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社會資本與執政黨的政治空間

培育社會資本與執政黨的政治空間

蔡　霞

隨著市場經濟生長發育，社會分工體系日益複雜，社會利益和思想文化多元分化，社會公眾參與公共生活的願望被極大地激活，公民政治正在不可阻擋地萌芽生長。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如何推進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如何面對變化了的社會？這是無法迴避的一個重大課題。

談國家現代治理體系建設，不能不談社會。究其本意，治理是國家與社會的合作。之能夠達成社會和政府的合作，基礎性條件在於擁有豐厚的社會資本。中國共產黨能否在未來的政治進程中獲得新的政治空間，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能否對公民社會的成長有個清醒正確的認識，能否積極主動地培育社會資本。

一、推進中國政治發展的和平轉型需要培育社會資本

在我國，社會資本是一個相對新鮮的概念，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最早提出這個概念，此後有代表性的學者如科爾曼、林南、帕特南等，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概念作出界定。簡單地說，社會資本是個人和群體為實現自己目標所能依憑和運用的社會性資源，最主要的是各種社會聯繫所結成的關係網路以及人們互動的規範。關係網路是社會資源的有形表現，關係網路的最主要載體之一就是組織。而人們在關係網路中互動所形成的信任、合作、互惠等規範則是無形的社會資源。社會資本的數量和質量是國家綜合實力的主要部分，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影響著國家的發展。

具體到當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即是在我國文明轉型過程中建設現代國家制度，將傳統國家轉變為現代民主法治的國家。在一定意義上說，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培育社會資本、推進民主法治建設的過程。

1.擺脫政府管理困境需要公民社會的生長

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發生了深刻變化，各類深層次矛盾糾纏交織，各種社會問題接踵而至。如何及時化解各種矛盾衝突，為我國實現現代化創造更為寬鬆和諧的環境條件？對於執政黨來說，是提高執政能力的問題，對政府來說是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問題。亨庭頓曾經指出過當國家的發展落後於社會的演變時，國家治理能力就不足以應對社會快速演變所產生出來的複雜問題。目前的情況表明，執政黨和政府似乎相對被動。

從兩個事件說起。一是徐純合事件，民間流傳著一些視頻，央視也播出了一些視頻，官方與民間各有各的說法，這裡暫且不論。問題在於，為什麼徐純合買了車票而不被允許乘車？據說他是當地的維穩對象，據說他要出去上訪，所以要在車站攔截他，最終釀出震驚全國的慶安事件。

二是四川鄰水事件，數萬民眾蜂擁上街，儘管防暴警察全副武裝，當面對民眾的憤怒和如雨點般砸來的石塊，只能後退，場面失控。隔日，防暴警察再次進入縣城面對單個民眾時，數個警察圍毆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場面殘暴。這兩個事件，一個是政府面對民眾個體，一個是政府面對民眾群體，但由於缺乏和平理性溝通，雙方以暴力對暴力，最終以國家暴力戰勝民間暴力告終。

面對社會衝突，為什麼政府落到只能靠暴力平息事態的地步？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有13億國民，但尚未形成健全的社會。什麼是社會？社會是生活在一定地理空間中的人們之間的有機聯繫所形成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各種關係的集合。社會的本質是人和組織形式。人們要結成相對穩定的關係，必定形成各類組織，人們在組織中獲得自我管理的能力，從而解決單個人所無力解決的問題。

計劃經濟條件下，全能政府控制一切，行政單位施行社會功能。改革開放後，社會發展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個人面對自身所無力解決的問題只能倚賴黨和政府，但是實際上黨和政府做不到全能、萬能，結果希望變成失望，倚賴變成對抗。一旦發生衝突，政府面對的是無組織的社會，政府找不到可以對話的對象，最終只能採用暴力壓制以平息事態，但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由此，解決大量社會問題，必須要有社會自我管理能力的生長。人們常說，市場失靈要有政府，而當政府失靈時，必須得有社會。社會生長的實際含義就是社會資本的積累和發育。市場、政府、社會這三方力量的平衡、互補與制約，才有一個國家的良好運轉。就此，執政黨和政府不能以壓制的態度對待社會，而要歡迎和扶持社會的生長。

2.好民主需要豐厚而良性的社會資本

俞可平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引起極大反響：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世界一些地區近年來的政治變化表明，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推行西方民主的制度模式後，反而使那裡更加混亂。於是，有的人由此質疑民主，也有的學者在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觀點基礎上提出「好民主才是個好東西」。

其實，問題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問題，而是什麼樣的社會基礎能支撐民主政治制度成功運轉。

「好民主」是什麼樣的？我以為，即在憲政法治條件下，民主不僅是國家政治制度，而且是日常生活方式，社會和諧運轉、各方面秩序井然。在此中，公民權利得以有效實現，公民自由得以保障。就是人們常說的長治久安。

這就是說，好民主是需要民眾素質提高的。社會資本越豐厚，就越能支撐國家層面的民主制度良好運轉，反之，則陷入混亂。

迄今為止，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現代民主制度，是由精英有效操控來達成制度的有效運行。由於制度本身為社會大眾提供了基本權利保障，因而多數公民並不像政治人物那樣關注政治，大眾參與公共政治的熱情下降，對政治存在一定程度的冷漠。在民主法治制度基本健全並有效運行的條件下，確實會存在這類現象。但是當一個國家處於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國民參與政治的熱情快速高漲，必然使政治體制承受極大壓力。由此，在發展民主的過程中，原有體制因壓力而出自本能地後縮，拒斥公民參與，甚至打壓公民組織。這會造成政府和社會更深的隔膜，使國家出現社會衝突和動蕩。由此，在民主推進中，一方面國家政治生活必須逐漸放開，使社會公眾有渠道有空間參與政治，另一方面公民參與則需理性有序才能有效。理性、有序參與政治需要提升公民素質。

公民素質問題，說到底是個社會資本問題的積累和培育問題。

人們在談美國的民主時，認為三權分立的國家民主政體保障了美國的發展和社會和平。其實這只是一個方面，美國的憲政制度能很好運轉的支撐，在於美國鄉村社會深厚的自治傳統和自由主義政治理念。

培育社會資本，很重要的是有意識培養普通公民的參與素質與參與能力，這對於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是不可缺少的基礎條件。社會資本積累於生長於民間社會，需要從基層社會做起，所以，帕特南提出，民主的改革者必須從基層開始，切實鼓勵普通公民之間的民間約定，鼓勵民間組織和民間網路的發展，即促進社會資本的積累。

總之，提升公民素質才有好民主。但是，素質和能力一時的不足決不能成為壓制公民社會生長的借口，而恰恰需要我們更自覺地去培育並投資社會資本。換句話說，培育社會資本的過程，即是把臣民變成公民的過程，是提升社會自我管理、自我協調、自治能力的過程。

3.中國政治的和平轉型需要培育和積累社會資本

黨和國家一體的執政方式，使執政黨陷入各類矛盾旋渦之中，並被推到國家與社會緊張關係的浪尖上。國家、官員、社會都承受巨大壓力，並在三者間惡性循環，使三者關係的緊張度不斷增加。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穩定是一種僵硬的剛性穩定，值得執政者深思。

「剛性穩定」的思維和機制，儘管依憑國家強制力量可以把民眾訴求和衝突控制在一定範圍以維護既有秩序，但無法緩解社會內部各種關係的緊張度。正由於這樣，民粹情緒在快速滋長和蔓延。民粹情緒在一定條件下是引發社會極端行為的心理條件，這在群體事件中可以明顯地看到。於是暴力行為不斷升級，而法治權威不斷削弱。如果說，暴力革命可以打碎舊世界、打出新政權的話，那麼，暴力決不可能建設一個新型的現代國家。

我國社會在未來的政治進程中能不能擺脫暴力而實現和平轉型？這個問題越來越具有現實性。和平轉型的主導在黨和政府，而和平轉型的根基在公民社會,在社會資本的生長。公民的各類社團組織能夠有序發展並發揮各自功能，則社會大量問題就有獲得解決的多方面渠道，就不至於非得依憑暴力，而使國家和社會之間形成分權、開放、合作關係，內生出社會自我管理、自我修復的能力，形成有序的「韌性穩定」。

就大趨勢而言，走向民主法治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必然，現代國家只能建立在政治生活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由此，國家崛起的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國家治理的發展過程。如果僅僅把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看成是自上而下的把政府做強做大，則必然是公權強大而民權衰弱，這樣的國家能力只能是表面強大而內里空虛脆弱。

二、執政黨要積極引導和培育良性民間社會資本

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初，充分運用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暴力機器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為了鞏固新生政權，嚴厲打擊破壞政權的敵對力量。此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一直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強化國家「統治」職能，強力摧毀了1949年建政前城市社會脆弱的市民自治以及農村社會傳統的鄉紳自治機制。執政方式基本上是權力高度集中，政黨職能與國家職能不分，依靠政策治國和運動方式，推進各項事業和黨的建設。黨對國家政權，國家對社會是管制，形成全能黨、全能政府。

這種執政方式的弊端：一是黨內發生某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執政黨國家化，黨的領導權力化，黨的組織行政化，部分黨員幹部官僚化。

二是民主法治不健全，權力得不到有效控制。一旦發生決策錯誤，或者出現權力搞特權腐敗，都是社會和歷史為之買單。

三是社會基本沒有生長的空間，社會發展活力被壓抑，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共同參與和管理公共事務，還沒有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

四是黨的活動主要以國家體製為依託，在國家體制內開展活動，各個黨組織憑藉掌控國家延伸到單位的行政權力，對社會實行領導。由此，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執政黨與社會的分離，乃至形成體制性的政黨脫離群眾。我們幾十年來一直講防止黨脫離群眾，而始終不能解決問題，實際上這不僅僅是黨員幹部的思想作風問題，而是政黨、國家、社會三者關係的結構合理與否的問題。這就使得執政黨的政治空間被局限在國家體制範圍內，黨的政治活動空間事實上變得狹窄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一現象被自然地認可，而到市場經濟和社會生長發育起來後，執政黨政治空間的狹窄就逐漸凸顯出來。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快速生長的突出表現，就是各類社會組織的生長並發揮作用，有的社會組織影響力很大。「有組織的社區社會不僅是值得嚮往的公民生活方式，而且是實現社會治理的重要機制，也是國家層面民主政治有效運行的基礎。」（燕繼榮：《投資社會資本》第6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然而，在執政60多年之後，執政黨內一些幹部恰恰害怕民間社會組織起來。有些幹部依舊用傳統統治者的心態和控制型的思維對待社會組織，想方設法加以限制。

憲法第35條和第41條闡明，人民有結社的自由。依憲執政，就需要使憲法付諸實行。結社是社會自我組織生長的現象，通過發展社會的關係網路，使社會的自發秩序逐步形成和擴展。社會組織的生長，這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客觀趨勢，無論你喜歡不喜歡，承認不承認，它都會生長起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村民自治、城市街道社區的居民自治，實際上是社會資本生長積累的生動體現。當然，從政府層面說，依法執政，用法治管理和規範各類社會組織的行為是完全正當和必要的。

今天，執政黨該如何對待社會？如果黨組織順應現代文明趨勢的要求，積极參与其中，支持和引導推進法治意義上的民主自治，基層黨組織是可以在民主自治中獲得很大政治空間的。即一方面執政黨把自己的根基深深地扎到社會中去，不斷擴大政治凝聚力和影響力，另一方面引導民間社會在國家法治框架內逐漸提高自我管理、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提升公民素質，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夯實社會基礎。

執政黨如何培育社會資本？據我近幾年來參與北京市一些街道社區居民自治的實踐和觀察，可以看到這幾點：

黨組織在社會資本的培育中發揮引導作用，這裡的空間非常大。執政黨的領導，在社會基層和對國家政府的領導，其原理和方式都有不同。在社會基層，黨組織不能以領導為名對社會民眾實行變相操縱甚至強力控制。面對基層社會的民眾，黨的領導主要是引導，不是靠權力地位來建立政治權威，而是幫助基層民眾組織起來自我管理，引導民眾通過與政府合作、社會協作等多種方法來自己解決問題，在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中，通過獲得民眾的信任而建立起政治威信，形成凝聚力。

這種引導作用在三方面：一是黨組織對下屬黨支部和黨員的引導。這既是培育社會資本的過程，也是黨群關係重構和改善的過程。比如街道黨委引導下屬黨支部和黨員在收集民意、整理表達民意，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中發揮骨幹作用。

二是黨組織對政府部門和工作人員的引導。引導政府工作人員在了解民情中更多地理解民眾，了解民眾對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服務的需求；引導政府在政務公開、財政透明中取得民眾的信任理解支持，引導政府和居民合作共同解決公共事務問題。

三是引導民眾組織起來，通過組織化、制度化的表達和參與，學會理性對話，增強規則意識、義務意識，學會平和討論而不是壓倒批駁式的辯論，培養包容、妥協、合作精神，從而增強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信任。

有學者認為，健全和穩定的現代民主不僅僅依賴其「基本結構」的正義，而且還依賴其公民的品性與態度，如公民的身份感、寬容能力、合作能力、自我節制和擔負責任的願望，「如果沒有具備這些品性的公民，民主制就難以統治，甚至是不穩定的。」（《共和、社群與公民》第236頁許紀霖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民主素質不是天生的，只能從參與中逐步提高。由於長期暴力專制政治的影響，對立鬥爭思維、成王敗寇意識、重人情淡法制、只知小圈子利益而不懂公共利益等狹隘眼光，都可能使社會一旦進入民主的快車道就變成不可收拾的混亂無序。

調查表明，北京市這些社區基層黨組織的努力獲得了明顯的成效，執政黨自覺積極地培育社會資本生長，能夠有效促進社會的有機凝聚，有效促進政府和社會的良性互動。

就此，可以為長期困擾而形成的一個認識死結提供解扣的線索：在民主政治中，基層實行選舉是必然的，一旦真正實行憲法意義上的法治性充分競爭選舉，誰能獲得選民的擁戴？執政黨會不會因失去選舉而喪失自己的基層政權？議員多不一定當然執政，國外的情況屢見不鮮。實踐表明，在基層社會政治中，民眾的選舉實際上不是選黨而是選人，誰能為他做事，維護他的利益，他就選誰。如果執政黨有許多基層黨員被社區選民選為人大代表，使其黨員在地方人大代表中占多數，執政黨還會害怕因選舉丟執政地位嗎？

積极參与社會資本的培育，恰恰打開了執政黨未來的真正空間，使它獲得新的活力。我們國家雖然目前還沒有這樣的制度設計，但在將來逐步擴大基層社會民主選舉時，基層黨組織擁有獲得廣泛社會公眾認可的，有很強競爭力的候選人，這就為今後的民主選舉打下執政黨自己紮實的社會基礎，進而大大增強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法理性基礎。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責任編輯　王彥君）

(網路主編 王海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