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其人其事：華人與非華人

從血統上看，李光耀是純正華人，但從教育上看則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在踏入政壇前，他和華人社區的互動並不密切，最早與華裔親密接觸，則是出於爭取基層支持的需要。

在長達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強調或淡化華人色彩，是李光耀審時度勢、交替使用的兩大方略。

爭取自治之初，為了擺脫「親英精英」形象，取悅在海峽殖民地佔人口多數的華人鄉親，他強化華人形象，甚至在公共場合放棄使用用慣了的英文名「哈利·李」。但當自治實現、左翼在華人圈坐大時，他便不惜通過與馬來亞合併的辦法「稀釋」華裔情結。當馬來聯邦倚仗人口優勢，強推歧視華裔政策時，他打出「保護華人利益」旗號，促成新加坡獨立；獨立後為了切斷華裔和「唐山」的認祖歸宗淵源，他再度淡化族裔色彩，樹立「新加坡國民」理念，甚至為此不惜關閉了「南洋華人文化大本營」—新加坡南洋大學。

為了對抗強大的中華文化圈影響和「共產主義滲透」，李光耀採取了「西化」政策，通過經濟、司法體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現代化，爭取「國際化」紅利，同時強化英語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衝、戰略要地的便利，實現經濟「搭便車」。他讓新一代華裔認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則星光黯淡。他成功地讓這個「人造國家」在短短一兩代人的時間裡，便神奇地實現了新的國家認同，並在很大程度上剪斷了新加坡華人的「唐山」臍帶。

淡化華人色彩還有助於李光耀對新加坡的控制：建國以來，他煞費苦心搞「集選區」、反對黨比例上限，讓反對黨即使獲得25%左右的平均選票，最終到手的議席也只有區區一兩個，「保證少數族裔當選權」就是個屢試不爽的金牌道具。

然而當李光耀發現，自己的「集權式」、「高壓式」現代化，開始越來越多被西方詬病時，他便再次祭起「華人文化圈」、「儒家治國」的法寶。他強調新加坡這個南洋華人國家的特殊性和東方性，為自己的做法辯護。他搞的新聞管制、家長制、裙帶作風、威權政體、變相世襲，以及苛嚴的法規、令人側目的鞭刑，等等等等，都會被「文明世界」斥之為「野蠻行為」。

總的來說，在「大中華圈」正式外交場合說英文、在英語圈則說普通話的李光耀，推行的主要是一條「黃皮白心」的路線。如南洋大學事件，自獨立的那一天起，新加坡就不斷試圖拿它開刀。當華人激烈反彈，政府不得不妥協後，李光耀就在70年代初打出「雙語文化」旗號，在全新加坡強制以英語作為中小學第一教學語言，從而使新加坡華裔的母語能力直線下降。最終讓南洋大學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得不在1980年關閉，被併入用英語教學的國立新加坡大學。

如今的新加坡華裔已經普遍「黃皮白心」，以說英語為榮、說漢語為恥，很多人即使在家也常常以英語交流。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張漢音曾做過一個調查，發現有超過20%的年輕新加坡華人表示「如果有來生，一定不做華人」。其族裔認同度之差，比新加坡馬來裔、印度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對於當初李光耀所聲稱的立國初衷而言，實在是個不小的諷刺。

其實李光耀和新加坡如此做，有其良苦用心：相比龐大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必須強調華人社區的特質，才有自立的基礎；但一旦自成一體，華裔和母體—中國本土的血脈聯繫，就成為新加坡立國的最大隱患，因此他們才一方面在名義上強調華人文化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又在實質上掏空華人文化的內涵。

值得一提的是，同時被掏空的還有印度裔、馬來裔的文化，取而代之的則是舶來品英語。由於「南洋十字路口」的重要地位，新加坡一度憑藉英語左右逢源，成為亞洲金融和航運中心之一。用英語而非另一種族裔語言替代漢語，既可避免出現「少數統治多數」的族裔分歧，又可防止其他近鄰藉機覬覦，可謂一舉兩得。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新加坡將國家符號、象徵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新加坡華裔在被中國內地人問及「你是哪裡人」時，總會先回答「我是新加坡公民」，然後再小聲說出自己在大陸的原籍。

由於獨立較晚，新加坡並不是1954年9月成立的、旨在防堵中國「擴張」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成員，但在歷史上，它卻十分積極地參與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行動。新加坡的海、空軍基地都提供給美軍永久使用，在美軍撤出越南和菲律賓後，新加坡成為東南亞美國唯一的永久性落腳點，也是除日本外，世界上為數不多允許美國航母在緊急情況下進駐的國家。由於不論在亞洲還是東盟，新加坡的國力、經濟力都排不到前列，且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劣勢還有擴大之嫌，新加坡當局認為，自己必須依附一個強者，方能自立自強，在世界上發出自己響亮的聲音和充分的影響力。在他們看來，在同文同種的中國，和世界第一、且具有共同「英語紐帶」的美國間，靠攏美國無疑是上上之選。

當然，隨著中國的日漸強大，這種「一邊倒」逐漸變成了表面上的「左右逢源」。但從內心而言，「親美疏中」、「遠交近防」，是新加坡不變的既定方針。因為在他們看來，近在咫尺且語言、人種相同的中國，隨時可能「吞噬」這個彈丸小國，而遠在萬里之外的美國，則不會有這樣的胃口。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