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研究】邱美榮：倫敦恐襲與西方社會的轉向趨勢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副研究員

內容提要

這起恐怖襲擊事件，血洗美麗的威斯敏斯特橋，襲擊英國的權力心臟，或許會深刻影響英國、歐洲、甚至整個西方的政治生態。

本周，52歲的英國肯特郡人哈立德·馬蘇德（Khalid Masood ）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橋上開車碾壓和撞擊行人一直到議會大廈前停車下來持刀行兇被擊斃，造成5人死亡40多人受傷。這起恐怖襲擊事件，血洗美麗的威斯敏斯特橋，襲擊英國的權力心臟或許會深刻影響英國、歐洲、甚至整個西方的政治生態。

倫敦恐襲，只是「一隻落地的靴子」。近年來，英國一直將恐怖襲擊列為第二高危的「嚴峻」等級，即極有可能會遭受恐怖襲擊，但不是隨時、即刻會發生恐怖襲擊。據英國媒體披露，目前有大約450名極端分子住在英國，約50人受軍情五處和反恐警察的嚴密監視，這些人為「伊斯蘭國」（IS）或者基地組織的鐵杆支持者，正策劃在英國發動25起恐怖襲擊。因此，英國有反恐專家直言不諱：反恐領域的每一個人都相信英國將發生恐怖襲擊。大家討論的不是是否襲擊，而是何時襲擊。

倫敦恐襲，或許標誌著恐怖主義活動的新模式以及反恐形勢的嚴峻。與以往不同，發動恐怖襲擊的不再是身披長袍頭裹面紗的異族，而是本國公民，是西方社會的成員。「明槍易擋，暗箭難防。」藏在內部的敵人最難防範。恐怖主義者也不再使用槍支彈藥，而是汽車、菜刀這樣的日常生活用品，這種低技術手段在未加防範情況下更易實現；恐怖主義有便捷的徵召和聯絡方式，通過新媒體等網路和數字手段即可勾連由激進分子組成的網路或個人。他們或許在現實生活中從未謀面，但可以通過網路進行指導和訓練，組成國際象棋式的網路聯結組織。因此，恐怖活動和恐怖分子的變異發展，塑造了一種有「遁形」能力的新恐怖模式，「大隱隱於市」的恐怖分子及其活動，識別與防範的難度加大，因為恐怖襲擊不再需要大型協調和數月時間的準備，而是更為隨機，一兩個人攜著匕首或者開著劫持的卡車沖向人群就可實現。

倫敦恐襲或許會加深英國社會在安全與自由之間的難題。長期以來，在西方對IS的戰鬥中，英國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它位處海島也沒有加入申根協定，無歐洲人口自由流動的困擾，還管制邊境，嚴控槍支，這些讓協調一致的恐襲更難在英國完成而且因其在漫長的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力量方面的經歷，英國錘鍊了一支強勁的安全力量。但這起十多年來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不僅衝擊了西方最堅硬的堡壘，也衝撞了英國的社會心理安全，並加劇英國在國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間保持平衡的困境。應對反恐而進行監控的力度與人數激變。一方面，監視無禁區，對於公民的郵件、通訊以及社交網路的監控力度異於尋常，無孔不入。不僅如此，對可疑分子的監視、甚至監禁也迅速擴大。據英國《每日之星》報道，英國警方去年在英格蘭和威爾士一共逮捕了339名疑為與恐怖襲擊有關聯的人士，創下歷史紀錄。在被逮捕者中，80%為英國公民，比前3年增長了57%。對於一個有深厚自由民主文化根基和社會規範的國家，這未嘗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會加劇社會的震蕩。

倫敦恐襲，也或會影響整個西方的社會生態，變得更趨保守和封閉。從布魯塞爾到巴黎，從柏林再到倫敦，恐怖主義成為懸掛在歐洲頭頂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實際上，自2001年的「9·11」事件以來，西方社會已經歷了幾十起恐怖主義事件，尤以近三年為劇。安全是社會和國家穩定的基石與底線。「9·11」恐怖事件美國讓國際社會「站隊」，支持其反恐戰爭，持續10多年，整個國際社會仍歷歷在目。近年來的恐怖襲擊事件，一定程度上讓整個西方社會都經歷了「我們」對「他們」這種族群間的對立，以及社會趨於保守強化監聽監控、網路信息安全、數據留存等基礎性制度的安全立法和監管。這次倫敦恐襲，會否讓英國加入德國和美國等對IS宣戰，尚需觀察。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對立，已然加劇。

在為那些無辜喪生的平民哀悼的同時，我們也需深刻反思，為何IS恐怖活動目前如此活躍和猖獗？從阿富汗、利比亞再到敘利亞，西方治理世界的模式及對與極端勢力有關聯的反對武裝的支持，或許提供了部分的答案。

小編：lt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上觀新聞》20170324；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平台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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