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政策、策略之爭

理論、政策、策略之爭

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後，經濟生活中的三個問題就凸現出來。最大的特點是供不應求；最大的瓶頸是資金稀缺；最大的問題是發展。中國的經濟建設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展開的。同時，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是新的課題。雖說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領域已有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但蘇聯、東歐的經濟弊端已日益暴露，基本國情差異也很大。當時毛澤東已決心開闢中國式的道路，國內的經驗並不多，既是有的也沒有形成共識。這就導致了對經濟建設方針、經濟建設理論的爭論。其核心是：農輕重的次序、計劃的協調性、按比例與綜合平衡、經濟建設中的群眾路線與速度、是堅持開闢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還是按照蘇聯的意圖，進入所謂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經濟分工體系。

早在1950年就出現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觀點，主張首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一些必要的國防工業，再其次發展重工業。有人甚至提出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完全依靠蘇聯。毛澤東批評了這種觀點，堅持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周恩來支持毛澤東，他說：「毛主席說過，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站起來了，但要完全獨立，就要實現國家工業化，否則還要依靠人家。工業不發展，甚至已獨立了還有可能變成人家的附庸……蘇聯搞重工業、國防工業，我們搞輕工業，這樣行不行呢？若是一個小國，是可以的。但我們是一個近六億人口的大國，地下資源很豐富，如果不努力建設工業，特別是建設重工業，那就不敢設想了。」（《毛澤東與中國工業化》王駿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P42）這條「技術技能蓄積的發展」（闞存一語）道路被後來直到今天的事實證實了：毛澤東的選擇高屋建瓴、遠見卓識、完全正確，用二十多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不僅大大縮短了中國工業和科技與西方的差距，而且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改變了世界格局，形成了大三角，打開了開放的大門。這種戰略決策奠定的基礎，夯實的發展平台在今天尤為可貴。然而，由於鄧小平多少放棄了這條路線，在某些重大領域再次重搞「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買船」，在「科技無國界」的幻覺下，推行「市場換技術」，靠合資汽車、房地產（土地熱）、城市擴張、「世界加工廠」為「人家」打工等，單純追求含有泡沫GDP增長，正如闞存一所說：「但其後的發展卻脫離了民族的知識和技術建設，雄鷹折翼，經過20年的GDP高速增長，成為落後國家。」如果再不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那就不敢設想了。」

另一種觀點以陳云為代表。陳雲五十年代的經濟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做好商業工作》《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這兩篇文章中。陳雲認為：

1、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這種平衡包含兩個意思，是個比較緊張的平衡，既是常常有些東西不夠，但是絕不能緊張到是平衡破裂；組織供需平衡。他擔心搞建設過多，過快，會使社會購買力提高，破壞緊張的平衡。

２、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超過了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

３、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財政赤字，物資供應就不平衡。

４、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應首先保證必需的生產和必需的消費，然後再進行必需的建設，有餘再搞基本建設；

５、人民的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

6、農業制約著經濟建設規模。

7、要講究比例和協調。比例問題是薄一波提出的。如何做到信貸平衡，李先念有個說明：「只要在正常的範圍內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銀行透支，保持這個限度，大體就可以做到信貸平衡」。（決策第２８１頁）。

陳雲等人沒有看到當時中國的問題首先是堅持工業化道路的發展，並抓住供不應求的機會大力發展經濟，而過多的強調了資金緊缺，把重點放在經濟和市場的穩定上，也無法實現發展速度。顯然是想通過控制投資和社會購買力的增長，實現供需平衡，只在結餘的基礎上投資於發展，但基本不重視發展的速度。這種理論把平衡解釋為收支相低有結餘，並把保護平衡當作經濟生活的核心，這就把平衡庸俗和絕對化了，在此基礎上因受控制而形成的人為的經濟秩序恰恰掩蓋了需求的矛盾。在五十年代商品緊缺的情況下有些地方居然還出現了商品「多」的現象就說明了這點。過度地強調平衡，而不敢講或製造供需的缺口，其結果是阻止了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延緩了經濟的增長。對消費和投資的過度限制，把兩者完全限制在預算編製內，人民消費沒有按生存的需求作為標準，基建投資也不按實際需求安排，最終是限制了生產，使商品長期供不應求，陷入了以產定消的循環。這個問題是十分突出的，主要採取一般不增加工資總額或只能小量增加；一般不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達到有計劃地控制社會購買力的目標，並把它定為國策。從1950年至1976年全國工資增長幅度很小，農產品的收購價也只小幅度增加。這項政策還造成了農業人口無法向城市轉入，城市就業緩慢。綜合平衡還堅持面面居到的方針，以求得協調其實是平行發展，使有限的資金過於分散。

從兩年的反冒進和周恩來多次會議上對各級地方領導包括中央各部委「用冷水洗洗」的講話中可看出地方和中央一些部委「總想把工業多搞一些的想法」與最高層決策者產生了難以消除的矛盾，集中體現為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的焦點上認識各不相同，反映出了放權後中央高層的一些人加大控制地方的心理和在農業的發展上發展工業的思想。這是鑒於蘇聯、東歐、特別是匈牙利事件。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使農業長期得不到發展，經過39年產量僅高於沙皇時代最高年產量，輕工業也受到影響。的確，這是個兩難選擇。中國國力受限，要想快速實現工業化，特別是建立重工業體系勢必犧牲消費，農業也應適當為工業讓路，而且代價會較大。但這又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及所處的國際環境、地緣政治的長期目標的內在要求。這種客觀性的要求反映出來既是主觀上優先發展重工業並由此產生的急切心態。從短期看就蒙上了悲劇色彩。當然這並非不要人民，或許是按馬克思「類」犧牲的思想，要求人民承擔當下的犧牲而更多的著眼於綜合國力提高。生活消費的提高與政權的鞏固聯繫。人民對政權的擁護不僅在於福利，更在於政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顯然當時中央的一些高層對波匈事件更偏重經濟問題，而忽視了政治及政治體制。另外也許還受了蘇聯發展重工業，中國主要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蘇聯戰略的影響。反冒進有個重要特色，既放慢工業的發展速度。這種經濟政策，或許人民可以吃飽點穿好點，但是在1976年中國是建不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也不會成為世界第六工業大國。從現在看，中國工業體系主要完成於三個時期：三年恢復期（156個項目）；大躍進時期；1966----1976年。這對綜合國力的提高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這與其說是穩健，倒不如說是保守的經濟方針。它提供的是不斷地然而卻是緩慢的增長圖式。不可能有擴張的衝力。並且一旦收入減少，經濟就會下滑，也保證不了緩慢的增長，它缺乏有效的增長機制。就像只會管理好自己收支的企業得不到快速的發展，而那些敢於貸款投資的企業才能實現擴大的再生產。這種思想似乎不清楚凱恩斯《貨幣論》探討的中心問題是為什麼經濟的運行總是如此不平穩--有時繁榮得亢進不止，有時則蕭條得遲滯不前，沒有多餘的投資，便沒有擴張的衝力。按比例也是個模糊的概念。指責大躍進破壞了農輕重的比例是站不住腳的。二五期間農輕重的基建投資比重是１１.３，６.４，５４；而「六五期間」是５.１，６.９，３８.５，「七五期間」的１９８８年是３.０，７.４，４４.８。從中看到對農業的投資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且與重工業的比重比大躍進還大。這種保守方針在「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的思想指導下，在實際操作中就更加小心謹慎。實際上「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出現了低指標。在毛澤東的干預下都經過了向高的調整，既是最後確定的指標也有許多超任務完成。這種以「平衡」為中心，實現市場和經濟的穩定，避免天下大亂的經濟建設方針，或許是建立在一種缺乏政權和執政信心，低估了人民在創業時期的承受力的基礎上的。其實，新中國建立後，共產黨的政權和執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取得了全國人民公認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全國人民為經濟建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只要共產黨一心一意搞建設，與人民同甘共苦，不搞腐敗，不欺壓人民，即使在建設中犯了錯誤，人民是可以理解和諒解的，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很好的證明。

堅持應當首先保證必須的生產，其中主要部分應當保證最低限度的民生，建設規模超過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而且應該略有節餘；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人民的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不要赤字，不要向銀行透支。這是保守傾向的經濟策略。它因過分強調當前利益而忽視基建投資，用犧牲動態的速度換取幾乎靜態的平衡秩序；它也不是完全的滿足消費，而是以生產確定消費，最終使中國經濟走向以消費定生產的路子；它因為在財政信貸上過於求平衡，忽視了適當的赤字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實踐這種經濟政策需要維持高度的中央集權，即使如此這種比例與綜合也很難實現。其實，這種經濟政策在改革前的經濟活動過程里只是在調整時才使用，改革後也就不適應了。

對此毛澤東完全有理由提出質疑和挑戰。他五十年代的經濟思想表現在許多著作和批示（批語）中，其中以《論十大關係》、《正處》為代表。

1、儘快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同上的202頁）2、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報》社論《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舊的平衡一定要衝破，不平衡一定要出現，不平衡經過調節達到新的平衡。（同上第171頁）。堅持打破常規平衡和比例，以適當犧牲一些行業當前的利益換取中長期利益；

3、保證重點，不能百廢俱興，分散力量，1957年12月4日毛澤東關於二五計劃的指示：重點：煤、電、油等動力工業和冶金、化工等原料工業。機械工業發麵發展農業機械，另一方面要以發展原子能、飛機和無線電及精密機械工業為重點。輕工業要跟農業走。「充分可靠」不是越少越好，應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充分可靠，更多的向重工業和基礎設施投資，毛澤東在《農業大有希望》的報告上的批示：糧食、鋼鐵、機械是三件最重要事。有了這三件，，別的也就會有了。三件中，糧食及其他產品又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們應十分注意農業問題。（同上第224--225頁）。在工業方面，必須首先抓緊鋼鐵工業和機械工業，因為這是實現我國工業化，農業機械化和加強國防力量的基礎。

4、強調發展速度，用空間換取時間，在運動的過程中逐步規範出秩序。生產與基建在好省的基礎上儘可能越多越快越好，（同上第136頁）

5、不贊成蘇聯高度的集權模式，下放權力給地方，

6、1957年12月31日毛澤東經濟計劃工作指示：省市縣要搞規劃，培養工農知識分子；協作、聯省，逐步過度到經濟中心。如瀋陽為中心的東北地區（同上第145頁）、1958年8月10日--13日毛澤東提出「應建立比較獨立的但是情況不同的工業體系」（同上第239頁）。

7、以一種波浪式的方式前進。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進。1957年不搞「馬鞍形」是不行的，「馬鞍形」將來還會有。（史記上下第346頁）。

8、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設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提出經濟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同上第196頁）。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9、毛澤東《一個教訓》不能顧了生產，忘了生活（同上第289頁）。

策略：

1、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用群眾的主觀熱情和奉獻精神彌補國力的不足；

2、自力更生主，爭取外援為輔；

3、兩條腿走路；

4、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

5、統籌兼顧、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

6、1958年1月11日--22日南寧會議要年1月31日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從1958年起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鼓勵打破限制生產力發展的規章制度。經濟建設的領導方法、政治與業務、及技術革命問題。思想政治戰線的革命還會有的，但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技術革命上去（同上第159頁）。

7、1959年9月10日--29日視察武鋼時的講話：像武鋼這樣的大型企業，可以逐步地辦成綜合性的聯合企業。（同上第253--256頁）；

8、堅持「多快好省」的方針。

9、加大投資。

可以明顯看到毛澤東已在構建經濟建設的模式，他作了幾個努力。

一、內部運行模式。在（農、輕、重）產業之間，產業內部之間，通過對重點的多投資拉開差距，打破常規平衡和比例，造成供不應求的對產品的緊張狀態，製造經濟的新增長點。這就抓住了供不應求的機會，形成經濟內部的平衡與不平衡之間的自我調節的動態模式。

二、共同增長模式。通過放權使中央、地方、企業成為宏觀、中觀、微觀管理者，形成條條關係，並運用計劃、財政、稅收等經濟槓桿進行投資和分配。又在各地區建立以一個或幾個中心城市為依託的經濟大區，發展不同類型的獨立的工業體系，造成各地區間的商品流通格局實現競爭與協作。從而形成各個層次的利益驅動和調節機制。

三、互相促進模式。毛澤東已經看到經濟增長並非只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技術、文化的合力作用。在這裡又特彆強調技術革命的作用，要求黨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技術革命上。

四、主觀補償模式。強調充分發揮人的革命的能動性，變精神為物質力量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熊彼德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里認為資本主義運用利己動機使勞工勤於工作，而社會主義則能夠確保勞動大眾的忠誠或認同感，其結果是能使國民恪守新的集團性規則，社會名聲榮譽和社會評價等新的誘惑會驅使人們工作。走群眾路線的實質是讓群眾參與，做主人翁，自覺地以奉獻的精神工作。在物質奇缺的創業時期這是十分必要的，這樣做並不是否定物質刺激。而哪個時代也有這樣的客觀環境和思想基礎。毛澤東既把人看作物又把物看作精神，是一種通過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使物的潛力最大限度的發揮作用的精神。毛澤東在經濟思想上與陳雲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毛澤東不僅要站著或伸手，而且要跳起來吃蘋果，當然，有時不僅吃不到還會跌倒，但在作下一次努力的時候會重新選擇時間、地點和空間距離，因此吃蘋果的機會要多得多。陳雲則是站著，最多伸手吃蘋果，雖然很穩，但要失去很多次吃蘋果的機會。

五、波浪式增長模式。經濟增長過程是高低相交的向上路線。在一個時期，經濟會獲得快速的增長，並由適應到不適應，在此過程問題逐步暴露由快速到平緩進入調整。這是符合經濟發展的歷史，為大躍進後的調整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總路線的基本點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工業和中小工業同時並舉；通過這些毛澤東在《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上的批示：沒有現代工業，哪有現代國防？1958年毛澤東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我們的領導工作的重心需要適時地從農業和農村工作方面轉移到工業建設方面來。這是一種積極的經濟政策，應當說它更加適合當時的中國國情。這一條政策包含著中國特有的心理，因此對經濟建設具有強烈的磁性以主線貫穿於1950年開始的經濟發展，在三年恢復期、「一五」、大躍進時期、和1966年--1976年十年建設時期都是主導的經濟政策，它的許多思想對1978年開始的改革發生了深刻地影響。——摘自片一《反思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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