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等海歸高官遭疑（一）

「海歸」從政始自清末，輝煌於民國，黯然於「文革」，復興於當代

他們影響了中國國際化進程，同時又陷入了巨大的爭議漩渦之中

2011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留美幼童出海14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入世10周年——三個看似不相關的事件背後，活躍著一個共同的群體：「海歸」。

百多年前，他們的舉動曾關乎中國社會的發展，亦使這個古老民族放眼世界，蠕動前行。隨後，又倏忽間在中國社會中消失了，並成為諸多可怕字眼的代名詞。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一批「海歸」重新開始登上中國的商界、政壇，並跟歷史開玩笑一般，成為一支廣受關注的力量。他們是一個神秘的部落，是時代的寵兒，也一直是社會的焦點所在。因此，關於他們的故事，精彩而刺激。

尤其是最近兩年，安徽、廣東等省又推出新規，延攬「海歸」進入政府高級管理職位。一度熱議的「海歸從政」話題再度升溫。

那麼，「海歸」的加入，究竟能給中國的政治帶來什麼樣的新氣象呢？

《世界博覽》雜誌嘗試著通過橫向梳理現在幾個「海歸」高官群體對中國國際化的影響和縱向梳理近百年來「海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從沉重中作出清晰的回答。

留學歐美的共同經歷讓他們成了中國政壇上一個獨特的群體

中國與世界的「翻譯者」

他們一方面推動了中國國際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又陷入了巨大的爭議漩渦之中。

本刊記者 | 張健康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再次被置於輿論臧否的風口浪尖。

2011年6月2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網路版的一篇題為《周小川為人民幣改革巧施木馬計？》(Were China』s Leaders Conned？)的文章援引北京知情人士的話報道說，2009年，周小川成功說服中國領導人批准了他的人民幣國際化構想，他之所以能夠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運用了一種特洛伊木馬策略，利用經濟民族主義的說辭來推行自己的議事日程，通過使人民幣更依賴市場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最終實現國家放鬆對經濟的控制。

但是，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認為，上述說法是一種過於高明的解釋，如果周小川真有如此精明的話，他早就能夠避開國內對他眾多的政治攻擊了。

最近幾年，屢遭國內政治攻擊的高級官員不惟周小川。此前，一些人口中的龍永圖亦曾經歷了從「民族英雄」到「賣國賊」的轉變。而他們被攻擊的一個重要「把柄」是，他們對中國經濟國際化的現狀「居功至偉」；與此同時，批評者還總是不忘提及，他們均有著海外留學的經歷。

從美國「拿來」股票市場的留學生

2001年下半年中國股市的暴跌，以周小川為首的「海歸派」不顧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現狀和改革承受能力，單兵冒進推行改革，應承擔直接責任。

周小川的官方簡歷沒有提及他的美國修學經歷，但是絲毫不妨礙外界視之為中國省部級「海歸」高官的代表。

2008年3月28日，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幹事、《財經》雜誌總編輯王波明通過財經網撰文回憶說，是一群留學生締造了中國股市。最初參與中國股票市場設計的主要是八名留美學生——王波明、高西慶(先後出任證監會副主席、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中投公司總經理)、王巍(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創始人)、李青原(先後擔任證監會國際部主任、證監會規劃委辦公室主任)、劉二飛(美國美林(亞太)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兼中國地區主席)、茅桐、王大偉和盛溢。直到1988年7月8日開完「萬壽賓館會議」，一群留美歸國人員開始起草《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即業內俗稱的「白皮書」)之後，周小川才參與進來。當年11月9日上午，周小川還與高西慶、王波明及留美歸國人員時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總經理的張曉彬一起進入中南海國務院第三會議室，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姚依林及國家經委、體改委、財政部和央行的領導人彙報了工作。

此時，周小川的官方身份是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而且1990年12月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之後，周小川沒有參與跟證券有關的工作，而是轉任了中國銀行[3.10 -0.64% 股吧]副行長。

2000年年初，周小川正式進入他曾參與「助產」的證券行業。他被宣布出任中國證監會第四任主席當日，滬深兩市大幅高開。市場的積極反應似乎預示著，他會有一個輝煌的任期。2001年7月，他還獲得了就任證監會主席以來最重要的一項國際榮譽——被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亞洲「決策者之星」。評選詞稱，自他履新以來，證監會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諸如變「審批制」為「核准制」、引進國際會計準則、出台「退市令」、對操縱股價的違規行為進行嚴厲處罰等——使得中國的證券市場在深化改革、加強監管和規範化建設方面前進了一大步，越來越像美國的「華爾街」而非賭城「拉斯維加斯」。

然而，壞消息接踵而至——2001年7月26日，亦即國務院發布《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一個半月之後，上證指數[2664.28 -1.52%]開始暴跌，一直從2001年6月14日的2245點跌至2005年6月6日的1000點。

業內人士事後總結說，2001年下半年中國股市的暴跌，固然是中國證券市場充滿著操作欺詐，積重難返的必然結果，但是，以周小川為首的「海歸派」不顧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現狀和改革承受能力，單兵冒進推行改革，則應承擔直接責任。

從此，「不懂國情」、「照搬照抄」成了「國情派」攻擊「海歸派」最主要的論點。

2002年11月5日，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繞過新興資本市場國家或地區先設立「海外基金」(台灣模式)或「開放型國際信託基金」(韓國模式)階段，直接允許境外機構投資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的A股股票、國債、可轉換債券、企業債券及中國證監會批准的別的金融工具。

53天之後，周小川離開中國證監會，轉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人民幣匯率的解放者？

一批和周小川一樣有著留學英美的經歷、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熟悉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人逐漸佔據了中國人民銀行的重要位置。

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後，周小川擔任中國銀行副行長和主管外管局工作的央行副行長的經歷引起了海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因為他擔任中國銀行副行長期間，中國銀行還是中國的外匯專業銀行，與另外三大國有專業銀行相比，管理制度與業務同國際接軌更緊，而且正是從1994年起，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轉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和主管外管局的央行副行長後，中國又成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成員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所以，海內外不少觀察家認為，他是中國內地金融業內國際化觀念較強的人，期待他能在尊重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更注重內地金融業與國際慣例的接軌。

上任伊始，周小川的國際化觀念和國際性知識便遭受了嚴峻的考驗：中國大型金融機構從技術上來說已經破產(2001年，中國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佔總資產比例，官方表述是25%，國際評級機構的數據少則40%，多則50%以上)；日本和美國頻繁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

每個問題均不止一個政策選項，關鍵是政策當局如何選擇。

周小川主導的中國人民銀行沒有立即給出答案。

而此時，中國人民銀行內部的人事調整已經悄然展開。一批和周小川一樣有著留學英美的經歷、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熟悉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人逐漸佔據了中國人民銀行的重要位置，比較受外界關注的包括：2003年，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易綱被從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貨幣政策司副司長提升為貨幣政策司司長，2004年7月又被提升為行長助理，3年後升任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2004年5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金融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張新，留美經濟學博士李波和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國際金融學博士張濤「空降」中國人民銀行，分別出任金融穩定局副局長、條法司副司長和研究局副局長，三人目前已分別升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副主任、主管匯率的貨幣政策二司司長和國際司司長。

2005年至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終於公布了對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

2005年7月21日晚7時，中國人民銀行突然發布《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宣布從即日起，「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同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即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

2006年至2007年，除中國農業銀行[2.71 0.00% 股吧]之外的13家國有大型金融機構，經過注資、包裝之後，集中上市。

突然宣布調整匯率制度和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海內外上市，立即引發了業內廣泛的爭議。

2005年10月1日，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郎咸平赴澳大利亞墨爾本發表演講時說，中國人民銀行的匯率制度調整存在四大致命缺陷：一是突然宣布調整破壞了政府信用；二是只升不貶的調整方式只會刺激國際炒家對人民幣不斷升值的預期；三是出台太過草率，因為中國尚不具備對付國際炒家的能力；四是盯住一籃子貨幣比單純盯住美元使中國的匯率調整更加被動，因為盯住一籃子貨幣條件下，美國完全可以通過誘使第三國貨幣貶值的方式，間接迫使人民幣升值。因而，調整的結果是國際熱錢的大量湧入和中國製造業利潤被擠干榨盡。

2006年之後的事實似乎證明了郎咸平的觀點。

而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海內外上市則直接引發了一場有關中國金融資產是否被賤賣的大爭論，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與周小川、唐雙寧、吳敬璉之間的交鋒一度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幾年之後，人們爭論的焦點又轉移到了大型金融機構海外上市是否危及中國金融安全的問題上來，而對此，現實還沒有給出答案。

然而，爭論沒有動搖周小川匯率市場化改革的信念，只是他變得更加謹慎。他開始告訴外界：「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好不好，資本市場完全對外開放好不好？對此不能輕易下結論。」「診斷具體問題並給出處方時，要儘可能避免矯枉過正而導致的超調，避免給下一次危機埋下導火索。」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美元作為國際儲備和結算貨幣的地位受質疑，給周小川的改革計劃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2009年3月23～26日，亦即倫敦G20金融峰會舉行前一周，周小川連續發表三篇文章，倡議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發展成為超主權儲備貨幣，逐步取代現有的國際儲備貨幣。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國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多數評論者認為，周小川的言論只是借倫敦G20金融峰會召開之機，表達對美國貨幣政策的不滿，或者他的建議即便具有可行性，亦只是一種未來的選擇方案。

然而，周小川的真正用意並不在此。只需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所設定的規則稍加梳理就可以發現，周小川提出此建議背後的邏輯是，既然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不值得信任，那就應該用新的國際儲備貨幣取而代之；超越主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顯然是一個很容易被大多數國家接受的選項；而中國1994年就已經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成員國，特別提款權地位的提高就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而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又是，必須實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可兌換。

一個利用國人對美國貨幣政策的不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從而實現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改革路徑清晰可見。

倫敦G20金融峰會和匹茲堡G20峰會之後，超主權儲備貨幣問題漸漸淡出了中國人民銀行的論域，取而代之的是雙邊貨幣互換進程的加快。與此同時，匯率制度改革亦在按照「部分可兌換-基本可兌換-完全可兌換」的步驟逐步推進。最新的消息是，周小川的學術密友、中國建設銀行[4.87 -0.61% 股吧]董事長郭樹清6月3日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說，未來5年內，能夠實現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可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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