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封禪

06-03

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公元762年）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高宗李治的孫子。就承繼遺傳而言，李隆基堪稱是貓門虎子。高宗李治，仁厚無能，賴武則天內助治天下；睿宗李旦,孱弱無能，任人擺布。而他們的孫子、兒子李隆基卻大展雄風，英武果斷，治國有方，大有其高祖李世民的氣象。由於「安史之亂」的影響，加上文化人對楊貴妃事的渲染，人們對玄宗李隆基的認識和理解常常陷入簡單化的困境。其實，李隆基不失為一位傑出的封建帝王，是中國地主階級政權史上極有成就的人物之一。縱觀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政權的發展史，歷史學家們稱道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實實在在是最輝煌的篇章。要想正確認識玄宗李隆基，還應該從他平韋後之亂講起。高宗李治逝世，中宗李顯、睿宗李旦相繼立而又廢，武則天執政。武則天逝世，中宗李顯再次登上帝位，皇后是韋氏。應該說，中宗李顯是有條件實現自身治國平天下的宏願的，遺憾的是，他又陷入夫人政治的困境。原來，武則天廢中宗李顯為廬陵王時，史稱「幽於別所」，李顯心中十分苦悶，「每使至，帝輒恐，欲自殺」（《新唐書》卷76）。但是，此時此刻,韋氏卻常在李顯身邊，每以善言勸止，稱「禍福無常，早晚等死耳，無遽！」20年的苦悶，與韋後共渡,其間曾有許多情緒上的交流與慰藉，再登帝位，對韋氏失去理性的制約，縱之過甚：帝在房州時，常謂後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床，與後雙陸，帝為點籌，以為歡笑，醜聲日聞於外。（《舊唐書.后妃傳》）斟酌此段文字，中宗李顯不過是市井小兒輩,根本不是政治家。在他的心目中，全沒有天下國家的位置，也從不計較社稷的安危和民生的豐歉，滿腦子世俗人情和個人的恩恩怨怨。史書上說，李顯「大出宮女，雖左右內職，亦許時出禁中，上官氏及宮人貴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為狎游，祈其賞秩，以至要官」。放出宮女，內外交通,出出進進,搞出許多「交易」。邪佞之徒,結交宮中貴,以謀求賞賜，或謀求晉陞官職。大唐朝廷，不啻是熱鬧的市場。世俗的恩怨很容易導致政治上的腐敗：時侍中敬暉謀去諸武,武三思患之，乃結上官氏以為援，因得幸於後，潛入宮中謀議，乃諷百官上帝尊號為應天皇帝，後為順天皇后。帝與後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於是三思驕橫用事，敬暉、王同皎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後。武三思在武則天政權之後，必須謀求新的靠山，中宗李顯和韋氏的作為，使武三思尋找到機會，武三思極力逢迎韋後，正是為了以售其奸。敬暉本想除去武三思，結果被武三思除掉，其中介便是中宗李顯在政治上的昏聵。檢索二十四史，歷史上凡諂媚皇上或大臣的，諂媚者必有自己的企圖，被諂媚者或者說接受了諂媚的人，其結果，不是上當，就是同流合污。這幾乎是一個規律性的現象。所以文人們就歸納了「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和「忠言逆耳，良藥苦口」的話來告誡。告誡和諂媚都寫在歷史上,但是,當局者迷，在位者常常陷入被諂媚的困境。中宗李顯由於政治上的昏庸，皇后韋氏的為非作歹就日甚一日。景龍四年（公元710年），中宗李顯中毒身死，韋後就肆意安排，企圖重演武則天的故事：六月壬午，帝遇毒，崩於神龍殿，年五十五。秘不發喪，皇后親總庶政。……丁亥，皇太子即帝位於柩前，時年十六。皇太后韋氏臨朝稱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兵馬諸親掌，仍令韋溫總知。時召諸府折衝兵五萬人分屯京城，列為左右營，諸韋子姪分統之。（《舊唐書.中宗本紀》）韋後將16歲的李重茂扶為皇帝，目的是為了自己「臨朝稱制」。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在軍事上作了相應的部署，調5萬軍隊進京，以「諸韋子至」執掌兵權。這就是歷史學家們常講的「韋後之亂」。在武則天政權之後，中宗李顯十分孱弱而昏庸，6年執政，大權旁落於諸韋家族手中。此時此刻，確乎需要一位鐵腕人物來振興李唐王朝的統緒。中宗李顯固然已死，一度當過皇帝的睿宗李旦又是一位軟弱無能的人物。平韋後之亂，接李唐統緒的歷史任務，自然地落到「性英斷多藝，尤知音律，善八分書，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的李隆基身上：景龍四年，朝於京師，遂留不遣。庶人韋氏已弒中宗，矯詔稱制。玄宗乃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尚衣奉御王崇曄、公主府典簽王師虔、朝邑尉劉幽求、苑總監鍾紹京、長上折衝麻嗣宗、押萬騎果毅葛福順李仙鳧、道士馮處澄、僧普潤定策討亂。或請先啟相王，玄宗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乃夜率幽求等入苑中，福順、仙鳧以萬騎兵攻玄武六，斬左羽林將軍韋播、郎將高崇以徇。左萬騎由左入，右萬騎由左入，右萬騎由右入，玄宗率總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黎明，馳謁相王，謝不先啟。相王泣曰：「賴汝以免,不然，吾且及難。」乃拜玄宗殿中監，兼知內外閑廄、檢校隴右群牧大使，押左右萬騎，進封平王，同中書門下三品。（《新唐書.玄宗本紀》）這就是著名的平韋後之亂，玄宗李隆基是年25歲。需要說明的是，李隆基在平韋後之前，曾與太平公主商量，太平公主也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人物。她堅決支持李隆基，並派自己的兒子薛崇簡參與其事。《新唐書》的作者可能顧忌到太平公主後來謀反，又被玄宗李隆基平息，所以在《玄宗本紀》中只寫薛崇簡參與其事，而未及太平公主。李隆基平韋後之亂,消滅諸韋,將他的父親再一次推上皇帝寶座。不過，睿宗李旦也不是一位有能為的政治家，他在位3個年頭,有人告訴他，「帝座前星有變」，他立即聲明：「傳德避災，吾意決矣。」決定將皇位讓給兒子李隆基。表面上看是迷信，因為中國古代星象家主張天人相應，天上星象有變，人間的人事亦應有相應的變化。這當然是不科學的。不過，李隆基多才多藝，處事果斷，深得一部分朝臣的擁護。父子相較，父不如子。可能是輿論口碑影響了李旦的心理，堅決讓位於兒子李隆基。所以說平韋後之亂後，李隆基又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平韋後之亂的第二個結果，是促使李隆基走上了皇帝寶座。李隆基登上皇帝寶座之後，乾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平太平公主之亂。太平公主是武則天的女兒，「方額廣頤，多陰謀」，深得武則天寵愛。當韋後和上官婉兒陰謀擅權之際，太平公主自以為勢力在韋後之上。當玄宗平韋後之亂時，太平公主曾參與其事。韋後被誅之後，太平公主又力勸殤帝李重藏下台，力促睿宗李旦即帝位。所以，在睿宗之世，「主權由此震天下，加實封至萬戶，三子封王」，「主每奏事,漏數徙乃得退，所言皆從。有所論薦，或自寒冗躐進至侍從，旋踵將相。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間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畫可而已。」由此可見，太平公主在睿宗朝政中的作用。李隆基接過政權，要真正實行政由已出的行政權威，主要障礙不是他父親李旦，而是他姑母太平公主。因此，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間的政治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時宰相七人，五齣主門下。又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羽林軍李慈皆私謁主。主內忌太子明，又宰相皆其黨，乃有逆謀。先天二年，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賈膺福、鴻臚卿唐俊及元楷、慈、慧范等謀廢太子，使元楷、慈舉羽林兵入武德殿殺太子，懷貞、羲、至忠舉兵南衙為應。既有日矣，太子得其奸,召岐王、薛王、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中書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定策。前一日，因毛仲取內閑馬三百，率太僕少卿李令問王守一、內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叩虔化門，梟元楷、慈於北闕下，縛膺福內客省，執羲、至忠至朝堂，斬之，因大赦天下。主聞變，亡入南山，三日乃出,賜死於第。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簿其田貲，環寶若山，督子貸，凡三年不能盡。（《新唐書.諸帝公主傳》）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平太平公主之亂後。當然，事件的結果是簡單的，雙方對陣，一方消滅另一方，李隆基勝，太平公主及其黨羽敗。若要細究原委，就要複雜得多。李隆基平韋後之亂，李唐王朝中有三位代表人物：睿宗李旦、太平公主、李隆基。李隆基因為平韋後之亂，聲望卓著，李旦、太平公主都不得小視。太平公主企圖利用李旦、李隆基父子之間的微妙的權力關係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開始，太平公主力促李重茂放棄皇位，讓李旦即帝位，是因李旦在才能、性格上都有弱點，易於施加影響。果然，李旦做皇帝後，「公主所欲，上無不聽。」一方面,李旦雖然才能低下，性格孱弱，權力欲卻不低。平韋後以後，李隆基和臣僚議論皇位問題，極為微妙：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群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眾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資治通鑒》卷209）相王就是李旦，「親兄之子」就是殤帝李重茂。需要說明的是，劉幽求認為，李旦代李重茂是「群望所屬」，而李隆基卻說，「王（即李旦）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明眼人不難看出，李隆基不願意他的父親代替李重茂，應該由誰代替，他沒有說。但是，李旦倒非常爽快，不費周折地接受了建議。太平公主確是一位「沉敏多權略」的人物,看準了時機，力促此事。她對李重茂說：「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把坐在皇帝位置上的李重茂，「遂提下之。」太平公主第一步走完之後，開始走第二步：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雲「太子非長，不當立。」已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必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資治通鑒》卷210）道理很簡單，在李旦、李隆基、太平公主三角政治矛盾的格局中，李隆基和太平公主是矛盾的對立雙方，李旦由於自身的政治才能低下，只能處於依附的地位。太平公主看透了李旦既孱弱無能，又私心重重，企圖尸位素餐，保持帝王之位的心理狀態，不斷地製造李隆基與李旦之間的矛盾。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晙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 … … 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慾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這兩條皆見於《資治通鑒》。太平公主不斷地利用睿宗李旦的陰暗心理，而李旦的孱弱無能又常常「利用」不起作用。李旦在朝臣的輿論和情緒面前束手無策,最後無可奈何地向李隆基傾斜。當李隆基待太平公主表演充分，身邊的大臣對政治形勢有充分的理解之後，他當機立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消滅了太平公主的黨羽，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促使他父親李旦放棄了最後的監督權，開始做放開了手腳、政由已出的皇帝。李隆基不是開國的皇帝，但對李唐王朝來說，他又是再接李唐統緒，開闢歷史新篇章，再造輝煌的皇帝。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隆基也可以說對李唐王朝有再建之勞。李隆基做皇帝之後任用了一批好宰相,在安定邊陲、整治內部、發展生產、繁榮文化、促進交流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工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開元之始」為史家之共識。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集權制下的皇權是沒有制約和監督的權力。它的成敗是非說到底是依靠掌權人的聖明程度來決定。父傳子，家天下，根本不可能保證代代聖明，極需要的制約和監督。李世民說，他畏天，群臣要畏法。李世民是相對「聖明」的人物，讓天來制約和監督自己。其他的人就未必能做到。因此，在中央集權制下的皇帝，常常在取得偉大成就之後，自我膨脹，做出一些令人傷感和遺憾的事來。玄宗李隆基確乎犯了錯誤，但是，這錯誤決不是詩人和小說家們在詩歌和小說中渲染的錯誤。質言之，他的錯誤不是世俗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政策性的錯誤。開元盛世，承平日久，誤以為內部無憂，加上重視邊陲，兵力布置外實內虛；邊陲兵力倚重胡人；在文臣武將的矛盾之間，採取縱容和安然處之的態度，以為文臣武將的矛盾是他政權穩固的條件；對文臣武將的矛盾縱容政策，導致了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腐敗，等等。正是這些政治和政策性的錯誤導致了嚴重後果──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使唐王一蹶不振，雖經有識之士的努力，但始終沒有出現「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的盛況，甚至連「永微之治」的局面也沒有再現過。這個事件造成的遺憾也是令人痛恨的。不過，這是後話，唐玄宗李隆基的封禪與這些政治和政策性的錯誤無關。因為李隆基的封禪泰山是開元十三年進行的，此時的李隆基正在「開元盛世」的巔峰上，距離令人傷感的「安史之亂」還有1/3個世紀的路程。所以，我們說李隆基封禪泰山的政治文化心態，主要是依據他開元前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政策和成就來描述。

開元十二年，文武百僚、朝集使、皇親及四方文學之士，皆以理化昇平，時谷屢稔，上書請修封禪之禮並獻賦頌者，前後千有餘篇。玄宗謙沖不許。唐玄宗李隆基早年聰明精幹。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底，許多大臣認為李隆基治世有功，應該封禪泰山，以告成功於天，都被玄宗李隆基擱置，直到第四次請求,才被應允。我們從《冊府元龜》卷36能見到比較清晰的記載：第一次是以吏部尚書裴凗為首的文武百官，稱李隆基「握符提象，出震乘圖。英威邁於百王，至德加於四海。梯航接武，畢盡戎夷之獻；耕鑿終歡，不知堯舜之力。惡除氛沴,增日月之光輝；慶襲休榮，雜煙雲之氣色。靈物紹至，休祥沓委。江茅將黍均芳，雙觡與一莖齊烈。」這些話雖然是恭維李隆基，但都是一般性的應酬話，缺乏實實在在的具體內容。李隆基對自己的政績雖然有清醒的認識，但以為實行封禪還或許未臻完善。所以一力辭謝。可見他對自己的要求是嚴格的，自我追求的目標是高的：自中朝有故，國步艱難。天祚我唐，大命集於聖貞皇帝。朕承奉丕業，十有餘年，德未加於百姓，化未覃於四海。將何以擬鴻烈於先帝，報成功於上元？至若堯舜禹湯之茂躅,軒後周文之遺範，非朕之能逮也。其有日月之瑞，風雲之祥，則宗廟社稷之餘慶也。天平地成，人和歲稔，則群公卿士之任職也。撫躬內省，朕何有焉？難違兆庶之情，未議封崇之禮。（《全唐文.報裴崔等請封禪詔》）唐玄宗李隆基雖有開元盛績，但他自己認為還是「德未加於百姓，化未覃於四海」，如果說十多年來，有可以一說的成就，那也只是「宗廟社稷之餘慶」、「群公卿士之任職」,至於個人的功績，是微不足道的，更不能與堯舜禹湯、軒後周文相提並論。質言之，李隆基追求的是古代賢王的盛世。所以他說：「撫躬內省，朕何有焉。」檢視中國古代政治家的歷史，平庸昏聵的帝王不足道，真正有作為的政治家，前期創業，後期腐敗的個人因素之一，便是居功自傲。所以,中國人的名言是「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建議李隆基封禪泰山的都是侍中源乾曜和中書令張說。這就是說，源乾曜和張說等人一共三次向玄宗李隆基上書請求封禪泰山。其中，第一次上書最有代表性：陛下靖多難，尊先朝，天所啟也。承大統，臨萬邦，天所命也。焉可不涉東岱、禪雲亭，報上玄之靈恩，紹高宗之洪烈，則天地之意，宗廟之心，將何以克厭哉！且陛下即位以來,十有四載，創九廟，禮三郊，大舜之孝敬也；敦九族，友兄弟，文五之慈惠也；卑宮室，菲飲食，夏禹之恭儉也；道稽古，德日新，帝堯之文思也；憐黔首，惠蒼生，成湯之深仁也；化玄漠，風太和，軒皇之至理也。至於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麟介，窮祥極瑞,蓋以薦至而為嘗，眾多而不錄。正以天平地成,人和歲稔，可以報於神明矣。張說不愧為「燕許大手筆」，文中針對玄宗李隆基效法古代明君聖主的思想動向，向李隆基的靈魂深處發起連珠炮式的猛烈攻擊。但是，李隆基畢竟是李隆基，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在大臣們的精神進攻面前，不斷地自我剋制，自我調節，聲稱「朕以眇身，托王公之上，夙夜祗懼，恐不克勝，幸賴群公，以保社稷」；「朕承奉宗廟，恐不克勝。未能使四海從安，此理未定也；未能使百蠻效職，此功未成也」。將源乾曜和張說的兩次上書擱置一旁。在這種情況下，源乾曜和張說第三次上書，堅持敦請李隆基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說李隆基不去泰山封禪，是「稽天意以固辭，違人事以久讓；是和平而不崇昭報。至理而闕薦祖宗」，似乎不去泰山封禪就對不起祖宗，有悖天意。李隆基心回意轉，接受封禪之請，發布《允行封禪詔》： ……朕昔戡多難,稟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業。是用創九廟以申孝敬，禮二郊以展嚴禋。寶菽粟於水火，捐珠玉于山谷。兢兢業業，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實以奉遵遺訓。至於巡狩大典，封禪鴻名，顧惟寡薄，未惶時邁，十四載於茲矣。今百穀有年,五材無眚。刑罰不用，禮義興行。和氣氤氳，淳風淡泊。蠻夷戎狄，殊方異類，重譯而至者，日月於闕庭。奇獸神禽,甘露醴泉，窮祥極瑞者，朝夕於林籞。王公卿士，罄乃誠於中；鴻生碩儒, 獻其書於外。莫不以神祗合契，兆同心。斯皆烈祖聖考,垂裕餘慶。故朕得荷皇天之景祐，賴祖廟之介福，敢以眇身，而專其讓？是以敬承群議，宏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圖，以紹我太宗之鴻業。（《全唐文》卷29）毫無疑問，唐玄宗李隆基懂得，作為一位封建帝王，封禪泰山，對他在輿論上的意義多麼重要，但是，李隆基也懂得，一位帝王在政治事業上的成就，以封禪泰山具有多麼重要意義。李隆基十分清楚他在建設封建地主階級政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深知他在治理社會生活方面的成就，他之所以對封禪與否反覆謙讓,猶疑不決,主要是在他本人的政治業績和泰山封禪大典是否匹配方面進行分析、評估。分析、評估的結果，認為他的業績是和封禪大典相稱,於是，大膽決策，實行封禪，是「以光我高祖之丕圖，以紹我太宗之鴻業」的壯舉。為此，李隆基在詔書中對封禪事宜作了明確的指示：「所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預為備具。勿廣勞人,務存節約，以稱朕意。所緣封禪儀注，兵馬陪集，並皆條奏，布告遐邇。」由此可見，李隆基對封禪既重視又認真。這裡所指稱的各項，確乎帶著政治家的氣質。雖然「勿廣勞人，務存節約」在具體操作中不容易做到,但作為皇帝身分的李隆基，卻不能不認真宣布。當然，這裡的簡括指示，大臣們是要付出許多辛勞的。眾所周知，唐代封禪泰山有許多特殊問題，唐太宗希望封禪泰山，久議而未成；唐高宗封禪泰山，卻帶了皇后武則天參與祭地神的亞獻。唐玄宗封禪泰山，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要不要象高宗一樣，帶著皇后參加，並且讓皇后參與封禪大典的儀式：玄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喧繁，與宰臣及侍講學士對議,用山下封祀之儀。於是張說謂徐堅、韋韜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祗，以先後配饗。王者父天而母地，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祗，非古之制也。天監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祗，天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為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圓丘，韋氏為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渫黷穹蒼，享祀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內難，終獻皆受其咎，掌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亦多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資革正。斯禮以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皇地祗，侑神作主。」乃定議奏聞，上從之。（《舊唐書.禮儀志》）張說的議論，主要地針對武則天上泰山封禪，參與祭地祗的亞獻儀式和中宗皇后韋氏參加皇帝郊祀的亞獻儀式，其理論基礎是男女有別，輕視婦女和維護李唐王朝的統緒。高宗李治，仁厚無能，所以武則天有凱覦皇位之意。拋開政治觀念不說，武則天個人道德觀念亦難於指責。她在高宗有生之年，代行其權，而未奪其位。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對皇帝的要求是兩條，一曰才幹，二曰道德。有才無德，肯定搞亂天下，搞毀自身；有德無才，無補於天下國家，即使不是自己搞亂天下，也會被別人搞亂天下。只要一有才能，二有道德，能穩定社會，發展生產，促進歷史的發展與進步，在我們看來，叫什麼名稱，姓張姓李，是男是女，都不必計較，也沒有必要計較。但是，中國封建社會裡的歷史學家、朝廷大臣，包括一部分文人，都在名稱、性別、姓氏上大做文章，甚至大動干戈，演出拋頭顱、灑熱血的事情來。武則天前前後後，包括替高宗李治處理政務，大約是30多年執政，雖然皇帝由姓李改為姓武,由男人改成了女人，但唐代社會穩定,生產力並未遭受破壞。為什麼要一個勁兒地反對，連她到泰山燒燒香，拜拜神也容不得？其實，唐中宗李顯也是一位無能而孱弱的人，韋氏有凱覦之心，亦屬尋常。只是韋氏本人沒有武則天的政治才幹而已。張說以武則天代李姓為皇帝,韋氏發動政變為由，反對女人參與封禪祭祀，雖然大家（包括玄宗李隆基）認可，但從人類發展進步的角度看問題，卻是一個退步。張說和徐堅等人討論中提到的第二個問題是「主上尊天敬神,事資革正」。所謂「事資革正」，就是指封禪禮儀的改革。首先就「革正」了皇后參與祭祀的問題。其次，也提出了封禪儀式在山上或山下進行和玉牒文的問題：已丑，日南至，大備法駕,至山下。玄宗御馬而登，侍臣從。先是，玄宗以靈山清潔，不欲人多上，欲初獻于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于山下壇行事。因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人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時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下（按，此「下」字乃「上」之誤植），群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為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玄宗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敕三獻于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于山下行事。玄宗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秘，是故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同上）本來，唐高宗封禪泰山時，祭昊天上帝于山下，《舊唐書》記載十分清楚，說「三年正月，帝親享吳天上帝于山下，封祀之壇，如圓丘之儀。」按照儒學祖師孔夫子的見解：「祭如在」、「誠則靈」，那麼不管祭神還是祭祖，不論祭天還是祭地，在什麼地方祭，以及如何祭,都不太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誠」，只要態度認真，真心誠意，其他問題都可以因地因時制宜。高宗祭昊天上帝在山下，賀知章等人主張改變，由山下改到山上，而且唐玄宗十分欣賞，說「朕正欲如是」，這是出於一種心理，迴避高宗的做法、避免高宗的覆轍。高宗封禪泰山，讓皇后武則天參加亞獻，最後導致武則天做了皇帝，壞了李唐王朝的統治。那麼，高宗上泰山封禪，在山下祭昊天上帝，當然也要「革正」，改到山上去祭昊天上帝。這個文化心態，張說、徐堅、賀知章、李隆基都清楚。不過賀知章似乎更聰明一些，想出了一個正大光明的道理：「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時帝，臣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群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為變理之大者也」。這個道理比張說反對皇后參加亞獻，說它是禍亂根由要體面得多。賀知章和李隆基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玉牒文。唐玄宗李隆基宣布，他的《玉牒文》應該公開，讓臣僚都了解他的用意：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全唐文》卷40）公布不公布《玉牒文》，本來只是一個儀式問題，但細加分析，卻是一個封禪目的問題。賀知章說「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是很有道理的。秦皇、漢武，除了因為政治因素而封禪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兩人都迷信神仙的長生不死之葯,求長生、求成仙，顯然是重要的目的，所以他們上泰山封禪就特別神秘，封禪用的《玉牒文》就秘而不宣。東漢光武帝為了保持帝位的傳承，反對非劉氏而王，雖然政治目的是公開的，但他在最後兩年之內，對封禪態度有根本性的變化，因而他的封禪，不能不令人有祈求健康長壽的推測。高宗李治封禪,宣揚祭天祭祖，實在是祈求「鴻基永固」。至於武則天，封禪的個人目的是十分強烈的。只有唐玄宗公開宣稱：「朕今此行，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光明磊落，一反前代帝王私心重重之態。從文化心態的角度說，李隆基心胸開擴,眼界高大。他的目的十分明確：「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謝成於天」，是他對自己的成功充滿信心，也深感自豪。「子孫百祿」，是人之常情。「蒼生受福」，卻不能不說是封建帝王在意識形態上的一次突破與躍進。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李隆基打「蒼生受福」的口號是難能可貴的，應該肯定。另一方面，「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又是歷史進步的標誌。它標誌著人類從在迷信中追求迷信，發展到了在迷信中追求清醒；標誌著封建帝王們從在帝王思想中追求帝王，發展到在顧及人民利益的運轉中追求帝王的榮耀。這一變化是人類歷史發展所帶來的新的標誌。當然，歷史的變化不可能，也不會一次完成，但是，在封禪史上，新的價值觀念和新的文化心態在閃現光芒，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先是車駕至岳西來蘇頓，有大風從東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眾恐。張說倡言曰：「此必是海神來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玄宗登山，日氣和煦。至齋次日入後，勁風偃人，寒氣切骨。玄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稱：「某身有過，請即降罰。若萬人無福，亦請某當罪。兵馬辛苦，乞停風寒。」應時風止，山氣溫暖。時從山上布兵至於山壇,傳呼辰刻及詔命來往，斯須而達。夜中燃火相屬，山下望之，有如連星自地屬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迥，下望山下，休氣四塞，登歌奏樂，有祥風自南而至,絲竹之聲, 飄若天外。及行事，日揚火光，慶雲紛郁，遍滿天際。群臣並集於社首山帷宮之次，以侯鑾駕，遙望紫煙憧憧上達，內外歡譟。玄宗自山上便赴社首齋次，辰巳間至，日色明朗，慶雲不散。百辟及蕃夷爭前迎賀。這一段文字不長，計300餘字，卻是歷代帝王封禪祭禮中，表述最好的文字。首先，我們看到了唐玄宗的人格力量。登山之前，寒風襲人，冷氣逼人，按照天人相應的觀念，這是天對人的懲罰。此時此刻,李隆基勇敢地承擔責任,「某身有過」、「萬人無福」，皆可以李隆基當罪，接受懲罰，因為「兵馬辛苦，乞停寒風。」身為帝王，身當其事，不後退，不推委，確乎堂堂正正，瀟瀟洒灑。這樣一種表現，固然是李隆基的素質反映，不過，更重要的是，由於生產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類已從原始宗教的愚昧狀態中清醒過來，將個人的價值和社會的興衰成敗聯繫在一起，將帝王的利益和普通人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從神本位走向了政本位，是中國封禪史上嶄新的里程碑。公正地說，從原始宗教神本位走向封建社會政治倫理的政本位的思想形態，在高宗和武則天的封禪泰山中已見端倪。在高宗李治的《泰山玉牒文》最後四句話是：「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十分清楚，李治表述的正是政治第一，而神仙第二。需要指出的是，李治的「凝薰萬姓」和李隆基的「為蒼生祈福」、「蒼生受福」還是有明顯的程度差別。至少應該說在新價值觀念形成上，有尚未成熟和已經成熟之分。其次，儘管玄宗李隆基在泰山封禪也進行通常的祭祀儀式和搞玉檢金泥的程式，但是，《舊唐書》作者描述的「時從山上布兵至於山壇，傳呼辰刻及詔命來往，斯須而達。夜中燃火相屬，山下望之，有如連星自地屬天」，將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融合，著意於人的審美情趣，大大淡化了神仙氣氛，消除了凝滯氛圍，增加了輕鬆愉悅的情緒。這是從原始宗教神本位走向相對文明的政本位的又一特色。如果高宗李治封禪開列的周邊國家及少數民族首領參與封禪的名單較為簡略，那麼，隨從玄宗李隆基到泰山封禪的周邊國家和少數民族首領的名單，則十分具體：壬辰，玄宗御朝觀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儒生、文士上賦頌者，戎狄夷蠻羌胡朝獻之國，突厥頡利發，契丹、奚等王，大食，謝、五天十姓,崙嵛、日本、新羅鞨之侍子及使，內臣之番，高麗朝鮮王，百濟帶方王，十姓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日南、西竺、鑿齒、雕題、牂柯、烏滸之酋長，咸在位。（同上）唐代許多文人對唐玄宗的邊境政策批評態度，其實，這不過是文人的一種廉價的同情心。從唐太宗到唐玄宗，不能說在邊境上的每一次戰爭都是合理的，但是，應該說，許多戰爭是合理的，不得不打的。例如，前文提及的唐太宗李世民準備封禪泰山，漠北的薛延陀乘機在邊境發動戰爭，雖然進攻的目標似乎不是對著李唐王朝，但戰爭的連鎖反應不能不嚴加關切。薛延陀擊敗漠南的思摩之後會幹什麼，誰也不能預定。何況漠南的思摩是李唐王朝的盟友。唐太宗寧願放棄封禪大典，而派兵進擊薛延陀，是十分正確的。玄宗之世的石城堡之戰，也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其實，吐蕃先要金城公主下嫁，又要湯沐邑（供金城公主生活之地域）黃河九曲，表現了政治上的蠻橫，利益上的不平等，是欺侮李唐王朝的行為。玄宗執政，力雪此恥，堅決進行石城堡戰役，雖然損失慘重，畢竟攻下了石城堡。這是政治戰！不打是不行的。不打就不能安定邊陲。不打，統一大帝國的基礎就會動搖。因此，不能象封建歷史學家那樣，從犧牲人數多少和得地域多少來看問題，以為石城堡之戰不該打，是得不償失等等。有一位名人說過，小孩子有許多意見是正確的，但處理社會歷史問題，卻不能按小孩子的意見去辦。以為石城堡之戰「得不償失」，亦不過是孩提之見、庸人之見而已。唐玄宗關心邊陲，他的大臣也關心邊陲。在李隆基遠離長安，東赴泰山封禪時，張說就特別關切邊境的安定：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糜，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和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後求婚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資治通鑒》卷212）當然，安定邊陲，維持統一，不一定非動用刀兵不可。唐太宗安定薛延陀，是因為薛延陀刀兵南下，才大動干戈，四路出擊。唐玄宗安定邊陲，只由於突厥要和親，取個冒牌的帝女做妻子，以光門楣,當然就遣使和談。突厥要求和親，大約和開元十幾年間李隆基國力強盛、經濟和文化繁榮興旺有密切的關係。或許真的由於突厥隨從李隆基封禪泰山，影響了許多國內少數民族的首領或侍臣參與泰山封禪，前邊引用的《舊唐書?禮儀志》的文字，那一串名單中開列的少數民族的周邊國家，雖有能說個個都是受突厥影響，是完全可能的。有這麼多的少數民族和周邊國家參加，玄宗李隆基的封禪泰山，不僅是開元盛世的標誌，而且也是各民族大團結和各國和平友好的標誌。

唐玄宗李隆基封禪泰山，在泰山上留下了巨大的摩崖石刻—─《紀泰山銘》：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為天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岩岩岱宗,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維新，睿宗繼明，天下歸仁。恭己南面，氤氳化淳，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奕奕,或禪云云。其跡不見，其名可聞，祇文祖，光昭舊勛。方士虛誕，儒書齷齪，佚後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污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岩，播告群岳。據有關資料，今所見泰山摩崖石刻，文是玄宗做的，字是玄宗寫的。從這個石刻文字不僅能窺見李隆基的學術功底，也可見其書法才能。《紀泰山銘》在所引「銘文」之前，有一段序文，敘述與泰山有關的歷史和神學思想，解釋李隆基自己決定封禪的經過。所引的銘文，先述唐王朝的光榮歷史，次述封禪目的，最後貶抑歷代封禪而呈述己意。「道在觀政，名非從欲」,是他的結論,也是他的自信。我們已經充分注意了封禪到唐代的變化，而這個變化的成熟的標誌，是唐玄宗。李隆基認為，秦始皇封禪「災風雨」，漢武帝封禪「污編錄」，實在是因為「德未合天」，所以才有「災風雨」、「污編錄」之「辱」，只有他李隆基才封禪成功，不僅無「災」「污」之辱，而且又充分享受了祥瑞之氣，所以他驕傲地宣布：「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開元之治的盛況，使他躊躇滿志。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唐玄宗李隆基的個人素質表現得太自信，太驕傲，不象秦始皇、漢武帝那樣戰戰兢兢，謙恭自謹，其實，這不是個人素質問題，而是時代的文化心態問題，秦始皇、漢武帝在上帝和群神面前誠惶誠恐，是重神輕人的表現，是神本位的標誌；而唐玄宗李隆基在天帝面前信心百倍，是從神本位走向了政本位：「道在觀政」。而他的政績──開元之治，真值得自信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