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師曾志 | 新媒介賦權：在傳播中重構社會關係

編者的話

移動互聯網的出現，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運作規則。它所激發出來的問題意識及人文關懷，提出了社會生活、組織模式等各方面的改進政策和制度的訴求。——師曾志

本文轉自《深圳特區報》，作者殷立飛。轉載請聯繫授權，並註明作者和出處。

尼泊爾地震後，北京大學公共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師曾志教授的身影出現在尼泊爾災區，她的另一個身份是安平基金管委會主席。這個致力於公益傳播和公益行動的基金會，與國內各大媒體一道成立安平媒體大本營，為前線媒體工作提供後勤支持。回國後，師曾志教授接受了採訪，就個人與社會、傳播與變革、思想與行動等諸多新媒體時代所面臨的問題，作了一番獨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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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傳播成為互聯網時代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傳播不僅是渠道更是權力。

深圳特區報：新媒介環境下，傳播方式出現了哪些明顯的變化？

師曾志：新媒介環境下傳播形式的明顯變化是單向傳播時代的終結。過去由於通信技術發展的局限，個體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以及大眾傳播等都可自成體系，彼此間少有影響，但新媒介的出現，打破了長久以來所建立起的傳播機制與格局，跨界、跨行、跨組織、跨媒介傳播在新的傳播格局沒有被建立起來時成為可能。

互聯網時代傳播形式的改變，與媒介在社會生活中更多地發揮作用有關。媒體與媒介是有區別的：媒體是組織機構的建制，它受組織機構目標、使命、權力、資源等的制約；媒介則是傳播介質與載體，通過人們的對話交流使得媒介承載著一種新的人與人的關係，討論的話題、參與對話的人、話語所形成的力量對社會的影響，有著自身的特點和價值。新媒介發展為每個人獲取信息、表達意見以及採取行動提供了可能性。「人人都是媒體」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雙向與多向傳播時代的來臨，其最明顯的特徵是對傳播內容生產與再生產機制的改變，傳播渠道的多樣性，打破了傳播管制的邊界，使得不同話語表達有了存在的可能性。每個人都可能從家庭、組織、機構等的身份中脫離出來，在與客觀世界的作用中變成主體，即具有自我意識和自我主張的傳播主體，他們自身的熱情、信念、信仰等也加入到傳播內容的生產與傳播中，在群體交流中實現著對個體自我的超越。在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人類之間關係的交流中，也在超越國家、民族、階級、階層、制度、組織、機構等的邊界，使人與人的密切連接成為可能。

總而言之，以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的傳播方式帶來的根本改變是媒介的社會化與社會的媒介化。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新媒介滲透到國家權力及社會治理之中，影響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新媒介在原有國家——社會關係中建構起了不斷變動的新的權力場域。它給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即如何認知權力？

深圳特區報：新媒介所賦之「權」，是權力還是權利？

師曾志：新媒介賦權中的「權」，指的是權力而非權利。T·H·馬歇爾在其《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一書中，將公民身份看作由公民的要素、政治的要素和社會的要素所組成，在此基礎上，公民的要素由個人自由所必需的權利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擁有財產和訂立有效契約的權利以及司法權利；政治的要素指公民作為政治實體的成員或這個實體的選舉者，參與行使政治權力的權利；社會的要素指從享有某種程度的經濟福利與安全到充分享有社會遺產並依據社會通行標準享受文明生活的權利等一系列權利。

新媒介賦權中的「權力」，指的既是一種資源、地位等的所有之物，也指其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並在相互關係作用中實現目標的能力。福柯是研究權力的大家，他甚至說，「權力本身並不存在，權力只有在關係中、在關係作用（運作）中才存在」。在互聯網+時代，我們更應設問權力來自何處，權力是如何獲得的，而不僅僅是權力是什麼的問題。

深圳特區報：您一直倡導「新媒介賦權」這個概念，新媒介如何賦權？

師曾志：新媒介賦權是新媒介在媒介社會化與社會媒介化情形下的總體表述，它是在國家總體性權力與個體性權力之間的博弈，是一種社會關係網路中權力的授予或剝奪。新媒介賦權與傳統社會關係、社會結構中賦權機制上有很大的不同。

傳統社會人大都在組織機構之中，賦權是從組織賦權再到個體賦權的，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群體賦權與社會賦權，其權力、資源等主要來源於組織機構。

新媒介賦權其賦權機制恰恰是從自我賦權開始的，在自我賦權的基礎上，帶動組織群體賦權、社會賦權甚至組織賦權。在這裡所謂的組織賦權是在觀念、策略、政策等各方面得到組織的認同，並在一定程度上被組織所認同和採納。自我賦權中強調行動主體的能力，凸顯出其激發社會資本的才能。

新媒介賦權，不僅指新的媒介，如移動互聯網、雲計算等，它更加指向的是新媒介使用者所構建出的一種新的社會關係網路。移動互聯網從表面上看，它是信息傳播的載體，但實質上它構成了新的社會關係網路，內容與傳播成為互聯網時代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傳播不僅是渠道更是權力。社會生活以及組織方式在這個新的社會關係網路中不斷進行解構與重構，其背後推動的力量就是作用於社會關係網路中的權力。

這種新的社會交往網路具有動態、異質、多元等特性，人們在獲取信息的同時，有了更多的表達和行動的可能性，在人們圍繞問題不斷討論和對話中，還可能採取行動，實現目標。這就意味著，權力存在於人們彼此間的意志與信念中，在人們交往、實踐、行動中生產著新的權力，同時也對原有的權力、資源、地位等造成影響。總之，新媒介賦權既作用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形構中，也在個體、群體、社會關係中生成或湮滅權力形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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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互聯網的出現，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運作規則。它所激發出來的問題意識以及人文關懷，提出了社會生活以及組織模式等各方面的改進政策和制度訴求。

深圳特區報：新媒介賦權如何影響公共事務的參與和公共政策的制定？

師曾志：新媒介賦權已愈來愈成為互聯網時代社會生活與組織方式的引導或阻止、創新或破壞的力量。這種社會的變革，已不僅僅影響到政治、經濟等公共政策的變遷，更重要的是對人們日常生活、思想觀念的影響，人們已很難依賴傳統習俗維繫我們的態度、情感、認知與行動，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需要公共政策的改變與支持。

傳統社會生活方式主要是靠血緣、親緣、地緣、業緣等連接的，受時間空間的影響，很多不成文的規定在引導、影響和建構人們彼此間的關係。社會組織模式嚴格受到組織管理與機制的約束，個體在社會結構中屬於從屬地位，組織賦權從根本上決定著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方式，個體是在組織賦權的基礎上開展工作，它更多是服從、執行組織的安排與要求。總體而言，無論是人們的社會生活還是組織方式都有其自身的規定性和秩序性。移動互聯網的出現，打破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運作規則。它所激發出來的問題意識以及人文關懷，提出了社會生活以及組織模式等各方面的改進政策和制度訴求，這些訴求關係到人的利益，激發了大家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

互聯網環境下，人們在新媒介賦權下，通過網路的對話、交流以及人們線下交往，參與公共事務。其賦權模式與傳統社會的生活與組織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即它是從自我賦權開始的，在自我賦權的基礎上，積極與自己熟知的朋友以及價值觀相同的，甚至是興趣愛好相同的人結成趣緣，在跨越時空中平等對話交流，激發出更多的社會資源和社會資本，群體認同基礎上形成群體賦權，如果這樣的傳播在更大的時空上形成，就會有更大規模的社會賦權。

自我賦權所生髮出來的群體賦權、社會賦權並沒有終止，社會的能動性，社會重大問題上人們在交流互動中已意識到，社會力量是有限的，有些事情還應當在公共政策的制度層面上得以解決。關切問題的組織者與討論者非常重視與政府等的對話合作，如鄧飛等發端於新媒介的「免費午餐」，直接影響促成國務院決定啟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王克勤等人發起的「大愛清塵」，促成國務院在正式文件里提出要強化塵肺病的救治與預防力度，湖北的十堰、貴州的仁懷、雲南的水富、四川的樂山等地方政府紛紛出台一系列關於塵肺病救治的相關的公共政策，在有些重大問題上，真正實現民間探索，國家行動。

深圳特區報：您的「新媒介賦權」主要指向對個人的「自我賦權」，個人的訴求能否符合公共利益？

師曾志：我們個體的主體性是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及在工作中不斷建構的，知識塑造著人，也在規訓著人。長期社會組織以及社會結構的穩定性，非常容易生產和再生產出大量的「組織人」與「制度人」。新媒介賦權改變著社會生活和組織方式，因此，自我賦權強調的是個人自我的主觀能動性，在時代躍遷的背景下，獲得一種適應或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能力。

過去我們在家聽父母的，在學校聽老師的，在工作單位聽領導的簡單化建構自我的時代已然成為歷史。對長輩的尊重依然是民族精神中的精華，但這是遠遠不夠的。在知識大爆炸的年代，長輩很多方面也需要向年輕人學習，很多思想思維方式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革。

社會變遷的一個明顯特徵是由經驗社會向經驗與體驗並重的社會過渡。體驗社會的到來，為個體發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間。組織中不僅需要聽話的人、批評的人，更需要建設的人。建設需要用行動，更需要帶來改變，它需要個體的智慧以及不斷挑戰自我的能力。

自我賦權在中國具有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恰恰體現出中國民族精神的魅力。梁漱溟在其《中國文化要義》中認為中國文化有兩大特點，一是「倫理本位」，即「就是要人認清楚人生相關係之理，而於彼此相關係中，互以對方為重而已」；二是「職業分殊」，職業僅僅是分工的不同，並不是地位高低的代表。兩者關係密切，共同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即「向上之心強和相與之情厚。」中國歷史文化中人與人重在倫理關係之中，這也構成了自我賦權最深刻的底蘊。

阿倫特曾經說過，「人純粹是為了生存而相互依賴，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公共意義，因此，只是為了維持生命的行為，不僅出現在公共領域裡，而且還會決定公共空間的外在特徵。」自我賦權與個人主義有著天壤之別，從本質上講，它是在不傷害別人利益基礎上的自我賦能，是在與別人交流互動甚至是鬥爭中獲取資源、改變自我生存的能力。自我賦權中的個人訴求若不能得到其他人的認同，也很難獲得。自我賦權其實只是賦權的前提，它更需要自我有獲得群體賦權、社會賦權乃至組織賦權的能力，這樣以僅僅滿足自我訴求為目的的自我賦權，是難以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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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賦權中強調思想與行動同等重要，思想不應凌虛蹈空，更傾向於內觀自我。

深圳特區報：您提倡「新媒介賦權，在傳播與行動中改變」，我們該怎樣去實踐這個理念？

師曾志：新媒介賦權既是賦予權力的過程，也可能是剝奪權力的過程。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改變著中國社會發展底層結構，如專車、Uber等的出現對出租行業的影響，淘寶對銷售市場的影響，創新與破壞、捍衛與顛覆並存。新媒介賦權使得社會處於深刻轉型期，面對很多新事物的出現，我們已少有傳統、規則可以遵循，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在行動中激發出自身的能量與能力，也在與別人的合作中促成改變。

新媒介傳播行動中人與人關係的建構不是以權力、資源、資本而是以信任、關係為基礎；不僅僅是以法律為基礎的而是以問題為中心的；不僅僅是以組織為主體而是以個人、群體為主體的；不僅僅是以單一社會主體方式組織起來而是以多元主體連接構成的；行動上不僅僅是整體單一性的表現方式而更多的是體現出行動多元的整合性；在多主體參與的共建中，克服了傳統組織能力單一的局限性。

深圳特區報：國家與社會，組織與個人如何去適應這種新媒介環境，實現有效的良性互動？

師曾志：新媒介賦權的今天，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需要反思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長久以來，在國家與社會理論中，關於國家最重要的定義，是由馬克斯·韋伯給出的，他說國家就是一個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壟斷的地域是一個確定的疆界。這讓我們有一種錯覺，認為國家就是靜態的，固定不變的。

美國政治學家喬爾·S·米格代爾是國家社會關係理論的代表性人物。他給出一個不同於韋伯的國家概念，即「國家是一個權力的場域，其標誌是使用暴力和威脅使用暴力，並為以下兩個方面所形塑：第一，一個領土內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於領土之上的民眾的組織的觀念；第二，國家各個組成部分的實際實踐」。這個概念凸顯了國家是一種組織觀念和實際實踐的內涵，國家和社會是相互賦權與相互塑造的，突破了國家——社會關係二元分析框架，對我們分析新媒介賦權下國家與社會、組織與個人適應新媒介發展的需要，實現有效互動意義重大。

新媒介賦權重新形塑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它說明國家權力不僅僅是指總體性的權力，也包括自我賦權、群體賦權以及社會賦權等，中國社會改革的力量正是國家自上而下以及個人、群體、社會等自下而上權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個人在組織內部的地位與作用也將隨著自我賦權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動性。

深圳特區報：您認為深圳的關愛行動與新媒介環境下的自我賦權有什麼樣的關係？

師曾志：深圳關愛行動持續了這麼多年，其最大的推動力就是多元主體聯動共建的結果。政府有關部門積極倡導，調動各方力量，籌措各界資源，充分相信NGO，發揮它們的力量並參與到社會各方面的問題中。深圳關愛行動中更難能可貴的是，行動的各個方面都活躍著志願者的身影，無論是深圳市民，還是外地來的人，讓他們很快能融入深圳的日常生活中，真正有了對深圳的強烈的身份認同感。在深圳關愛行動中，我們也看到媒體的廣泛參與積極報道，媒體話語對構建社會和諧作用巨大，深圳關愛行動也使媒體報道成為一種積極行動，報道與實際行動合二為一，實際行動成為報道的源泉活水。

深圳關愛行動中也體現出中國人的傳統文化精神，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的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講究的是家庭人倫關係，在現代更多地是以情感連接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職業分殊」。

自我賦權中強調思想與行動同等重要，思想不應凌虛蹈空，更傾向於內觀自我，在具體問題中，強調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及盡其在我的能力。

（文中所涉書影均為師曾志教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