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中國古代倫理政治之得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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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豈之中國古代道德倫理思想都和一定的政治聯繫在一起。在儒家看來，個人修養的目的最終是為了治國平天下，因而在中國歷史上存在著倫理與政治的結合。有些學者說，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實施的是倫理政治，這是有道理的。我們反觀歷史，可以看到，這種倫理政治有其長處也有短處。從長處看，首先，它提倡「民本」思想。《尚書》中的兩句話「民惟邦本，本固邦守」，可說是這種思想的起源。後來《管子》強調：「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孟子把「民本」思想歸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這種思想浸透於古代的哲學、政治和文學著作中。在古代哲人看來，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真正體現了「民本」，就意味著他的道德修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道德與行事是聯繫在一起的。其思維方式是這樣的：一個人的道德修養越高，他越是明白事理，他立身處世也就越能順從民意，並且能夠為黎民百姓辦實事好事。同樣，一個人為百姓辦的好事越多，說明他的道德修養越高。這也是古代士大夫們為之奮鬥的目標。今天看來，倫理政治將道德與行動聯繫起來，這是一個好傳統。當然，古代所謂「民本」，並不是真正以黎民百姓為本，那時的歷史條件做不到這一點，只是在以君主和社稷為主體的條件下來講民本。封建社會在皇權至上的狀況下才講順民心、順民意，這無疑帶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其次是憂患意識。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孟子也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然後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孟子·告子下》）在他看來，道德君子將憂患留在生時，安樂存於死時;人在逆境中艱苦磨鍊才能增加才幹，實際上這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老子發現了「物極必反」的規則，要人們注意防止事物向壞的方面轉化。《易·繫辭上》有這樣的話：「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在安定中不要忘記危殆，在興旺時不要忘記失敗。努力消除危殆和失敗的因素，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謹慎行事，以民心為心，為民謀幸福，這才是長治久安之策。這些都是憂患意識的哲學基礎。關於憂患意識，最典型也是最動人的話，是北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范仲淹在他那千古名篇《岳陽樓記》一文中所說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倫理政治中的精粹思想。再就是「和而不同」的觀點。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要在大一統中包容多樣性，從多樣性中去尋求統一性。「和」，即是多樣內容的統一;「同」，是單純的一致。「和而不同」是在統一中包含多樣的內容，而不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簡單一致。「和」與「同」是春秋時代的兩個常用術語。晏子曾對齊景公說，「和」就像八音的和諧，一定要有高下、長短、徐疾各種不同的聲調，才能組成一首完整和諧的樂曲。「同」就正相反，如果琴瑟的聲調都是一個樣，怎麼會有動聽的聲音呢？孔子說過這樣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他認為，君子以「和」為準則，但不盲從附和，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小人則反是。「和而不同」的思想觀點，對於個人來說，應多方面吸取知識。對於執政者來說，避免獨斷專行，廣泛聽取意見，處事公正。這也是中國倫理政治中值得肯定的思想。最後，「身正令行」。中國倫理政治很重視執政者個人的道德修養，主張言行合一，不能雙重人格，不能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孔子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這裡的意思是：執政者自身端正，才能治好國家;如果己身不正，怎能使別人端正？孔子這些話，說出了一個客觀真理：治理國家的人，應著重從自身找原因;事情的成或敗，往往不在外部而在於自身。以上四方面似可認為是中國古代倫理政治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古代的倫理政治也有糟粕，最有代表性的一點就是封建主義等級制。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其等級是以政治權力為標誌的。這就是說，誰的官位大，誰的身份地位就高。而作為國家主宰的皇帝和皇權則是這個權力的核心。統治者為鞏固封建社會的等級制，便制定了各種禮制。古代的禮制從主要方面看是用來區別尊卑貴賤的。這種禮制終於發展成為封建主義官僚政治。在這種狀況下，道德倫理對於統治者的約束作用便顯得微乎其微了。這說明只靠倫理道德來調節政治，那是很不夠的。歷史早已過去，但是它給後人留下了經驗和教訓。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其中，經濟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道德建設則不能離開經濟和法制這樣的主題。我們提倡道德，不是把它作為一種抽象的學理來探討，而是把它視為為經濟和法制服務的實踐活動，其目的是為了提高人們遵紀守法和勤懇工作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來源：《春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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