唐太宗平定滅下，元朝耶律楚材對醫學的貢獻，劉秉忠的默化元朝君臣，施仁戒殺，明代姚廣孝勸阻永樂的暴戾，這些都是歷史俱在的一般貢獻。有關藝術的貢獻，舉其犖犖大者而言，如雲岡石窟、敦煌壁畫等，都是舉世皆知的事迹。總之，佛教因歷代高僧大德學養的優越，使佛學思想影響中國學術與文學頗多，試看歷代文人學者的專集，不與佛教高僧有關係，不滲雜少數佛學的思想的，可以說是極其少數的事。且如清代女詩人蔡季玉所作：「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的名句，它正透露了過去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之所蘄致，最高思想的歸趨，和最後人生的境界，也自充滿著禪佛的餘韻。這是具有權威性的代表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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