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藝謀 悼「恩師」吳天明：斯人宛在高山仰止

3月8日，中國文聯黨組書記趙實（左三）、著名導演張藝謀（左一）和馮小剛（左四）等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出席吳天明追悼會。當日，導演吳天明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吳天明祖籍山東，出生在陝西三原，1960年考入西影演員培訓班，1976年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進修班。回廠後，擔任助理導演和副導演3年。他曾拍攝過《老井》《人生》等經典影片，是原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3月4日，吳天明因心肌梗塞在家中過世，享年75歲。新華社記者 吳凱翔 攝新華網北京３月８日電（記者閔捷、周舟）３月６日晚上１０時，夜幕下的北京漸漸恢復了平靜，而在城北的北太平庄北影廠周邊電影人聚集的地區，一天的工作還遠沒有結束。記者在一家工作室二樓的小會客廳里，採訪了久未露面的著名導演張藝謀。４日因心肌梗塞去世的重量級導演吳天明，被稱為「第四代導演的旗幟」「第五代導演的教父」，這位影壇巨匠的猝然去世，在中國電影圈引起極大震動。業界認為，這位鐵骨錚錚的影界硬漢的離世，帶走了一個時代。作為吳天明提攜、任用並給予大力支持的第五代導演張藝謀，第一時間在微博上發文悼念。身穿黑色外套的張藝謀，表情凝重。近日正忙於為新執導的電影《歸來》做後期。提起「恩師」的突然辭世，他難掩心中的不舍和痛惜，「太可惜了，以他的身體，怎麼也應該再活個十年二十年的。」他稱，改變其命運的電影《紅高粱》全靠吳天明。他說，過去我們曾經說推翻第四代、蔑視第三代。經過幾十年後重新回望，反倒充滿了敬仰和敬佩。演《老井》前期要求三到五個月打磨得像個農民記者：最後一次見到吳天明是什麼時候？都談了些什麼？張藝謀：大概是去年八九月份吧，他找我談一個合作的事兒，一起吃的飯，還有他女兒吳妍和我女兒張沫，談了大約三個半小時。我們時常見面。記者：第一次見到吳天明是什麼時候？他給您留下什麼樣的印象？張藝謀：第一次是１９８４年，我和陳凱歌、何群拍《黃土地》，到陝西選景，當時我們剛從電影學院畢業分到廣西廠，錢很少，車還壞了。當時有人介紹我們去找也在綏德拍戲的吳天明，他也算我們師兄。當時他正在那裡拍電影《人生》，見到我們特別熱情，很豪爽，說「年輕人不容易，撥一輛車，開回去，跑陝北」，連汽油都幫我們出了。當時我們特別感動，在陝北跑了上千公里選景。那是凱歌第一部戲。那時對他的印象是：對人熱情、真誠、淳樸。他的形象也是典型的西北人，跟我是老鄉，就是那種土地上的感覺。當時就有傳說他可能是下一任西影廠廠長的人選，大家對他充滿期待。記者：當年拍電影《老井》時，您作為非職業演員，得到吳天明的哪些點撥、提攜與鼓勵？他是怎麼想到要讓您來演男主角的？張藝謀：我原來是擔任《老井》的攝影師，跟西影廠的陳萬才搭檔。當時《黃土地》剛拍完，第五代導演嶄露頭角，被關注，我被借調到西影廠「新老搭配」。選演員「孫旺泉」的時候，我帶一個組。導演要選瘦的，就拿我當樣板，全國找，結果選不到合適的人，最後說讓我試一下，我當時都震驚了，但最後還是同意了。緊接著就到山西體驗生活，前期要求三到五個月打磨得像個農民。因為吳天明是師從導演崔嵬，講究「從生活中來」。那時太行山那個村子裡沒有水，３個多月不能洗澡，條件非常艱苦。後來我從山西到北京找莫言談《紅高粱》，莫言說我像他們村的生產隊長。那個年代那種作風、團結，今天沒有了。那是我第一次體驗生活，直到今天依然印象深刻。那時候每一部電影，都要求主要演員體驗生活。那是中國文化人的創作方式，直到今天我都受益匪淺。第五代導演的伯樂記者：請您回憶一下那個年代的西影廠，以及正當盛年的吳天明導演的主政風格。張藝謀：「頭兒」是１９８６年任廠長，當了６年。我的《紅高粱》、陳凱歌的《孩子王》、田壯壯的《盜馬賊》都是在他任上拍的。他的主政風格是：雷厲風行，淳樸、真誠，是個幹事業的人。而且是內行，特別愛護創作人員，把創作人員放在第一位，愛護人才，而且不是裝出來的。他把我愛人（前妻）從外地調到西影廠，幫我解決了大問題。戶口、工資、兩地分居，諸如此類，解決了很多創作人員的燃眉之急。這幾天西影廠還設了靈堂，很多人排著隊去弔唁他。他將全部的情感真誠傾注到每一寸膠片上記者：您對他的電影風格怎麼看？張藝謀：他的風格很像台灣的侯孝賢，只是更硬朗，都是那種鄉土的、從土地而來的質樸。他的作品都是有感而發的東西。他們這一代很注重真情實感。也許從技術、技法、觀念上可能落伍了，但是他將全部的情感真誠傾注到每一寸膠片上。第五代導演在民俗元素的陳列等方面追求更有形式感的東西。拍《老井》的時候感覺有點不過癮，後來「頭兒」得了國際獎，回過來看發現，他的創作風格是大師級的，是無形的。他不追求華麗的、形式感的東西。他就像太行山的石頭一樣，是一種返璞歸真。記者：他的電影風格是否也影響到您？張藝謀：現在的商業電影拍得要好看，上各種手段，都拍花了。回過頭靜下心來向「頭兒」學習，發現他的那種執著、凝重、樸素的敘述，特別可貴。我和他都是陝西人，是老鄉，有共性，有純樸的一面，也有遲鈍、木訥的一面。我的電影里愛用陝西老三色——黑白紅，他的《人生》、《老井》里也是，他對我的影響很大，後來才感覺到非常可貴。記者：他是否也想拍商業電影？您對商業電影怎麼看？張藝謀：他也想拍商業電影，但是很難找到合適的。我們還能庸俗一下，拍點商業片，他們這一代做不下去，他心裡過不去這道坎。他的純粹使他無法通融，對此他很痛苦，雖然他從來不說，但我能感覺到。他們那種純粹地為藝術的觀念，他自己認為是一種悲哀，但我認為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非常了不起。他一生堅持了自己的品格、情懷，那種堅持是發自內心的。今天我回憶起來是充滿了對他們這一代的仰視的，過去我們曾經說推翻第四代、把他們拍到沙灘上，蔑視第三代。今天，經過幾十年後，重新回望，反倒充滿了敬仰和敬佩。上世紀８０年代電影受到文學的深度「滋養」記者：您如何評價上世紀８０年代的電影？張藝謀：八十年代最可貴的是當時社會百廢待興，全國人民對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是空前的。那時候談戀愛都要拿一本尼采、弗洛伊德。那時候的美展、影展看的人都特別多。那個時代的文學空前繁榮，電影受到文學的滋養。「頭兒」那一批電影廠的廠長，在計劃經濟時代，他們就是導演的「皇上」。因為他們對上、對下都要負責，而且他們有經濟指揮權，可以說，中國的電影事業就擔在他們十幾位廠長身上。基於特殊的地位和權力，他能夠給予我們最大限度的支持能力，沒有他就沒有《紅高粱》，他改變了我的人生，改變了我的命運。而他自己並不知道，他只是愛惜才華。在這一點上，他是一個偉大的人。我有兩次改變命運的機會，一次是考上電影學院，一次是拍《紅高粱》，而改變命運的這部電影全靠吳天明。記者：他在中國電影史上會有怎樣的地位？張藝謀：說到中國電影史，無論如何，８０年代這段璀璨的歷史，一定會寫下吳天明的名字。這一是因為他自己的作品，二是他扶持了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作品、成名作，給了他們揚名立萬的機會。當年我拍《紅高粱》的時候，因為找不到種高粱的３萬塊錢，都要急死了，「頭兒」悄悄把錢給我，說拿去趕緊種，當時劇本還沒通過呢，一個月之後劇本才通過，據說也是他打了保票才通過的。晚年「很糾結」，感覺到他「不快樂」記者：吳天明晚年的生活和經濟狀況如何？張藝謀：能感覺到他晚年不快樂，想拍的電影不能痛快地拍，又不願意做那些應景的東西。經濟上感覺不寬裕，現在東西都貴，他也應該算「北漂」吧，反正我一直是「北漂」。他想做很多事，像建電影基金會、辦電影學院，很多計劃，都沒來得及實現，壯志未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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