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的局面

位於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的「思陵」，是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崇禎帝朱由檢及其皇后周氏、皇貴妃田氏的合葬陵墓。視覺中國供圖

導讀

天啟皇帝朱由校二十三歲正常死亡，沒有子嗣，傳位其弟朱由檢，這就是著名的崇禎皇帝。萬歲天啟醉心於木匠手藝，本職工作很不稱職，其權力常由太監魏忠賢「千歲」代理，然而他卻希望其弟能成為「堯舜」，他的另一個要求是希望其弟繼續重用魏忠賢。《崇禎長編》卷一記載的原話是：「吾弟當為堯舜。」又曰：「魏忠賢可任也。」對這兩句充滿內在矛盾的「臨終遺言」，崇禎皇帝繼承了前一句，拋棄了後一句，還算有政治理想。但是，整個崇禎時期，銳意進取之君與病入膏肓、難挽頹勢的現實之間不可跨越的鴻溝，是一對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們彼此牽制、互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結的方式糾纏起來，一道把明王朝絞死在一棵歪脖子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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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皇帝不享福

歷來都把崇禎皇帝視為悲情人物。許多人替他抱有不平，嗟嘆此人勤勤懇懇，一生操勞，卻不得好報。只因人們久已習慣了皇帝的淫逸，一旦偶爾有個將身心撲在國事上的，大家好像反而於心不忍，覺得這樣當皇帝，有點虧。

不管怎麼樣吧，崇禎皇帝真的是沒享過一天的福。他的不享福，與老祖宗朱元璋宵衣旰食那種簡單的勤政生涯不同。除了身體的忙碌，朱由檢苦在精神和內心。登基前後擔驚受怕；做皇帝一十七年，朝野內外，危機四起，一團亂麻，他左支右絀，疲於應付，吃不香、睡不安；末了，死都死得不輕鬆，國破家亡，帶著恥辱和錐心之痛，自盡。

那張龍床對於他，如同針氈。

如果崇禎早生幾十年，在那種時候做皇帝，也搞這麼幾下子，絕對是鶴立雞群，絕對可以作為一個有作為、不平凡的皇帝留諸史冊。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的時候，這一切不頂用了，歷史對於朱由檢提出的要求，遠多於此，也遠苛於此。擱在往常，這麼勇於破除陋政，已屬難得；但現在，他不單要能破，更要能立，國家千瘡百孔，危在旦夕，必須拿出辦法來。在「破」的方面，崇禎做得不錯，然而對於「立」，他卻拿不出什麼辦法。

就主觀言，他確實努力了。他曾說：「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屢召平台，時厪（勤字的古體）商確，期振惰窳，共爾位一洗欺玩頹靡之習，共收奮膺熙績之功。」這是事實，不是自吹自擂。裡面提到的「屢召平台」，指皇帝親自接見群臣，處理日常政務。這種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檢不單把它恢復，並且一直堅持下來。他鄭重承諾，除酷暑奇寒等過於惡劣天氣以外，「朕當時御文華殿，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參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

他打算面對現實，動員群臣一齊來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現實的最激烈的批評家。崇禎四年，他借遭遇旱災為題，敦促舉朝反思，一口氣例舉了十一種嚴重歪風：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講真話。二、「用人不當」，有才幹、有能力者不能進用。三、「任事者推諉不前」，尸位素餐，得過且過，明哲保身。四、「刑罰失中，而獄底多冤」，司法腐敗。五、「墨吏縱橫，而小民失所」，基層官吏為非作歹，欺壓百姓。六、「遵、永之援軍，擾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線的軍隊，擾害民眾。七、「秦、晉之徵夫，妄戮無辜」，在山陝兩地征夫過程中，擅殺人民。八、「言官之參論，修怨徇私」，負責糾察政紀的官員，不秉公行使職權，而摻雜個人目的。九、「撫按之舉劾，視賄為準」，地方要員根據賄賂，來決定對於屬下的薦舉或參劾。十、「省、直之召買，暗派窮黎」，各省及南北直隸，把徭賦的負擔主要加之於窮人。十一、「邊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國家用於邊防軍事的糧餉，被大量私吞。

他對局面如此之壞的理解，落在吏治這一點上。他要以吏治為綱，綱舉目張。

有沒有道理？有道理。經正德、嘉靖、萬曆、天啟四朝，毀得最徹底的就是「士」這個階層。信仰全喪，操守和職業道德也跟著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騙、損公肥私。

然而，崇禎雖然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卻拿不出解決的辦法。

簡單講，此時明朝就像一間即將倒閉的公司：朝廷與官員之間，好比僱主和僱員之間失去了信任，原來雙方訂立並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約被破壞了，循規蹈矩、認真負責、勤懇工作的僱員，一個接一個倒楣，而耍刁使滑、胡作非為、中飽私囊的僱員，反而被欣賞和提拔，給予各種實際好處甚至榮譽。所以，每一個僱員如今都明白過來應該怎麼辦，不再遵守契約，也不再相信他們的僱主。

崇禎的做法，無非是重申朝廷與官員之間的契約，並要後者相信他這個主子跟前面幾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對官吏們來說，他們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徹底換一個新的僱主。

以前士大夫對於朱家，心中存著「效忠」二字；而今他們腦子裡只有「博弈」意識，即大家都在玩一場遊戲，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誰玩得過誰。

一個比較理想主義、比較有激情的皇帝，趕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義、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較搞笑。

崇禎的見地不能達致這一層，所以他氣憤：我這個皇帝，夠正派，夠勤奮，夠負責，夠辛苦，你們上哪兒找這麼好的皇帝？為什麼還不振作，還不兢兢業業，還不積極進取、奮發有為？沒有好皇帝，你們抱怨；有了好皇帝，你們卻也並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發厭惡「深負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激越之語。

孟森先生對此語尤不以為然，譏問：「孰知用此亡國之臣者即鑿然亡國之君也？」這責難，在邏輯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僅僅以此邏輯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頗。整個崇禎時期，銳意進取之君與病入膏肓、難挽頹勢的現實之間不可跨越的鴻溝，是一對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們彼此牽制、互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結的方式糾纏起來，一道把明王朝絞死在一棵歪脖子樹上。

君臣之間

政風劣壞，人們往往以「腐敗」二字言之。但細察其情，腐敗也是有分別的，不能一概而論。

有一種腐敗，鑽制度與法律的空子，以權謀私。這類現象，何朝何代都有，無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認為——權力必然伴生腐敗，惟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較嚴密、監管比較有效，就輕一些，反之就重一些。總之，這種腐敗雖同屬可恨，但我們無奈卻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權力本身這東西，人類可以消滅之。

還有一種腐敗，已不僅是鑽空子，偷摸為之而已，簡直成了與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禮的另一套規則、尺度。制度、法律，名義上雖在，卻已形同虛設，社會的真正運行不能按照公開的合法的準則，而非得按照腐敗的準則，不然就不能運轉，就簡直無法辦任何事。這種腐敗一旦發生，社會必已到崩潰邊緣，因為在它背後，是人心的徹底渙散，社會沒有任何公信，完全返於「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動物狀態，顯示了「好一似食盡飛鳥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普遍而強烈的預感。

李清，崇禎年間中進士，並開始做官，歷刑、吏、工三科給事中，官場見聞極廣。明亡後隱居，將所歷者記於著述，因為曾任職三科，故名《三垣筆記》（垣，古時也是官署的代稱）。明末政壇的腐敗，究竟到什麼地步，翻翻此書，大致可以明白。

內有一條，記錦衣衛頭目吳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吳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泄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東廠情形亦復如此。李清舉了一個例子，說某知縣送給翰林編修胡守恆二十兩銀子，求他寫一篇文章，胡錢還沒拿到手，僅僅事為東廠所聞，「亦索千金方已」。

這裡面值得注意的，有這樣幾點：一、錦衣衛和東廠是當時兩大刑偵部門，竟然完全變成敲詐搞錢工具，而誰都曉得，司法腐敗（執法違法）乃是最可怕的腐敗。二、事情的背景，應該是崇禎狠抓吏治，展開清查貪官污吏的行動，然而連這樣一個行動本身都變成了腐敗的一部分，時事糜爛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吳孟明及其兒子「故泄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時這做法的背後，也確實是以大量腐敗現象為支撐，「緝獲州縣送禮單」即為明證，可見從中央到地方，統統爛掉，大家無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嗎？且慢，僅僅索賄受賄還不算什麼，更有甚者，不是什麼人都能讓當權者接受你的賄賂，這錢送得出、送不出，還得有門路。當時有個叫吳昌時的禮部郎官，專門充當行受賄賂者的中間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問題的官員，都走他的門路，「必托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而姓吳的，自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亦揚揚居功」。這是李清親眼所見。

是不是只有東窗事發、大禍臨頭的人，才行此齷齪之事？非也。權錢交易，滲透到官場的每個細胞。每年政績考核之時，便是權錢交易旺季，因為考核的結果與晉職或改遷直接相關，想高升的，或想換個肥差的，此時就全靠金錢開路。李清說：「予同鄉數人，轉易如流，問其故，皆以賄之增減為升降耳。」誰說金錢萬能是資本主義特產？極權帝制，金錢也萬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問題，同樣靠錢擺平。崇禎即位以後，對賦稅抓得很緊，給各地方定下額度，但這額度又很有些想當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說陞官不可能，還得停發工資和降級，據說有「住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如此，計將安出？還得靠孔方兄出面。「時戶部（財政部）堂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手為政，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謠言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誚。」書手，也即文書，負責編抄的刀筆小吏。地位雖卑微，但在這件事上意外地握著生殺予奪大權。他們所為，說白了就是做假賬，現代社會的腐敗分子也很用得著這種人。

明末政治的渙散，並不止乎腐敗一端。辦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責、虛與委蛇，是普遍狀況。即便沒有腐敗到那樣的地步，以當時士大夫的精神狀態和工作作風，明朝離亡國亦已不遠。

崇禎圖謀振興的抱負，很快受到這種現實的沉重打擊。他好幾次怒不可遏當面斥責大臣：「你們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猶然事事如故，召對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朕自即位以來，孜孜以求，以為卿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榷時，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

這些批評，一針見血。正德、嘉靖、萬曆、天啟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難見帝君一面，即有奏對，也多為虛套，一百多年不曾認真研究問題、處理問題，大小臣工早已養成大而化之、馬虎含糊的習慣。

在《烈皇小識》中，類似場面比比皆是。作者文秉，為東林名流文震孟之子，所敘之事顯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禎侍講，常得親炙聖顏（崇禎為學頗勤）。因此，《烈皇小識》的內容，有相當可信度。

自文秉筆下，崇禎皇帝朱由檢展示出來的，是讓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維清晰，注意力集中，總是能夠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談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當，不留情面。就明快乾練論，太祖、成祖以後諸帝，只此一人。

就這樣，崇禎一步一步走向那個著名的結論：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禎緊急召見百官，彼此相視無語，束手無策。「上書御案，有『文臣個個可殺』語，密示近侍，隨即抹去。」這一刻，崇禎對群臣的仇恨達致頂點。

崇禎對群臣失望的標誌，是重新依靠宦官。

關於明朝亡國的認識，必須還以歷史的公道。我們看得很清楚，百餘年來，甚至更早，朱明王朝坐在龍床上的每個人，都在自掘墳墓、驅離人心。現在，不過是到了它應當領受這種合理結局的時候。崇禎只說他不是亡國之君，單單不提前頭理該亡國之君恰有多少！據此，說他對朱明統治的罪孽既無認識，更無任何誠懇的醒悟與懺悔，恐怕毫不為過。一旦挖出這個思想根源，雖然他自評並非亡國之君，而國仍在自己手裡亡了，看來也並不冤枉。

他肯上進，不甘墮落，困苦中仍不放棄而冀有所作為，這些品質是確鑿的，但他幾乎每一個好的方面，都同時伴隨著致命的局限性。比如說：他有鮮明強烈的意志，卻缺乏把這樣的意志成功貫徹的能力；他有高昂的熱情，卻因為不能冷靜縝密地思考而使這種熱情流於急躁與浮躁；他自尊自持，卻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剛愎自用的區別；他有是非有主見，卻缺乏對現實實際的體察和理解；他渴望效率、喜歡雷厲風行，卻往往忽視事情的曲折和複雜性；他明快直切，不懂得很多時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給人空間和餘地；他很有原則性，卻不解當執則執、不當執則不執，不會妥協、不善合作、不知轉圜；他嚴於律己，卻不能寬以待人；他敢愛敢憎，卻沒有識人之明……他這種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個還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亂之時的英傑之主——才具不夠。

山窮水盡

暫將崇禎明瞀與否撇開不論，或姑且假設他是一個好皇帝，明朝晚近以來難得一見的有道明君，也一樣無補於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禎時代，處境確非山窮水盡、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國祚已竭之象，彰顯無遺。

以大要論，必敗之徵計有四者：一曰外有強敵，二曰內有大亂，三曰天災流行，四曰國無棟樑。

四大危機不獨齊而並至，而且相互糾纏、彼此生髮，緊密相扣、惡性循環，任何一種情形的惡化，都造成其他危機的加深加重，根本是無人能解的僵局，只能以「死機」了事。

遼東失陷以來，邊事日急，邊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則餉益多，而加派隨之沉重，導致民不聊生。文震孟《皇陵震動疏》把這種滾雪球效應，講得比較清楚：「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自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崇禎自己也承認，登基七年以來，社會現實基本是「國帑匱絀而徵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民不聊生，遂嘯聚山林。內亂既生，若在平時，徵調精銳之師專意對付，或可控制局面，然而偏偏邊境不靖，具一定戰鬥力的邊兵無法抽用，只能以內地戍兵進剿，這些兵卒不僅毫無戰鬥力，本身軍紀廢弛，不但不能平定地方，轉過來囂擾虐害良民，文震孟一封奏疏反映：「今調官兵剿賊，本以為衛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賊，反以殃民，以致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以「平亂」始，以禍亂終，「亂」不能平，遂由星星之火而漸趨燎原。

動亂雖起，從歷史上看，中國的百姓假設未被拋至饑饉之中，猶或惜命畏法，不致率爾鋌然走險。偏偏天公不作美，災害大作。秦、豫屢歲大飢，齊、楚連年蝗旱，和沉重的加派一道，逼得人民全無活路，只有追隨造反——打家劫舍，猶勝等死——所以闖軍所到之處，爭先以迎。所謂「賊勢益張，大亂由是成矣」。局部社會動蕩，於是演進為天下大亂，「流寇」遂由一部分敢為天下先的「豪傑」之所為，一變而成普通小民競相加入的社會洪流。

當此天人交困、內外並擾之際，國不得人，是又一深深悲哀。面臨虎狼之秦，趙國有幸出來一個藺相如，暫渡難關。劉備走投無路，此時說動諸葛亮出山，情勢立刻改觀。苻堅驅百萬雄兵而來，晉人自己都感覺不能當其一擊，但只因謝安在，運籌帷幄，竟然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擊敗前秦大軍。澶淵之盟時，遼強宋弱，遼軍勢若破竹，直抵黃河北岸的澶淵，距東京不過二百里，志在必得，宋國舉朝惶惶，紛論南遷，全賴寇準審時度勢，智性應對，遂以澶淵之盟換來百年和平……這些都是危難之際，國得其人，而挽狂瀾於既倒的例子。我們看崇禎時期，前後兩位主事者溫體仁和楊嗣昌，一個鄙劣奸惡、唯知忌人有功不說，自己除了玩弄權術一無所長，另一個雖不特別小人，卻是一個典型夸夸其談的馬稷式人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史惇《慟余雜記》曆數列位大帥：「內閣督師，只孫愷陽（承宗）少見方略耳。命劉宇亮，而宇亮以賞罰不中敗矣。命楊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敗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將帥賂又敗矣。至命吳甡，而憚不即行。命李建泰，而未出近畿兵即潰散。」全不中用。本已搖搖欲墜的時局，託付他們掌握，真可謂「破屋更遭連夜雨,漏船又遇打頭風」。說到這一點，崇禎用人錯誤，難辭其咎；假設袁崇煥不被殺，又假設洪承疇以守為主的戰略構想被尊重，遼事並非不可能出現另一種局面。

崇禎之死

三月以來，謠言紛紛。人們雖不知李自成大軍確切位置，卻都知道它正在逼近，有力、穩定地逼近。「京師滿城洶洶，傳賊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京城戒嚴，不讓進，也不讓出。接替陳演當上首輔沒幾天的魏藻德，借口籌餉，想溜之大吉，被崇禎冷冷拒絕。他要成全他們死國的「決心」；這些阻撓南遷的人，不可以立了牌坊，再去當婊子。大家無所事事，得過且過，行屍走肉一般，困在孤城、坐以待斃。

有一個謠言，稱十二日闖軍即攻下昌平，計六奇在《明季北略》中還專門辨析這一點，說昌平失守確實在十二日，「載十六（日）者，十六始報上（指崇禎十六日才得到這個消息）耳。」但這的確是個謠言。昌平失於十六日中午，確定無疑。這是闖軍一位隊長姚奇英親口告訴羈押之中的趙士錦的：「後予在賊營中，隊長姚奇英為予言，初六破宣府，初十破陽和，十六早至居庸關，午間至昌平，而京師茫然罔聞，良可浩嘆。」以闖軍摧枯拉朽之勢，如果十二日打下昌平，絕對無須七天後才抵京城。

崇禎同樣無所事事，等死。十六日這天，他居然還有心思接見一批剛剛考試合格、準備提拔到中央任職的縣官，「問裕餉、安人（擴大餉額和安定人心的辦法）」。此時的崇禎，簡直像是搞惡作劇的行為藝術家，存心開士大夫們的玩笑——都這份兒上了，還沒事兒人似的裕什麼餉、安什麼人心？

——「滋陽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節慎；安人繫於聖心，聖心安，則人亦安矣。』上首肯，即命授給事中。」

捧腹之餘，不難感受到崇禎的戲弄與刻薄。

考選進行到一半，有人進來，悄悄遞給崇禎一件「密封」。

「上覽之色變，即起入內。」

何故？

密函報告：昌平失守。

這，就是喪鐘真正敲響的那一天。

十七日，兩路農民軍，一路到達今天大北窯以東的高碑店（不是以產豆腐聞名的河北的那個高碑店），一路到達西直門。「寇已薄城，每二三四里扎一營，游騎絡繹相接。自是城上炮聲晝夜不絕矣。」

崇禎照常上班，「召文武諸臣商略」。君臣面面相覷，束手無策。「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這時，崇禎悄悄在御案寫下「文臣個個可殺」之語，示之近侍，隨即抹去。俄頃，守城總指揮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至，汗浹霑衣」，他伏地哭奏道：「守城士兵都已經不肯抵抗，用鞭子把一個人抽起來，另一個人馬上又趴下了。」崇禎聞言，大哭回宮。

守軍不抵抗，是因為根本無力抵抗。「京軍五月無糧」，「率飢疲不堪任」。國家無錢，權貴富人不肯出錢，倒是偶爾有「小民」捐錢；趙士錦親自經手了這樣的捐款：「十七日，厚載門外，有小民捐三百金。又一人，久住彰義門外，今避難城中，年六十餘，一生所積，僅四百金，痛哭輸之戶部。」

十八日，外城破。城破之前，李自成曾派先期投降的太監杜勛進城談判。崇禎召見了杜勛。李自成開出的條件是，割地西北，分國而王，並由明朝賠款百萬兩。不知為何，未能達成協議。此事載於《甲申傳信錄》《烈皇小識》《甲申紀事》《明季北略》等。但不可信。設若李自成所開條件真的不過爾爾，崇禎沒有理由不答應。可能李自成確曾派人入內與崇禎接洽，但內容並非如上。《明季北略》另記一條，似較真確：「（杜勛）盛稱『賊眾強盛，鋒不可當，皇上可自為計』，遂進琴弦及綾帨（暗示崇禎自絕），上艴然起。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

這是對崇禎施加壓力，打心理戰。

彼時發生的事，多帶有「風傳」性質。包括曹化淳開彰義門（又稱廣寧門，清代以後稱廣安門）投降事。據說，這並非曹化淳的單獨行動，事先在一部分內外臣中間達成了「開門迎賊」的公約，「首名中官則曹化淳，大臣則張縉彥」。孤證，不可考。另外，開門時間也有兩種說法，一為十七日半夜，一為十八日。除彰義門為曹化淳所開，農民軍同時攻破其他幾處城門。曹化淳開門只對他個人有意義，對北京城不保沒有意義。

外城陷落的消息，十八日傍晚傳入大內。「上聞外城破，徘徊殿庭。」夜不成眠。初更時分，太監報告內城也被攻破。還剩下皇城和紫禁城最後兩道屏障。崇禎領著王承恩，登上萬歲山（景山），向遠處眺望。夜幕中，京城烽火燭天，逐漸向皇城蔓延。

崇禎在那裡踟躕了約一個時辰，回到乾清宮，發出畢生最後一道諭旨：「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軍事事，夾輔東宮。」這道諭旨有無意義、能否送達，都大可疑。

隨後，他把全家人——周皇后、袁妃、太子及諸王子、小女兒長平公主——召集起來，做最後的安排。

孩子們來了，仍身著宮服。崇禎嘆氣：「已經什麼時候了，還穿這種衣裳？」

即命人設法找來平民舊衣，親手替兒子們換上。

「記住。」他這樣叮囑說，「一旦出宮，爾等從此就是小民。將來在外，遇上有身分的人，年長者稱『老爺』，年輕的呼人家一聲『相公』，對普遍百姓，年紀大的要叫『老爹』，與你們年齡相仿的要叫『兄長』，對讀書人以『先生』相稱，對軍人就尊一聲『長官』。」

吩咐內侍把三位皇子分別送到他們的外公周、田兩家。

三皇子臨去之時，聽見父親在身後大放悲聲：「你們為什麼會不幸生在我家！」

淚眼送走兒子，崇禎請兩個妻子一同坐下，捧酒，痛飲數杯，對她們說：「大事去矣！」相對而泣，左右也都哭作一團。

崇禎揮手，遣散所有宮女，各自逃生。對自己的妻女，令其自盡。

過去，因為已故田妃的緣故，周皇后跟丈夫的關係並不愉洽，但她仍然不假思索返回坤寧宮，遵旨而行；臨別前，說了最後一句話：「我嫁給你十八年了，從來不聽一句，終有今日。」

袁妃是崇禎所寵愛的女人，因此賜她自盡。而這不幸的女人，自縊，卻因為繩索斷裂，「墜地復甦」。崇禎發現後，拔劍砍之。據說砍了三下，手軟，不能再砍。袁妃最後據說不曾死去，被農民軍發現，「令扶去本宮調理」。

其他曾臨幸過的嬪妃，「俱親殺之」。

又遣人逼天啟皇帝的懿安皇后「速死」。張氏是夜至晨，兩次自縊未果。第一次為宮女解救，第二次又被李岩專門派來保護她的士兵所阻止。李岩對這位品行端正的前國母，一直心存敬意。但是次日晚間，張後仍趁李岩部下不備，懸樑自盡。

最慘一幕，出現在崇禎與長平公主父女間。是歲，公主年方十五，驚嚇和戀生，令她啼哭不止。她沒有勇氣自殺。崇禎素疼此女，五內俱焚，長嘆一聲，將剛才送別兒子們時說過的話，重複了一遍：「汝奈何生我家！」遂左袖遮面，右手揮刀，砍向公主。公主懼怕用手來擋，左臂應聲而斷，昏倒於地。崇禎雖欲再補一刀，終因周身顫慄而止。

放兒子們生路，讓女性親屬盡死，並非「重男輕女」，而是基於皇家名節不容玷污。在那個年代，這高於生命。所以崇禎殺妻殺女，凄慘無比，但不能視之為滅絕人性。

女眷們一一喪生，崇禎則神秘地從宮中消失。至少，十九日天亮後李自成部隊闖入宮時，他們沒有找到他。問遍宮人，無人知曉。李自成大不安，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然而，賞金沒有能夠發出去。

直到二十二日，人們才在後稱為景山的皇家後苑的亭中，發現對縊而亡的兩具屍體。一具屬於近侍王承恩——當初那個將「有」字釋為「大不成大，明不成明」的太監，一具就是崇禎皇帝朱由檢。屍體被發現時呈下狀：頭髮披散著並且遮住面孔，普通的藍袍，白綢褲，一隻腳穿靴，另一隻脫落。經檢查，在朱由檢身上找到了以血寫就的遺書，略云：諸臣誤朕，無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以發覆面，勿傷我百姓一人。

無法確知死亡時間，大致不出於午夜至清晨這二三個時辰之間。是日，大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公曆1644年4月25日，星期一。

責編：羅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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